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平时较少与年轻人交流的机会，讲课对于我是很大的压力。我希望在比较小的范围，最好几十个人，二三十个，随意谈一谈。现在的人数虽然多于二三十个，还是比较接近于我的愿望。
先说题目。“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出版之后，黄子平的一篇书评的题目。我不善于为自己的研究命名，常常是一本书稿完成了，想不出题目。《艰难的选择》也是黄子平给取的书名。做完一项研究，对于主旨，不能简要地概括。写完一篇论文之后，发怵的就是写提要，常常苦于“提”不出“要”，不知道该怎样“提要”。鉴于我自己的缺陷，我要求研究生一定要会写提要。建议他们对自己的论文，用这种方式自测，即写提要；如果提不出要，那可能是有问题的。但我又想，真的是这样吗？这个话题不便在这里展开了。我不能为自己的缺陷辩护。对研究生，尤其与我同样性别的研究生，我要求她们一定要有理论方面的训练，提高思辨的能力，同时又保有感性地把握对象的能力。当然，这很难。
我去年写过一篇短文，给北京的一家刊物，题目叫做“晚明与明清之际”。我在那篇短文中谈了为什么我用的是“明清之际”这个说法，而不是“晚明”。“晚明”、“明清之际”，所指的时段是不完全重合的；关键更在于，使用这两种说法，背后的问题意识是不同的。我使用“明清之际”这种说法，强调了“易代”，强调了“易代”过程中的大破坏造成的动荡，这一过程给予士大夫的影响。台湾中研院文哲所有过一个研究“世变中的文学世界”的主题计划，选取了四个时段：魏晋南北朝、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晚明和晚清；主题计划的宗旨，是研究世变、社会变革对于文学世界的影响。当然，它预设了有影响，甚至有互动，研究的是相互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互动呢？在什么样的层面上互动呢？这正是需要回答的。这个主题计划的设计很有意思，开发的余地很大，尤其晚明与晚清。
我也曾检讨自己倾向于使用“明清之际”而不是“晚明”，是不是过于注重政治史的已有的视野——改朝换代？但我以为，改朝换代确实造成了平世所没有的一些景观。有些人物，如若不是改朝换代，是不会出现的，比如遗民，比如贰臣（像钱谦益）；忠臣平世也有，但是遗民、贰臣这种人物，非改朝换代才有。发生在明清之际、清末民初的那种深层的变动，并不是任何一个改朝换代的时期都有。那种变动的确很深刻，而且出现了很多人物，思想的相互激荡，造成的景观，是平世不能看到的。我想，如果我年轻二十岁，我可能还会选择宋元之际和元明之际。虽然宋元之际、元明之际没有发生上面所说的那种深层的变动，不具有那样的思想史的意义，却也非常有意思。明清之际的士大夫有感于自己的处境，常常以宋元之际做比较，因为都存在所谓的“夷夏”问题；他们很容易找到很对应的人物，比如宋元之际的遗民、忠臣，文天祥、谢翱、汪元亮那些人物，将那些人物和自己的处境相比。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和明清之际发生的事情，有的地方的确非常相像，但也仍然有不同。我感兴趣的是有什么样的不同。元明之际有意思的是，明初有些士大夫不接受朱元璋的那个政权，他们留恋故元，有一种元遗心态。我由此想到，我们以前接受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们元朝压迫汉族的士大夫，我们想象中，士大夫在元朝，必定是很受苦的了，但是我看到的材料不完全是这样。比较明初朱元璋的暴政，有些人宁愿怀念元朝。元朝的统治者对于士大夫，不用你，却也不轻易杀你。明朝的仕途比较宽广，但是对士大夫很严厉，要么加诸膝，要么就推到深渊里去。有一本小册子，《草木子》，是明初的一个士大夫（叶子奇）在监狱里写成的，其中写到元朝的事，不无怀念。我很想知道，究竟汉族的士大夫对于这个异族政权怀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他们是怎么样体验在元朝的生存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所有这些材料我都搜集，包括《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这本书中已经完成的题目，尽管我很清楚，我没有机会也没有力量去修改、增补。我所搜集的很多材料将来永远不会用的。此外就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前不久的一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了一组我所在的研究室举办的讨论会的笔谈，谈的就是40到70年代这个时段的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些思路。这方面的研究当然有禁忌，但我们仍然不能借口禁忌来为自己学术方面的无能辩护。 我的题目提到了“危机”。危机有可能激发思想，但并不注定如此；有的时期危机深重，但思想平庸。明清之际确实有深层的变革发生了，在经济生活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在思想中。有人认为明清之际有过一个“启蒙运动”。梁启超和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三百年”就由明清之际算起。这个时段的思想史意义是不容置疑的，确实有些事件发生了，有些思想史的事件发生了，而且很深刻。这种深刻性还有待于继续发现。 我们刚才谈到了台湾中研院的那个主题研究。它的主持者曾谈到晚清、五四时期的知识者是怎样想象晚明的。在北大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办的关于晚明晚清的讨论会上，我听到一位先生讲到了晚明，说得非常诗意。当时我一边听，一边想，我所读到的晚明，和这位先生所知道的是不同的。我们如何想象这个时期，我们根据什么来想象，我们拿什么作材料来想象？我们在想象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什么，又突显了什么，省略和删减了什么？那么，也可以以此来类推，我们怎样想象49年前后，以至别的一个时期。这些都有重新审查的必要。思想史的晚明，和文学史的晚明，就不太一样。台湾学者王汎森将晚明的一种倾向，概括为“道德严格主义”。这种“道德严格主义”与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名士风流”，似乎是对极。我也注意到了王汎森谈到的现象，那种极端严格极端刻苦的修身的风气。
我对于明代的人物很有兴趣，曾经写过傅山，最近所写的，就有实行王汎森所说的“道德严格主义”的唐顺之。唐顺之是嘉、隆之际的人物，晚年的出任军事，被人作为污点。这个人物吸引我的，却是他的那种极端的严肃性。我曾经想过，我为什么选择了明清之际，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我被这种严肃性所吸引（我的一个小朋友提醒我，说，那种严肃中就有“戾气”。我承认是这样）。
即使五四时期的晚明想象，又何尝一致！周氏兄弟的想象就互有不同。鲁迅由晚明小品中，读出了与林语堂、周作人不同的东西（参看他的《小品文的危机》等）。鲁迅说：“大明一朝，自剥皮始，到剥皮终”。还说，“唐已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我自己回头来看，到现在为止，研究明清之际，我所依据的主要是儒者的言说，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还有很多在儒学史上并没有地位的儒家之徒。我关于晚明的想象，不能不受制于我的上述选择。手中的研究告一段落，我或许会集中地读文人，关于晚明的想象也会有所不同。但文人与文人又何尝一致？即使同一个时期，同一时间里。比如甲申之后，东南的士大夫还在浴血抵抗，北方有些文人，已经与新朝合作，出入于新旧两朝之间，非常自如，并没有多少痛苦，没有那样的格格不入。即使以文人做材料，明清之际又何尝只呈现为一幅图画呢！如果在座的有一些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不妨以此例彼，想一想我们的专业，是不是也可以换一种思路来研究，是不是也可以拼贴出更加斑驳陆离的图画？我们是不是已经充分发掘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还有多大的余地供我们驰骋？我曾听到年轻人说，好题目都被你们做完了，给我们留了什么？我想，他怎么这么不自信！我曾对高校的研究生说，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来清理一下“正史书法”。我有时会想到，我们的历史知识，我们关于历史的想象，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正史体例、正史的书写方式的影响；即如正史传记部分的分类方式，怎样影响、限制了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北京大学夏晓虹先生开了一门课，叫“明遗民诗文研究”。明遗民在我们的想象中，总像是不聊生的样子，但我从文集中读出的不全是这样，有些遗民过得很自在。明遗民的传记往往舍弃了、删节了很多重要事实。比如陆世仪，明亡的时候筑了亭子在水中，因此号“桴亭”，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从亭子里出去了，还为地方官出主意，兴利除弊。陆世仪是儒家之徒，这样做很有道理，没有什么可非议之处。但有关的传记，不写后边的一段，似乎他始终待在那亭子里。我对这个班的研究生说，如果你们每个人找一篇明遗民的传记，做文本细读，一定很有意思。我们来拆解一下，那些传记是怎么写成的，怎样影响了我们对明遗民的想象，和关于遗民的一般的知识。正史之间有大量的复制、模仿，甚至不但文本模仿文本，而且生活模仿文本——有不少人，照着那些传记来塑造自己。我们很难估量正史的写法深入到社会生活中的程度，它怎样塑造了古代中国人的生活。这些题目都有研究的价值。 我们再回头来说四五十年代之交。《丛刊》上那组文章提供了一些线索，但是远远没有展开；提线索是容易的。刚刚我说了你可以这样做、那样做，但每一项工作都很难。我自己也不能想象还有可能再来做四五十年代之交。但这个时段确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比如，当时文人流动的情况。根据地扩大以后，由45年开始到49年，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文人是怎么样逐渐地流动、文学的版图是怎样不断改写的？这样的基础性的工作并没有人来做。基本的事实缺乏清理。49年之后的文学格局，显然不是一次文代会就形成的。除了制度的因素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在我们的视野之外？有没有可能复原45年到49年之间变迁中的文学状况？ 下面来谈这次讲座的副标题：“探寻进入社会变革期的路径”。我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从已有的研究范式中突围。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有一种被围困的感觉，觉得好像总在一个圈子里循环。要突围，有没有什么策略？说了一大圈之后，可能最后的结论是并没有万全之策；但是我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也找到了一些材料，提供给大家，看看这些路径是不是可以尝试。
我先将别人已有的策略提供给大家。我最近读到王汎森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其中的有些内容，正和我考虑的问题。王汎森提到的策略，即“去熟悉化”。为了避免转述中意义的流失，我把他下面这段话念给大家听。他说，“我们对百年来的历史知道得太熟了，所以我们已逐渐失去对所研究问题的新鲜感，需要‘去熟悉化’才能对这一段历史产生比较新的了解。对某一个定点上的历史行动者而言，后来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他所不知道的，摆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资源和不确定性，未来对他而言是一个或然率的问题，他的所有决定都是在不完全的理性、个人的利益考量、不透明的资讯、偶然性，夹杂著群众的嚣闹之下作成的，不像我们这些百年之后充满‘后见之明’的人所见到的那样完全、那样透明、那样充满合理性，并习惯于以全知、合理、透明的逻辑将事件的前后因果顺顺当当地倒接回去。”“‘事件发展的逻辑’与‘史家的逻辑’是相反的，在时间与事件顺序上正好相反……太过耽溺于‘后见之明’式的思考方式，则偏向于以结果推断过程……但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的是许许多多互相竞逐的因子，只有其中少数因子与后来事件发生历史意义上的关联，而其他的因子的歧出性与复杂性，就常常被忽略以至似乎完全不曾存在过了。如何将它们各种互相竞逐的论述之间的竞争性及复杂性发掘出来，解放出来，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工作。”“必须摆脱‘后见之明’式的，或过度目的论式的思维，才能发掘其间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内在的张力。”但把许许多多互相竞逐的因子、各种互相竞逐的论述之间的竞争性和复杂性发掘出来，谈何容易！王汎森本人也说，“去熟悉”是不可能的。我有时候为自己的各种思虑所苦，会希望回到无知无识的状态。但你没法把你脑子里的东西出空。即使“去熟悉”难以做到，这一策略针对的问题也是存在的。即使不可能，我们也有必要挣扎着“去熟悉”。挣扎和不挣扎是不一样的。
另一个学者，日本的沟口雄三，谈到了类似的问题。贺照田主编的《学术思想评论》的第11辑有沟口雄三的一篇文章，谈到了“进入历史时的无意图状态”。“无意图”，可能吗？他用了一种近于极端的说法，即“空着双手进入历史”。这确实难以做到。应当说，当初我由现代文学进入明清之际，近于这种状态，。那时不必“去熟悉”，因为对新的领域很无知。对已有的研究未曾涉猎，也近于“无意图”（仍然不可能全无意图）。我绕过了别人的已有研究，先读了一些所谓的“原始材料”，形成了最初的题目，因而的确没有太多的成见。但也仍然不能说“空着双手”。虽然无知，也还是有想象的，即使很模糊。这项研究进行到现在，苦于不但不能回到“无意图状态”，而且过于熟悉，难以摆脱已有的研究造成的束缚与限制，只能拼命地挣扎着说一点和别人不同的东西。因而我很理解上面提到的策略，明白它们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来的。我仔细地读了沟口的这篇文章。沟口雄三还提供了一些具体选择，这些具体选择倒是有可操作性，我给大家念一念。他说，“具体而言，在操作过程中，第一，进入资料的时候，不带特定的意图。不服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外来的或者既定的观念。”这是很难的，但你可以极力去做。更难的是，“对于知识领域内各种偏见的批判意图，也不可以构成阅读资料的前提。”“第二，不限定特定对象和特定主题。”这点勉强可以去做，但事实上你可能暗暗地有个特定对象，而你对自己说，我没有限定；第三，就比较地更容易操作了，“尽可能扩展阅读文献的范围，阅读的时候也不能借助于二手材料，或者断章取义地阅读；要从头到尾地阅读，并且要阅读两次以上。”相当具体。“第四，要以先后为顺序阅读。”（《关于历史叙述的意图与客观性问题》）这一点看起来不难做到，但我也仍然没有做到。比如我由《明代思想史》上发现了吕留良的一段话，跟我的题目相关，就把这段话摘录下来，之后绝对要去核对。如果那段话出自吕留良《四书讲义》的第三十七章，我不但读完这一章，而且还要读上下两章，甚至尽可能多读一点，但也仍然不能做到“从头到尾地阅读”，“阅读两次以上”，“以先后为顺序阅读”。但沟口的要求是对的。沟口先生强调历史学家的“无我”，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不是这样，我们曾经主张表现自我。沟口先生说历史学家只有“无我”，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性。80年代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当然，那时我们面对的问题不同于今天谈到的问题，不必将那个命题作为这个命题的反命题。尽管“去熟悉”、“无意图”、“空着双手”都不可能，值得考虑的仍然是，这些要求有怎样的合理性，能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做到，需要为此做怎样的努力。在我看来“去熟悉”与“无意图”，都多少依赖于心理能力，这种心理能力也有待于培养。尽可能地排除，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
学术就是整理，我们没有办法不整理；整理就有秩序，我们不可能不建立秩序。古代中国有纂辑之学。顾炎武有一句流传比较广的话，说“著书不如抄书”。他的《日知录》是抄书，但抄又何尝没有意图？抄要选择，抄就是选择。事实上还不止于此，那部书里的不少议论是他自己的，那些议论有的很尖锐，决不止是纂辑。但是顾炎武的思路，跟近人有衔接的地方。陈寅恪就说过，“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但你仍然不能不整理。问题在寻找怎样的方式、怎样的文体，以便更逼近真相。我是没有策略的，关于自己的研究所说的，多半也是“后见之明”。别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写，我就只好拼命地想，当时并不自觉。通常男性的研究者不是这样。我猜想汪辉先生在写一篇东西的时候，肯定理得很清楚。因此电脑很适合于我。我将一些零碎的东西，没有条理地搁在那儿，然后搬运它们，找其中的秩序，搬运来搬运去，慢慢地将条理找清楚。因此自以为与上面说到的，有一点暗合。但事实上仍然可能有不自觉的策略在。曾有研究生问我为什么想到了分析“话题”，我一时难以回答，事后想到，我很可能暗中受到了流行的理论的影响。我决不认为自己的那些是“原创”。但怎样暗中受到了影响，这过程是没有办法描述的。因此我将来不大会写“学术自传”，因为事后的描述有可能离事实很远。
王汎森还说到地方性的材料。当然史学与文学对“地方性材料”的取舍是不同的。比如某个地方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通常的做法是，搜寻材料，证明那个地方是如何呼应新文化运动的，媒体是怎样复制北京、上海的某一事件的。可以换一种思路，呈现不限于主流论述的地方的文化生态、面貌。如果仅限于呼应、复制，会非常可惜，放弃了很多宝贵的、足以作为有关北京、上海的已有论述的补充、甚至修正的地方性材料。其实怎样想象新文化运动，也仍然是个问题。地方研究做得好，不但可以补充、而且可以启发关于中心地区的研究：当时的北京和上海未见得就像文学史描述的那样，我们是不是舍弃或省略了很多有意思的材料？
“地方性”之外，还有“个人”，一个更小的单元。已经有“一个人的……”这类题目，关注在个人和历史间的关系。即使与大事件游离，也是一种关系。但在我看来，刻意地去搜集“游离”，跟刻意地把个人历史作为大历史的注脚一样不可取。大小、轻重之辨还是有的。谈日常、谈个人、谈民间，不必与“非常”、“重大”做对立观。大事件是有的，重要的人物、思潮是有的。我以为在风尚中应当保持警惕。我们有可能既对于风尚保有批评态度，同时从风尚中得益。刻意地拒绝，与刻意地迎合，过犹不及，也不利于增长智慧。我在研究中试图经由“个人”（即具体人物），尽可能深地进入历史。做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研究，比较可以说“策略”的，就是我沿用了做现代文学研究时形成的方式，一家一家地读文集，读得非常辛苦。一函一函地读，有时一无所获。当你把那些材料整理好了，别人说，很好玩啊，但是阅读的过程是不好玩的。在这种研究中，遭遇到像王夫之这样的对象，是很幸运的。经由“个人”来读这段历史，我发现朝代之间的关系，犬牙交错。比如明亡的时间，史书上说是甲申，1644年，或者永历朝覆灭的那年。但明亡实现在一个个遗民的人生中，却要曲折漫长得多。老一代遗民之后还有小一代遗民，都延续了明代的历史。直到乾隆年间，全祖望写明遗民的事迹，我觉得仍然有遗民情怀。这样看来，文集作为研究的资源，还远没有被充分开发。
另有一些策略是大家熟悉的，比如“日常”。在这一点上上海得风气之先。还有“细节”。当然问题也在什么样的细节，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细节。为什么是布罗岱尔说的那些细节，而不是另外一些？这些都值得追问。还有“民间”。民间这个话题不需要多说，因为重镇就在上海。只是现在所说的民间，跟五六十年代，跟四十年代，跟五四时期可能都不同，对立项也不同。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是这个“民间”？王汎森还提到一个策略，就是利用“私密性”的材料，比如日记、书信。但对此也要做限定。真的私密吗？私密到何种程度？明人的日记一般来说就不私密，是准备出版的；书信往往是准备着收入文集的——我相信当写的时候就想到了发表，所以不私密。当代人的就私密吗？鲁迅挖苦李慈铭涂改日记，鲁迅的日记也未必私密。我相信鲁迅是预想到了后人要看的，所以有那样的写法。但我仍然乐于运用这类材料。读明人文集，首先读书信部分，因为比较“个人”，比墓志铭、序还是要“个人”。
去年我所在的研究室在昌平开关于40到70年代的文学的讨论会，会上钱理群先生有很长的发言，非常地激情。他说，他研究4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箱子，专用来装纸条，所想到的问题、现象、细节，都写成纸条投在箱子里，最后有满满的一箱子。他设想中的书稿，打算借用《美国医生看旧重庆》中的一段文字作结。那个美国医生乘船过长江，两岸在激烈地交火，交火双方纷纷倒地，一个农夫在岸上田地间扶犁。当着两岸一片废墟，夕阳中，那农夫依然在扶着犁。美国医生认为，他由此看到了中国人在灾难中再生的力量。我也感到这场面很动人，却又想，这动人的意象是不是会把那一箱子纸条简缩掉了呢？任何类似的意象，任何你选取的象征，都有可能导致简化，而最终那一箱子纸条仍然要整理。在我看来，钱理群的《天地玄黄》与他最初跟我谈到的设想是有距离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写《易堂寻踪》，也曾经设想过时空交错等等，但具体实行的时候就感到了困难。学术文体构成了限制，我们的能力是更大的限制。应该回头来检讨我们所使用的学术文体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它在什么意义上构成了限制。即使难以突破，也不妨明白究竟是什么制约了我们。
下面谈几个方面，属于我自己从事研究中的更具体的策略。
第一，尽可能地搜集、整理既有的思想史的架构之外的思想。葛兆光先生所做的就包括这种工作。既有的明代思想史几乎就是明代理学史。理学，经学，这之外的思想多半被删掉了。比如我由王夫之那里读到的相当深刻的思想。曾有台湾学者问我，阅读王夫之对我形成关于“戾气”的思路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告诉他，有了王夫之，我的那些材料才能架构起来，那个题目才能支撑起来；没有王夫之的那些论说，这篇文章很难成形。王夫之那些思想并没有被“思想史”所接纳。为什么原有的思想史的框架不能容纳这么精彩的思想，这确实是个问题。王夫之这个完整的人，被政治史、经学史、理学史、文学史肢解、割裂了，以至难以复原。这种情况有点像瞎子摸象。我不敢写王夫之，因为学力不够，只能取我能懂得的那些部分。由我自己的经验也可以知道，一个人物，一个如此重要、被很多人研究的人物，是怎么样被片面化的。
第二，梳理思想的传承，同时不放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思想史是有传承的。钱穆就说过，“大凡一种学术思想之特起，于其前一时期中，无不可寻得其先存之迹象。而即其特提与重视，已足为别辟一新局面之朕兆矣。”（《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很多话题是接着说，并不新鲜的，但是“特提”与“重视”，就值得引起注意。却也还有一些怪论，不能纳入主流论述。王夫之就很有怪论，比如论义军。在他看来，岳飞即使没有被金牌召回，也是不能成事的，当时所谓的“两河忠义”，都是些乌合之众。再比如明代士大夫关于清议的批评（参看《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上编第四章）。清议有可能成为借多数人的名义施之于个人的暴政。当时的士人即使没有这样明确的认识，对清议的上述负面效应也有觉察。我正在处理王夫之论清官的一些材料。王夫之对于包拯、海瑞，有非常尖锐的批评，认为他们打击豪强，不利于“静民气”。谈到清和贪的问题，思路也和我们通常所有的不同。明末政治极端腐败，王夫之、黄宗羲却希望培植诗书宽大之气。王夫之的论清官与他的论“戾气”，逻辑相通。我所整理的他的“戾气论”比较对我们的口味，与我们的经验一致。如若把他有关清官的议论放进去，问题就显得复杂了。他关于清官的思想，有合理的方面，也有的的确适合于“阶级分析”。这种复杂性必须面对。如果有那么多的顾忌，就不必搞学术研究了。问题是，怎样把那些“异义可怪之论”与当时主流论述间的关系说清楚。往往是这样，在这些分析起来很困难的地方，深入挖掘，有可能产生深度。一看眼就看清楚的，往往就在表皮上滑过去了。所以务必不要放过那些阻力较大的方面。
第三，同时关注不谋之合与思路多歧。明清之际士大夫地处南北，完全不相通的，思路却非常一致，甚至说法都差不多。我看到这种材料不免吃惊。当时没有交通的便利，一个消息，比如3月19号京城陷落，到了5月，浙东的刘宗周才得知，信息的传输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在这种条件下，为什么大家的思路仍然不谋而合？你只能想象有一个“场”，至于这个“场”是怎样构成的，仍然值得研究。当时的王夫之在湘西，地处偏僻，可是他的有些思路，与黄宗羲、陈确、颜元、李塨他们非常之一致。“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有如是之巧”（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很难解释，但很有意思。为什么有这么多不谋之合？我正在搜集这些不谋之合，同时又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于有意，有刚才说到的过分明确的特定主题与特定意图。如果不是这样，我不难注意到分歧，看似一致的言论背后，有语义的、情境的、动机的诸多差异。首先仍然应当着眼于这些差异。王富仁先生曾经说，要在差异中研究左翼文学。这是个常识的意见，但是做到并不容易。
最后，是面对传统的命题，尝试着找回它的经验内容。这些也是后见之明，研究时并没有这些策略。明清之际的思想很活跃，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现象，但是有明一代的儒者，思想多半平庸，并没有多少精彩的见解。所以顾炎武说，“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钞书自序》）。做政治史的萧公权却说，转变时期前夕的明代思想，“实从长期痛苦之中锻炼而成，并非得之容易”（《中国政治思想史》）。我们在读那些看似平庸的思想的时候，也有必要意识到，“长期痛苦之中锻炼”这种经验内容。当然，经验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最难厘清。我正在做的，就有“明清之际士人的君主论”这种相当传统的题目。我试图将有关的经验纳入论述，但是很困难，难在经验与思想的连接处。其实有很多东西不能实证。文学研究尤其不适用“实证”。如果不能实证就不能研究，那么我们就不能研究文学。只不过猜测就是猜测，要用猜测之词，而不要试图把它坐实了。这也是策略。我喜欢用“或许”、“似乎”等等，因为确实没有把握，只能“似乎”、“或者”。“似乎”、“或者”是很有用的，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够确信就是那个样子，但不能够确信的东西也可以研究，问题是怎样论说。
我在前不久的《读书》杂志上看到一个题目，“在题无剩义之处追索”。我特别愿意把这句话送给现代文学专业的我的年轻的同行。其实就这个专业而言，远没有到了“题无剩义”，何况追索所得，赖有个人的能力呢。在座的各位，我相信一定是有这种能力的。
上海大学 2004年9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