托妮·莫里森:《爱》自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8 次 更新时间:2014-09-29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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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妮•莫里森  

现在她死了,于是我可以说:她曾跟我们一样欢笑、玩耍,听说她成年后过得还不错。然而在当时,当我们都长到十二岁,或者还要小一点的时候,她仿佛在一层轻纱后面,让人捉摸不定。她引人注目地漂亮,眼睛流露出疏远的神情,她的笑容总是有所保留,这让她的微笑更迷人;她像是知道什么,却不愿意告诉我们。那是四十年代早期,我们用“孤傲”来形容她,尽管在当时,我觉得她其实只是很哀伤。某种珍贵的东西无法挽回地失去了,一切都无济于事。她的神情让我想起那些令人生畏的老人的眼睛,他们坐在门廊下的摇椅里,或者倚靠着篱笆,望着我们,那眼神仿佛在说,用不了多久,我们也会知道他们已经知道的噩运和灾难。“嗯哼。”——当我们被门槛绊倒,或者是刮破了衣服,他们就这样小声咕哝着。“你的脑子去哪儿了?”——当我们失手把奶瓶掉到地上、或者让煤火扑出了炉子,他们就会这样问我们。他们一本正经地问一本正经的问题,不动声色。他们知道,我们总要跌倒、掉东西、被毁、遗忘,还有可能丧失神志。她似乎也知道我们的不幸,但不像老人们那样眉头紧锁。她的微笑总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哀伤的同情。

她最突出的表现——她的幕后生活的最明显标志——是不喜欢男孩子。当我们嘻嘻哈哈、叽叽喳喳地说哪个男生“很棒”、哪个男生“英俊”、谁又“看上”谁时,她总是无动于衷,一言不发。她非常成熟,我想,作为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这简直没什么来由。后来,当我知道是什么把她跟我们(也许是跟整个世界)分开时,我变得像害怕睡眠一样害怕清醒。我无法想象她父亲怎样暗地里把那样的行为强加于她——完全超出想象的边界。我脑海中浮现不出任何清晰的画面,真真正正无法想象。容易想象的,是那些让人畏惧的老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的东西必将引发的危险。毁坏、跌倒、失落、愚笨,它们不仅此时此刻存在于我们的本质中,还预示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甚至还来不及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信任的人,我们将生命相托付的人,便会(或者说,可能或企图)利用我们的幼小、无知和需求来玷污我们,把我们一直污染到骨头,打乱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生活变得跟他们的一样:明显地一团糟。

关于她的流言浮出水面时,那位共谋的妈妈遭到了最深的蔑视。她像是从来就没听说过碱,没听说过毛玻璃或棒球棒。女人们怒火中烧,男人们撇着嘴,毫不掩饰他们感到的恶心。

人们对我说,我写的主题总是爱。总是,总是爱,我点头,是的,但这不是真的——不完全是。事实上,我一直在写背叛。爱是风暴,而背叛是既将爱劈开、又将爱揭示的闪电。

我极其喜爱《爵士乐》的创作过程带给我的挑战:打破或忽略传统的写作规则,用其他更严格的规则取而代之。在《爵士乐》中,叙述的声音就是书本身,它想象、创造、解释、犯错、改变,物理和空间的限制在它的才能面前变得无关紧要。在《爱》中,那些素材(爱的形式和背叛的种类)也渴望类似的自由,这种渴望深深打动着我——只是这次它们体现为一个具体的参与者的声音。人物内心的叙述充满了隐秘而偏颇的洞察,一个既不受时空限制、又可以在生命与非生命的边境上游走的“我”可以打断它们、观察它们。因此这个叫“L”(“爱,Love”的首字母——译注)的人物的存在,正是为了代表并展现她的名字所拥用的想象与变形的品质,以及它那既具建设性、又具破坏性的非凡禀赋。

我脑海中清晰浮现出来的第一幕场景里面有一个小男孩,他刚搬到一个新社区,渴望融入周围的人群。他是自己的身体需求的人质,但他违抗身体的命令,一直忠于自己的心。在那样的环境中,人们崇尚蛮横的即刻满足,这个男孩对陌生人的毫无保留的关切让他遭受了侮辱。这一幕揭示出社会秩序的神秘与恐怖。从这第一幕开始,其他人物的故事开始慢慢发展起来:他们的脆弱演变成耻辱和孤单——明确感觉到没有任何人可以放心地依赖。最让人感到苦涩的背叛当然不是敌人的背叛,他们的欺诈已经在意料之中。我们的朋友、我们信任的人——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背叛才让人感到彻骨的寒冷。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但仍然让我感叹不已,我不可避免地注意到这些人的具体生活跟更广阔的文化生活之间的平行关系。我开始对非裔美国人如何处理种族内的冲突和背叛感兴趣,我想弄清楚他们究竟选择了什么样的武器来对抗这些冲突和背叛,让自己没有被它们摧毁。几十年来的民权变革像其他根本性变革一样,要依靠大家的齐心协力(相助相爱)才能取得成功。人们经常把内部出现的任何纷争——无论是健康冲突、还是恶性分裂——当成背叛,当成跟冷漠一样致命的态度。社会凝聚力的减弱和增强不是哪个民族独有的问题,而种族政治(像宗教一样)自然让这个问题压力陡增。非裔人民为了实现统一的政治格局,通过变革战胜了他们共同的敌人(这里的敌人是白人的政治力量),然而在成功的故事底下,或者更确切地讲,跟这个故事一起发生的,是另外一个故事,一个分裂的故事:传统关系与阶级忠诚的根本变化,这既标志着自由、又标志着疏远。在风暴闯入她们的生活之前,茜德与克莉斯汀一直生活在民权运动之前的轻松亲密的氛围中。她们之间那条错误的界线,是一个人的强力不顾后果地任意妄为的结果。她们的自然联盟分裂了,伴随而来的是恐惧、顺从、抵抗、溃退和壁垒森严的互不信任。如果没有其他力量参与调和,任凭不信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政治的)的机制自行运转,后果可想而知:无理性的彼此轻蔑、暴力冲突、自我臆想、例外论、仇恨、摒弃共同的语言,所有这些都在书中人物之间上演,他们相信自己的根基已被铲断,再也不能复原。因为克莉斯汀和茜德已经失去了太多东西,她们不仅失去了单纯和信仰,还失去了父亲和母亲,或者更确切地说,失去了父爱和母爱。她们在情感上得不到成年人的保护,便把自己交给她们认识的最强有力的人——这个人的身影在她们的想象中比在真实生活中还要庞大。

为了保护自己,为了免遭更严重的抛弃和背叛,她们戴上一幅假面。凭借什么,才有可能清除导致她们的行为的原因?而和解的原材料又是什么?

我没有走上女孩式的顺服的生活道路——女性那种要么面带微笑、要么愁眉不展的听天由命——不是因为我有一位性格倔强的母亲,一位支持我的父亲,再加上我贪婪的读书习惯,而是因为,我从相互冲突的来源中得知“世界上存在着武器”,知道这一点让我感到安慰。那些武器是另一种棒球棒,它们是反抗、出路和知识;它们不是孤军奋战,是团结他人;它们不是沉默,是发言。针对所有可能威胁到我们福祉的事物,我们可以建起一座军火库。我们当然要培养娴熟的技能,要学会理解保卫什么、怎样保卫,珍惜什么、怎样珍惜。

她选择了恭顺,向暴力低头。失去了尊严,甚至失去了儿童的脆弱地位,还有什么可失去的?人按照社会习俗裁断她,无声地谴责她。那么,如果她说出来,情况又会如何?然而向谁说?向我们?几乎不可能。那是四十年代初,我们相信自己已被抛弃,注定要摔倒、掉东西、遗忘、丧失理智。我想,也许我们可以爱她。以某种方式,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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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蓝弩文艺》2011年3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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