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水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报人，也曾是身体力行的革命家，遇害八十多年来，除了北京棉花胡同的那所故居被拆得一干二净外，还算受到尊崇，直至最近依然有许多缅怀文字不断出现。“革命先驱，报人楷模”，已经是对林白水的定论。

林白水确实是革命先驱，也的确可以称为报人楷模，但历史是复杂的，构成历史的人也是复杂的。“揭露黑暗的反动统治，最后被反动统治所杀害”，从简单的直线思维看，是这样，可是，由揭露到被害，这一过程却并非简单的因果，也不是直线。

一

1904年林白水在上海《中国白话报》发表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权、主张民主，直至挑动革命、宣扬暴力，可谓篇篇见血，一时洛阳纸贵。也在这一年，慈禧太后大寿，他又在《警钟时报》发出一联：“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可谓精彩绝伦，读者为之一震。吴樾刺杀宪政五大臣，自称受到《论刺客与教育》的影响，而这也是林白水的名作。煽动、诱发青少年暴力，依照我们曾经有过的生活体验，按照我们以往教育中对那个时代的理解，都是死罪，起码也要“把牢底坐穿”。但林白水非但活着，还继续办报照常批判。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那个时代报纸办在了上海租界内，清廷奈何不得，所以各种言论得享自由。这确实是原因之一，但租界地盘毕竟有限，报馆可以不出租界，人却有出租界的时候，何况林白水后来还出国过关。可见，并没有人非要将其缉拿归案，也没有人一定要将他明正典刑。

如果说林白水在上海办报有租界可以遮挡，但他后来到北京放言高论就全然暴露在北洋执政当局的监管之下了。可林白水依然揭露仍旧抨击，“一年倾覆三阁员，举发两脏案”，名震京华。做过财长后来又当议长的陈锦涛因此入狱，交通总长许世英也被迫辞职。曹锟贿选，林白水也一如既往，毫不留情，从最高统治者到那些猪仔议员，纵情指斥，竭力鞭挞。在京师期间，尽管报馆被砸过被毁过被封过，林白水也被拘捕过，但恢复得快，出来得也快，实在不行，再办一张。而且，办报的经费补贴还常常来自统治当局，办报的资金也出自统治圈内，比如徐树铮。看来，统治当局确实想控制舆论，但林白水不理那一套；统治者只得威逼恐吓，但林白水我行我素，他们最终也无可奈何。

二

从林白水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可以折射出那时的社会。依据我们固有的思维方式，反动专制统治非常黑暗，十分残酷，滥杀无辜，这从一个角度而言是事实。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是一个人情社会，在人情社会里，刑事案件可以徇私枉法，政治案件也照样可以“人情至上”。林白水交游广泛，做过显宦，与上层人物往来密切，他一出事，自然有许多有头有脸的人跑来说情，那时没有人害怕因此受株连，不用担心会被一起打成“联盟”或“集团”。那时也是一个名人清流吃香的社会，一旦是名流，肉食者凡事都会有所顾忌。像林白水这样的名流加清议，碰他动他，不能不瞻前顾后。那时也是一个私有的社会，私人的空间很大，统治者管不着的地方太多，疏漏比比，诸事皆有松动的可能。报纸可以被封一时，可以开天窗一日，但最终还是林白水说了算。那时也是一个有点惧怕舆论，说好听点，叫有点尊重舆论的社会，包括中国舆论和外国舆论。林白水自己就说过：“以合肥（段祺瑞）那样蛮干的家伙，也不能不有三分尊重舆论，因此也就暗暗的劝他（许世英）辞职，你想吧，那时候的合肥，简直跟项城（袁世凯）差不多远，他的总理之尊，却不能保护一个把弟兄，可见当时北京城还有些纪纲。”正是由于人情、顾忌、私有、敬畏，造成了那个时代的诸多空隙，这种空隙使得原本应该残酷的专制统治常常力不从心，也就是说，严酷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在大多关于林白水或者关于那个时代舆论介绍的文字中，总有一句类似反动统治者“因此记恨在心”这类的话，其实，这是一句没多大意义也经不起推敲的话。不要说那个时代，即使最民主最有舆论自由的时代，多数人挨了舆论的抨击，都会“记恨在心”，但也只能“记恨在心”，只要没有行为上的报复，既合理也合情。

林白水的揭露抨击有几个特点，一是左右开弓，段祺瑞时代的很多内阁成员、各类政要，都被他揭批过，连熟人和好友也不放过，其中还有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例如曾任财长的张弧，与林白水交谊颇深，时常资助林白水，就遭到林在报上著文痛诋；二是尖酸刻薄，喜欢用人家的绰号或者给人家起诨名，有时甚至使用“流氓”、“ 蛮种”一类的语言。他对张弧的挖苦是：“今之财长，吾未悉其有何理财计划，但见其脸上时现有幺二三四各码字而已。”因他与张相熟稔，故知张好赌；三是专揭人隐私，议论私德，且“形容备至，不留余地”，近似人身攻击，并趁机敲竹杠，将舆论监督也变成了一种生财之道。如林白水这样的行事，估计在什么时代都会树敌过多，遭人忌恨。然而，在一个酿成过“三·一八”惨案的段时代，他却骂得开心，揭得肆意，住得宽敞，过得优越，时不时还抽两口过过瘾，既做舆论独立的坚决捍卫者，又是达官显贵名士的座上宾，因言得罪了那么多人，还照样拥有一批“铁哥们”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为他说话，往往还能奏效。假如放在今人眼里，起码触犯“隐私权”、“名誉权”、“人身攻击”这几项罪名是逃不掉的。

三

林白水从容走过了皖系直系主政的时代，却忽然死在了赤贫出身的张宗昌治下，而张宗昌那时属于奉系。

我们习惯上称呼那个岁月为军阀混战的时代。所谓军阀，就是指因掌握军事实力而称霸一方的人。可是细细回味一下，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含混的词语，作为文学形容可以，却不宜作为严肃的历史学提法。在社会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在权力出现虚空的乱世，任何一方都可能成为军阀，哪一股势力都是先掌握军队再扩展地盘。以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为例，董卓、吕布、刘表、袁术、袁绍可以属于军阀，而曹操、刘备、孙权也同样应该算做军阀，只是行事不同、结局相异而已。自袁世凯死后，当权者也不能一概而论。当时的统治者大体应该分为三类。一是政治雄心大，能力比较强，比如段祺瑞、吴佩孚等；一是名重资深，但无军事实力，借助他人之势当权者，比如黎元洪、徐世昌等；三是不学无术甚至近似文盲，绿林出身，一身匪气，因身处乱世，靠着胆大命大、哥们义气而在行伍中发迹，又因为风云际会、阴差阳错，以致称雄一方，但地方局限性很强，比如张作霖、张宗昌等。张作霖在关外时还有政绩可言，入关问鼎国柄后却乏善可陈；张宗昌除孝道可嘉外，其他简直就是恶贯满盈。这第三类军阀的特点是，只顾短期利害，常逞一时之快，遇事相对比较蛮横。于是，张作霖统治北京时杀了名流李大钊、邵飘萍，而投靠了奉系的“狗肉将军”张宗昌坐镇京师时则枪决了闻人林白水。在民国之初的军阀中，直、皖属于北洋嫡系，奉系却是旁系。前者不是受过传统教育，就是进过正规军事学堂，还在清末北洋六镇新军和袁世凯时期经历过政治的大风大雨，处世考虑周详一些，眼光也稍带些全局性，顾虑较多。后者是绿林起家，显得粗暴、、凶狠、外露，时常连表面文章也懒得做，无所顾忌。

说张宗昌杀害了林白水，也是因为此事发生在他的统治期，并且是他的命令，但细究起来，与他又没有直接的恩怨关系。林白水骂过张宗昌，估计张也曾记恨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攻击性质的罪名，甚至攻击最高统治者的罪名，包括骂他们是军阀，在那个时代居然不成立，或公开或私下，都摆不到桌面上来。张作霖安在邵飘萍头上的罪名是“宣传赤化”，而且邵确实也是个共产党员；林白水的罪名是“宣传社会主义”，告发他的潘复就称他是共产党的要人，办《社会日报》是为了宣传社会主义。张作霖、张宗昌这两个穷苦出身的人恰恰又特别仇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结果，他们撞在了枪口上。

四

在奉系把持京城时当上了财长直至国务总理的潘复，其实与林白水也是熟人，还曾有助于林白水。他想杀掉林白水也并不缘于林曾经揭露过他，如果那样，林白水早就死过上百次了。因为被林白水揭批过的军政要人数不胜数，但他们没有置林于死地。杀林的真正目的，说来也应该算是一种私怨，就是林白水为他起了个绰号叫“ 肾囊”，带有点人身攻击的意味。

潘复尽管敛财、豪赌，而且是个官迷，为此不惜低三下四，左右逢迎，行贿、暗箱操作，什么都做过；但是他出身名门，有才有学，还中过前清的举人，深通时务，长袖善舞，为政期间兴办实业、建设水利、向灾民捐款，也不完全是个糟糕之辈。为了讨好张作霖，他聚赌时常常故意输钱，成了当时街谈巷议的话柄，他听之任之，根本无所谓。可是，林白水在报纸上挖苦他的一段话，让他“恨之入骨，势必杀林而后已”。这段话是：“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潘复字馨航，馨航与肾囊谐音，此绰号一出，“于是有语及潘者，皆不馨航而肾囊矣”。

林白水被捕后，背负的是个很大的政治罪名，但在那个时代却有人敢于求情，并且长跪不起，其中还有张宗昌的博友，非要张释放林不可。张宗昌也给面子，自称与林并无冤仇，只是因为林是共产党，故不能不杀之。求情的说，林办的《社会日报》并非宣传社会主义，而是取为社会服务之意。狗肉将军一听，想了想，答应死刑暂缓。但是恰巧宪兵司令王琦是潘复的旧交，而且潘还曾有恩于王。王佯言人已处决，赦之晚矣，过后赶紧将林处死。

从清末至民初，林白水前后二十多年驰骋于舆论场上，将统治者骂了个遍，大到腐败丑行，小到私德瑕疵，无不触及，却多可以有惊无险，最后，连他自己大概也没料到会死在老熟人潘复的怂恿下，更不会想到是因“肾囊”而惹杀身之祸。其间，有诸多偶然性而非必然性，只要某个小环节没扣上，或许林白水就有生存的可能。

在研究历史时，我们在思维里习惯为某个时代定性，然后依照这个性质去讨论在此期间发生的各类问题。可是，每个时代的性质，其呈现却有强有弱，只有极致的年月，那种社会性质才有机会达到顶点，否则，很可能都是松松垮垮，根本不到位。钳制舆论、迫害民主、镇压进步、政治黑暗，在理论上这是那个时代应该显现出来的倾向，不过，事实上却远非如此，比如黎元洪还曾废止了袁世凯时期颁布的新闻禁令。可以说，因言获罪在那个时代实际是少数，因发表文章而遭杀身之祸的就更少，大多数人都活了过来，并且活得很带劲，后来还都成了社会显达，名重一时。那个时代早期著名报人遇害的只有三个人，林白水和邵飘萍，都死在了短期执政、土匪出身的奉系手里；黄远生却死在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枪口下，具体操纵这一暗杀的恰恰就是后来资助同乡林白水归葬故里的林森。其历史复杂性，可谓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