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土，高级编辑。“九一三”事件发生时14岁，正在北京上初中。
1971年初，在江西干校的母亲病重，先是送到南昌的医院，但那里的医生都已下乡，医院由护士当家，治疗不见任何效果，所以干校最终同意我母亲在我哥哥陪伴下回北京。我在此前为防传染上血吸虫病，暂时寄居到了湖州姨外婆家，接到父亲从干校的来信后，也赶回了北京。
初中课程与战备教育
我从北京火车站下车后专门坐了一站地铁。1969年在我随父母离开北京去江西前夕，中国大陆这第一条地铁线通车，我有幸作为第一批乘客，坐了个来回。如今回返北京，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再次享受一下。从崇文门站出地铁后乘坐六路电车，一直到东四九条，下车后向左一拐，就是我家所在的那条马路，叫张自忠路，可是，当时这条路已改为工农兵东大街了，因为那时，抗战英雄张自忠在文革舆论中变成了汉奸。
我家住在张自忠路三号。张自忠路从前叫铁狮子胡同，三号曾经是一号，所以，这里也叫铁一号。铁一号在清末到民国期间是重要建筑，1950年以后归中国人民大学，人民大学后来又将其中的一部分转给中联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今，人民大学的那部分，基本是教职员工居住的地方。我家的住宅面积，从六十年代开始逐渐减少，终于在离京下放江西时全部交出。我的母亲从江西回来后，暂时与另外一家人合住在一套房子里，邻居是工人，住大部分，我家只有一间，厨房、厕所公用。合居，是中国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在文革时代盛行，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的一种特有居住方式。就是原本一家人居住的一套住宅，住进两家、三家，甚至更多。这种居住方式对社会影响深远，不但摧毁了人们原本就很薄弱的隐私意识，还让同事、邻居间互相仇恨，并且延及下一代，人为制造、激发了大量矛盾。
不知道是不愿意和另一家人挤在一个厨房，还是邻居不让在厨房烧饭，走进房门，我发现我的母亲正在房间内煮粥，煤油炉放在门后，屋里的一切都是借的，包括锅碗勺盆。我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时常陪母亲去阜外医院看病，但母亲希望我赶快入学。这次我终于到了入中学的年纪，算是真正进入了初中一年级。
我就读的中学地处东四附近，算是北京的中心地带，有着百年悠久历史，最早叫崇慈女中，一听就是教会学校，后来当然被改名，与当时中国大地上的所有名称一样，以数字、地点取代了文化，称北京女11中学；到了文革，又跟随改名浪潮，将直白发挥到极致，取名人民中学。幸运的是，我在人民中学读书时，那些德才兼备的老一代教师还健在，有人曾留日、留美，有人毕业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即使1949年以后毕业的，也是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的毕业生。其中，从旧时代过来的教师无不背负罪名，日本回来的叫日本特务，美国回来的就叫美国特务，在旧中国做过事的自然是历史反革命。我刚进学校时，总看见一个面戴大口罩的老太太在清扫院子，经常受十几岁的同学欺侮，后来，当她依然留着“特务嫌疑”的尾巴登上讲台时，我才知道，她是数学老师刘淑训，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我刚入学时，几乎是个白丁，自文革开始，已经多年没在课堂读什么书了，连小数点都不会。当时的课程有数学、政治、语文、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还有农业基础课和工业基础课，后面这两项，大概算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成果。不知是学习内容过于简单的缘故还是我确实发奋努力，不到一年，我的学习就跟了上去，在40来人的班里排到前5名，还当过课代表，所有老师都很喜欢我，尤其是历史和语文老师。其实，我们班里真正在学习的不足10个人，其他人都是瞎混，反正照样升学，照样毕业，最后都是当工农兵和服务员，学了也没用。课堂上课，在那时十分散漫，说话的，玩的，打架的，碰见严厉一些的老师，特别是那些年纪轻、没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学生的纪律就稍好一些；遇上像刘淑训这样的老师，人人都知道她是“特嫌”，当然就没人搭理了。她老是在讲台上呼唤：求求你们了，听我讲课啊！刘老师的数学课，是我遇见的最好的数学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解题到最后，无不豁然开朗。
那时的课堂学习，有价值的是数学、物理、化学，而语文课内容都是些已经滚瓜烂熟的毛选文字和鲁迅文章，还有什么杨水才之类的英雄事迹和一两篇文言文，比如《东郭先生》，但选这种文字的目的是用来说明如何对敌斗争的。农业基础和工业基础课，后来去乡下当知青，根本没派上任何用场。外语课或选英语或选俄语，为什么学习这两门？老师解释的原因，我记得非常清楚——英语是：毛主席还坚持背英语单词呢，马克思、恩格斯都会几门外语；俄语则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们，学好俄语将来战争一旦爆发时可以对付敌人。外语课本里的课文，我记住的是《半夜鸡叫》，还有就是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加上一些打仗时的用语。比如缴枪不杀，许多同学都注音为：葡萄糖一根儿。
除了上课，就是挖防空洞，我们常常用整个下午的时间在学校里挖土、担土、装土，有几次我还跟车去运渣土，东单公园就是倾倒渣土的地方，最后堆起了一座山包。我们学校的防空洞还是全东城区的模范防空洞，并且与四周的防空洞连为一体，不断有客人前来参观。有一日，忽然大兵临境，四处岗哨，老师要求我们低头挖土，不准抬头张望，过后才知道，原来是叶剑英视察。
挖防空洞属于战备的内容，战备的其他事情也很多。每星期5节的政治课，老师主要讲授希特勒的闪电战，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闪电战之外，老师讲得最多的是路线斗争，陈独秀、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罗章龙、王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不仅政治课，历史课、语文课也离不开路线斗争，讲的比阶级斗争还多。我们还经常接受警报演习，上课时忽然警报大作，大家迅速钻进防空洞，好在防空洞就在教室对面。拉练是因为毛主席在一支部队野营训练请示上有5个字的批示：野营拉练好，于是全国各地又掀起了拉练热潮。每隔一段时间，我们整个年级就会出去拉练几天，人人都会打背包、扎绑腿，学会了紧急卧倒、匍匐前进……
后来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插队的地方离重灾区不远，夜里地动屋摇，窗外一片红光，我的第一感觉是苏修扔原子弹了，这就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而预防自然灾害的本事却一点没有，结果，束手无策，无以应对。我活了半个多世纪，少年时天天恐惧的战争危险，一次没看见，天灾却频频发生，但直到近些年人们才明白，从小最应该学习、训练的是预防地震、火灾、车祸、疾病等等。
为军代表盖的住房
铁一号的最西侧要盖一排平房住宅，其中两套大的独门独户，里面有院落，还有花坛，卫生间有澡盆，据说由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和崔耀先居住，郭影秋是行政7级，崔耀先9级，资格老，大家似乎觉得理所当然，其他每个小院将由两户人家居住，面积不大，而且分配时必须论资排辈，所以也没人提意见。当时盖房子，不找建筑公司，都由本单位抽调人手。北京缺少壮劳力，我父亲从江西被调了回来，调来盖房子的另一个理由是顺便可以照顾我的母亲。同时调回干活的还有二十多人，记得父亲告诉我，从16级到13级，每个级别都有。
我父亲绕道湖州，接回了我弟弟。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尽管房间很小，挤在一起，但这是北京，生活比江西强多了。而且父亲干活的地方就在我家旁边，连喝水都可以回家歇歇。但有一天，父亲回来后忿忿不平地说，原来崔耀先根本不愿意住，这套房子实际是为姓杨的军代表盖的，别看他是学校那一级的军代表，却只是师职，推算下来相当于行政13级。那时驻人民大学的军代表，有的在学校，有的在系里，最高是师职，最低是团职和营职。而人民大学的教职员工的特点就是级别高，都是些知识分子中的老共产党员，在我家四周的那些邻居里，20年代加入中共的有好几位，比如尚钺、罗髫渔，还有几位是在法国、苏联加入共产党的，30年代入党的就更多了，系主任和总支书记都是延安和晋察冀边区过来的，什么大人物没见过？
为13级的军代表盖房子，是我父亲每天晚饭的谈资。我听他和母亲讲，这位姓杨的军代表一直占用吴玉章生前的吉姆专车，而郭影秋只能坐华沙202，崔耀先或者挤公共汽车或是与其他校领导合用胜利20。有一次杨代表乘坐吉姆去北京市委开会，市委领导一见汽车，立即下来迎接，以为是什么大领导，不料是他，一脸的不快。一位14级的系总支副书记为杨代表未来的新家砌浴缸，边砌边发牢骚，说自己入伍的时间比他还早一年呢。他说的是实情，人民大学的教职员工，1949年以前，很多人都是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和游击队，还有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我父亲说，不少人对军代表满腹意见，说自己以前就是军人，后来被组织调进学校工作，在文革中却成了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那些留在部队，入党比自己晚的下级，现在反倒都成了军代表，跑来领导自己。早知如此，当初真不如不服从分配，坚决留在军队，说不定如今也是什么地方的军代表呢！
其实，房子盖好后，姓杨的军代表迫于舆论的压力，并没有住进那套房子，但一些军代表还是在铁一号占据了一部分住房，使矛盾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要求初中生保密的文件传达
1971年10月底的一天，人民中学忽然通知，下午全校集合，去长虹影院开会，不准请假。长虹影院在文革前叫蟾宫影院，破四旧时改为现在这个名字，影院就在隆福寺那条小街里。文革开始至今，我经常被学校组织到电影院看电影，看《刘少奇访问印尼》是为了批判，口号声此伏彼起，电影里说些什么，一句也没听见；而看有关珍宝岛事件和新老沙皇的影片，则是为了增加对苏修的仇恨。但从来没有到电影院开过会，为什么不在学校礼堂或者在操场开呢？
进入长虹影院，发现门口还有学校布置的岗哨，由高年级同学担任，个个神情严肃。主席台上端坐着学校革命委员会领导，中间坐着的那人不认识，我们班的班长也是学校红卫兵大队长，见的多，告诉我那是教育局革委会的领导。学校领导先讲话，要求今天传达的所有内容一律保密，不许对任何人说，父母也不行。我们这些初中生一下变得紧张起来，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事情先告诉我们？要我们保密，家长难道不知道？
等到教育局领导开讲，我们才吓了一跳，原来过去天天喊的“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竟然企图叛逃苏联，9月13日，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失事，死了，怪不得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的名字。他提出的“四个伟大”，写出的“再版前言”，发出的“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号召，我们都倒背如流，现在居然叛变，投奔苏联了！但我那时想得最多的不是林彪事件本身，而是我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也可以知道国家的大秘密，还不能对外说，实在有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可回到家里以后，我还是憋不住，晚饭时老想用一种隐晦的方式告诉父母，炫耀一下。可没料到，父母之间的对话让我听出他们早已经知道此事，当他们发现我的秘密后很惊讶，问我怎么也知道。听过我的解释，母亲很奇怪，连初中生都知道的秘密，还叫什么秘密？
从此，林彪事件在我们家里就算公开了。我父亲每天从建房工地回来，都会将那群高级“建筑工人”的聊天内容告诉我母亲，父亲参加了铁一号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集体学习，还去人民大会堂听中央精神的传达，中央文件和各类“林彪反党集团“的材料也在陆续下发，他回家后总要再转达给我的母亲，我在旁边就成了听众。我的哥哥和弟弟，从来对这些就不感兴趣，既不听也不插嘴。只有我，偶尔还追问几句。铁一号分成几个学习小组，我父亲那组有十来个人，组长是罗髫渔，一位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也参加过南昌起义，还是个领导。他在小组会上爆料，南昌起义前夕，他掌握所有起义部队连以上军官的名单，找每个人谈过话，不记得有林彪这个人。言外之意是，林彪当时的职务在连以下，并不像过去报上所说的那样，领导了南昌起义，又率部去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
“571”，一个不可思议的“工程”
在那个年代，我从小就学会了由《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出席人员名单中察觉政治动向，发现人物沉浮。像我们这样的中学生也经常由学校传达“中央文件”，每次传达，总有大事发生。“九一三”以前，陈伯达这样一位大人物，在每天翻阅《人民日报》中，我感觉他很久不见了，问我父亲才知道，他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来听传达，又说全国要开展批陈整风。学校传达上面的指示，要大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有点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非要唱这两首毫不搭界的歌曲。林彪事件出来以后得知，毛主席号召唱这两首歌是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可是，还是不明白其间有什么必然关系，只有“一切行动听指挥”算是沾点边，林彪他们肯定没有听毛主席指挥。
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持续了很长时间，开始是揭露他们怎样谋害毛主席、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以后，林彪又和孔子绑在一起，于是，批林批孔铺天盖地而来，我从批林批孔中熟悉了孔子，读了《论语》，那时，全国大普及的子曰是“克己复礼”，人人皆知。批林批孔还在如火如荼，评法批儒又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兴起，也不知这算是另一场运动呢，还是批林批孔的延续。我们从此知道，原来早在古代也有两条路线斗争，儒家和法家，前者倒退，后者进步。正因为有了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多年空荡荡的书店才摆起了古人的著述，当然，无一例外地都被归入儒和法，一反一正，批判和赞扬的态度主要反映在注释和前言里，有大学老师的，也有工农兵的。我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中，最大的收获，就是阅读了荀况、韩非、商鞅、李斯、贾谊、桑弘羊、桓谭、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的著述，还有受批判的孔子、孟子、董仲舒、二程、朱熹、王守仁的文字，像《过秦论》、《盐铁论》、《神灭论》，都是那时报刊上反复介绍的经典，而且，我第一次知道，司马光、苏轼这些人原来都是反动保守分子。在批判中，为了“防止上林彪、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的当”，还号召我们读马列原著，因而在课外学习小组读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哥达纲领批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不但有老师具体辅导，还下发了许多学习参考资料。
林彪事件之后，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一切因此转变，过去发生的那些残暴行为和极端做法也都一股脑儿地归罪于“林彪反党集团”，我们去江西落户，是林彪的“一号命令”导致的；很多人饱受折磨，大量的人死于非命，都是林彪一伙儿推行的极左路线造成的。江西的那个程世清，听我父亲讲，他是林彪死党，已经被捕。以后又听说曾经走红的大量军官被清理出军队，我的同学中有民航局干部的子弟，原本自我感觉很好，后来忽然变得很消沉，据说他们的父母也受到牵连，因为民航局当时属于军队系统。
干校的人陆陆续续回到北京，人民大学已经解散，我父亲和母亲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许多前几年还被批得一无是处的人，如今逐渐出现在各种招待会和追悼会的名单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我买了一本，读了几遍，这可是文革开始后我见过的第一部学术著述，并且内容与文革没什么关系。很多人都增加了工资，调高了一级。不时有国家与中国建交或是恢复外交关系，而且还是些资本主义国家。学校学习和社会生活也显得日趋平稳。但我的母亲，经过6年的煎熬，病情加重，最终瘫痪在床，那些痛苦不堪的往事似乎大多忘却了。
母亲在暨南大学读书时的要好同学、地下党时期的老战友，无论身在北京还是外省市，开始经常过来看望病中的母亲。我有时会被父亲派去附近的江苏餐厅买几个好菜，这家菜馆最早叫森隆饭庄，后来改为八一食堂，现在又改成江苏餐厅。饭馆的菜，只要有钱就行，不受票证的限制，可以吃到市场上少有的鱼肉禽蛋。常要的菜是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赛螃蟹、松鼠桂鱼，偶尔还会来个烹大虾。来客有台盟中央秘书长徐盟山夫妇、纺织工业部的司长费志融夫妇、福建的一个地委书记张林、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白明——文革前他老是出国，又不说去哪里，带回来的糖果却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巧克力。从他们与我父母的聊天中，我知道他们在文革前期几乎被整得死去活来，现在都“恢复工作”，“恢复组织生活”了。他们，包括我的父母，都认为“林彪反党集团”是极左，不过，批极左还没多久，上面又传达说林彪他们是极右，叫形“左”实右，《人民日报》因此发表文章，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
对那个时代的各种政治运动，坚信其合理和必要，是我这个学生当时的基本状态。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有感到莫名其妙的地方。为什么林彪、陈伯达、叶群这些人前几年还红得不得了，现在却突然被打倒，而且说是“蓄谋已久”，“反共老手”，“一贯反党、反对毛主席”……既然如此，林彪怎么还能顺利成为接班人，得到了篡党夺权的机会？林彪已经是“接班人”，写入了党章，怎么还会“抢班夺权”？那时的合理解释，是说他们“隐蔽很深”、“反革命两面派”、“欺骗党欺骗毛主席”，“迫不及待”。等到“四人帮”被揪了出来，华国锋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而宣告胜利结束”，我才开始觉得完全不对了，自刘少奇之后，文化大革命揪出来的人怎么都是文化大革命一手培育的人？如果没有文革，这些反革命分子就不可能犯下这么多罪行！直到1978年考入大学，哲学系老师李秀林在学校大礼堂为我们介绍理论务虚会情况，开场便说，我们唱了多年的《东方红》和《国际歌》，其实是截然对立的，回头一琢磨，果不其然。于是，我的反省也就开始了。
所有运动，为什么都是上下五千年全要扯上，这也是我当时的困惑。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以后又突然冒出来个评《水浒》，批宋江投降派，闹得全国人民天天跟着沉浸于历史当中。尤其是让大字不识几个的工人、农民在那里每天拼命批孔子，讲商鞅、李斯、桑弘羊，确实有些可笑。
“林彪反党集团”的最大罪证就是“571工程纪要”，在最初传达这一罪证时，我只觉得很惊讶，怎么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也有人胆敢对毛主席下手，但听到B-52这样的代号时，又感到很有趣。听见其中的那些形容后，的确很震惊，既不同意，也不反感。去农村插队以后，同村的知青，有几位总在那里说，“571工程纪要”里讲得真好！我这个“先进知青”也没想反驳。
斗转星移，对“571工程纪要”，我越来越觉得不可思议，在那样的年代，竟然能产生这样准确的分析和归纳，不知是林彪的意思，还是林立果的觉悟，或是另有高人指引？对林彪之死，我认为至今仍然是谜，在相关档案没有全部公布的情况下，不能贸然结论。对林彪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值得持续研究，没有止境，但肯定不像30年前宣判的那样。林彪的历史，尤其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这段历史，也是一段含混的历史，何时才能真相大白，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