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18日，这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许多中国人都记得的日子：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6000多人出席，大会一直开到31日，闭幕式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发表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此文轰动一时，人人竞相传诵。文中说：
我们这些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喊出过发展科学的口号，结果也不过是一场空。大批仁人志士，满腔悲愤，万种辛酸，想有所为而不能为，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们不少人就是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岁月中，颠沛流离，含辛茹苦地度过了大半生。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科学得到了解放。毛主席和周总理又亲自为我国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工作者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国的科学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回忆起这些情景，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都涌上心头，好像就在眼前一样。饮水思源，我们怎能不万分感激和无限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呢!万恶的“四人帮”对科学工作百般摧残，对科学工作者横加迫害，妄图重新把我们的祖国拉回到愚昧、落后、黑暗的旧社会去。但是，“蚍蜉撼树谈何易”。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扫除了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使我们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现在，我们可以扬眉吐气地说，反动派摧残科学事业的那种情景，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郭沫若的这段话，今天看起很可笑，它前后矛盾，概念混乱，但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认知水平和话语现状。
按照严格划分，广义的科学大致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类，但在习惯称呼里，科学往往指的是自然科学，也就是科学技术。1977年以前只有中国科学院，其中的社会科学部分称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郭沫若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可是，在郭沫若的头衔里从来就没有科学家之说，显然，他作为院长，是广义的科学院院长，而对他的成就认定却又是以狭义的科学来划分，所以，他算科学家又不是科学家。郭沫若说的“科学的春天”，实际指的是科学技术，因为科学大会主要是科学技术的大会。1978年他担任的也是狭义的中国科学院的院长，而且还继续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
将1978年以后歌颂为“科学的春天”，而此前的岁月，即文革十年，当然就不是“春天”，这是当时的铁定话语。可是，“春天”只是一种艺术化的形容，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比如农业和工业，如果仅仅以受重视、被关怀就算“春天”的话，那文革还真不算是寒冬?因为整个文革中间，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号召从未间断;从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到施肥、春耕、夏收、双抢等等，一直是《人民日报》关心的话题;“农业学大寨”也是贯穿始终的口号，大寨领头人陈永贵还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而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的报告就是“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在文革中间，钢产量既是自我夸耀的证据，也是不断宣扬的奋斗目标，从大炼钢铁开始，钢产量就是中国工业发展的象征，所谓“以钢为纲”，对钢的重视，也可以视为对工业，起码是对重工业的重视。至于科学，在文革中是不是就受到冷落或是如郭沫若所说受到了“百般摧残”呢?对于科学工作者，是否就被蔑视、轻视，或如郭沫若所称被“横加迫害”呢?其实，这是个不能以“春天”来形容的问题。
文革，对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工作者而言，应该说，是个四季交融的时代，春天般的温暖、夏天一样的闷热、秋风扫落叶那样的无情、冬天似的冷酷，无不存在，就看在什么情形下，是什么时候，针对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
神学的婢女
极端的个人崇拜是文革发动的基础，正是依赖狂热的个人迷信，文革才得以席卷每个角落。可以说，文革中对领袖的顶礼膜拜超过了古今中外，既是集大成，又达到了极致。形成这种极端型崇拜的原因有多种，但1964年以后有两件事情对此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一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二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上演。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新中国的巨大成就主要显示在政治的预设上。被认为是“打败美帝野心狼”的抗美援朝，目的在于“保家卫国”;完成“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反右运动则是“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最终是“超英赶美”，逐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其中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人民公社不但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而且还与人民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三年大饥荒的灾难性恶果却否定了这些成就。所以，到了1964年，值得炫耀的国家建设成绩正处于缺失状态。此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就是说中国拥有了核武器，既是中共建国以来，也是中国百多年来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就。尽管核武器可以为国家安全服务，也可以为一个政权、一个利益集团、极少数当权者甚至一个独裁者的统治服务，而且核武器不能解决温饱，不等于现代化，甚至国防现代化都不是，这从半个世纪以来一些亚非国家不顾国计民生，拼命研制核武器的历史已经得到证明。但是，经受了百年屈辱且强国心切的中国人是从自己的贫弱历史中，单纯从“强大”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的，连无党无派、自由独立的陈寅恪先生都为此欢欣鼓舞，更别说一般民众了。起码在一个方面，中国可以与世界最强国相比拟，可以与美苏英这样的大国平起平坐。依照当时的政治生活逻辑和大众的思维方式，这一无与伦比的功劳当然归功于伟大领袖的正确领导了。
恰巧的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就发布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现场。《东方红》聚集了全国3700位最优秀的艺术家，第一次集中了当时看来最优美的音乐舞蹈，在舞台上将赞美和称颂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状态，赞美和称颂的最终就是“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正是人类历史上个人崇拜的顶端用辞，而《东方红》的本意也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65年，《东方红》又用进口胶片拍成了彩色宽银幕艺术片和普通艺术片，舞台的《东方红》，欣赏人数很有限，但电影却可以传遍城乡，全国男女老少从艺术化的舞台上再次领略了近半个世纪神话般的革命历史，在载歌载舞的感化中将早已植根于内心的领袖崇拜升华到了更高的层次。
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伴随着前所未有的颂扬史诗，交相辉映，在1964年，的确震撼人心，为领袖的绝对崇拜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原子弹，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当时的最高成果，但这一成果在1964年的最大时效，不是别的，而是强化了个人崇拜，极端个人崇拜又为文革的成功发动和顺利推进提供了保障。
就在这一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中批示：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7月初，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也是7月，《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和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仍然是7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在全国发行，全国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要求，政治理论课应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把毛泽东著作作为最基本教材;10月，新华社报道全国各地大演革命现代戏，用工农兵形象取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在这一年全面展开。1964年所发生的这些，正是文革的序曲，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适逢其时，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轰隆隆一声，好似开幕的礼炮，宣告中国一个新时代即将降临。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宣布成功的声明和公报中，都在尽力解释中国为什么进行核试验，并没有在话语里将这一成就与个人崇拜结为因果，《人民日报》的号外只称这是“加强国防建设的重大成就，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但文革的序曲奏响之后，1965年5月的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就成为话语主导;1967年6月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不但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还是“毛主席伟大预言的实现”。
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这一科学成就尽管已经研制了6年之久，但在1966年成功时，也在当时已经盛行的文革话语里理所当然地划归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196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并说这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而在头条新闻的下方又用近半个版的篇幅发表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打开“生命之谜”的大门》，其中写道：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手中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能认识客观规律，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说，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这是一个伟大的唯物辩证法真理。这个真理，既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又符合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人员，从实践中认识到这个伟大的真理，自觉地进行世界观的深刻改造，因而在我国科学技术领域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杰出成就。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就说过：“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打开了“生命之谜”的大门，在探索自然界奥妙的长途中，跨出了重大的一步。广大的科学工作者，只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向大自然的进军中，我们一定能够解开更多的自然之谜，挖掘出无穷的自然财富。
与此相同，文革中间，无论铁路通车、轮船下海、大桥建成、断肢再植，还是超高压标准电容器、计算机、精密平面磨床、静压传动内燃机车、日全食观测、电子显微镜、杂交水稻、针灸的成功，只要是个成就，无不纳入文革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框架，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卫星的名字就叫“东方红一号”，上面播放的也是《东方红》乐曲，领袖的功绩和英名更牢牢地与杰出的科技成果结为一体。当然，这些成就反过来又印证了领袖思想的确伟大，方向指引确实正确，发动文革实在必要。
早在文革前，将成就归功于党、归功于领袖的思维方式就已经确立，这也是所有信奉个人崇拜国家的通行逻辑。而在文革期间，归功于领袖的话语更占据了绝对主导，连党也退居其次。此时的党，确切地说，已经沦落为领袖的从属。因为整个文革的话语表明，全党只有领袖一人无比英明正确，只有领袖才能代表伟大的党，没有领袖思想光辉的照耀，没有领袖全能的指引，没有领袖著作的活学活用，党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胜利和成功，科学技术与其他建设成就自然也不例外。文革的思想和实践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被彻底否定，显然，此时的领袖思想也不是后来官方所谓的“全党智慧的结晶”，只是一个人的主观意志罢了。
领袖崇拜是将人抬高为神，极端的崇拜则是将神化的人再拔高为万神之王、全能的主，文革中将有关领袖崇拜的一整套礼仪和说辞都发挥到极致，已经属于神学的范畴，这种神学内容之繁多、做法之疯狂、话语之极端、程式之复杂，不亚于古今任何宗教。科学技术在文革中始终没有脱离为神学服务的角色，领导科学技术的人、从事科学技术的人，都自称以领袖思想为指导，都始终在学习领袖思想的生活中度过，都将自己所做的一切归功于领袖阳光雨露的滋润。科学技术对神学的自觉匍匐，在文革中显示得可谓淋漓尽致。
从核武器试验等一系列科技成就及其大规模宣传看，虽然服务于神学的地位始终未变，但在文革中间，对科技成果的重视丝毫不亚于文革前，由于这些成果都被纳入领袖思想和文革的胜利果实，所以，重视程度甚至还超过了文革以前。
特殊的待遇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佼佼者大多是1949年以后各类政治运动整肃的对象，1957年是对精英的大扫荡，文革则是抄底。但在文革这样急风暴雨式的运动里，有些名人确实幸免于难，非但平安过关，而且还颇受重用。
社会科学界，在文革中可以继续端坐主席台的那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不积极主动将自己所学所写所讲服务于大小政治运动，尤其是后来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让一批哲学、史学界的学者成为大批判的工具，在中共九大、十大主席台上和中央委员名单里，在四届人大主席台上和常委名单中，我们可以看见几位代表性人物的名字。这些人中大致可分几类，一是其论述基本与领袖的思想观念相吻合，甚至与文革历史观、价值观还有某种相通之处;二是不惜坚决否定自己过去的学说，竭力迎合文革的一切思潮，有人先是批判乃至批斗的对象，但后来又跻身批判的主力军;三是与领袖存有深厚的旧谊，依然可以得到最高层的眷顾，兼具其中两者的也有那么几位。当然，还有如翦伯赞那样，批斗过后本来可以顺利复出，却阴差阳错，走上了绝路。
自然科学界被打倒、被批判、被关进牢狱，以至头顶各类罪名、身陷各种冤假错案的人，在文革期间与社会科学界一样，不计其数。当时的杰出科学家有几项罪名是逃不掉的，他们都在国外留学或从事过研究，自然就有外国间谍、帝国主义特务的嫌疑;他们或曾在民国政府中任职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所以毫无例外地成了历史反革命或反共分子;他们都是科学的精英，于是，就自然而然地与反动学术权威划了等号。这就是文革的思维方式。如叶企孙、熊庆来、赵九章、姚桐斌、饶毓泰、董铁宝、萧光琰这样的杰出科学家，其结局都很悲惨。但另有少数精英人物，他们的文革路程却别有一种景致，这样的景致常常被人作为文革礼遇科学家、保护科学的证明。
其实，在文革中受到特殊礼遇，得到最高层保护的精英科学家也分几类：一类人从来就没有成为批判对象，而且身居高位;一类人险些受到批判和批斗，但迅速就受到保护，以后又处于显赫的位置;一类人是先遭到批判或批斗，后来又被保护起来，甚至时而被批判时而受关照。其中，有的人深受领袖赏识;有的在国内外科学界享有声誉，而且没有任何异见，始终规规矩矩;有的不但没有不满，还积极响应文革的号召、参与文革的斗争;还有的人所研究的行当属于稳固政权、显示伟大成果时最需要的那类科学。当然，也和社会科学界一样，有些人是一身兼几类。上述这几类人，我们在中共九大、十大和四届人大的主席台上，在各类国家招待会的名单中都可以见到。
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不同的是，后者的学问本身必须彻底转变为文革的思想资源，否则研究者在文革中就没有翻身走红之日，而作为前者，毕竟不是文史哲，其具体内容与文革中大小运动所涉及的那些人物和事件不必发生直接的联系，但研究成果必须归入领袖思想胜利或文革伟大胜利的话语体系，而且研究过程也需要套上一层文革意识形态的外衣，比如靠辩证唯物主义指引、批判修正主义、深入三大革命实践、向工农兵学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
以李四光、钱学森与郭沫若相比，可以看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同。郭沫若尽管得到保护，没有被揪斗，免去了当众的人身侮辱，但其过去的学问却被严厉批判，连他自己也不得不公开自我否定;而李四光和钱学森不但人身受保护，其理论学说也被肯定，他们的被保护与自己的学说还结为必然的因果。
社会科学家的持论必须与文革意识形态相一致，还在于领袖对社会科学的具体议论太多，观点、看法举不胜举，指示接二连三，文革中当红的当权者也大多对社会科学存在浓厚的兴趣，有不少人还学有专长，功力不浅，而从文革前到文革中，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的各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与历次政治运动又都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所以，社会科学的具体研究也很难独立，只能成为阶级斗争和文革大批判的工具。只有一个考古学，技术性比较强，跨学科的地方很多，除了考古结果可以硬被按上阶级斗争的论点外，其他方面反倒相对自主。
自然科学则不然，领袖的论述不仅稀少，并且对各学科的内容也没有具体的说法，至于一些笼而统之的观点，从抽象的哲学角度考虑更多一些，怎么说都可以，无法干预实际的研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到文革，在自然科学界，包括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也曾进行了一系列批判活动，通行的叫法是“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或者是“深入开展自然科学界的斗批改”，其中因苏联的“李森科事件”而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和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批判都非常著名，但这些批判大多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社会影响不是很大。其中有的批判尽管背后还有陈伯达、姚文元这种文革当权人物的支持，但由于没有得到领袖的指示，也非领袖所发动，所以，与对胡适、胡风、海瑞、《水浒》、《清宫秘史》、“孔老二”、儒家学说的批判不可同日而语，在批判爱因斯坦时还受到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抵制。科学家敢于在相对论上发表自己的见解，也与最高指示的缺失有关，假如有个最高指示在那里摆着，恐怕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文革和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阶级斗争思维对社会现象的极端反应，按照这种思维，阶级斗争不可调和，敌我分明，不讲情面，所有的运动几乎都是只有过度没有不及的，真正做到了宁可错整一万，绝不放过一个。但是，每次确实都有例外，而这种例外常常落在自然科学家身上。这表明，事实上，政治运动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则，现实的实用价值和最高层是否眷顾，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实用和眷顾又具有很强的伸缩性，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国科学院党组研究后，由党组书记张劲夫向毛泽东进言，称中国向科学进军，要靠科学家，对他们应该采取保护政策。经中共最高层同意后，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指示》说：
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反右派斗争，策略上要更加细致，应当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在高级自然科学家中，有一部分人，此次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但一向埋头于科学研究工作，并有较高的科学成就，在今后还要用他们的专长进行科学工作，对于这一部分人，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分子;有些具有突出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在国内外相当著名，平素不大关心政治，在这次鸣放中有的按其言论应划为右派分子，应由负责人找其谈话，指出其错误，但不要拿到群众中去斗;对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一批科学家，不列入政治排队，对他们要采取长期在工作中考察和耐心教育改造的方针，以利于进一步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
按照这一“指示”，科学院系统的自然科学家在反右派运动中基本上都受到了保护。而教育界的曾昭抡、钱伟长等人，同样也是科学家，也很著名，就没能逃过这一劫;许多非常杰出的社会科学家，还有章伯钧、罗隆基等，不但是政治名流，并且在社会科学方面学有专长，却都被毫不留情地打成右派。显然，反右时期对自然科学家特殊关照是出于实用利益的考虑。
文革尽管是对知识分子抄底式的大清扫，但由于现实需要和领袖眷顾的原因，有的科学家，尤其是“两弹一星”研制方面的科学家，仍有人享有被保护的特权。这些人的具体情形也不相同，比如邓稼先，先是沦入被批判打倒的对象之列，亲人中还有因受摧残而致死的，后来又受到保护和使用;比如钱学森，蒋百里的女婿、留学美国、海外关系复杂、学术权威，依照文革通行的逻辑，从哪个方面都应该被揪出来，就如他的许多同学、同事、同行、朋友那样，可他偏偏得以幸免，不但未受任何冲击，还在中共九大那样的特殊时期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甚至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拥有了强势话语权，其发言的积极主动超过了许多在任的党和军队重要领导以及文革红人。钱学森率先建议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彪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的内容，而这个建议后来成为林彪、陈伯达等人的主要罪证，他最终却可以安然度过，与领袖最为宠信的汪东兴享受了同样的待遇。这不能不说是实用因素更加上领袖隆恩的结果。
文革中间，对自然科学家是否保护，实用性虽然还管用，但与最高层的关系成为更为重要的因素。姚桐斌是两弹一星的中坚力量，也很实用，却被铁棍打得奄奄一息仍不准送医院救治;而钱学森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64年，在文革序曲已经奏响的12月26日，却可以应邀参加领袖的生日宴会，并且坐在领袖身旁，与陈永贵等人同处一桌，成为阶级斗争、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的典型代表，所以，他在文革中享有最优渥的待遇也就自然而然了。
文革中对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关照，不仅表现在国内一些自然科学家身上，还体现在对杨振宁、李政道等美籍科学家的礼遇中，他们每次回国都受到领袖及最高层的接见，使名字和形象在全国得到了大普及，其知名度与当时的澳共(马列)主席希尔差不多。然而，任谁都应该想一想，如果他们当年也“毅然回到祖国”，而且是回到大陆，那他们的结局是钱学森呢，还是邓稼先，或是姚桐斌?
恶劣的环境
讨论文革中的科学，对立的两种意见显得都很在理，从领袖关怀钱学森，从江青关心陈景润，从周恩来保护著名科学家，从接二连三报出的科学成就，人们可以得出文革决不是科学冬天的结论，甚至还可以说成是春风不断送暖;但从姚桐斌、熊庆来等科学家的惨死，从对大量科学人才的关押、劳改、批斗，从许多科研机构业务的荒废，从学校正常教学的被打断，从各类大小运动对科学研究的干扰，人们同样也可以发现文革是科学严冬的证据。
文革中的科学状况究竟如何?其实，与当时十分重视的农业、工业一样，可以说，文革当权者的主观意愿未必是加害，但事实上，起码在多数时候，又确实让人感觉如严冬一般寒冷。
任何一种统治，无论于私于公，恐怕都不会蓄意地破坏生产，或者故意陷人民于贫困之中。三年大饥荒不是谁有意造成的，当初大跃进的目的也是为了加快生产，可是，这种跃进方式，加上那样的社会制度，必然导致全国一起闹灾荒，一同挨饿。文革的发动者也想通过文革促进生产力的解放，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可事与愿违，严酷的阶级斗争不可能促进生产，不但严重干扰了工农业发展，还激烈铲除了任何一点经营生产的自由，摧残了人的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文革并没有改变文革前就已经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形式，还强化了这种体制，结果，文革中一切物质都处于极其短缺的状态。人民感触最深的就是日用品始终高度匮乏，什么都由票证加以限制，连花生、瓜子、香油、鸡蛋、豆腐这样的传统小农经济的长项竟然只有在节日里才能限量供应。
任何一个政权，为了权力的稳固，为了维持社会的基本供给，都不会有意阻挠经济的发展，并且，即使没有良好的制度，生产本身也有其自然的推进力，人也有其天然的进取心，管理者更有其不能回避的督促义务，但错误的政策往往妨碍了这种推进力、进取心和督促义务，阻碍并不见得一定是降低或停滞，缓慢也是一种严重的阻碍。文革正是如此，增加工业产量和粮食亩产是各级权力机关的任务，宣传中更是不遗余力，所以，当社会稍微稳定以后，生产转入正常，工业产量有所提高，农业产量有所提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因为制度、政策和环境的原因，这种进展十分缓慢，而且比例严重失调，缺少生机和活力。
重视，在我们的习惯话语里就是关怀，但如果制度、政策、体制都是错误的话，那么，越重视越有害。当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大锅饭带来无穷的弊端时，重视或许正是强化，强化的后果当然就是适得其反。所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发展，人民生活可否提高，不在于当局重视不重视，关怀不关怀，号召不号召，而在于有没有优越的制度、合理的体制、良好的环境、推动发展的政策。改革开放前，天天自吹钢产量，月月喊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年复一年叫嚷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可事实如何呢?极度贫困始终是我们生活的基本面貌。改革开放以后还没几年，政策一变，人民公社一取消，钢产量、亩产量连提也不提了，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来临，钢产量还大量过剩，亩产量更不用再发号召了，人民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高度集权和个人专制给文革前的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灾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引起的大饥荒最为典型，而文革中这种集权和专制更为严重，不同意见、不同的思考都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被扼杀，任何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都会受到批斗，背负罪名，或者投入监狱，直至丧失生命。在一个不允许有任何异见的国家里，其决策错误只能一犯再犯，这恰恰是对生产力的最大压制和破坏。
文革中间的科学状况也是如此。当权人物，包括领袖，事实上都非常重视科学成就为自己的统治、为文革带来的荣耀，而且文革的发动者与拥护者还会自认为文革才是推动科学繁荣的动力。除非存有个人恩怨，权力的最高层还不至于有意陷那些杰出的科学家于绝境之中，让他们非死不可，为了两弹一星等实用目的，更不可能愿意让姚桐斌、赵九章这样的人丧命，周恩来听说姚桐斌被打死时还十分震惊。但是，文革的发动和进行，文革的思维和理念，文革的方式方法，加害于科学和科学家是一种必然。按照文革时兴的话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对知识分子歧视、怀疑的阶级斗争思维，使文革中的科学家自然而然就成了整肃、批判、打击对象，即使最高层想保护，也只能保少数，所以在两弹一星的元勋里依然有人死于非命。比如：科学精神与文革思维的天然对立，使得科学研究不得不备受文革干扰。华罗庚是领袖赏识的人，还到工农兵中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经常深入生产第一线，即便在文革中他的知名度也很高，电影院放映过关于他的科教片，并且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但他依然逃不脱时常被批判的命运，每次都需要最高层出面保护才得以过关。
整个文革，运动不断，每场运动都是与知识和教育过不去，没有像样的大学当然也就不可能培育科学的后继人才，不尊重知识的环境里，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自然很差，无时无刻的运动必然冲击科研工作，大量中青年科技人才也不会专心致力于科学事业。袁隆平的成就虽然诞生在文革期间，但这是因为他受到保护、暂时避开政治运动的结果，如果依照文革的逻辑，凭他的出身和“白专道路”，本应该是遭批判的，而事实是他也险些遭受批判。陈景润因江青等人的关怀而改善了生活与工作条件，但这种恶劣的条件正是文革与文革前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带来的后果。面对文革，吴有训、竺可桢、茅以升、贝时璋等人尽管被保护，还经常见报，登上主席台，但他们无法进行正常的科研，而且看见周围的亲友、同事、学生纷纷身处险境，或是非正常死亡，心情也不能不受伤害。周培源在文革中的遭遇更能表明问题，他不但一直没有被打倒，而且在文革初期那样的险境里还能参与两派斗争，继续担任领导，始终受到最高层的保护，但是，文革对他的危害几乎是等同的。
文革是分为阶段的。初期最为凶险，对科学的毁坏也最大，只有极少数科学家被保护，大多数人难逃一劫。林彪事件发生后，尤其是邓小平等人复出，整顿成为重点。社会运转常常有意或无意地背离了文革轨道，此时的经济和科学环境有所好转，产量上升，成绩增加，科学家的环境普遍改善。但这是对文革的调整，有的甚至是对文革的反动，最终还是被定为右倾翻案风和资本主义复辟。
文革后期，尽管运动依旧不断，批判一浪高过一浪，但社会毕竟相对稳定，如文革前期那样大规模人身伤害的事情减少了很多，在这样的环境中，许多仍可以工作的科学家对科学素来怀有的追求也促成了一些科学成就。所以，在文革中，科学成就、科学家的境遇，必须认清发生在何时何地，与文革主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究竟是文革的产物，还是反文革思维的成果，是文革以前就已经开始的研究，还是文革中避开斗争风云的果实。
总之，不能将文革看作一个笼而统之的整体，认定凡是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事情都归功或归罪于文革，否则，无论看文革中的科学家还是看科学成就，都不会得出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
来源: 《记忆》第7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