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内地的电视剧创作，已走过30多年的历程。电视剧在大陆的政治地位、社会影响力及在人们心目中的文化位置，都远超其他国家和港台地区。在这里，电视剧可以作为纪念日的献礼，可以当作文化思想的接受渠道，也可以被视为历史的再现，被多数人看作是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甚至是许多人唯一的艺术享受。从电视剧的播放、创作和收视率中，可以清晰地发现每个时代的普遍心理和政治、社会的风向。
80年代：反思是主流，日剧受青睐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刚刚从一段痛苦的岁月中走出来，伤痛与贫困是我们对一个时代的完整记忆。此时的艺术创作，与文学一样，痛定思痛，是一种伤痕文化。在作品里，人们最感伤痛的，就是那些背叛家庭或是从海外归来的革命者——尽管怀着一腔激情，为何却始终受到革命阵营的怀疑，无不饱经磨难？即使表现1949年以前的作品，给读者和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也是：原来“左”所造成的伤害远比敌人更深；来自“自己人”的暗箭比敌方还要险恶阴毒。记得当时有几部外省话剧团来北京上演的作品，很快就在电视里播出了（当时创作的电视剧还不多，而话剧作品却经常在电视里播出，有时几乎与舞台演出同步），其中有的描写抗战时期，有的讲述苏区的斗争，当然还有关于“文革”和“文革”前的，主角不是知识分子，就是所谓出身不好的中共干部。他们开始时个个热血沸腾，结果却十分凄惨，“我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为什么不爱我”，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呼喊。虽然剧情也有“光明的尾巴”，但对“左祸”危害的揭露都很大胆。关于红色经典的记忆，最深刻的已不再是对军统、中统的仇恨，而是《红岩》作者罗广斌在60年代的惨死；是对川东地下党被定为“没有好人”的诬陷；是长时间里，渣滓洞、白公馆、息烽集中营里牺牲或逃出的许多人被怀疑为叛徒、特务的情形——这些才是最大的悲剧。
很快，80年代的电视剧创作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敌营十八年》是第一部连续剧，并且将表现对象放在了地下斗争，隐蔽战线的主人公也不像李玉和、阿庆嫂那样“根正苗红”，而是过去长期被怀疑、受压抑的一类人。片子的走俏实际已告诉我们，谍战片是电视连续剧的长项，但这个商业信息直到20多年后才被高度认同。“对越作战”经过文学的沉思和情感的积淀，诞生了两部由小说改编过来的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里面说的实际是那个年代的人情和社会，不像以往同类题材那样基调单一，也不显得昂扬激越，增加了许多思索的成分。可以说，战争、军队题材的电视剧，在这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个时期有分量——写出了人性的另一面。与此类似的是，那个年代还有两首因“对越作战”而产生的歌曲《十五的月亮》和《血染的风采》，它们竟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旋律，这也是后人不能想象的。这两首歌曲虽说以爱国从戎、戍卫疆土为内容，却没有雄赳赳的曲调，也没有多少怒气冲天的豪情，感怀、凄婉的思绪弥漫始终。实际上，这也正是当时全民心态的反映。刚刚从一个痛苦、贫穷的年代走出来的民族，此时，无论爱国还是战争，都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自我感怀之中，感受自己的喜怒哀乐不亚于杀敌的壮志。怪不得作战的敌对方，居然在阵地上也以这两首歌来瓦解我军的斗志。
当时热播的《雪城》、《今夜有暴风雪》、《便衣警察》等电视剧中，尽管那种前30年主流意识形态下形成的斗争之勇和英模之气还在延续，但自省、反思，面临现实困境的务实选择，人性中不那么光明的一面，更让观众难忘。“几多风雨，几度春秋”，“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从主题歌歌词里，我们看到与勇气并存的，其实是迷惘、惆怅和感叹。《蹉跎岁月》、《孽债》仅从剧名就可见带有明显的反思烙印。那时的新一代作家多来自知青，因而知青题材占有很大比重，但这个题材的表现力极其有限，也有意无意制约了文艺作品表现那个时代的深度和广度。
那个时期，话剧里最出色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桑树坪记事》和北京人艺的那几部带来争议的作品；电影中最难忘的是《牧马人》、《庐山恋》、《人到中年》，一直到《红高粱》；电视剧反映改革开放最有名的作品是《新星》和《公关小姐》。这些影视和舞台作品大多改编自畅销小说。抗战题材的电视剧与后来相比，实在不算多。因为人们的注意力一是集中于反思前30年，二是思索当下如何改革开放。《夜幕下的哈尔滨》虽讲的是抗战，但主要人物之一是位日本人，还是个屡遭误解的好人。《四世同堂》也是那时最有收视率的电视剧，与拍《红楼梦》、《西游记》一样，拍名著是影视界的传统，每个时代都少不了。《四世同堂》尽管以日本占领时期为背景，描述日本人的戏却很轻，着墨较重的是中国的“汉奸”，李婉芬演的“大赤包”因此红遍了全国。事实上，凡是老舍的成功作品，涉及的都是他体味深刻的人和事，《茶馆》写了三个时代，唯独没有日本占领时期，很值得深思。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似乎是80年代的上下共识，所以中日合拍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便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意义的作品，深刻、沉重，耐人寻味。真正有反日情绪的电视剧倒是来自香港，《霍元甲》和《陈真》拍出了强烈的民族义愤，里面的主题歌一直到9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恶化时，还成为许多人走上舞台宣泄的首选。不过来自香港的朋友告诉我，这类电视剧在香港也就是电视剧而已，不会引发别的联想。看来，教育环境不同，所带来的电视剧效果也完全不同。
那时是中日友好的蜜月期。一方面延续了前30多年中日友好的民间传统，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又加深了政治层面的互信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所需的外资主要来自日本，于是，日本公司的广告举目皆是，日货无处不在，学校里随处可见日本留学生和学者，旅游团也不断涌来。鉴真和阿倍仲麻吕是文艺创作的常见形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是人人会诵的诗句。反映在电视上，就是日本电视剧一部接着一部轰动全国，人人争看。《血疑》、《阿信》、《姿三四郎》、《聪明的一休》、《排球女将》、《犬笛》，加上电影《追捕》、《人证》、《啊，野麦岭》、《砂器》、《望乡》、《绝唱》、《远山的呼唤》、《狐狸的故事》等，中国观众长时间沉浸在日本影视剧文化中。高仓健、中野良子、栗原小卷、山口百惠、三浦友和等，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偶像。大家由此才明白，原来资本主义国家不怕自我揭露啊！我在日本NHK当主持的朋友天愿光雄来寒舍做客，看到我们全家正围着一台14寸的日立彩电看《血疑》时，大为惊讶：“怎么，这么假的电视剧你们也看呀！”
90年代：心态在调节，生存最重要
曾有人发表文章回忆说，1990年的冬天，有三件大事中国大陆百姓最为关心：一是海湾战争怎么打，二是大美女挂历为什么遍布大街，三是全国一起等待电视剧《渴望》的结局。还有消息称因为大家都在看《渴望》，连犯罪率都降低了。其实，无论从《渴望》的创作时间还是内容看，都应算作80年代的产物，由于一段痛苦的岁月而造成两家人的悲欢离合，是那个时代的主题。“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也曾心意沉沉，相逢是苦是甜，如今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毛阿敏演唱的这首主题歌，尽管听起来有说不出的辛酸，但更像是为80年代的反思画上了一个句号。
度过了一个时代，开始迎来另一个时代，可惜，过去那个时代的反思基本都是浅尝辄止。
《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过把瘾》等，这些90年代热播的电视剧让人感到，观众的口味来了个彻底的转变。经历了政治的惊涛，又面对市场的大浪，大众的心态开始调节，艺术家的心态也在调整，对痛苦岁月的反思逐步退出舞台和荧屏。随着财产私有化的展开，人们对生活的看重渐渐高过了对政治的关心，赚钱正在成为多数人的第一要务，对当下的生存考虑远比思想质疑更能诱惑人心。不过，80年代的余热尚未散尽，所以，那时的电视剧在咀嚼生活、去政治化的同时，调侃直至嘲弄曾经拥有的意识形态也成为时髦。王朔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与他相关的电视剧几乎都可以走红。在那个年代，他的小说和电视剧推动了生存话语的颠覆，这种颠覆适应了当时的市民心理：厌倦了以往的叙事，向往全新的存在方式。
那时，中国大陆兴起的留学、移民、到海外打洋工、出国投奔亲朋好友的狂潮，已走过了10多年。于是，《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等电视剧应运而生。当初的出国梦想化做现实后，人们才发觉，原来并非那么美好，困窘、疲惫、思乡、离异、感情线紊乱、与当地环境格格不入，几乎成了多数外出闯荡者言说的基调。这类题材的电视剧，往往还存有一种情绪，引用一位学者的说法，便是“出国爱国者情绪”。这些人当初拼了命地要出国，等到真的出了国，又变成了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其典型表现是：明明出国赚了钱，还总是觉得受了欺负；这边拿着绿卡甚至外国身份，那边听起来看上去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天天嘴里喊自己在外边是“二等”，可就是不回来做“一等”。
拍名著，也是90年代电视剧延续的传统。当时最值得一提的，是拍出了一部已经无声无息了40多年的名作《围城》，作为学者的钱锺书却因电视剧而红遍全国。从那个时代开始，电视剧让许多人、许多小说和许多历史出了大名，电视剧因而也成了大众获取历史、文化、思想、军事以及各种知识的主要来源，可这种来源也为历史带来了无穷的曲解。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从90年代起如潮水一般涌了上来，持续至今。从清说到明，从汉讲到唐，帝王、宰相、王朝，前面经常还非加个“大”字不可。小说、电影、戏剧纷纷以此为主题，其中以电视剧为最多。过去天天号召要写工农兵，到了“文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被完全禁绝，受到猛烈批判。可“文革”没过几年，不但恢复了热衷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风气，而且更甚百倍。可见它在老百姓中间有多么大的市场，文艺家们又有多么大的瘾头。其实，今天的平头百姓喜好窥测领袖逸事，基层喜好打探高层秘闻，普通读者喜好阅读李嘉诚、霍英东的故事，市井男女喜好传播富家子弟的分分合合，也是一个道理，这是人类心理的通病。
无论将相争霸、打家劫舍，还是鬼怪神妖、公子小姐，都与普通人的生活无关，但还是为普通人所钟爱。这也告诉我们，农民未必爱看农民，工人未必爱看工人，所以，号召写这个题材写那个题材，是对文艺欣赏心理的无知。
新世纪：帝王加抗日，跟着市场走
新世纪的10年，中国大陆的电视剧总产量已达世界第一，拍摄的题材五花八门，紧随市场需求成为主导，迎合了观众不时变换的各种情绪。既显得题材单一，相互模仿，又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为了收视率可以任意取舍，直至扭曲历史本来的逻辑。
美蒋敌人，这一过去文艺中的反面人物，正在成为正面，或者起码不那么反面。阶级仇恨已被民族仇恨所取代，国家利益走到最前台，好像革命的最终目的不是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新的阶级政权，仅仅是为了民族独立。而这种意识在30多年前曾遭严厉批判，被认定是将无产阶级政党混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
《乔家大院》、《大宅门》这类电视剧让我们深切感到岁月的变迁与矛盾。阶级斗争终于完全退隐，“剥削阶级”以另一种形象登上了舞台，但在历史教科书里他们并没有被正名，以消灭他们为目的的革命和政治运动还是正确的，在重新播出的样板戏和翻拍的红色经典里，他们依然属于反面人物。于是，我们的现实记忆里出现了同一种人的四面形象：政治历史中的反动派、文化传统中的传承人、红色经典的革命对象、当今经济发展的中坚。一方面，依然在继续红岩的历史，一方面，又承认中美合作所在1945年以后的形象属于伪造；一方面，仍在重拍、赞美“红色经典”，一方面，又不得不淡化或抛弃意识形态；一方面，还想恢复“收租院”的面貌，一方面，又明确地知道了“收租院”是虚假的艺术、捏造的历史。在这充满矛盾和自我对立的岁月中，各类作品丧失了基本的是非底线。
80年代曾被反省的一种历史，在新世纪被当作了“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在《金婚》里，一个曾让无数人困苦不堪的年代也被有意无意地美化了，起码在那个六口之家的饭桌上和居住条件中，观众会感觉他们过得还蛮不错呢。是人们在忘却，还是作者没经历，或是迎合了一种社会的情绪？大量的都市生活剧、言情剧，其中的背景，我们实在看不出是在哪里。时间和地点的不确定，表明大多70、80后的作者、导演、演员，都生活在一个狭小的时尚圈子里，他们心中只有写字楼、商厦和酒店式公寓。
谍战片是新世纪的宠儿，不管是国共之间，还是抗战时期的敌我之间，敌人的形象都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敌人不再被丑化，甚至还允许被“美化”，女性变成美女，而且很清纯，可以和中共地下斗争的勇士眉来眼去；敌营的男性也成了器宇轩昂、英俊潇洒的干练之才，都有其人性的一面。意识形态大大弱化，双方无非是各为其主，信仰不同罢了。只是每当我看到那些中共地下党的铁血男女们出生入死的情景时，总在为他们万一迎来黎明后而担心，他们可以躲过一次次政治运动吗？他们不会也成为潘汉年吧！其实，那些人物的结局才是悲剧，也是文艺作品最应关注且最具震撼力的故事。
重拍也是新世纪的最爱，古典的，现代的，革命的，不革命的，金庸的，只要是过去拍过的，都不妨再来一遍。凡是重拍，你会发现，作者、导演在旁枝末叶的创新上有着无穷的想象力，而在主题上却是乏味的矮子。
伴随着90年代以来反日、厌日情绪的日益高涨，日剧也变得寥寥无几，而抗日题材却蜂拥而至。有近一个月时间，我每天晚上看到20几部抗日戏在同时播出。抗日剧的新特点十分明显，或许过去那种正经的抗日题材已不再叫座，土匪抗日、伪军抗日、地主抗日成为热门，而国军的形象在抗日剧里也都改为正面，不是与八路军同仇敌忾、奋勇杀寇，就是大义凛然、慷慨出征的热血儿女。而在过去的抗日文艺里，伪军的戏比日军足，显得比日军更坏，地主、富农和国军都是些破坏抗日、与日军勾勾搭搭的准汉奸或者汉奸。如《沙家浜》、《东进序曲》这类抗日作品，干脆连个日本人都没有，《铁道游击队》这类的抗战文艺，正面人物负的伤还是国军干的。
2008年以前的抗日剧，就像中日关系一紧张，出租汽车司机可以拒载日本人，小学生都可以去抵制日货那样，剧中的日本人也没有好人，尽管相貌已经不是小丑，但个个兽性十足。而2008年以后的抗日剧，或许因为现实中的中日摩擦已成家常便饭，或许因为人们渐渐了解了历史，知道原来曾有一批日本人舍生忘死地为中国传递情报；原来延安还有所日本工农学校，里面培育了几百位反战人士；原来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就住在宝塔山下的窑洞里；原来日本还有个“反战同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付出过血汗；原来不少日本人参加过新中国的初创……于是，日本人作为正面形象，或是不那么反面的形象，开始出现在剧中。现在的日军男人的形象也不再是“猪头小队长”或鸠山，女人的相貌正在向不是日本人的日本特务川岛芳子看齐，与国共对抗戏中敌人形象的变化几乎同步。
一部部以政权更迭前后为背景的反特片，编得惊心动魄，演得惊竦无比。但似乎没有人思考，正是那时的敌情观念加阶级斗争的深入人心，才造成了从电影《徐秋影案件》原型开始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徐秋影案，也就是邵玉魁案件，实际才是一部最值得拍摄的电视剧，不但跌宕起伏，还发人深省，冤情时间持续长达30多年。
侦探片、破案片只允许每天晚上非黄金时间播放，原由恐怕是担心与贪腐挂钩。与古代公案小说不同的是，近现代真正的探案文艺必须发生在法治健全的地方，因为侦探的魅力在于推理，不在于顶住权钱压力和破解关系网。不然，没有基本的法律保障，外来干扰恣意随便，法官、检察官、警察老服从法律之外的命令，推理和逻辑也就派不上用场了。但从如今大量的侦破片看，不如称之为公安英模片更恰当些，里面正面人物的智勇事迹最后都是政治的结果，不在于探案本身。
新世纪以来，伦理观、价值观、历史观等，在市场面前显得一钱不值，票房、收视率和产品定价主导一切。不过，这也难怪，几十年来，种种观念不知来回颠倒了多少次，早已支离破碎，让在这些年代成长起来的作者、导演还能有什么“观”值得坚守呢？然而，当韩国家庭伦理剧婆婆妈妈地一集集吸引了亿万人时，也不得不承认，老百姓的心灵深处，依然怀念着那些曾经属于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可惜的是，今天的电视人连过去最基本的礼仪都不知为何物，“我府上”在荧屏中盛行多年即是明证，要他们拍出韩国这样的伦理片，实在强人所难。看过韩国的历史剧，你也不能不感叹，历史就是历史，电视剧就是电视剧，在他们那里是个常识，这可以让写的人、演的人、看的人都比较自如；而在我们这里，基本是笔糊涂账，不然，电视剧就不会老用“经过详细考证”、“真实再现历史”作为广告词，导演和编剧也不至于总在那里以历史学家自居了。
新世纪的10年，电视剧创作领域的思维日益贫乏、想象力越来越枯竭，无论古代历史、民国历史、谍战、抗战，还是父亲、母亲、继父、继母、小姑、嫂子之类的家庭生活，一种题材一旦叫座，趋从之风立即刮遍各地，但其间缺少了真正的历史感和平静的社会思考，缺乏真正的传统伦理道德依托。没有现代文明的基本素养，弥漫的是大量政治运动洗刷后产生的意识、观念和浅薄的情绪冲动。这些电视剧表现出“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后果，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今日的社会，浅陋、无知、二元思维、非理性成了时尚。因为现在的老年人都是那个年代培育出来，现在的中年人都是那个年代塑造的，现在的青少年的道德伦理、社会认知、历史知识都是那个年代造就出来的父母、祖父母和老师言传身教的。只不过，那个年代是跟着标语、口号和意识形态齐步走，如今是跟着市场需要和大众口味瞎转悠罢了。
30年过去，人生不过一瞬间，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过去之后，如过眼云烟，早已随风飘散。不过，从电视剧里却能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记，每个10年都很清晰……来源: 同舟共进 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