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民主政治的实现及意义

1、台湾民主政治实现的历程

台湾已经基本实现民主政治，这是人们公认的事实，也为中国大陆多数人所认同。常听大陆人说：台湾民主政治进程领先于大陆几十年；或者说台湾的今天就是我们大陆的明天。

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实现有个漫长的过程。孙中山发起国民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之初，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避免重蹈每推翻一个封建专制皇帝，又另立一个新的皇帝的怪圈，提出在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王朝之后不再设皇帝，而是实行民主共和，搞民主宪政。他设想中国的民主宪政实现的路大致分为三步：经由军政、训政到最后实现宪政。

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和遗训，可是在统治大陆的几十年中他始终没能实现民主宪政。这其中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战火连年不断。可以说蒋介石在大陆期间简直没过一天和平安稳的日子。从北伐到同北洋军阀和后来其他军阀的战争，1931年开始的十四年抗日战争。此外还有国民党政府同中共的长期战争，从井冈山到延安，最后是四年全面内战（即“解放战争”），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被打败，迁到了台湾。

1946年国民党曾在大陆召开过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叫做“制宪国大”。当时共产党也准备参加的，也提出过一些方案。后来形成了一个宪法。1948年在南京又召开“行宪国民大会”。但在当时内战正酣时候，真正的民主宪政只是说说而已，是实现不了的。

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之后，尽管立即着手实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如土地改革），但在政治上仍然不可能搞民主宪政，在战争状态尚未消除，加强军事管制情况下，延续着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国民党一党专政，对社团、媒体严加控制。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早在1947年台湾就发生过“二二八”事件，1979年又发生反映台湾人民民主诉求的“美丽岛事件”。

1975年蒋介石去世，强人政治基本结束，1987年时任总统的蒋经国先生决心推进政改，还政于民，实行三大措施：解除戒严令，取消军事管制；开放报禁，允许媒体新闻自由；开放党禁，允许成立政党。此前民进党是地下的、非法的，它的创始人许多都坐过牢。开放党禁后，民进党很快就变为公开合法政党了。

正当蒋经国先生准备践行孙中山还政于民诺言时，国民党内部很多人想不通，有抵触。例如当时一位资深元老沈昌焕就提醒蒋经国：如果这么做的话，我们国民党就很难长期保持执政党地位。蒋经国淡淡地回答说：世界上没有一个能够永远执政下去的政党。正是这位国民党领袖表现出来的伟大政治家坦淡的胸怀和决断，终于使台湾露出了民主政治的曙光，开启了政治体制大变革的新篇章。

蒋经国先生1988年去世后，李登辉接任总统，将蒋经国的改革主张通过制度加以落实。应当说李登辉在台湾的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是有贡献的，虽然他后来在“台独”问题上有严重错误。1996年台湾实行第一次由全体人民直接选举总统，李登辉就任第一届民选总统。2000年的多党制总统竞选，曾经长期执政的国民党下野，民进党陈水扁胜选，并连任了八年总统。2008年的竞选，民进党败选，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2012年大选国民党继续获胜，马英九连任，于5月20日就职其第二任总统。

2、台湾民主政治实现的意义

台湾民主政治实现历程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概括地说起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这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第一次实现民主宪政。从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来看，它首先在台湾地区实现了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推翻封建专制，实行民主共和与宪政体制的革命理想，实现了一个大转折。如果再从更大视角来看，则台湾这一转折的意义更是非同小可，它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几次大转折中的一个新的伟大转折。

有一位美藉华裔历史学家，叫唐德刚，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晚晴七十年》，他不认可人类社会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几个基本阶段。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文明史至今经历了两次大转折。第一次大转折是由原来的部落社会、公民社会向专制集权的转变，这个转变在中国大致是从东周到秦汉完成的。中国的孔夫子等许多古时候的圣人都十分崇尚三皇五帝、唐尧虞舜，直到西周文武之治，那个时候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大社会小政府，它是分权的，比较民主的，不是专制独裁。但是到了东周之后的诸侯列国就开始搞专制，讲武力。到秦始皇兼并六国，实现全国性的专制统治，汉朝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制。这是第一个大转折，共经历了几百年时间。

第二次的转变是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变。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那就是从清末、辛亥革命一直延续到今天，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我在有些地方的讲座中说：从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这是由大政府小社会向大社会小政府的转变。如果说台湾民主宪政的实现是第二次转变的标志性成果，虽然它不是全中国范围内的，不是整个中华文明所实现的转变，但它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就是从我们中华文明几千年文明史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台湾民主政治实现的意义就更为重大了。

第二，台湾民主政治的实现是中华文明同普世价值的成功对接。在中国历来就有许多人以自我为中心，盲目自大。直至今天仍有许多大陆人，总是强调中华文明的特殊性和异质性，否认和拒绝人类社会普世价值，把国外许多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证明为可行的成功经验和制度，统统贴上“姓资”标签；而对于自己那些不好的，正有待改革和完善的东西，却宣称为“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孤芳自赏，抱残守缺。在政治体制上，抵制所谓“西方式民主”，拒绝实行宪政。甚至公开提出几“不搞”。说什么这些都不符合“中国国情”，不服中国水土。对此，我们姑且不从理论上批驳其荒诞性，只要看看我国台湾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明属于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既然台湾可以实行民主宪政，为什么中国大陆不可以呢？

所以，台湾民主政治的实现对于大陆最重要的一个启示，便是台湾做得到的，中国大陆也应当可以做到，台湾可以实现同人类社会普世价值对接，大陆就也应该可以对接。它是大陆的一个榜样、一个模范。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后，曾经提出“反攻大陆”的口号，显然这是自欺欺人，他哪里有力量反攻大陆？后来他自己也不相信了。但是蒋介石说了另外一句话：要把台湾建设成为中国的“模范省”。我觉得这句话说得还差不多，看来真的实现了。台湾不仅政治上实现了民主宪政，其他社会问题解决得也比较好。生态环境没有遭到大的破坏。中华传统美德基本保留下来，民间伦理道德风尚也是今天我们大陆人要好好学习的。大陆去台湾的学生，交换生，他们说台湾人每见到你动不动就说“谢谢！”甚至看来并不需要说谢谢的也说谢谢。有人对他们说：人家说谢谢总比骂人要好吧！这是文明礼貌。还有人说在台湾宾馆走廊或在上下电梯碰上台湾人时，人家总要跟你点头问好；开始时还以为他们神经有毛病呢！因为在大陆，熟人相见还不一定打招呼，何况是生人呢。

确实，台湾在很多方面都值得今天大陆人学习。这里我们主要是讲台湾的民主政治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应当说在这方面它也是中国的“模范省”。中国大陆迫切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改？有台湾这样一个榜样在那里。至于怎么学习借鉴，虽然不能照搬，但有这样一个榜样在那里总有好处，少走许多弯路。但这回大陆人切切不能再沿袭过去思维，犯过去的错误，以为他那里是算什么--“国民党反动派”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的大陆怎么能向他们学习呀？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台湾民主政治实现的历程和意义。

二、民主宪政是世界各国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潮流

台湾民主政治的实现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大潮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纵观中外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民主宪政是世界各国政治体制发展的主潮流。西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制定宪法，依宪治国。宪法是干什么的？它的出现就是为了反对封建王权的专制统治，约束国家公共权力，维护民主的。

近代民主宪政体制的发展，在我看来，迄今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高潮点：第一次高潮是刚才讲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从英国的宪章运动到权利法案，1789年法国大革命，1776年美国独立和其后南北战争等等，出现了一大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什么提到南北战争？美国的宪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到南北战争才完成。第二次高潮是二战结束前后。这个高潮的主要特色就是民族独立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民族独立以后也并不是全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它有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建立了民主国家。如印度，甘地、尼赫鲁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另一种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或君主制的专制国家，如中欧、中亚、非洲、拉美、东亚的一些国家。第三次高潮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前苏、东国家的解体，从专制社会主义，比如斯大林的那种专制，走上了民主政治的路。他们的民主制还有缺点，人们说现在俄罗斯老是普京和韦德梅杰夫唱“二人转”。但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制度基本建立，只是还要继续完善的问题。今年大选普京当选以后为什么掉眼泪？他为终于胜选而激动，因为他也明白要接受全体选民的挑选，并不是铁定就是他能当总统。所以说那还是属于一种民主政治。第四次高潮应该就是2010年以后的西亚、北非的“茉莉花革命”或称“阿拉伯之春”了，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一大批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变，包括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此外还有南亚的缅甸。突尼斯的变革直接导火线只是由一个小贩受到了欺辱而自焚引发的，一点小火星就燃成全国性燎原大火了。看来多容易啊！其实那里的社会矛盾激化，人民对专制的不满是长时期逐渐积累的。埃及的变革大家也熟悉了。我们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穆巴拉克下台后被关在铁笼子里出庭受审的镜头，这几天又传说他在服刑中人快不行了，要死了。利比亚则是通过长达半年十分激烈内战实现了转变。叙利亚至今仍正在转变中。巴沙尔在反对派进攻以及西方的压力下，去年曾组织了29位法学家制定宪法，新宪法规定要搞多党制，在巴沙尔本届政权任期届满之后举行多党竞选，谁被选上谁上台执政。这起码也算是对实行民主政治的承诺吧；尽管如此，欧美一些国家还不同意，一定要立即把巴沙尔赶下台。现在联合国特使安南正在进行调停。我们门口的缅甸原为军政府，吴登盛倡导改革。外人评论吴登盛在2011年当选总统后前后判若两人，当选之后立即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包括与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的和解，同地方武装和其他反对派和解，下决心搞民主政治。当前，无论在北非、中东和其他地方，这一民主变革的潮流还未停止，大有继续扩展之势。值得大家关注。

以上分析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得出一个总印象：推行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乃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个潮流中，也许台湾的榜样对中国大陆来说更具有重要意义，其说服力更大一些。

其实，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前，也曾一度出现过实施民主宪政的曙光，虽然若隐若现，真真假假。那就是1946年国共重庆谈判及其前后一段时间。中共对宪政也并非从来就是反对的、反感的。早在延安时期中共高层也曾慷慨激昂、义正言辞地要求蒋介石政府搞民主宪政。在延安召开过各界人民宪政促进群众大会。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说：宪政就是民主政治。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人也慷慨陈词，抨击蒋介石国民党不搞民主宪政，信誓旦旦保证在革命成功后中共一定会“还政于民”，实行民主宪政。10几年前广东有几个年轻记者出了一本书，叫做《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为什么只说“出”书而不说“写”了一本书？是因为在该书中作者一个字也没有写，全部是把1942到1945年中共的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的讲话、文章和新华日报的社论，汇编在一起，说他们如何如何承诺在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一定还政于民，实行民主政治。然而遗憾的是后来他们把那些“庄严的承诺”抛弃了，根本没想过还要兑现！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邓小平为首发动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也有朝向民主化的些许松动，但进展不大。而到上世纪末年反而出现停滞和倒退。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必然影响经济体制改革。近些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也在停滞和有所倒退。有人把我国近来经济的下滑原因归咎于国际环境，其实我们更多地还应当从国内自身找原因，这里包括政改滞后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倒退只会更加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前面说过，突尼斯一个小小水果商贩的自焚就引发了全国大变革，而我们今天这样的事件太多了。所以温家宝总理这几年都在大声疾呼改革，话说得那么严重。不说以前的，就说这次两会期间3月14日的答中外记者问，温家宝心情十分沉重，给人有自责和赎罪那样一种感觉。局外人往往是不能理解的。曾经连总理身边的人都劝说：总理啊！你讲了那么多改革都没人听，你这是何苦啊！人家都说你在作秀，退休之后要保名声。温家宝说：你们哪里知道啊！我不是要保名，而是在保命！应该说这不是总理在故作高声，危言耸听，而是肺腑之言。表现出他对于形势的深切了解和对于一些重大事态的深度担忧，也反映总理实事求是，勇于自责，敢于担当的高尚品格。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诚如是也。

今年以来出现的王、薄这些事件为中国大陆政改提供了一次良机，高层领导如果能够抓住这个突破口和机遇，因势利导，同全国人民相呼应，上下结合，就能大大地推进国家政改，逐步实现民主政治。而如果瞻前顾后，犹豫不决，错失良机，则不但害国害民，也会害了自己。俗话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当权者宜慎察之！

民主宪政既然是世界各国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潮流，也是今天中国大陆政改的发展方向，那便是任何人和力量阻挡不了的。即使错过眼前某一二几次机会，也迟早要实现的。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三、民主宪政的基本特征和制度

民主宪政需要各种相关的基本制度保障。其中主要涉及到这样几种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军队制度、新闻制度等。这几个方面制度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说台湾政治实现了民主宪政，也是通过上述这些基本制度的民主化、法治化体现的。

先来看看台湾的政党制度。台湾原来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在蒋经国开放党禁之后变为多党制。台湾现在有多少政党，我了解了一下，有点名气的大概有几十个。现在台湾立法院里有席位的有国民党（64人，占56.64%）、民进党（40人，占35.40%）、亲民党（3人，占2.65%）、台湾团结联盟（3人，占2.65%），此外还有无党团结联盟（2人，占1.77%）和无党籍（1人，占0.88%）人士。在立法院中可以组成议会党团的有四个政党，还有许多政党没有立法委员。

台湾各政党内部组织比较宽松，党内也有纪律约束，但并不那么严格。加入和退出手续简单。这些政党一般不要求其党员从事同国家宪法和法律相违背的党派秘密活动，对违反党纪的党员也不搞在国家法律以外的严厉制裁。党员也是人，各政党会尊重和保障其基本人权不受侵犯，不会采取一些像黑帮那样的制裁措施。中世纪时代的封建帮会和至今在少数国家和地区仍然残存的一些黑帮，他们逍遥于国法之外，惯搞秘密活动，内部等级森，对成员有生杀予夺之权，他们可以把其成员装在麻袋里捆上石头扔到江里淹死，可以暗杀、可以被失踪。近代以来出现的各民主国家的政党制度与中世纪时代的帮会和现在仍残存的黑帮是大不相同的。台湾的政党同其他民主国家政党制度是基本相同的，属于民主宪政下的现代政党制度。

各政党都可以争取上台执政，但最终必须经过全体选民的选举挑选。他们都可以努力壮大自己，提高自己执政能力，同其他政党竞争，但必须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公平竞争，而不能限制他人竞争和搞不正当竞争。执政党也不能利用执政地位，花费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资源来为本党谋取利益，限制和打击对手。在台湾和其他各民主国家，各政党的党产同国家和人民公共财产是严格分开的。理由很简单，在多党制情况下，如果党产、国产不分那就乱套了。哪怕再强势的政党，也不能再如封建制国王那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了。

宪法规定执政党有任期，届满举行的大选如果某在野党获胜了，原执政党就应自动下台，将政权和平移交给胜选的政党，不能耍赖皮。大家还记得，2008年台湾大选马英九国民党重新夺回执政权，陈水扁民进党败选要下野。当时人们都在关注，担心陈水扁很强势，花样多，是否会老实交出政权。当时阿扁也确实有一些动作，包括坐军舰到南沙去视察等；但后来还是乖乖地下台了。下台之后立即就因在任时贪腐案件而受到法律追究，坐牢直到现在。

2012年台湾大选民进党和国民党的票数拉得很近，国民党马英九还是胜选了，蔡英文败选。蔡英文败选之后的表现很不错，很坦荡，并能实事求是地对竞选活动进行反思，如说对大陆政策需要重新审查和作出修改。最近许信良好像也说到这个问题，说如果对大陆的政策不修订，下一次民进党还是不可能胜选执政的。还说民进党和中共没有仇恨，接触没障碍等等。今后国民党仍不可松懈，如果不努力，不改革，难保下次竞选继续获胜。这里包括对于大陆政改形势要有足够认识，不能只看经济利益，否则其大陆政策就会被动。

再看台湾的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台湾的议会以前叫国民大会，后来改为立法院，现在的立法院委员有113位。立法院是台湾的最高立法机关。立法院不是橡皮图章，非常忙。一年有八个月的集中会议期，上半年是2月到5月，下半年是9月到12月，立法委员都要集中办公，开会审议重要事项。其中一项事务是对行政官员进行质询。质询人与被质询人面对面，质询人想问什么问题就问什么问题。被质询人站立回答。

立法委员有时也很为难，既要考虑社会舆论，又要考虑所在政党的倾向性意见（有时会是指令）。今年５、６月间，台湾立法院开会就“美牛事件”（美国牛肉进口）表决，有些国民党立委感到无奈而弃权，或请假，甚至也有投反对票的。立委如何将其“党性”与“人民代表性”恰当平衡，站在公正的、人民的立场，颇值得思考。这在其他各民主国家和地区的议会中，也存在这个问题。

台湾的选举制度，这里因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这些年每次包括台湾在内的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大选，都会引起大陆人民的密切关注。今年台湾大选投票结果统计时，许多大陆人一直坐在电脑前观看直播，跟踪马英九和蔡英文得票率的变化，直到最后结果出来。大陆人民对于台湾整个选举过程的民主、公平、公开性是基本认可的。虽然不说是什么“神圣一票”，倒也还是能够基本反映广大民众真实意见，不是在搞形式主义，愚弄人民。

台湾的司法制度。台湾按照孙中山先生遗训实行五权分立。最高司法权由司法院行使，它负责掌理宪法和法律解释权、审判权、惩戒权及司法行政监督。司法院设大法官（15人），其中一人为院长，一人为副院长。均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

司法院所属业务机关主要有：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及分院，地方法院，最高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智慧财产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等。台湾的普通法院管辖普通刑事民事案件，实行三级三审。行政法院，实行两级两审。

在司法院还由大法官组成宪法法庭，负责审理总统、副总统弹劾及政党违宪之解散事项。自1992年建制以来，它只受理过释宪案件6件，举行过法庭辩论。

台湾各级法院的院长由司法院任免，各级法院的经费由中央财政拨付到司法院，再由司法院分配到各级法院。因此各级法院的人事、经费都与地方政府脱钩，这有利于它们的审判业务不受地方干扰，保障司法独立。

大陆去台湾的人也都可以旁听过台湾法院的庭审。一般案件都可以自由旁听。各级法院门口都没有警察和保安守卫（台湾很多政府机关也是没有保安的），民众可以自由进出。大陆人感到不理解，难道不怕当事人来闹事吗？有些大陆人则私下自我揶揄道：牌子上没写上“人民法院”、“人民政府”的，反倒是真的属于“人民”的！

台湾的检察机关隶属于行政院的司法部，于各级法院设立检察署。检察官独立办案。

台湾还设有监察院，它是行使监察权的机关。其主要职责是弹劾、纠举和审计，查到问题后可以向法院起诉。

台湾的司法院及各级法院的法官，监察院监察委员（还有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等），为保持独立性和公正性，都不能带有政党色彩。原来参加政党的，就职前也要脱离政党关系，不参加政党活动。

最后，简单提一下台湾的军队制度和新闻舆论制度。台湾的军队是国家化的。政党退出军队，军队不能干预政治。这同各民主国家的军队制度大致相同。台湾人民的言论、新闻出版和网络空间都是充分自由的。这些方面大陆人民是比较了解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台湾的上述各种基本制度符合现代民主宪政要求，并正是由于这些基本制度共同支撑了台湾的民主宪政。

台湾及现今世界其他各民主国家和地区的宪政体制以及支撑宪政体制的各种基本制度，虽然也各有其特点，但基本点是一致的。因为如果离开基本共性，那就不是宪政了。这就让我们思考：中国大陆要进行政改，实现向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变革，也必须在上述一些基本方面实行改革，建立同宪政相适应的各种基本制度。当然，其中还必然涉及宪法的修订问题。大家知道，鉴于大陆现有情况，实现所有上述各方面的改革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困难和阻力是非常大的。但这是确定无疑的方向，是不可抗拒的潮流。

四、民主宪政实现的途径和模式

一般说来，大凡重大社会变革，其途径和形式不外渐进（和平）式或急剧（暴力）式（此从变革的速度和规模态势来分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或其二者相结合（此从变革发动的机制来分析）。各国由专制向民主政治的转变也是如此。

前面提到，近代以来各国民主宪政体制的实现有几个高潮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欧美国家的变革，大都采取了急剧式暴力革命方式。二战后先后出现的民族独立国家也多经过了民族解放战争。可是时至20世纪后期发生的变革，却出现许多并非暴力和战争，而基本上是较为和平的方式。从发动机制看，更多的是民众自下而上推动同体制内高层自上而下引领相结合的方式。台湾蒋经国模式最为顺畅，最为典型。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也基本如此。2010年以后陆续发生的西亚、北非国家“茉莉花革命”或“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埃及也基本如此；只是利比亚经过了半年甚为激烈的战争，属于急剧式的暴力变革方式。南亚正在变革中的缅甸，看来也有望实现和平转变。中东的叙利亚能否最终以基本上的和平方式，尚待观察。为什么当代的变革更多出现和平方式？也许这同整个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相关。

那么，当前中国大陆要实现向民主宪政转变会采取什么途径和模式呢？首先，从人民愿望来说最好是和平渐进非暴力方式，那样社会震荡和破坏最少，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而从现实情况来分析，我们要看到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转变存在相当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既得利益集团抵制改革的阻力不容忽视；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积极因素，表明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民众自下而上强有力的推动同体制内有改革愿望的高层人物自上而下的引领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变革，存在着现实可能性。今年春节以后发生的王、薄事件及由其引出的一系列问题，似乎正在加强这一可能性。

当前的中国大陆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已经十分尖锐突出，各类群体事件此起彼伏，民众迫切要求变革。可以说这种情况并不好于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所以“自下而上推动”这一方面条件已经具备。另一方面在中共体制内部，包括其高层，似乎也确实有些明智人士，对于形势的严重性有深刻认识，有改革意愿。他们对于今后的改革也许能够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如果那样，则中国大陆的改革就有可能采取和平的，“自下而上推动与自上而下引领相结合”的模式进行和最终实现民主宪政目标。

人们一般认为，体制内最高层断然决定开始全面和根本性改革，那是政治强人所为，如台湾蒋经国那样，一经决定，义无反顾，并能冲破和化解各种特别是体制内部的阻力；可是现今（包括十八大后）中共高层似乎谁也不具备这种条件。这话有道理，但并不尽然。考察中外历史事例，有时却正是非强人，甚至是弱者，由于察觉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顺水推舟地适应民心和潮流，宣布实行变革的。中国清末慈禧是强人，她死后的隆裕太后可是一位弱女子，她在清帝退位前的御前会议上，虽然哭哭啼啼，最后还是决定和平退位，一切交由袁世凯去操办了吗？

当然，人们不应当盲目乐观，要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如果高层并不打算真正下决心开始根本性改革，而只是小打小敲，搞点形式主义，敷衍愚弄人民，拖延时日，那就只有在社会矛盾冲突更加尖锐激烈，人民进一步起来抗争，原有局面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其中的一些人才可能正视现实，被历史浪潮推着前进。

人民的觉醒和力量始终是社会变革的基本和主要的动能。人民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努力。即使指望采取和平的，“人民自下而上推动与高层自上而下引领”的变革模式，也不能消极等待高层“救世主”的降临。

五、民主的局限性与对策

民主不是什么都好，也有它的缺点或者说局限性。大陆曾有人写文章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他也是在认识到民主有局限性，并同其他政治体制比较之后，才说还是民主好，我们只能选择民主。台湾民主政治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它的不足。今年４、５月间台湾正发生电、油涨价和进口美国牛肉事件，引起社会密切关注和激烈争论，其中也将台湾民主政治的优缺点作了较充分的暴露，这正是我们观察台湾民主的大好时机。

一般讲来，民主政治最被人，特别是那些专制体制的辩护士所诟病的，是关于效率与秩序问题，此外还有“多数人专政”等问题。

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重大决策必须经过事先法定的民主程序。人多口杂，七嘴八舌，众口难调，意见较难集中，遇到紧急事项，它会影响迅速决策，影响效率。这里制度设计很重要，如果将大小事项的决策权与执行权以及有关各方的权责划分清晰，是能够避免和减少一些不必要纠缠和混乱的。特别是人们在注意到效率的同时，更应当看重公平与合理等价值。有时虽然看来眼前效率较高，但欠缺公平、合理，最后还是无效率的。

大家记得2008年次贷危机时候，美国决定出手7000亿美元救市，但依照决策程序必须经过国会众参两院议决。在两院反复辩论、修改方案过程中，总统小布什再着急也得等待两院都通过后才能签署法案，才能最终予以实施，拖延了不短时间。此可谓“低效率”。而与之对照的是中国大陆，那年国务院决定4万亿人民币救市，说干就干，立即全国各省市负责人蜂拥而至北京发改委“跑项目”，很快就全分配下去了。此可谓“高效率”。但事后来看则如何呢？中国的救市由于缺乏民主决策程序，缺乏科学论证和反复平衡，造成投资在包括行业部门、地区、所有制等在内的结构失衡，重复建设，钢铁、水泥等大量过剩，为此后“调结构”增添新的包袱。也出现“国进民退”，导致经济体制改革困境。可见缺乏民主决策并未带来“效率”。

对于“秩序”也应当仔细分析。在民主制下，人民有充分的言论、结社及其他行为自由权，凡事并不强求一律。遇事难免发生争论、辩论、集会、游行，用各种方式表示各自不同的诉求。有时甚至发生一些更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这会使秩序出现一些混乱。人们看到一些民主国家的议会开会时有时发生互相对骂和肢体冲突。相比较之下，专制国家显得“秩序井然”，要“和谐”得多。例如毛时代的中国大陆，“全国一盘棋”，半军事化，十几亿人读一种书，说一样话，穿一样衣，连思想都要同中央保持一致，被“统一到中央伟大部署上来”。各级人大开会时，代表们一个声音唱赞歌，一边倒地投赞成票。确实是秩序“井然”了。但这种以牺牲人民自由和基本人权为代价，维护专制统治的“秩序”，是正义的吗？是人民真心愿意服从和需要的吗？议会本是议员议决国家大事的场所，不争论，一边倒，当表决机器、橡皮图章，还要它作甚？在民主制下，尽管各党派、各社会人士可以激烈争论和游行示威，但大家都服从和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社会总体秩序坏不到哪里去。民众有不同意见，都表达出来，一则可供执政者借鉴，二则通过了“减压阀”，社会民众得到“消气”，不会因长期积压而突然爆发。这正是民主对社会秩序的一种贡献方式。

此外，民主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有时难免发生多数人压制少数人，不耐心听取少数人可能正确的意见，甚至不尊重少数人人权的情况。这个问题后来已经引起各民主国家注意，从宪法和法律上作出了保护少数人的规定。但实践中还是需要继续注意的。

民主局限性形成的原因有多种，有些是内生的，有些则是人为的。但都只能尽量减少发生和在发生后尽量化解，却很难完全杜绝。民主局限性最根本的是源于人所具有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双重属性，个人的需求和偏好同他人和社会总是有矛盾的。这使得民主常常不能让所有人满意。其次，民主政治是由多种具体制度支撑的，各具体制度是由人制定和执行的，当事人的主、客观因素常常使得某些制度发生偏差，而被人们认为是民主的缺点。何况，世界事务是不断发展演进的，民主的各项制度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原来的一些制度即使非常符合当时实际，后来却会显得不适应了，这也会引起矛盾。特别是在那些民主政治建立不久，制度尚不够完善，人们经验不足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就更多一些，有时甚至会使人对民主产生怀疑和动摇。

台湾的民主政治建立已经有20多年历程了，民主制度已经巩固，但并非十分完善。前面所述民主的一般局限性在台湾也都存在，并且有其特点。

我觉得台湾的民主有点过于情绪化。在台湾，人民有充分的言论、出版、新闻、结社等自由，人民有什么话都可以说，报刊、电视等媒体可以随意批评时政，这本来是好事，但大家都应该尽量理智和克制一些，实事求是，追求和服从真理，修正错误。媒体可以也难免具有某种政党、政治色彩，但也应尽量客观、公正，尊重事实，允许不同意见表达。否则，不但不符合新闻原则，还会模糊民众视听，误导民众，煽起民众对立情绪，造成社会混乱，该媒体也便沦为某些狭隘的投机政客利用的工具。这同民主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中国大陆年纪稍长者都还记得，文革时期在当时混乱舆论的煽动下，全国普通民众形成“造反派”与“保守派”尖锐对立，一个家庭都分成几派。结果大家都是受蒙蔽，上了野心家、政客们的大当。如今台湾人民对此不可不注意。

还应注意，无论各不同政党和政治派别之间，或是普通人群之间，在争论问题时应尽量把主要视线和注意力放在国家和人民的一些大事上，不要过多纠缠于日常生活小事；要更多地注重如何改进工作，特别是如何完善各项制度，让民主政治运行更加顺畅，而不是沉迷于相互指责、攻讦。各政党和政治派别互相监督和批评，特别是对于执政党和政府的严格监督和批评，是十分必要的，但也要尽量实事求是，并掌握分寸和注意克制，避免极端。好的就应当肯定和支持。一切要从国家和人民大局出发。如果都从一己私利出发，非我即反，社会秩序和效率就受到损害，并且也会暴露出自己的私心和对国家、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在民主制度下，各政党争取人民同情和支持的根本途径是表现出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负责和公心。一味玩弄权术的政客作风终究是会被人民识破的，必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台湾民主制度尚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同那里实现民主的时间毕竟还不太长，某些制度尚待进一步完善，人们仍受着以往传统习惯思维影响相关。相信今后会逐步得到解决，民主的运行会更加顺畅。

台湾民主不仅其诸多好处值得大陆人民羡慕和向往，而且它今天上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对于大陆也有着极珍贵的借鉴作用，让我们未雨绸缪，即使今天大陆还远未实现民主宪政，也能预先提示我们，将来在开启民主进程后如何在充分发挥民主优越性的同时，努力避免其消极一面。

这里只谈谈我的一个想法。台湾毕竟地盘不大，人口才2300万，他们实行民主制度尚且存在这么些问题，那么大陆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将来实行民主宪政如何避免今天在台湾看到的这些弊端，如何避免出现社会秩序的混乱呢？记得孟德斯鸠倒是说过，政体有民主制、君主制和共和制三种，他认为小国适合民主制，大国适合君主制。他当时这么说也有他的道理，但显然今天各大国都不会再搞君主制了，否则那就是倒退和反动了。历史在前进中已经找到了新的办法。

中国大陆将来要实行民主制，甚至将来大陆同香港、澳门、台湾都统一了成为一个大中国，实行民主宪政体制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避免今天在台湾看到的民主制度的这些弊端呢？除了建立尽可能完善的制度，并努力提高人民对于民主的适应能力等等之外，还有一条很重要，这就是改变过度的中央集权制，扩大地方自主权，实行一定程度的省、区自治。在维护全国宪法和法律、大政方针统一的前提下，地方事务凡可以由地方自主处理的都交给地方。避免什么问题和矛盾都集中到中央，化解中央政府压力。

当然，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扩大地方自治权的好处绝不仅仅在于避免民主制容易产生的诸如秩序、效率等方面的消极影响，它还特别有利于发挥各地方政府和人民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民生等各方面的自主性、积极性和持续性，避免被动性和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试看面积和人口还不如大陆很多省份的今日台湾，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道德水准、自然生态等各方面都发展很快很好，是我们大陆任何一个省市都不能比拟的，真是堪称整个中国的“模范省”。这除了别的原因之外，几十年来它完全“自主”、“自治”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设想它如果也实行象今天大陆各个省那样的体制，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吗？

在大陆有许多人一听说扩大地方自治权，甚或说采行联邦制，就特别神经过敏。他们马上就会想到民族问题，害怕西藏藏人、新疆维吾尔人等要闹独立。地方自治或联邦制同民族独立、国家分裂显然是两码事。美国等一些国家的联邦制不是十分成功吗？从未有民族独立、国家分裂的事情发生。孙中山先生也早就倡导过在中国实行联省自治。

现在中国大陆的民族关系出现紧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大量的乃是大陆包括汉人在内的各民族共有的问题，例如专制的政治体制，不尊重人民私有财产权和人权等，并非都是民族问题。即使有些民族分裂和独立倾向也往往是由体制和政策问题引发和激化的。这里要特别提到一点就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应当说这是很糟糕和事实证明是很失败的政策，是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做法。设立“新疆维吾尔民族自治区”似乎就是在告诉维吾尔人说：新疆这块区域是属于你们维吾尔民族的；设“西藏自治区”似乎在告诉藏民族：西藏这个区域是你们藏民族的。这岂不是在助长这些民族中一些人的分裂、独立意识吗？

在多民族国家，应当实行各民族在宪法和法律上一律平等，大家都是国家公民，谁都不受歧视，谁也都不享有特权，谁违反宪法和法律一律受法律制裁。各民族人民都并不具有特殊身份。只是对于少数民族的某些特殊的需要国家提供特殊帮助的方面，国家给予某些特殊照顾和帮助。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六、改革与统一之互动

最后说说台海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问题。近些年来大陆同台湾关系有了很大改善，日趋缓和。这不仅是因为随着时光流逝，两岸主政者逐渐淡去昔日的恩仇，更为主要的还是由于毛时代结束后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伴随而来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使得两岸关系有了解冻和缓和的基础。今后只有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制度进一步趋同，进一步破除意识形态壁垒，两岸关系才会进一步发展，才有实现统一的可能。而这主要依靠大陆继续大力推进改革，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推行民主宪政。

台湾人民同祖国大陆血脉相连，其内心是拥护统一的。即使如民进党的一些“台独”人士，当初本意也并非一定要独立出去不可，很多人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一方面，台湾经过一系列改革，不但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实现了经济腾飞，并于80年代末开始实现了民主政治制度，台湾人民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在政治上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比照大陆的情况，自然不愿意舍高就低，害怕现时得到的会丧失，不愿意统一。另一方面，大陆一直表现得非常强势，台湾人看不到大陆彻底改革的希望，又斗不过大陆，干脆就“惹不起躲得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搞起“台独”来。我认为在台湾持这种心态的人是很普遍的。当然也不排除少数政治家另有私心和政治野心，认为台湾独立后自己可以当个“总统”什么的，或者因成为台湾独立开创者而名留史册。这样的人可能有，但是极少数。今年大选民进党败选后，我们看到蔡英文，还有苏贞昌和许信良等人对其大陆政策正在深入反思和准备做出调整，他们也不会一成不变的。

所以两岸关系和统一问题的关键，其实并非在于台独势力如何，而在于两岸统一的基础是否具备。主导权在大陆，在于大陆当政者是否推进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实际进程。舍此别无其他途径。自己不肯改革进步，而企图通过军事武力手段强制谋求统一，那是不得人心的，首先也会得到大陆人民的坚决反对。

改革与统一是互相促进的。一方面只有推进改革才能促成统一；另一方面在推进祖国统一过程中促进改革。它们二者是互动的。我们应当让它们良性互动。

推进改革，这里主要是指大陆的改革，不仅对于改善台海两岸关系和实现台湾回归至关重要，对于处理大陆同香港、澳门关系也十分重要。港澳从主权关系看是已经回归了，实行“一国两制”。但“一国两制”毕竟只是过渡性安排，50年不变，那50年之后怎么办？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大陆强行改变香港现行制度，同大陆并为“一制”--这是香港人民所不愿意的。另一种办法就是改革，大陆逐步改行民主宪政，使大陆同香港、澳门的民主政治制度大致趋同。那时“一国两制”最后变成“一国一制”了。那时虽然他们仍然会保留许多自主权、自治权，但基本制度趋同了。所以改革问题，不仅涉及到两岸统一，也涉及到港、澳，涉及祖国统一的全局。

改革与统一的关系问题，我曾经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改革与统一之互动》，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这里不多讲了。

（本文原系2012年6月一次内部学术演讲，本次发表前作了删节）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