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时代是英模辈出的时代，那些被树立起来的英雄模范，其名字经过日复一日地宣扬，一个个响彻云霄，其事迹经过反复灌输，不能不深入全国男女老少极其有限的记忆空间，他们的豪言壮语更成为全社会毋庸质疑的座右铭。那个时代的中小学课本里，英模事迹是重要部分，无论是高度艺术化的典型情景，还是非常人所能吐出的一字一句，深深印刻在几代人的心中，最终成为亿万男女持久的思想资源。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伴随着阶级斗争的沉重脚步，紧跟着政治运动的疾风暴雨，英模产生的频率加速，宣传规模也达到顶峰，学习的热度都在一百以上，连日记，这种隐私性最突出的文字都成了被不断加工修改的公开出版物。文革时期，英模也是文革话语的一种有效表达形式和文革成就的有力显示，在文革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诞生和学习的英模与文革的进程密切相联，准确传递出文革发展的思想脉络，其意识形态特征更为鲜明、时代思维模式更为典型、塑造的痕迹更为明显。
文革期间学习的英模有两类，一类是文革期间产生的人物，而另一类则来自于文革之前。文革前出现的英模能够顺利延续为文革期间的榜样无不具备这样几种特点：一是受到毛泽东题词和表彰，二是以学毛著闻名，三是其英雄表现都是阶级斗争和保卫国家财产的简单结果，以军人和未成年人为主。所有英模都是每个时代所宣扬的意识形态主题的成果，即使没有这样的主题，也会加工改造直至成型。
极端个人崇拜的典范
极端个人崇拜是文革得以顺利发动的主要原因，文革又反过来强力推进了极端个人崇拜，直至空前绝后。而极端个人崇拜的形成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学毛著运动密不可分，正是一浪高过一浪直至最终成为日常铁定行为的学毛著，才使后来的文革锋芒所向披靡，所有被打倒、清洗的人无不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下遭到社会的唾弃和批判。
学毛著运动首先从军队开始，再推向全国各地，其主要推手是林彪。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1960年9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他的提议，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议题，号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学毛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学毛著应该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又推出了影响深远的学毛著方式：“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由于他的竭力倡导和全军全国各级的极力推动，活学活用、讲用会后来成为中国政治学习的普遍说法和主要形式。发行总数曾经达到50多亿册《毛主席语录》也首先出自军队，再版前言就是林彪的手笔，全国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但熟记于心，还被谱曲演唱，成为中国音乐史的一景。
毛泽东时代的英模大多为军人，他们无一不被宣传为活学活用毛著的积极分子，从言谈到日记，都被毛著的“光芒”所笼罩，将毛著所有字句的注解和应用一概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个个都是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表率，标准形象就是捧着一本毛著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而毛泽东又不断发出学习解放军的指示，让军人英模的榜样作用更加突出，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是那个时代英模的根本方向和最高理想。对王杰的宣传，按林彪的指示是，我们宣传王杰同志，主要宣传他的优秀品质、模范行为和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于是，王杰成了活学活用的典型。刘英俊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又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吕祥璧是“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为我们作出了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榜样”；李文忠是“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门合是“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
学毛著，不是我们平时所讲的阅读或学习，也远远超过了教徒对宗教经典的崇敬心理，这种学习无益于思考，更没有多少知识可以获取，而是在其中寻找臣服、膜拜的感受，通过学习再提升臣服、膜拜的水平。在对英模的大规模宣传中可以发现，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几乎是英模们生存的目的。
“昨天我听到一位从北京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回来的同志作报告。他说，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他们，毛主席的身体很健康，对我们青年一代无比的关怀和爱护……当时我的心高兴得要蹦出来。我想，有一天我能和他一样，见到我日夜想念的毛主席该有多好，多幸福啊！可巧，我在昨天晚上作梦就梦见了毛主席……我一定争取实现自己最美好的愿望，真正见到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昨天晚上，领导宣布我代理副班长职务，可是能力不足啊！感到压力不小，自己又无领导能力，又无经验，有些畏缩。感到了困难，我就想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我就找到《关于重庆谈判》一文，在这一文中毛主席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毛主席又说：‘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又对照了自己，毛主席不正象对着自己说的吗？”
这是六十年代两位著名英模雷锋和王杰的日记摘抄，是否原文，无从得知，但公布、学习、宣扬这些日记，就清晰地表达出，全力推进极端个人崇拜是当时树立英模的主要目的。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产物
阶级立场鲜明、阶级斗争勇敢，是文革和文革前出现的各类英模的基本标准。他们的产生紧随阶级斗争的时代风向，清晰地表达出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征。在他们身上，让我们看到了阶级斗争理论的宣传要素，假如失去了阶级斗争的大背景，其英模主题就会丧失了那个时代的传播意义，如果没有阶级斗争残酷性的社会造势，他们的英模形象也不会显得那么高大。那个时期的所有英模，无论原始的，还是塑造的，可以说，几乎都与阶级斗争思想结为因果关系。
文革前的英模形象个个都是苦大仇深，出身在贫苦劳动人民家庭，因为受尽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所以才热爱毛主席，热爱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反抗过阶级的压迫，与阶级敌人进行过斗争，或与阶级敌人英勇斗争而牺牲，是描述他们的人生时铁打不变的内容。而进入文革时期，英模们的行为又一律加进了路线斗争，捍卫文革的胜利果实、保卫新成立的革命政权、保护红卫兵小将、反对修正主义一类的内容成为主题。即便缺乏这样的素材，也要在艺术化加工时塞进类似的情节。
龙梅和玉荣的故事当年家喻户晓，其实，最早发现他们、抢救他们的是牧民哈斯朝禄及其子那仁满都拉，但哈斯朝禄属于“管制分子”，结果在所有的宣传中非但一概抹去，而且还在以后创造的文艺作品里将他演变为反面人物。蔡永祥，这位“一心为公舍身抢救红卫兵列车”的人物，当年凌晨2时34分，一列载有大批大串连红卫兵的列车就要开到时，正在桥头警卫的他，忽然发现桥南铁路上横着一根大木头，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就在列车已经驶近的刹那间，他奋勇上前全力抱起了那根大木头，使列车顺利通过，“红卫兵保住了，钱塘江大桥保住了！”但我们始终不知道阶级敌人是谁，那根大木头如何会横在铁路之上。而吕祥璧抢救的是学生，当然也可以算红卫兵，李文忠则牺牲在“支左”的岗位上，在门合的优秀事迹中还有坚决反对“大比武”的言论，而“大比武”恰好又可以归为罗瑞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军事路线。
在文革和文革前还树立了一大批活着的的榜样，他们的所作所为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发展同步，成为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学习毛主席著作、实践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模范，一些人还成为自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或者中央委员、人大代表，比如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邢燕子、侯隽、张铁生等等。与生死英模同步被宣传推广的还有一批舞台、银幕和小说里的榜样，他们当中有的是以真人为原型，有些则是依据“三突出”创作原则创造的，不管前者后者，都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模范，外加一些抗日战争中的高大亮形象，例如《闪闪的红星》的潘冬子、《海港》的方海珍、《龙江颂》的江水英、《艳阳天》的萧长春、《金光大道》的高大泉、《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沙家浜》的郭建光等，他们的阶级语言、他们的斗争唱词也是全国学习的文化课程。
阶级、革命、斗争、共产主义，都是文革前和文革中出现的英模身上的主要标记，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凝练、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学习英模的定位。失去了这些标记、离开了这些定位，就不再属于那个时代的英模、也不是那个时代学习英模的根本目的。
当年娄盛茂和傅庚辰都写过同样的雷锋颂歌，其实，后者的作品更抒情，更动听，但前者的作品却成为雷锋颂歌的代表作，这是因为前者的作品比后者更为直白简易地表达了学习英模的时代要求：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立场坚定斗志强！
打倒旧英雄编创新先进
文革是对以往革命和历史的一次彻底否定，尽管其中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但在疯狂的情绪下，难得有人去认真思索文革思维的荒谬性。对待从前的英雄模范，文革的主导者和呼应者们也不例外，一概以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个个过滤一遍，似乎只要被捕过，只要和所谓黑线有点牵连，只要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只要是海瑞式的清官，只要是帝王将相，都逃不过一劫。
王孝和，这个名字在我记事时就牢记于心，因为在连环画和电台广播里他是个不断被宣传介绍的烈士，叫“不死的王孝和”，说他是工人阶级杰出代表，曾组织上海工人大罢工，被捕后坚贞不屈，牺牲前还写下三封遗书，死时年仅24岁。可在文革中他成了自首变节分子，受到大规模的揭露和批判，还和刘少奇在白区的投降主义反动路线联系起来。
向秀丽也是我少年时熟悉的名字，她出生在贫困的工人家庭里，9岁就给地主当丫鬟，十一岁就靠做童工过活，饥饿和疾病夺去了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的生命。1949年以后，她自然而然地成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还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12月13日，当她所在车间因酒精瓶破裂，蔓延起火时，她奋不顾身，侧身卧地，截住燃烧着的酒精，避免了爆炸，但因伤势过重，次年1月15日去世。这样一个极其完整的革命形象，在文革中也被广东红卫兵小报无情揭发，发表专刊《向秀丽事迹真相》，说她是陶铸等人捏造的英雄，揭发文章的标题很醒目：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时传祥在文革前更是一位全国家喻户晓的掏粪工人、劳动模范，在文革中却和刘少奇挂上了钩，被称为“工贼”、“粪霸”，饱受凌辱，还被赶回老家。中共历史上的一些领导人，比如瞿秋白、王若飞等人，在文革前的形象是英勇不屈，而文革中都成了叛徒的典型。
文革对旧英雄的否定远远不止于中共的历史，而是将上下五千年都来了个悉数清理，从炎帝、舜帝、大禹到霍去病、包拯、岳飞、海瑞、袁崇焕都被扫荡一净，有的墓被砸烂，有的遗骨被拖出来游街，有的碑匾被捣毁。连抗战名将张自忠都被认定为汉奸，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张自忠路也被改为工农兵东大街。在毛泽东的认可下，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早在文革前就被定性为叛徒，一直批判到文革，连中共领袖瞿秋白也和他牵扯到一起。
文革前有一批文艺作品，曾经被观众所推崇，《红岩》、《红日》、《保卫延安》、《暴风骤雨》、《野火春风斗古城》、《党的女儿》、《风暴》、《燎原》、《冰山上的来客》、《红旗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等等，在文革中一概被批判为大毒草，里面树立的英雄人物也成了叛徒、特务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错误路线的代表。
否定数千年无数旧英雄的同时，新的先进分子和英模也在不断被创造中，没有一个英雄不被拔高，不被改写，不被美化甚至神化，其中还有从头至尾捏造虚构出来的人物。“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就是其一，不仅有长篇通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还配有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引发了全国的强烈反响和学习热潮。
据报章介绍，刘学保是兰州部队的战士，正在甘肃一个山区林场参加“支左”，他看到“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尤其是“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认定阶级敌人“一定要垂死挣扎”，于是提高警惕，严密监视着林场内阶级斗争的新动向。1967年底的某一天，刘学保发现一个“反革命分子”正要爆炸一座新建大桥，他背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最高指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那个“反革命分子”猛扑过去，经过激烈搏斗，终于用自己带来的武器，“砸烂了他的狗头！”这时他又见大桥下的炸药包正在冒烟，眼见就要爆炸，就又背诵着毛主席诗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冲向桥下，取出炸药包，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刘学保被震倒在河滩上。当人们闻讯赶来时，刘学保不顾伤痛，高喊“不要管我”，结果是，“社会主义”的大桥完好无损，“阶级敌人”罪有应得。他的事迹还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出版了连环画，他的一段日记也传遍了各地：“失去一只手算什么，还有一只手，照样可以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照样可以向敌人开枪，投手榴弹！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在连环画中，对刘学保负伤后的一段描述流传一时：“手术的第二天，刘学保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一个要求是：‘把《毛泽东著作选读》拿来。’第一个行动是：和医护人员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刘学保的英雄壮举不但让他当选为“九大”代表，后来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切接见”。
可事实是，被“砸烂狗头”的那个“阶级敌人”，却是一位老实本分的林场工人。1967年12月17日晚上，刘学保看到他外出，就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刀子和斧头，悄悄跟了上去，等他走近一座破旧废桥时，刘学保猛扑上去，朝他一通乱砍。随后自己跑到桥下，拉响自己带来的引爆雷管，炸伤了自己的左手表面，自编、自导、自演了一曲革命军人勇斗阶级敌人、保卫国家财产的“壮丽的共产主义颂歌”。而那个“阶级敌人”名叫李世白，1949年前曾当过宪兵连副连长，1949年在酒泉参与倒戈，“文革”初期却沦为林场的“管制”对象。被刘学保残忍地伤害后，他尚未断气，因为被认定是“反革命炸桥罪犯”，所以得不到及时救治，还不断受到“革命群众”的摧残，以致不治。他的一家也成了“反革命家属”而被赶出林场，妻子被红卫兵遣送到甘肃定西的农村，以后四处流浪，不得不与一疯老头成婚；儿子遭诬陷后身陷囹圄，女儿则长期过着“黑户”生活。直至文革结束，平反冤假错案，经过调查，李世白一案真相才得以大白。1985年7月，李世白冤屈被昭雪，刘学保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只是那些造假的帮凶和造假得以盛行的时代却没有得到任何审判和应有的反省。
社会作用和价值判断
杨水才和王国福是文革初期被广泛宣扬的两位英模，一个以“小车不倒只管推”名闻全国，被称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以“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而感动读者。如果他们的事迹完全属实，说他们是农村生产的劳动模范和优秀领头人并不为过，他们的英年早逝，也的确令人惋惜，但将他们拔高为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是用推小车和拉马车这样的比喻，就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庸俗化。而文革时期几乎所有的英模都被按上个共产主义的头衔，这种泛滥的称呼、任意的拔高，再加上宣传机器长期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曲解，使中国人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一直处于低层次的状态。低质化、庸俗化，大概是文革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
其实，只要小车、人力车和马车还是生产工具的社会，对共产主义连想都不必想。但是，正因为不顾生产力水平而只顾精神作用的思维方式，才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正因为多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浅薄解读，才会生发出“提前跨入共产主义”的梦呓，让“一大二公”居然成为落后贫困农村的旗帜，在文革中，更成为全面否定商品经济、乱扣资本主义帽子的思想根源。杨水才的故事曾经进入我读中学时的语文课本，其中有段对话令我一生难忘，当他问一位老师现在正教什么课程时，老师回答是在教从猿到人，他却说，教那些干啥，还不如教教咱毛主席的“老三篇”。30多年前我在河南出差，那里正在开“两会”，一位杨水才的同乡，也是个带领全村大干苦干的村支书，在会上得意地自夸道：我们那里，如今是大米饭，白面馍，社会主义好生活！我当时就想，这还不如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呢。
杨水才、王国福，还有陈永贵等模范人物的事迹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将大跃进、人民公社、赶英超美、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等荒唐的想象和硬性实践加以合理化、现实化，是将科学社会主义退化为村社乌托邦。这类村社乌托邦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最大危害，就是一个或几个村社在特殊环境中可能实现的目标，换到大多数地方却根本不可能，可某个地方某个时期出现的这种表象又让很多人因此成为信众，硬将这些典型移植过去，导致多数农村更加贫穷落后，还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
几十年中产生的英模人物，塑造和宣传的特点就是与现代的普世价值和常识认同大相径庭，其中未成年人英模最为典型。10来岁的儿童，思想本不成熟，更无力自我保护，可在英模辈出的时代环境里，所有的舆论和教育却在鼓动他们冲上阶级斗争的最前线，接受生与死的考验，用自我献身实现所谓的理想，或者用幼小的生命和心灵去保护物质财产。结果，一出出悲剧发生了，而这些悲剧经过历史的检验又被证明是一种认知的扭曲和社会的过错造成的。文革期间的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宣扬的是一个儿童如何手刃仇家，如何放火烧屋，打打杀杀的暴力镜头贯穿始终，时至今日，此片仍在少儿节目里播映，还当做了“爱国主义教材”。另外，如文革中非常普及的儿童文艺《放学以后》、《新来的小石柱》、《一只驳壳枪》等，无不以阶级斗争、抓坏人为主题，扭曲了一代少儿的心灵，严重影响了他们未来对世界的认知。类似的文艺作品、类似的灌输，在少儿教育中相当普遍，一直被认为是正面形象，但作为少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缺少的恰恰就是准确的判断力，常常因无知而被人利用，犯罪犯错，以致身受其害。文革初期，冲上打砸抢第一线的大多是中学生，个个都成了侮辱、迫害的能手，之所以被利用被鼓动被煽惑，就在于缺乏识别能力，盲从盲信，最后又变为残酷政治运动的替罪羊和受害者。
文革甚至文革前，许多奋不顾身保卫国家财产、掩护阶级弟兄的英模，其壮烈事迹的背后实际是一次次重大事故。事故原本应该严肃处理，追究责任人，以儆效尤，但这些事故却被顺利转化为英模诞生的温床，成为自我吹嘘、邀功请赏的资本。这种“变坏事为好事”的活学活用领袖哲学思想的风气长期盛行，让假话、谎话大行其道，以致有人不惜制造事故，放任事故，来树立英雄模范。
一方面，极少数英模在那里大放光彩，英雄事迹惊天地泣鬼神；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准却很低，缺乏公民的基本素养，这是几十年来社会的普遍景致。其根由在于，少数英模都被宣传工具拔高为十全十美的人，不但使英模的行为高不可攀，而且一旦他们身上的缺陷被发现或者虚假宣传被戳穿后，英模的形象也就土崩瓦解，最终沦落为被嘲弄的对象。还有一种英模尽管被宣传为平凡中的伟大，要求人们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学起，但宣扬的定位却放在了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奋不顾身的奉献精神上，从来没有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结为明显的因果关系。其实，维护公共利益的最终就是为了维护私人利益，保护私人利益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只有明确告诉大众，别人的今天或许就是你的明天，今天你帮助别人，别人明天才有可能援助你，人们才不至于将遵守公共秩序、见义勇为都只当作为他人为社会做的好事。
美国人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托克威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曾一再提到。他说：“当社会由少数几个有钱有势的人统治时，他们喜欢培养人们对义务的崇高理想，乐于主张忘我是光荣的，认为人应当像上帝那样为善而不图报。这是那时的官方道德原则。”“在美国，人们几乎绝口不谈德行是美的。他们只相信德行是有用的，而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美国的道德家决不劝他们的同胞为了表现自己的伟大而牺牲自己，但他们却敢于宣称，这种牺牲精神对牺牲者本人和受益者都是同样必要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不要求人们发挥伟大的献身精神，只促使人们每天作出小小的牺牲。”“每个美国人都知道牺牲个人的一部分利益可以保全其余部分。”这令我想起了一位朋友的孩子，他是家里的“小霸王”，尽管家长老是教育他不要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还用各种榜样故事打动他，但根本不管用。后来移民美国，他的母亲来电话说一件小事已经改变了孩子“唯我独尊”的行为。一天，他拿着一个从日本买来的玩具在外面耍，邻家的孩子走过来想和他一起玩，被他拒绝。不料，这位比他还小的小邻居告诉他：假如明天我有一个玩具你也想玩，我也不给你呢！从此，“小霸王”事事以此为想事情的起点，言行逐渐起了变化。
英模需要完整的伦理体系作为支撑才可以发挥作用。中国过去的模范人物，例如二十四孝，其背后是成熟规范的儒家思想伦理；而宗教圣徒作为信众的榜样，其背后是悠久精深的宗教伦理。文革和文革前产生的英模尽管以共产主义道德为背景，但这种道德只是一种想象，基本停留在抽象的描述中，缺少现实的应用根基，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残酷背景下还可以强行得到话语上的认同和传播，一旦环境宽松，斗争懈怠，就成了过眼云烟。没有强大的伦理体系支撑的英模，其作用几乎为零，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动人的美好故事罢了。几十年来的英模时效性也极强，时代的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几年一过即成历史。如果将没那些时代的意识形态剥离，抽掉了极端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内容，只将一些普世的道德追求保留下来，再追加上今天的认知成果，其实恰恰否定了英模的历史，也否定了英模的本真面目。
事实上，失去了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内容，英模的道德理想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仅仅达到了普通公民的基本水平，结果，“洋雷锋”多年来成为社会生活的一景，而这些“洋雷锋”回到本国则淹没在汪洋大海里。这也说明，在英模学习的表象下，大众的道德底线相当低，“矮子里面拔将军”才是英模道德的实际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