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月15日（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刊登署名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这就是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第一篇。“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每逢文章发表，都会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文章作者是谁，并纷纷表示读了这些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
《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当时也收到很多电话，有的打听文章背景，问是不是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还有的表示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皇甫平”系列评论的“发表背景”。
这些文章当时在国外也引起反响，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特别有意思的是塔斯社，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塔斯社驻上海记者一定要来采访我，问“皇甫平”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的？他们很敏感。
当时对这些系列评论文章正面反应是主要的，这说明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深得人心！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我们原来期望1991年是改革年，不曾料想这一年却变成了改革的争论之年、交锋之年。而争论和交锋的中心内容，始终是围绕改革开放的性质、市场经济的取向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本人展开的。
1991年3月22日我们系列评论的第三篇文章发表后，很快4月中旬反驳文章就出来了。最早的一篇《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就发表在《当代思潮》上。该文一开头就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议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思潮。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好家伙，这就等于把“皇甫平”宣判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接着，《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文章写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高校理论战线》杂志也加入了围剿“皇甫平”的行列，该刊发表署名文章，说是“至今仍有此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到了八九月份，有些报刊也刊发了批判“皇甫平”的文章。按照这些文章的说法，“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合党章条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宣扬“庸俗生产力论”，鼓吹“经济实用主义”，等等。难能可贵的是，在这过程中，新华社站出来支持了“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呼应“皇甫平”文章，明确表示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一些媒体喧闹一时的批判，理所当然地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引起了回音。
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刘国光同志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卫兴华、戴园晨、周叔莲、樊纲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他们对批判者的“高见”不敢苟同，吴敬琏说：“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做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卫兴华说了五点：第一，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第二，不能乱定“姓社姓资”；第三，不能对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第四，问“姓社姓资”，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资”的东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确的“社资观”去胡乱批评正确的理论思想。
1991年8月中旬，有人突然跑到上海问我：“皇甫平”文章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写的？我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我从来没有向谁请示过，也没有送审，就是我作主的。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还是有这个权利的。我还讲到第三篇文章还是一个理论作者来稿，我们在他文章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
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这一年的“七一讲话”中，深刻论述了邓小平同志有关“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不是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主要标志”的思想。同时也谈到了反和平演变。此后一个阶段，中央各大媒体都只宣传他关于反和平演变的思想，而不宣传他谈改革开放的内容。江泽民同志对此提出了批评，要求今后主要是加强改革开放的宣传，不改革开放我们站不住。在这个背景下，《人民日报》开始起草有关改革开放的社论，这就是9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的由来。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当然，这只不过是1991年这场交锋的一个插曲罢了，其具体情况这里恕不详谈了。
1991年8月31日，即在苏联“八月变局”后的一个星期，我又组织撰写和发表了《论干部的精神状态》的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必须坚定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绝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文章指出，只有振奋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这年10月份，我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文，着重论述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文章明确提出苏联“红旗落地”，并非由于“卫星上天”，社会主义国家唯有经受住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红旗才能举下去，才能更高飘扬。当时我在文章中写道：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原子能发电，包括卫星上天、载人宇宙飞船、原子能破冰船、超音速飞机等等，都是由苏联最早造出来，这些科学技术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因此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声誉在全世界如日中天。但是，由于体制原因，苏联后来在科技进步的民用化、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没有做好，它只有军事竞赛带来的科技发展，这就支撑不住经济社会发展。老百姓长期生活得不到提高，农副产品都买不到，苏联的失败，根本原因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它搞改革开放的结果。其基本精神是与“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一脉相承的。这一年12月，我从一份内参资料中看到，有人在给中央的“上书”中公然宣称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转向低潮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因此希望中央决策者要权衡利弊，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应先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增强反“和平演变”能力，这才能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我抓住这份难得的反面教材，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请了当时沪上一批有影响的人士，集中对这份内参进行讨论。这里要说明的是，我当时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经常把上海一批具有改革开放思想的人士请来开“神仙会”，请他们发表各自的见解。他们那些精彩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观点，也常被我化作评论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使《解放日报》的思想性、理论性不断增强，导向性、指导性更加鲜明。
后来，我把这次座谈会大家发言的意见，整理成两篇评论员文章，即《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严肃批评了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
我组织撰写和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一开始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并没有直接关联。后来，我调到《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以后，几次遇见朱镕基同志，他都没有向我提起这件事。倒是1994年春，国务院出台财税、外贸、金融、投资、国企五大改革措施，我当时用“任仲平”署名同当时借调北京起草《邓小平理论学习纲要》的有关同志合作，撰写了一篇《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的重点评论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当时正逢全国两会召开，朱镕基同志是湖南代表团的代表，当天上午他就把我们这篇文章拿到会场，在湖南团大组会大加赞扬，他说“任仲平”就是《人民日报》重点评论，这个作者就是从上海调来的“皇甫平”，他们的评论写得非常好。那天，他讲了一大段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话，而且还特意把“任仲平”同“皇甫平”联系起来加以表扬，这就表明了他对“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的态度。我和施芝鸿同志合作撰写的这篇“任仲平”文章获得当年中国新闻奖评论类文章一等奖，对1994年开启的市场化取向的全面改革，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中宣部也曾通报予以表扬。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改革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同志抓住1991年思想争论和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高度评价的：“今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1992年2月4日，即农历壬申年的大年初一，也就是发表皇甫平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一周年的时候，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重头评论，在全国拉开了率先宣传、深刻阐发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3月份党中央向全党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精神后，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栩栩如生地传播了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活动和谈话内容。中央和全国各地报纸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从4月份开始，我们又在《解放日报》接连发表由我精心策划和组织的四篇署名为“吉方文”的评论文章：第一篇是《论走向市场》，论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后来，刘吉同志告诉我，这篇评论被党的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选为参考文件。第二篇我们写了《论加速发展》，集中论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
第三篇是我们在1991年想写而没有来得及写的：《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文章也被《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全文转载了。第四篇是《论换脑筋》。这篇文章重点论述了要换脑筋的问题，也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换计划经济习惯思维。当时《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这些情况生动地表明，同一年前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时的遭遇大不相同，全国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生气蓬勃的加快改革开放的舆论环境，很快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
20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再看那场思想争论和交锋，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舆论要在社会历史的紧要关头发挥先导作用，就要勇于和善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敢为天下先，成为时代的晴雨表、社会的风向标。这是新闻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