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年前写过一篇《关于“老年”的笔记》，收在了自己的散文集《窗下》中，一个小友读了，说是有点恐怖，何以将“老年”这题目作成了这样子！或许我那时还不够老。但“老年”本是生命中的一段，与其他任何一段一样理应受到关注。而我自己，则是到了身边的亲人渐渐老去，故去，才体验了发生在这生命途程中的温暖与严酷，且由己及人，想到了与“老年”有关的种种……
近读《顾颉刚日记》，其中有“老的定义”，包括如下几条：“一、身体各部分功能衰退。二、无抵抗气候变化的力量。三、不可能紧张地参加社会活动。”接下来说，“此必到了老年才会深切地感到，年轻人及中年人均无法领会”。以上文字写于1964年，那年顾氏71岁，所写均为他的经验之谈，“过来人”的切身体验。由顾氏晚年的日记看，他对于自己身体状况的关注，较吴宓更甚，尤以睡眠、排便为大端，几乎逐日记录。看起来失眠与肠胃疾患像是他的一大负担。吴宓的晚年日记，则几乎逐日地记自己的吃喝拉撒，种种病痛、不适。我猜想吴、顾日记中的如上内容，一定令年轻人难以卒读的吧。
顾氏多病，日记中反复诉说“老年之苦”。去世前一年的10月29日，在日记中说：“近日天气，忽阴忽阳，殆所谓‘满城风雨近重阳’者。此在年轻时读之，固觉其美，而今日则为胆战心惊矣。老人处境，真不能自己掌握矣。”实则顾氏的老年并不枯槁。顾为苏州人，或许得自早年的陶冶，日记中的顾颉刚，爱花成癖。
1964年5月5日：“怀念江南之春，不胜神往。”“藤萝花近日大开，朗润园中不愁寂寞矣。”
5月10日：“近日园中盛开者为刺梅之黄花，藤萝之紫花，扑面者为柳絮。”
5月18日：“近日校园中仅有刺梅及洋槐花未残耳。绿肥红瘦，又是一番景象。”
5月19日：“始闻布谷鸟声，委婉可听。此鸟所鸣，苏州有‘家家布谷’、‘家中叫化’两说，徐州有‘烧香摆供’一说，此城中所不闻。洋槐花落，镜春园中殆如以氍毹铺地，使人足底芬芳。”
1965年4月19日记往北海“饱看春色”，说自己“最爱者碧桃，为其丽而端。其次丁香，为其芳而淡。又次则海棠，为其艳而不俗。若榆叶梅，则过于艳冶，品不高，花已萎而不落，又使人生憔悴之感也”。
同年5月7日观赏景山之牡丹，说：“举凡姚黄、魏紫、宋白、王红诸名种皆备，置身其间，浓香馥郁，洵可爱也。”你应当想到，那已经是“文革”前夜。
到风暴将至的1966年的4月3日，顾氏在香山路上，还欣欣然地看“白者李，赤者桃，淡红者杏，吐露在松柏间”。
同月12日，因“花事正浓”、“徘徊不忍去”，陶醉在香山的花海中。
当着饱受冲击之后，1971年环境稍宽松，就期待着公园开放，使自己得以“徘徊于林石间”（8月23日。以上引文均见《顾颉刚日记》第十、第十一卷）。
顾颉刚不如吴宓的健饭，食欲旺盛，对寻常美食津津乐道；也不像吴的随遇而安，对“待遇”多有不满，却酷爱花木，对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纤敏的感受，于此更有文人习性。他们也就各有自己的排解方式，多少避免了被不健康的情绪所伤害。
由日记看，梁漱溟对公园作为环境情有独钟，且足甚健，京城各大公园似无所不至，散步，习拳，与友人聚谈，饮茶，用餐，兴致盎然。因了情趣，这老人会不惮烦地寻觅某种食物，无论水果还是京城小吃（比如面茶）——是并不奢侈的享受（梁氏日记见《梁漱溟全集》第八卷）。
顾颉刚、吴宓“文革”中的遭遇，因日记书信的面世已广为人知。但若仅由老人生存状况着眼，你不妨承认，无论吴、顾这样的知名人士，还是你我普通知识人，较之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中的老人，已经说得上幸运了。曾经有剪报的习惯，至今也偶尔一剪的，就有如下剪得的片段。
《南方周末》1998年7月6日署名陈冀的文章，同年《文摘报》以《七旬老妇经营淫业只为棺材本》为题有如下摘录：
四川省安县破获的一起建国以来最大的容留妇女卖淫嫖娼案，已查实的76起个案发生在秀水镇鸡市街小巷里一间没有窗户、设备简陋的十平米大小屋子里。76岁的房主张秀贞，把它经营成了一个淫窝。
每当暗娼带着客人来到，风烛残年的老妇人就颤颤地用唯一的磁杯泡上茶，放在靠床的小方桌上，然后坐到门口望风。之后，她会收到嫖客2元、3元、5元不等的“床铺费”。一年里，12名暗娼在这里接客76次，张秀贞收入大约292元。
……
秀水派出所审查一名嫖宿人员时牵出了张秀贞。警方从张家墙角的米坛子里搜出了她292元赃款。
在提审室里，老妇人担心那292元钱要被没收竟大哭起来：“那是我的棺材本啊！”
张秀贞一生未曾生育，儿子是丈夫的，因为家境贫寒做上门女婿去了外乡。五年前，张秀贞的老伴过世时儿子回过一次家。丧事办完，儿子拉走了张秀贞放在床下的三根圆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张秀贞从此落下一个心病，棺材就是她一生努力的回报，死后一口好棺材，几乎就是一生善终的全部保证了。然而她最终没能要回那三根圆木。
我未核对原文，不知上述摘录能否反映该文的原貌。我得承认，这故事让我感到的不是嫌恶，而是无边的荒凉。上述报道中老人处境的绝望，使得人们面对容留卖淫嫖娼这样的罪恶，也不免心情复杂。
2001年第2期的《法制与新闻》所刊《“孤儿寡母村”见闻》（作者山晓），记述了一位乡村母亲的故事。那是鄂西北大山深处的竹山县。当年这个贫困县的农民与城镇居民到河北、河南、陕西的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私营小矿窑挣血汗钱，且往往一个村子、一个家族集体出动，一旦发生矿难，对于相关家庭以至村落，就是灭顶之灾。这个名叫李玉兰的老人，在矿难中失去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婿。
“这日，漫天的雪花伴随着落叶在大山中飞舞，李玉兰老人独自背着一个背篓在公路边守候着。嘴里念叨着：没啦，都没啦……”
矿难后女儿、儿媳不堪重负，相继出走，儿媳还带走了唯一的孙子。“两位老人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俩常常在黑夜里哭喊道：吃人的矿窑啊，现在日子咋办啦……白天，他们常会神经失常般地到几公里外的公路边，望着一趟趟班车来来往往，希望总有一天奇迹会出现……”
我没有读到过较之这篇更令人沉痛的关于“矿难之后”的报道。这一对老人在他们的衰暮之年所承受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它彻底地摧毁了他们残余的生活。人生至痛，无过于老年丧子，且失去了仅有的生活保障与生存的理由。对于这样的绝境，很难想象当时的地方当局能够施救。
近年来发生的矿难中，有精神失常的母亲拨通了井下早已身亡的儿子的手机，欣喜若狂，一次次地拨打，直至将电耗尽的故事。在“孤儿寡母村”之后的变化，是倘无瞒报，死者的亲属可以指望稍高的赔付，但又有什么能补偿丧子之痛？
《南方周末》2003年8月7日第31版《唐全顺赌球案调查》（作者为《南方周末》驻沪记者刘建平、实习生朱红军），记述了一位曾较有名气的足球运动员，1988年全国甲级足球联赛的最佳射手，因赌球而进班房的故事。看来赌球由来已久，不知何以拖到了近期才被“引爆”。这篇报道令我不能忘的，却是赌球案衍生的次要情节，一个插曲，即犯案球员的老母亲的故事。该文说，那位老母亲久已见不到儿子，在上海杨浦区棚户区的生活极其拮据。据记者所见，这位老人“住在一间旧房内，床板上铺了一张补了又补的凉席。上海正值酷暑，记者坐着尚且汗如雨下，而老人的家中，既没有一台电风扇，也看不见一样电器”。“邻居们主动地跑过来，他们抓起一瓶没有标签的腐乳告诉记者，这就是老人每日三餐的下饭菜。为了省米，老人三餐喝粥，为了节省一点煤气，不等粥煮开，就将锅端下来，靠着余热将米涨开。”“有人传过话来，唐全顺还要为赌球罚款2000元。老人为此夜夜痛哭，不知该到哪里找这笔钱……”
不知这篇报道之后，老妪的境遇是否引起了当地官员的注意。杨浦的棚户区已经改造，改造后的该区还有没有这位老人的栖身之所？
《民主与法制》2004年4月上半月袁艺的文章，以《讨不来工程款，包工头以命抵债》为题，刊登在《文摘报》2004年5月2日第8版上。这是一个因被房地产商拖欠工程款，石家庄藁城市包工头王爱民被逼上吊的故事，其中李孝民老人的故事也只是一段情节，一个小小的插曲。这老人的儿子、儿媳在石家庄打工时死于煤气中毒，家里有患尿毒症的老妻，与八岁的孙女。六十多岁的老李撇下病重的老妻，在王爱民的工地上挣钱养家。包工头被欠款，“老李只好离开工地，背着行李开始在火车站附近乞讨，想积攒几个救命钱回家过年。天寒地冻，无处栖身的老李手脚被冻得化脓溃烂”。当此之时，遇到了走投无路的包工头王爱民……
这么一些年后，包工头被欠款、农民工被欠薪的故事仍随处上演。至于老李的老妻，或早已不在人世，老李和他的孙女是否有一份温饱的生活？
《南方周末》2004年8月12日记者柴春芽《甘肃民勤县：沙患与水荒中的艰难抉择》一文中，老光棍丁泽年的故事算不得凄惨：
7月4日中午，字云村四社最年长的老光棍丁泽年尾随着羊群，艰难地在沙漠边缘穿行。“我现在啥也没有。地不能种了，我就替庄子上的人家放羊换口饭吃，现在羊也不让放了，怕把固沙的草吃了呢，要让圈养哩，我还是偷着给人放吧，不然咋活哩？”放牧一天的报酬是吃一碗面，丁泽年急忙赶着羊群往村子里走，生怕错过了当天的午饭。
丁泽年家弟兄6个，他排行老大。2001年内，他的五个弟弟和他们各自的家庭全都落荒而走，丁独自住在“先人”留下的一间黑土屋里，门前是弟兄们走后留下的大片废墟……
“文革”期间我曾有两年时间在乡村生活，知道每个村子都有丁泽年这样的老光棍，他们不能婚娶多半因了穷；兄弟多的，则兄长是当然的牺牲，晚景无不凄凉。
……
同一家报纸曾对我家乡河南的一个村庄（小常庄）有一段时间的关注，关注所及的，就有那村子中老人的生存状况，比如那个同村人也大多不知其名的“老队长”，和另一个叫常文付的老人。该报关于小常庄的最后一次报道，老光棍“老队长”已然死去。“麦前，老队长被送进了敬老院。”他几乎已经不能动了，佝偻在只有一床破被的空荡荡的老屋里。“麦后，他被拉回来了。一茬麦子之间，人生画上句号。”（《南方周末》2008年1月3日第24版）
这家报纸关于小常庄的报道已经中止，小常庄的故事却仍在继续。或许还有读者对这村庄有一份惦念，比如希望知道，常文付老人和他卧病在床的老伴，是否得到了子女或村民的照顾；常文付老人是否已无需再住在牛圈里，守着那头被作为生存之资的老牛；常文付老人的腰病是否已加重，记者走后，还会有人陪他去医院吗？他是否还有另一次机会，在附近小餐馆里享用他从来不敢奢望的“美食”？
剪贴在上面的文字，多半嵌在长篇报道中，或许是其中最不引人注意的段落，只是我不能忘记罢了。之后继续由媒体读到老人的故事，也仍然过目难忘。2009年9月4日《报刊文摘》摘登《广州日报》8月31日的报道，说在广州玉龙新村内，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裸着上身，蜷缩在不到一平方米的箱子里，那是他贫困的儿子所能为他提供的住所。电视剧《蜗居》热播时引起不少共鸣，但这样的“蜗居”，却是剧中那些“蜗居”者不能想象的。
在上述显而易见的贫困之外，更有隐蔽的贫困，易于为人忽略的贫困。
2005年在陕西，听到了“613870部队”的说法。61指儿童，38指妇女，70即老人。在男人外出打工后的农村，农田中劳动着的就是这支“部队”。听当地一位省级干部说，他曾在欲雨时分在田间看到，女人拉车，儿童帮车，老人撒肥料，为这一景而动心。这位有悲悯之心的干部没有提到的是，乡村中逐年增多的“空巢家庭”，留下的是孤独无助的老人，甚至被弃养的老人（1）。在半个多世纪中，这些老人付出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牺牲，为“改革发展”的牺牲，却不能免于被“发展”了的社会所遗忘，被“现代文明”所遗忘，甚至被亲人、子孙所遗忘。
妇女的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男性。老妇也因此，往往比老翁要经受更长时间的苦难。多年前曾经在电视节目间看到过一个公益广告，是动员对老人的慈善捐助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慈眉善目。你看到她拣柴，背对着你向坡上走，在坡顶院子的门槛上稍坐，由屋里向院子里泼水，独自烧火做饭，用尖细的嗓子向记者唱当地的山歌。旁白说，这样的老人，每年四百元就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公益片播放不久，不知何故由荧屏上消失了。其实那片子拍摄的，远不是最凄凉无望的情景。将老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呈现在媒体上，唤起人们的慈悲心，激发社会的公益热情，难道不是好事？到了今天，即使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足额发放，也已不足以让贫困老人维持温饱，关于他们困境的报道，却依然罕见。
近年来，与老人财产有关的诉讼越来越多地见之于报端，子女告母亲，祖母告孙儿。这一种伦理事件古已有之，只不过于今为烈罢了。与老人财产有关的争斗，通常发生在其血亲尤其儿孙中，也无间古今，却也以当下为普遍。争夺未见得都因于贫困，所谓“财产”，或不过几间老屋。据报道，乡村有儿子因房产分配中的嫌隙而任老母饿死的事，城市中围绕房产的争夺也日趋激烈。老人被以这种方式“关注”，实在有点残酷也有点丑陋，但这确也是他们中一些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或许可以归之于“消费时代”刺激贪欲、占有欲，重塑伦理关系、尤其家庭关系之一例？
老人之“弱势”，是环境造成的。在保障良好的社会，生理机能的衰退，非即意味着“弱”；而在可以恃强凌弱的环境中，即使精壮的汉子也可能是弱者。对老人的最有效的保护，是创造使侵夺、欺凌难以发生的社会环境。
老人的不安全感，被觊觎、劫夺的恐惧，此前的任何时候都不曾如此真实。2012年6月，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出台，所针对的，就应当有此种事实。曾经读到过陶斯亮关于老人如何自我保护的文字，是一些极切实的建议，只是那些建议难以为知识阶层以外的老人知晓、即使知晓也难以实行罢了。
近年来，乡村老人以“抢劫”方式争取入狱养老，独居的高龄老人因烤火取暖而被烧死一类极端性事件屡屡引发“热议”，只不过这类热度总难以经久罢了。不能引起持久的关注，也应属于“老年人权益保障”难以落实的社会原因。
本文曾题名“剪贴簿”，多少得之于鲁迅先生“立此存照”的启发。“剪贴”自然有选择、编辑。由于我的意图，那些健康老人、幸福老人未被“贴”入。这自然因他们的状况已经让人放心，更因尚有一些与他们在同一世界的老人，理应获得稍多的关注。当然，媒体所披露的，是极有限的个例；而被报道，在当今中国，已属幸运，意味着有可能得到救助。更其大量的事实，因无从面世，落在了公众的视野之外。倘若在媒体的披露之后，更有人持续追踪，不断查考“下文”、即新闻报道之后的故事，追踪这些老人的命运，岂不是更大的幸运？
2013年春节期间央视的一档节目，是询问老年人的愿望，对着话筒的，却多半是城市公园中的老人。也像另一档备受调侃的节目《你幸福吗》，主持者显然没有听真话的足够诚意。但我也想，倘若贫困乡村或城市棚户区的老人骤然面对这样的话筒，他们是否还有可能正常地发声？
1.弃养，是代际关系畸变的表征之一，有对于儿童的，更多的，仍然是对老人。武汉、上海的一些年轻学者，在有关专家的带领下，对湖北京山农村的社会文化状况——其中包括老人的伦理境遇——做了专题调查，调查报告刊登在王晓明、蔡翔主编的《热风学术》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上，其中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贺雪峰教授的文章是《农村老人为什么选择自杀》。
来源: 《随笔》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