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读小、中、大学期间，尚没有“校园欺凌”的说法。事实是校园欺凌无分中外，且古已有之；引起关注，不过因于今为烈罢了。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的家在开封曾几经迁徙，其后又迁往郑州，因而读过了若干所小学——我甚至不能确切地说出共有几所。较早就读的学校，记忆尤其模糊。能记起在一条叫作“大厅门”的胡同读过的小学，班上那个俨然霸主的女学生干部。奇怪的是，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小学同学，均有着成人似的体貌——或许与其时我自己的弱小（自觉弱小？）有关。在那所学校时的日常情境已不能记起，却能回想起那班干部带领全班女生举行的与我绝交的仪式。那的确是一次仪式，女生们排了队，逐一上前来与我勾大拇指。我已忘记了事情缘何而起。也记不清经了怎样的妥协，又有和解仪式，这回是逐一勾小拇指。其时当地小孩子中有个说法：勾大（拇指），见面不说话；勾小（拇指），见面玩到老。对于一个小孩子，被集体排除，压力想必山大。我猜想自己一定被这种公然的孤立给吓住了，甚至可能有过软弱卑怯的表示，否则不会将一种被胁迫感保存了这样久。我不知由儿童演出的“政治”，在多大程度上是成人政治的翻版，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政治发生学的对象。倘若确系模仿，这模仿又是怎样进行的？这些问题已太过复杂，超出了我的想象能力。
儿童世界中的阴暗，或有甚于成人世界，这一点似乎直到晚近才被承认。一个儿童、少年的“进入社会”，何尝如师长们设想的那样，有显然的时间标记；“社会”早已以各种形态及其变形“进入”了童真世界。我们多半已提前经受了应付社会人事的训练，犹之读“学前班”；而日后也正经由种种相似，去辨认社会——“社会”对于你，才不是另一世界，而是原有世界的延伸。
初中时期班上有一郭姓女生，是来自农村的插班生，较我们年长，记忆中已是成人，胖大高壮。一进那个班即立威，具体使用了哪些手段，却记不得了。这女生似乎在乡下当过干部，拥有某种超能力，能将一班年龄较她小的同学玩弄于股掌之上。在班主任老师的支持纵容下，该女生成为一霸。你随时感到来自她的威压。于是同学间分化。郭姓女生有了扈从、跟班；不“靠拢”者，则被边缘化，俨若微型的成人世界。我只记得那种处在笼罩性的阴影中的感觉，应当与其人庞大的身躯有关，细节已不复记忆。似乎是初中毕业前，不知怎么一来，剧情反转，那女生被集体抛弃，顿时陷于孤立，处境狼狈，不知所措。记不起这种大逆转是怎样发生的，只记得当时复仇的快感。我自己也少不了有刻薄的讥讽。我中学期间积蓄的愤世嫉俗，似乎即此释放。那个失去了权威的女生，有可能始终未弄清楚何以落到了这步田地。一个中学生，学生干部，轻易营造起“专制王国”，颇有寓言意味，可用以写《蝇王》式的小说。可惜我不具备这种能力。这个故事中最要紧的，是用“不知怎么一来”带过的部分。反弹一定有由头，有为首者。这么有意思的情节，何以竟忘了呢？可见记忆之不足恃。
当年我所经历的校园中的上述“欺凌”，不取暴力的形式，却营造了成人世界的秩序：控制／被控制，主／从（奴）。郭姓女生建立的“王国”，更有政治色彩，是以她为中心的进步／落后、靠拢组织／不靠拢组织的等级秩序。这种“早期教育”，足以荼毒青少年的心性。我对于无处不在的等级划分的嫌恶，与这种早年记忆当不无关系。
2019年曾一度撤档的校园题材影片《少年的你》，是后来补看的。较之近些年来所知校园欺凌（也称“霸凌”），我经历的那些，简直不是事儿。无关暴力，因而恶性较浅。使用“欺凌”的说法，或令读者有超出事实的期待。曾有媒体披露发生在留美女生间的欺凌事件。我以为“文革”中的校园暴力，针对老师的，以及针对同学的，仅仅政治已不足以解释，另有人性的原因，即一向被避谈的少年人的残忍。
至于我，发生在中小学后、不全适用“欺凌”说法的一次，是在大学毕业前夕。那其实算不上“毕业”。大二那年（1966年）“文革”爆发，然后是派仗，工宣队、军宣队先后进驻，下乡“教改”（亦称“疏散”），而后就以此不完整的学历毕业。
那件事的前因还记得；因主持其事者的有意暧昧，无从坐实罢了。我写过发生在离校前的这“一个人事件”，收在《窗下》一集中，题曰《倾诉》。以下是该篇的片段：
……那是一个落雪的下午，我一个人在宿舍里摆弄乐器，有同学来找我，神情紧张地说，班里的一些人整理了有关我的材料，准备上报。他请我一同出去，他将把情况告诉我。窗外下着大雪。我猜想我当时的神情一定有点异样。我拒绝了他的好意，说“随他们的便”。
几个月后，我到了家乡的乡村插队。我的同学寄到乡下的信里，列出了那些同学毕业前整理的我的“言论”。令我惊讶的是，那多半是些私下的谈论，“牢骚”之类。我甚至还记得说那些话时的场合与情境，当然也记得当时的谈话对手。这在我，不能不是一次真正的震撼。所幸我已在乡村，远离了那个凶险的语境。我似乎并没有自责我的轻信，只是悚然于“人心惟危”，有一种被玷污的感觉。
……
随笔没有提到的是，我的同学的那次商议，即使不曾有意张扬，也有明知的透露。透露或许竟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即以此施压，迫我就范。因无对证，不便说就何种“范”。参与其事者若尚未失智，应当还记得。小谋略，小权术，只不过是“文革”中人的心性扭曲之一例。背后操纵的男生曾是我聊天（或曰“倾诉”）的对象，心思缜密而不形于色。未闻此后有学术或其他方面的建树。“文革”造成的“荒废”，应当包括使人误用了聪明才智。（注：这篇随笔写的是虽经此次打击有对“倾诉”的戒惧，却仍不思悔改，依旧有倾诉的冲动，而非将自己紧紧实实地裹在茧中。）
几十年后因校庆、系庆再见，那些参与其事的同学若无其事，没有人向我提起，也不以为需要解释——或许他们不知道我当时即已知晓，或许不以为有何冒犯。后一种可能性不大，除非几十年间毫无长进，或从不扪心自问。有同学热衷于“校友会”一类活动，并不关心老同学对那段经历的感受，不曾想到在人漫长的一生中，那五年多的分量本来就有因人而异。据我的经验，属于“老五届”者，派仗中的“战友”较之一般同学更有亲密之感。对我的某些同学，派仗或许是他们关于北大的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注：“老五届”即“文革”爆发那年高校的五届（或四届），“老三届”是同一时期高中的三届。后者又泛指那期间在校的初高中生。）
再次说明，这后面故事无关乎“欺凌”。那种做法，“文革”中更是常态。年轻人由政治斗争中学来谋略权术，不过拿同学小试牛刀而已。我不叛逆，本非任一集体中的异类。叛逆、异类，自外于“集体”，要有强大的内在力量，无论正邪。而我天生平庸。被视为异类，多半出于误判。至于刻意的孤立、排摈，也并不一定因权威遭遇了挑战，或许只是权威的运用需要对象，如此而已。
20世纪70年代初教中学时，我任教的班上有类似我中小学遇到的人物，也是女生。插队下乡后我和另一教师奉命到插队地区，对前学生的不良行为有所劝诫，该女生反唇相讥。我读研期间，那女生带了一众女生到我家，一律盛装，不知何所为而来。曾经的师生相对无语。这些女生和她们的首领，不知后来的境遇如何。
由我的经验，证之以《少年的你》的剧情，在这类事件中称霸、施暴的，的确不乏女生。你当然会联想到“文革”初期抡着铜扣皮带的女红卫兵。做这种关联毕竟太轻易。我记忆中的几个女生（胖大女生除外）的形象，相互叠压，无分彼此。至于女生加之于女生的伤害，想必早已在社会学的视野中——确是一个有趣的课题。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