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曾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著有《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等。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经济与政治发展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比较政治、外交政策及两岸关系。
主持人：2014年3月18日晚间，台湾部分学生强行占领“立法院”，之后的23日他们又再次强占“立法院”，并且引起警民冲突，反服贸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台湾民主的抗争，反对者则认为这是台湾民主的危机，也因此引发了关于台湾民主的一系列争论。那么究竟现在台湾民主的状况如何？为什么说台湾民主已经陷入困境？其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有幸请到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维为老师，给我们一起阐述台湾的民主为何从希望到失望，有请。
非常感谢您来到《世纪大讲堂》，您是怎么看待最近的反服贸风波的？
张维为：我想说明一个问题，台湾现在理性缺位，不能实事求是地来看待问题，或者民主可以无法无天，背后反映出台湾社会和台湾民主本身很多的问题。
主持人：就是它打着民主的旗号去做一些事情，有人认为反服贸这个事件是台湾内部矛盾的一个导火索，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存在。
张维为：是，因为台湾这些年一系列的问题，像不久前一个士兵的死亡，就有二三十万人上街游行，背后确实反映出今天台湾这个社会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制度也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各种矛盾表现在特定事件中。比方说国民党和民进党的矛盾，“统独”的矛盾，国民党内部的矛盾，马英九和王金平的矛盾，代际的矛盾。因为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年轻人，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且薪水起点很低，还有阶层的矛盾，有些人认为他可以在这服贸协议当中获利获益，有些人认为不能够，等等，所以“反服贸”运动是台湾社会矛盾的综合反应。
主持人：我们看到之前的“反核四”也是一个大规模的集会活动，那么我们总会听到这些声音，比方说强行攻占“立法院”、“行政院”，那么这些机构为什么总是成为大家包围的中心点？
张维为：我想每个地方都会有这种政治象征性的标志，如“立法院”，美国的国会、白宫等，所以往往就有些人用这个来吸引眼球，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但即使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发起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等等，也是在国会大厦外面的，没有冲进去，冲进去是违法的。
主持人：如果强行攻占“立法院”或者“行政院”就是两码事是不是？
张维为：“立法院”我自己去旁听过两三次，手续非常严格，要经过一道道手续才能进去。所以任何民主的第一个前提都是法治，没有法治就是无法无天的民主，那将是一场灾难。
主持人：那从法律上讲，如果有人强行进入到这些立法机构的话，应该有一些法律上的判刑吗？
张维为：这个我们要看台湾自己的法律是怎么界定的，我想占领“立法院”在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都是违法行为，但问题你看台湾的媒体大部分还是比较同情学生的，换句话说就是它背后恐怕有个文化上的差异，台湾的文化包括中国的文化，从法制上来说还不够强，某种意义上就是“情理法”，觉得要合情合理才行，光是合法还不行，所以有时候会出现情比法大、理比法大的情况。我觉得做优质的民主，台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主持人：好，更多的问题我们有请您带给我们今天的演讲，张维为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台湾民主：从希望到失望》，有请！
张维为：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世纪大讲堂，我把题目定为《台湾民主：从希望到失望》，实际上是我经过很长时间形成的一个观点，我在不同场合下也都讲过。如果看我文章和书的人可能了解我这个看法，我在台湾也有不少朋友，他们看我节目可能不十分愉快，但我还是要说这个结论是事实，是经得起检验的，而且台湾真的要思考如何提高自己民主的质量。连马英九也讲过要改造台湾的民主，最终不管怎样都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希望台湾民主真的能提高它的水准。
一般视角分析台湾问题
之所以我的基本结论是从希望到失望，是因为在台湾民主化刚开始的时候——比方说从1987年解除戒严开始，到今天将近30年——当初我记得很清楚，台湾的领导人也好，美国的领导人也好，都说台湾的民主像一个灯塔，照亮台湾，也将照亮中国大陆的未来；现在20多年过去了，坦率地说我觉得台湾民主如果是灯塔的话，它有点昏暗，能够照亮台湾自己的未来就不错了。
我感觉台湾民主确实遇到很大的困境，而且原因是结构性的，深层次的。这次所谓的太阳花运动，学生占领“立法院”，折射出很多民主制度带来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台湾的经济总体上滑坡很厉害，过去20多年台湾曾经是“亚洲四小龙”之首，现在是“四小龙”之末，台湾多数人的薪水，有的人说16年、有的人说17年没有提高，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记得30年前，当大陆提出希望和台湾进行“三通”时，台湾是不屑一顾的；到1978年前，其实是台湾希望完成“三通”。说实话，大陆从经济利益考虑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就是这个情况完全变化了。台湾的社会撕裂了，所谓的爱台和卖台之间的矛盾，本省人外省人的矛盾，可能过去有一些矛盾，但是被几个不良政客故意挑拨离间，造成社会的撕裂。我第一次去台湾是1996年，那个时候台湾相对还和谐一些，但现在确实是跟“和谐”这个词告别了。
政治乱象、“统独之争”已经很严重了，再加上很多附带效应，另外我们还看到各种各样的怪象、乱象：从2004年“两颗子弹”事件后陈水扁当选，后来百万民众上街，到最近的太阳花运动，到现在还进行的“反核四”游行等等，明显可以感受到台湾的政权失去了对台湾社会的整合能力，变成一个非常弱势的政府，很多事情做不了。我觉得这些总结一下就是：经济是下滑的，社会是分裂的，政治是冲突的，这就是我讲的一个基本观点，从希望到失望。
画外音：1987年台湾宣布“解除戒严”之后，进入了民主化进程。然而，经过近30年的发展，台湾从曾经的“四小龙之首”变成“四小龙之末”，社会被撕裂，社会乱象层出不穷，这个被小布什认为是亚洲和世界最有“民主”的灯塔已经日趋昏暗。
下面我想从中国模式的视角评价一下台湾，因为最近我总在想这个事情，中国的崛起要能够用中国自己的标准、话语来评价世界上各种的事情，包括台湾发生的事情，这里我就是用邓小平提出的评价政治制度质量的标准来衡量。他说，评价政治体制，“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如果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台湾的表现是较差的，无疑政局乱象不断、不稳定。陈水扁8年执政换6个行政院长，很多都是政治权益的交换，而不是真正要推动这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那人民是否更加团结呢？无疑是更加分裂。人民生活是否更加改善了？恐怕对于多数人来说生活没有改善，而是下降了。生产力是否持续发展了？无疑台湾生产力也受到相当大的不利影响。如果给台湾打分，国外用ABCD，我可能打C，甚至是C-，远远达不到理想状况。
台湾的这种困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也从两个视角来看，一个是一般视角，一个是中国视角，一般来讲台湾民主制度陷入这种困境有以下原因：
第一是台湾选举制度的设计，很多学者将台湾的这个制度称为“半总统制”。如果是美国的制度叫总统制，总统权力相对比较大，如果是英国就是议会制，它的首相是议会里得胜的政党首脑，所以首相和议会是比较一致的。台湾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总统”，相对来说比较强势，但同时又通过民选产生“立法院”，而且是比较强势的“立法院”，一旦两个位置是由不同政党的人来把持，那么执政就非常困难。即使现在执政都属于同一政党——国民党，对“立法院”的设计使其制约行政的权力非常之大，导致政府或者“总统”很难做事情。还有一个简单的设计问题是简单多数就可以当总统，比方说陈水扁2000年的时候当选，是39%的选票，当时“蓝营”国民党自己分裂了。如果把连战、宋楚瑜的票加在一起的话，大约是60%的选票，但台湾是简单多数，达不到50%也可以，简单多数你就胜出了。
跟台湾比较接近的是法国的做法。但在法国，如果第一轮选举，你没有达到50%的选举率，就必须进入第二轮，这样的选举制度设计我觉得比较公道，也更能真的代表民意。所以有时候是程序上出了问题。但现在要修改这个程序非常之难。法治也好，程序也好，有时候也有它的弊病，它是保护既得利益的，一旦保护既得利益就很难改动，所以你问台湾的朋友或者一些学者要如何改革，非常之难。
第二是“国家认同”危机。也就是我前面讲的，当你在“国家认同”方面有严重困难的话，所谓争论是“爱台”还是“卖台”，“爱国”还是“卖国”，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政治没法搞下去，这个民主就没法正常进行了。
第三就是意识形态的对抗。一个正常的民主制度，政治人物首先讨论的是公共政策，如福利政策、税收政策等等，而不是辩论意识形态的问题。一旦辩论意识形态问题，马上情绪就都调动起来了，就是你死我活了。
第四是法制权威的困境。文化中也是“情理法”，虽然有法制，但是有时候最高法院的决定，“高等法院”做的决定，大家不承认，比方说“高等法院”认可“两颗子弹”的结果，陈水扁当选，很多老百姓不赞成。这同样表现在对陈水扁的审判、入狱，也有很多“绿营”的人认为这是政党政治，信力不够。建立民主制度，法制必须要有，必须有必要的公信力，否则很难做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裁决。
第五是公民文化不够。所谓公民文化就是尊重你的对手，尊重少数，现在台湾出现的就是一切都政治化，泛政治化，一切都可以妖魔化，“抹黄”“抹黑”“抹红”：“抹黄”就是散布各种谣言、桃色新闻；或者“抹黑”，说你跟黑金政治在一起；如果你跟大陆有什么联系，那就是“卖台”，“抹红”等等。就是不能进行理性的、真正的沟通和讨论，这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第六是美国和美国模式的过度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渗透是从政治到经济到社会方方面面的，这也是公开的秘密。据我了解，包括这次反服贸运动中学生最后退场，是美国施加的压力。当初“两颗子弹”，国民党包括连战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最后也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此外，美国模式自己也面临很大的挑战，但还是觉得这个模式是唯一正确的模式，像传教士一样向世界兜售这个模式，其特点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实际上，现在连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福山都说美国的政治是否决的政治，两个政党互相否决对方，这种影响现在在台湾也可以感觉得到，台湾模式也是否决政治。要改革也非常困难。
中国视角分析台湾问题
下面，我想从中国视角来分析台湾陷入困境的原因。
如果用大陆模式标准来看台湾民主的话，首先是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的核心原则、指导思想，但遗憾的是台湾现在没有这样的精神，就是你不能够对一个问题进行客观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讨论。就以服贸协议为例，绝大部分反服贸学生都没有看过这个协议，只要定下心来看，这个协议对台湾是非常有利的，大陆做了相当大的让步。如果我没有记错，84个领域内包括银行、保险、美发美容等等都对台湾开放，让台湾进来，而且开放程度超过WTO的承诺，很大的开放，当然台湾也开放60个领域。但我们要看一下双方的比重，台湾的服务业占它GDP的70%多，大陆是40%多，所以如果理性来看，从台湾老百姓的福祉来说对台湾无疑好处是更多的。但民进党做一些文宣，说什么“大陆劳工要来抢我们的位置”，“卖台”等等，一下子就泛政治化了，没法理性讨论问题了。
台湾民主走入困境，是因为受到西方民主的影响，为什么西方民主模式本身存在困境，西方民主模式困境背后有哪些深层次原因，随着台湾民主由希望到失望，未来的台湾又将如何？
反思西方民主
我觉得思考台湾民主的困境，恐怕还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思考西方民主模式本身的一些困境，一个非西方社会，采用西方民主模式，基本上是两种结局：从希望到失望，从希望到绝望。实际上背后是一个西方模式的困境，这个困境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我自己把它总结为三个基因缺陷，或者说西方民主包括台湾民主在实践当中的三个预设：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
所谓人是理性的，就是指人能够通过自己认真的思考，投出理性庄严的一票。实践证明，包括社会科学，所有的研究都证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非常之非理性的。特别是现在，金钱卷入政治之后，包括台湾的选举花多少钱，台湾人都知道，你要当个立法委员，需要花多少钱，那不是穷人可以揽的活。美国更是，公司、个人竞选捐款最近都没有上限了，所以这是民主还是钱主，这是我们要质疑的问题。那么做广告，人都知道，钱砸下去，肯定能够得到预想的效果。现在民主也有这种情况，高度的商业化，特别现在还是微博时代、微信时代，如何保持人的理性？确实非常难，我刚才讲这些学生完全没有看过这个协议，然后就去占领“立法院”，就是网络上这么一宣传、一鼓动就动员起来了。
第二，权利是绝对的，就是说很多基本的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甚至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都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结果造成了很多权利之间打架。在美国这一点非常典型，现在福山讲美国的否决政治，就是民主党、共和党都认为他们的权利是特别重要的，不能渡让的，不能减少的，是超越美国民众的共同利益的，所以互相否决。甚至出现一个党希望经济更糟，来使另一个党倒霉这样的情况。
台湾现在也是这样的否决政治。同样，学生占领立法院也是这样。他们认为他们的民主权利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可以这样做，无疑也是一个不正常情况。中国人讲权利和义务要平衡，这一定是正确的，没有这种平衡，社会无法良性运转。西方社会可以继续玩绝对权利，但代价越来越大。比如希腊，改革一下退休年龄，那太难了。这也是一种权利，不能渡让的，福利条件要改革，也是不能渡让的。
第三，程序是万能的。一个程序一旦定下来，特别是竞选程序，那么选出来阿狗阿猫也没关系，一个演员也可以，一个运动员也可以，一个影星也可以，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只要能够选上去，你就可以当领导人、当州长，而你的问政能力，施政能力却不是最主要的，这成为大问题。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治国要靠人才，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形成这样一种理念。实际上讲白了，一个公司能不能用一人一票来选CEO，一般讲一人一票选CEO的公司可能就要破产，一个军队能不能一人一票选他的指挥官、司令员，我估计这样选了军队就没法打仗。
一人一票选国家元首，会不会出问题？国家会不会破产呢？破产的国家比比皆是，整个第三世界，以及西方国家现在破产的也不在少数，冰岛破产了，西班牙、希腊、意大利也在破产的边缘，很多国家完全是靠债务经济，如果你把这个国家的债务拿走了，它就真的破产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家就没有治理好。完全靠程序正确，像陈水扁39%就当选了，实际上也是靠一种程序游戏，玩赢了。结果带来了很大的问题，而你要改革又非常难。
台湾民主的未来
关于台湾民主的未来，我是这么想的，这是实话，大概四五年前，一个台湾朋友问我，你怎么看台湾民主，我说总体质量不是很高，当时就是这个观点。从希望到失望，这是我基本的评论，开始大家抱着很高的希望，结果失望，非常明显。那么下一步呢？恕我直言，下一步是从失望到更大的失望，但不至于到绝望。那为什么到更大的失望？就我刚才讲的结构性问题，美国干预问题，不能实事求是讨论问题等等这些原因，从中国的、中国模式的观点或者普遍的、一般的观点看，我提到的这些因素、这些问题，一个都解决不了。在可预见的未来，三五年内，甚至十年内，不一定能解决，所以我估计，还是希望到失望到更大的失望。
为什么不至于到绝望，因为很多国家都是绝望的。伊拉克、阿富汗、海地、利比里亚等等，你可以列出很多。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台湾毕竟是在蒋经国时期初步完成了现代化，然后再进入这个所谓美国模式的民主社会。如果没有当时蒋经国时期，台湾叫“威权主义现代化”的话，那台湾的民主问题会更大。因为这个现代化初步实现之后，台湾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总体上是倾向于稳定的，是一种或多或少支持某种民主的力量。所以这一点是台湾万幸的地方。
另外就是中国文化的影响，不管台湾人承认不承认，我想大部分人还是承认的，就是台湾是一种中国文化的社会，中国文化影响巨大。那么坦率地讲，我自己先后去了八次台湾，特别在台北，我感觉在台北的民间，总体上还是比较温良恭俭让。因为整个台湾在“两蒋”时期，没有中断中国文化的教育，这是一个很可喜的情况。所以我也是跟台湾朋友聊，我说蛮可惜的，实际上本来你们是有一个机会，就是在中国这种温良恭俭让文化的基础上，再汲取西方制度中一些好的地方，探索一种新的民主形式。为什么一定要为反对而反对，还以此为光荣？能够形成共识的社会，是个好社会，形成不了共识的社会，是个分裂的社会，是个差的社会。
还有，我觉得就是中国模式的作用。我很坦率地跟台湾朋友说，因为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我们持续保持了经济比较高速的增长，而且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快速的城镇化，开始时间不长，每年有一千五百万左右的人，将变成城镇居民，这创造多少的机会？所以这样的机遇，这样的一种中国模式，给台湾创造了发展的机遇，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中国模式下，我们刚才讲的选贤任能，选出来的领导人总体上比较成熟。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北京举行奥运会，当时大家可能记得，就是西方国家用西藏问题说事，然后要抵制奥运会，当时马英九也说要抵制奥运会。如果大陆是民选出来的民粹主义领导人，那两岸要打起来了。但是大陆领导人比较成熟，权衡利弊，不太计较这个事情，实际上还是或多或少地给马英九一定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情况下，可以比较理性地做出一些决定，所以台湾这个民主前景不是十分光明，但是不至于走到绝望。
最后我想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台湾的未来。
第一，我觉得“台独”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一些台湾人觉得还有“台独”的希望。实际上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随便你民主化、非民主化，关键是你的经济没有搞好。那么作为一个支持国家统一的学者来看，也许它的民主化至少带来了一点，就是台湾的经济已经成为对中国大陆经济最依赖的经济体之一，当然另外两个是香港和澳门。换句话说如果台湾要正式宣布独立的话，那么我想台湾的经济将立刻崩溃，股市将崩溃，楼市将崩溃，整个经济将崩盘，所以台湾已经没有这个本钱了，那么这是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就是两岸双方都要把握，我叫大势，大的这个势头。我自己对于中国的崛起，一直比较乐观，实际上我自己关于中国未来也做过一些预测，过去二十年来写了不少文章。
我曾经碰到台湾的学者问我，说大陆现在在什么阶段？他说东亚国家基本上走这么一个阶段，先是叫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然后是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然后是民主化，他问我大陆在哪个阶段？我说你这个叫历史终结论的逻辑，这个逻辑对中国大陆是肯定不适用的，因为它是荒谬的。比方说这个威权主义，满清政府它就叫威权主义，蒋介石实行威权主义，毛泽东、邓小平也被说成是威权主义，这个模式是个万金油，什么都能解释。这肯定是靠不住的，是懒汉的学问，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
我说中国不是这样一个逻辑，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逻辑，就我在《中国震撼》这本书里讲的，一个五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化国家，结合在一起，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逻辑。远的不说，就说过去两千多年，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今天，这个逻辑就是两千多年当中，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四分之三的时间里，我们远远领先欧洲，而且这种领先是有它深刻的道理的。后来错过了工业革命，我们落伍了。但是过去三十多年，甚至可以说过去六十多年，前三十年打了一些基础，很重要的基础，中国赶上来，是真的赶上来，不是一般的赶上来。而这种赶上也是有深刻的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和我们最早两千多年当中领先西方的原因有很多继承的关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逻辑。现在我形成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比方说我讲的选贤任能，还用另一个通俗的方法，叫做选拔加某种形式的选举，选拔是第一位的。这个制度可以和美国模式竞争，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就像今天的上海一点都不害怕和纽约竞争一样，我这个模式是融合了传统的因素、社会主义的因素、西方的因素，所以这个模式是有竞争力的，是超越西方模式的。
第三，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中长期的眼光，台湾很多人一直把希望寄托在大陆出现内乱。记得我2002年在台湾，当时正好是那个章家敦，一个美籍华人作者，写了一本《中国即将崩溃》。当时正是加入WTO之后，他预测五年之内——预测时间都很准，中国即将崩溃，然后李登辉专门接见他，台湾媒体宣传得非常厉害，寄希望于这种预测。现在很多人寄希望于美国的重返亚太，重返亚洲，这是不可能的。我的预测是——这也是现在主要的经济研究机构的预测，最多十年吧，中国经济总量应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应该清楚，两岸之间一定需要某种政治安排，使双方变成真正的朋友，使双方的军队成为友军，不要浪费各种各样的资源，做不应该做的事情，然后来构筑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张教授今天带来精彩的演讲，现场同学们也非常关心这个台湾民主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想和您进行探讨和沟通，来，同学们有问题的。
学生A：您提到台湾的民主制度，是来源于美国，但我们知道美国没有这种学生闯入了国会或者众议院这种立法机构（的情况），但台湾却屡屡发生这种闹剧，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张维为：当我说台湾采取美国模式，意思就说是所谓多党制加一人一票，从这个意义上，台湾是采用美国模式，或者一般的现在西方的民主模式。但你讲的是对的，就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比方说美国有很强的法治传统，而台湾没有。所以就出现了像攻占“立法院”这样的情况，当然我并不是说美国这个法治就一定好，你只要仔细观察美国社会，它这个法治日益变成一种律师社会，律师治理的社会，结果治理成本非常之高。另外就是很多问题，比方说法条主义，奥巴马的医改方案两千多页，各种各样组织的既得利益，要把他们的要求放进去，使得他的执行力非常之弱。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也要同时取得一种平衡。但无疑你讲的是对的，就是台湾的民主，它缺少法治这一块。
学生B：教授您好，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台湾社会，他们在对待两岸关系的时候，总是处在一种患得患失的角色上，而民进党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反对党”，在对待大陆的态度上，总是“逢中必反”，而且他们也总是打着一种民主的旗号，我想请问您如何看待民进党在台湾民主竞争中起到的作用？
张维为：这个问题很好。我想是这样的，如果你采用西方的标准，那么民进党作为一个“反对党”实现一种所谓政党轮替，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这是对民主的一个推动，民进党发挥了这样一个作用。但如果照我讲的，用中国的标准，比方说邓小平讲的三点，那显然民进党“逢中必反”就会给台湾自己带来很多问题。我已经讲过，陈水扁执政八年，这个公共投资是负数，换了六个“行政院长”，对台湾经济实际上起了一种破坏作用。但我想民进党作为一个政党，里边也有人才，也有明白人，我想这个大势是难逆的，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大势不可逆转，它一定要看清这一点。我想民进党里面也有一些智者，最终会看清这一点。
学生C：张教授，您好，就您观察，台湾社会目前是否已经意识到，他们陷入了困境，然后他们是否有这种能力，走出这个困境？
张维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觉得是这样的，台湾有很多非常睿智的学者，甚至政治精英，他们是看到这个问题的，问题是要解决克服这个困境非常之难。这个难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前面讲的结构上的困境，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国家认同”。第二个难处是程序困境，这个程序它已经是这样设计的，一个“半总统”制，一个简单多数就可以选出“总统”的制度，而你要改变这个程序太难了。我现在接触过的台湾学者，还没有人说有办法改变这个程序，这就是法治反而被法治所困扰的一个问题。如果采用中国模式，就是说你从更大的角度，从政道的角度来看你要实现一个什么目的，然后来进行一些改革，纯粹在法律框架里边玩这个游戏的话，一旦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得到保护，他就不愿意改变这个制度，所以认识得到，但是改变难，非常难。
学生D：张教授，您好。您刚才提到台湾民主现在是从希望走到了失望，然后我想知道，这种困境会对两岸的发展在哪些方面造成影响？作为大陆，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来减少消极的影响？谢谢。
张维为：我想总体上是这样的，因为台湾民主的这种特性，导致两岸关系中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增加。但是从大陆的角度来讲，坦率地讲，现在大陆比较自信，也比较有定力，因为我们认为时间对我们有利，而且非常有利。换句话说，你能够做什么呢？无非是比方说民进党得势了，把这个服贸协议给打掉了，可这个协议是对台湾经济有好处的，实事求是地说，台湾经济就要受到不利影响，最终导致台湾更多地依赖大陆。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你真的没有形成这个阻力，双方顺利执行协议，那么两岸固然就可以走得更近，但无非就是多一点麻烦，少一点麻烦的问题。我说大陆基本上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或者以微变应万变。我觉得大陆现在可以这样做。
主持人：反服贸风波折射出了台湾内部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矛盾冲突，同时引起了我们对于台湾民主的讨论，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关注到了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反服贸是否会让台湾的“国际空间”缩小，我们该如何看待台湾的“国际空间”？两岸关系会对台湾的“国际空间”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就这些问题，我们欢迎您收看下一期的《世纪大讲堂》，《台湾问题观察》系列的下集《台湾的“国际空间”和两岸关系》，我们下期再见。
（李映丹、张峻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