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西方公法文明，可能提出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用三个小时之内要把西方公法文明的所有的要素全部讲完，我认为不可能。是吧，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可能我们要选取我们认为西方公法文明最重要的那一点来给大家讲。那就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那么“什么是西方公法文明的核心？”，如果西方的公法文明、西方的公法文化它有个轴心，有个圆心的话，这个东西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当然我根据我自己本人的阅读——当然我的阅读是非常的狭窄的——我发现西方的学者从来不思考这样的问题。西方的同行他从来不回答说西方的公法文明的轴心是什么？它的核心是什么？换句话说，今天我提出来“西方公法文明的核心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完全中国化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人在面对西方的时候由我们中国人提出的问题。这跟西方的同行没关系。西方人从来不从这样一个出发点而提问问题。如果你给一个西方同行冒然地提出这个问题：请问你们西方公法的文明核心是什么？可能这西方的同行他可能感觉很吃惊。因为他从来不这样思考问题的。因为这样一个问题，它对问题的取舍、对问题思考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再比方说，假如西方的同行他确实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一定是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就像我们中国人来回答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你能回答得出来吗？假如非要你回答出来，那这肯定是一个有争议的一个判断。
我也阅读过中国的一些文化的书籍，我还没发现哪一个中国学者他肯明确地回答说中国古典文化——当下文化咱不说了，当下有没有文化那还是个问题呢——的核心是什么。我还没阅读过哪个作者，哪个中国的作者、中国的专家和学者明确回答过这个问题。我们最多说《论语》这本书它是围绕着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仁”来展开的。我们从这个可以推导出说“仁”可能构成了孔子思想的一个核心、一个轴心，但这是就《论语》来讲的。你不能说把《论语》放大为一个整个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意象。《论语》不等于中国文化，所以就可能产生了各个人有个人的理解、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当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里面他讲了，讲了中国的文化的一些精华和元素，但是他没讲核心，他说“仁”、“义”，包括这个“恕”、“勇”，那么这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概念。那么这些独有的概念、这独有的要素可能构成了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比较精华的、比较整体性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讲中国。
你讲西方，那我们中国人可能就更迷惑了。你说西方文化，特别是公法文化，你怎么来进行判断呢？你怎么判断？西方如此的跟我们不一样，是吧？好像我们中国对西方的观测、思考、阅读，我老是感觉到你抓不到一个重心。好像西方跟咱们真是什么都不一样。那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话，你说西方公法的文明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我只能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和思考的经验，或者说跟你的职业有关，我认为西方的公法文明的核心，有俩字就可以概括的。我认为就是这俩字，就是“宪政”。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判断，而且我也不否认这样一个判断是跟我的阅读经验，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的。那么在座的各位同学，可能根据你的阅读经验，也可以作出一个不同的判断。但是，我必须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判断，这样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是完全中国化的。
为什么说是中国化的呢？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本身，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中国人一个最大的特点——他要强调中心观。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人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中心观、中心意识；而西方不是。相对中国，西方这个中心观要弱得多。你说，你像美国、美国的首都华盛顿，那是个什么破城市，你告诉我华盛顿是个什么城市？我告诉你，你别用大词形容，什么政治中心、外交中心；美国人没这个观念。你去问美国人，美国人可能会说华盛顿是一个好人从来不去居住的那个城市。我告诉大家，美国的社会治安最差的就是华盛顿。一般那些有教养的人他一般不到华盛顿居住的。而且华盛顿是一个小城市，大家都知道，你到美国去华盛顿，你点根烟从那头还没燃完呢，（城市就走）完了。它既不是金融中心，也不是文化中心、艺术中心。艺术中心在洛杉矶，它的金融中心在纽约，是吧。美国的文化中心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都在个一小镇上，它哪有中心呢？我们最多说，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解说，华盛顿你只能找到一个中心，它是政治中心。为什么它是政治中心呢？那是因为奥巴马住在那儿。就这么简单。相反，“北京”这个概念它包含的含义和意义要比华盛顿这个地方要复杂得多、广泛得多。我们中国人的一首童谣——我们唱响了全中国的童谣——《我爱北京天安门》，可你听说美国有什么童谣说“我爱美国华盛顿”吗？没有吧！那肯定没有啊！北京在我们每个中国人呈现的印象跟华盛顿给美国人呈现的印象，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北京首先说它是政治中心，它既然（是）政治中心，它就可能成为很多很多的中心，比如说，科教中心、文化中心。最好的大学肯定在北京，我们知道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当然还有中国政法大学。后来我说了，如果说我们中国的首都迁都了，把首都不在北京了，迁到哪儿去呀，比如说迁到四川的绵阳。这是我一直认为绵阳最适合做现代化的、当代新的首都。绵阳最合适了，这是我一直认为的。那毫无疑问，如果说绵阳成了首都，你给它三年时间，绵阳大学肯定是中国最好的大学。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中心观。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心观都中心到什么程度？我们中国人没了圆心没了轴心就找不着北了。我们必须有中心、有核心的，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大家记住，这是我们文化的特点。不是哪朝哪代的问题，咱们中国人都这样。所以说你看，你要提出说“什么是西方公法文明的核心、什么是它的轴心”这样一个问题，它本身就是中国化的问题。
而我认为，如果从中国从我们自己的思考出发的话，“宪政”应该是西方公法文明的一个核心。起码说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非要给它找出一个核心的话、一个轴心的话。
为什么把宪政能看成西方公法文明的核心呢？
我认为宪政是最能区分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公法问题思考的一个最大差异性的一个表现，换句话说，宪政可以证成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一个最大的不同。
我经常说宪政这个东西跟我们中国人是无缘的。这倒不是说我们中国人慧根浅。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跟西方太不一样了。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我曾经在我一本小书（中），那本小书叫《桃李江湖》，是一个杂集，并不是严肃的学术论文。我后面那个封底写了几句话，话是这样写的：“一个美国的宪政主义者不值得中国人称颂，那是因为美国的宪政主义者他无法理解一个中国宪政主义者的痛苦；正像一个意大利的球迷，没有办法理解一个中国球迷的痛苦一样。”前面那句话大家可能不理解，但是后面这句话大家就理解了。我说的什么意思呢？意大利的球迷为什么痛苦？因为他们为他们的意大利足球输给巴西而痛苦，为输给阿根廷而痛苦，为输给英格兰，或者说德国、西班牙这样的球队而痛苦。但是我们中国的球迷呢？我们的球迷的痛苦在于我们的球队从来没赢过。我们的痛苦是什么？是我们的球队它谁都敢输。所以，你说一个意大利球迷能理解我们这种痛苦吗？那么你从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到我说这个痛苦在哪儿。下面那句话为总结前面那句话来说的。我说美国的宪政主义者是美国成功的产物；正是因为美国的成功，所以产生了美国的宪政主义者。而中国的宪政主义者，那是从近代以来中国连续遭受了一系列挫折的产物。
这是中国宪政主义者的一个痛苦之源。中国不是因为成功才产生了宪政主义者，而是（由于）中国全是挫折，一挫再挫、一折再折，到今天我们离宪政这样一个东西还是很远，还是遥不可及。就像温总理说了我们像遥望天空的星星一样——“悬在我们的头顶上我们就是够不着”。这种痛苦，美国的宪政主义者他是无法理解的。
我们中国越遭受挫折，中国人越想念宪政，越挫折我们就越想念，所以说我现在总结这句话“为什么我认为西方的宪政会成为我们中国人观察西方公法文明的一个核心？”的时候，我认为宪政这个概念最集中地表达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什么？
文化的乡愁！
什么叫乡愁？大家可能读过余光中先生写的那个《乡愁》，“一湾浅浅的海峡，你在这头，我在那头。乡愁是一枚邮票，然后乡愁是一个坟。我住在这头，我母亲住在那头。”这种乡愁说实话，说得难听点，这是非常矫情的一种乡愁。当然，我对余先生这样说大家不要认为我对余先生不敬重。余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学者、一位诗人。这种敬重感表达在我那本小说的序里面了。《桃李江湖》我的序里面就引用了余先生的话。为什么叫“江湖”，我用江湖这俩字就是引用余先生的话。但是，我认为表达乡愁最好的是一个法国的分析学家，他叫彭塔利斯。彭塔利斯的《窗》，就是我们开窗的那个窗，《窗》这个小册子里面，他专门一篇著名的论文，题目就叫“乡愁”，说的是一个流落异乡的孩子，越是感到别人的阔，越思念自己贫穷的家乡。当我们越去阅读西方的政治、西方的公法文明的时候，我们越感觉到激起了我们一个中国式的乡愁之感——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它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政治和公法文明呢？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宪政呢？
所以我说：宪政是最能唤起我们中国人文化的乡愁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前面都给解释了。你看宪政在西方那是成功的一个产物，特别是美国为代表的，但是宪政在中国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一挫再挫使我们想起了这样一个东西，我们渴望这样一种东西。但是越渴望离得我们越远。这种乡愁的感觉，我认为可能是宪政这个概念表达得很充分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宪政真能表达我们中国和西方的一个最大不同的一个概念。
从宪政这个概念身上我们发现，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制度设计、规范的确定跟西方完全不一样。后来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是这样一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为什么长成这样？当然，我这样说并没有说我们长得不好，我是说这个差别和差异性太大了。你比如说咱们举个最通俗的例子。西方有丑女人，白人有丑女人，很丑的女人，不是说西方都长得像玛丽莲•梦露那样，同样西方有丑的女人。我们中国、东亚国家也有丑的女人，但是这个丑的差异太大了。钱钟书先生就说了，说西方的那个丑啊，那是最经典的丑。他的原话这样说的，“中国女人的丑好像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的一种偷工减料，而西方人女人的丑是西方在造人的时候一个恶作剧。”哎呀，我说这我为什么想不到呢？我说我看了，我说你看那个白人那个女人看起来挺丑的，但它确实不像我们中国女人的那个丑。她不一样。可这个不一样怎么表达呢？你表达不出来。钱先生是个高人，他给你表达出来了。你只有拍岸叫绝的份儿。
我也讲到中西方它为什么那么不一样，它为什么那么多的不一样，最大的差异在于宪政。我告诉大家，宪政这个概念，并不像你们的老师、我们的教科书给你讲的。不要从学术上去定义这个概念，那是没有意义的！要从学术上去定义这个概念，那太简单不过了。因为美国的、德国的这些西方国家的同行，包括古典宪政主义者和现代宪政主义者，他早就对这个概念解释得非常清楚了，不需要你来解释。我们中国人感兴趣的不是那种解释。我们所感兴趣的西方这个宪政这个概念到底承载了什么东西？为什么由这个概念反映出中西方那么大的差异？这是可能我们感兴趣，或者说是我本人感兴趣的问题。我说这可能是一个纯粹中国化的一个问题。
我从来不否认西方的同行和专家学者那种解释是对的，肯定是对的。但这种解释对我一个中国人来讲没意义。它解决不了我心中的疑惑，解决不了我心中的疑问，或者说说得大一点，它消除不了我内心的那种痛苦、不能释怀。所以说，学术这个东西，它的价值是有限的。学术的价值有限，学术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说它也不解决主要问题。而中国的问题在宪政这个概念上，它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它更是一个文化问题。这就是说今天晚上为什么我们把西方的公法文明的核心定在宪政的这个概念上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宪政这样一个价值或者说宪政这样一个概念会成为西方公法文明的一个核心？那么下面我接着论证这样一个问题。刚才我说了，西方的公法文明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我们暂且不论。起码说，从我这个角度我认为它应该是宪政。是的原因可能有以下这么几点吧。或者说我们对这个概念怎么去理解的问题。
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今天晚上这样一个讲堂、这样一个场合，我想摒弃这样一个纯学术的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刚才我说了，这样一种解释可能会解决宪政学、宪法学的某些问题，但是你还是解决不了为什么中国跟西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如此不同。就刚才我的命题，我认为学术解决不了一切问题，或者说学术解决不了主要问题，或者说，学术是没有回答你心中的那个疑问的这样一种能力的。
宪政这个东西说实话，它并不纯粹是学术性的。我们暂且把宪政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种东西，我们先把它看成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从我们的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修养和教养、不同的见识来对这个概念做一些解释。宪政这个东西它确实挺复杂但实际上挺简单。有时候我们靠心灵、有时候我们靠双手都可以感知到它、去触摸到它。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观察点，有不同的触摸方式。那么按照我的理解，按照我的经验、人生经历，或者说按照我对西方的阅读和理解，我认为这个东西并不神秘。宪政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高深理论那是学者给你演绎出来的。其实，宪政这个东西可能就生活在西方人的身边，它跟西方的每一个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生活上有关联的一个东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可能宪政是一个很值得去玩味的一个东西，如是等等。
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描述的这个宪政概念，我想我们适不适合去从我们中国出发，从我们一个中国的视角去看这个东西？或者说，从以下这么几个方面看行不行。
比如说，我认为宪政它首先表达了一种对人的不同看法。
当然表达了对人的一种不同看法这样一个表述本来就非常模糊。我这里讲的对人的不同看法，主要表达的是中国人和西方人、中国和西方对人的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养育了我们的中国人，那么我们中国人形成了一个看人的方法，而西方的文化可能孕育了西方、西方人看人的一种方法。我认为宪政在这个方面可能体现得比较充分。它确实表达了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一种对人的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我认为一般来说西方人不厚道。西方人的不厚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西方人主要表现在他把人想得挺坏的。当然用学术语言来表达的话，就是说西方一般都持有人性恶的这样一个看法。那么为什么对人看得那么悲观？我说这跟西方人的不地道、不厚道有关。当我们把人都看得很坏的时候，说这个人本身是不是有问题？这本来是可以研究的。但西方人就是、他确实把人看得挺坏。而这个坏是成这个等级序列的。一般的人叫小坏，有本事的人叫中坏。简单地说，老百姓那个坏是一般性的；大家都差不多、都坏得差不多。当官的更坏，而官越大他越坏。西方这个看法，我们大家感觉出来没有，对西方的理解，你比如说，像奥巴马是美国的总统，他是最大的官、美国最大的官。但是呢，美国人他所有的防范的措施和制度主要给那个最大的官设计的。他不放心。官越大，他越不放心。因为官越大就意味着你的权力越大；你的权力越大，你的黑手就越长；你的黑手是伸得越长，对老百姓的损害就越大。就这个基本的道理。
所以说，美国人他那套制度跟他对人的这种看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反过来讲也一样。奥巴马他不是什么好人。为什么他不是好人呢？因为他当了美国总统。只要你在那个位置上，坐在那个位置上，以前你没坐那个位置可能是个好人，但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了，我们必须把你假设为你是最大的坏人。当我们用坏人这样的词去表达一个最大的官的时候，我们用什么词去表达他啊？这个是美国人发明的。叫政客。政客最大的坏就是他从来不说真话。他只说老百姓喜欢听的话，而且他从来不干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当然这样说话可能比较偏激、比较极端。但是你必须这样去想他、这样去看他。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要防他。如果你不防他的话，他那么大的权力、那么大的官，刚才我说了，他把黑手一伸多少人要遭殃啊，是不是？
所以说西方人的宪政概念，它本身就是个防御制度。它是防御性的、防人的。大家记住这个本质。宪政跟民主不一样。宪政就是防的，是预防的，是一个预防性的东西。万一你奥巴马干坏事怎么办？美国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不能说他干了坏事了我们还没想出对策来呢。美国人说我们得先想好对策防止他干坏事。这就是宪政。
为什么他会这样去设计和假设呢？刚才说了，主要是对人的看法不一样——西方人普遍对人性持的一个悲观看法。它的来源很简单。西方的文化的根子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基督教。我们读过基督教《圣经》。《圣经》在创世纪里面不就预设了一个人性的堕落吗？为什么人被赶出伊甸园去？那不就是因为我们的先祖——按照《圣经》的说法——一个叫亚当、一个叫夏娃的人，不听从上帝的告诫，受不了那种诱惑说偷吃了果子。这个果子大家都知道，那是智慧之果。这是一个引喻，他要表达什么问题呢？《圣经》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说明人是经不起诱惑的。
亚当夏娃还只是经不住那个智慧之果的诱惑。大家想想，我们现实当中的人要面对着多少的诱惑？特别那些手握、手里面掌握权力的人，他要面对多少诱惑？有多少人能经得起这种诱惑？亚当和夏娃都没经得起那种诱惑，可想而知他的后人凭什么就比他的祖先更能经得起诱惑。为什么那么多当官的纷纷落马？我们把这当官的称之为腐败。腐败的根源在哪儿？就是灵魂的堕落、人性的堕落。
从最基本的说，一个堕落的人一个贪腐的人肯定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如果你说，王老师不对，我认为主要是制度问题。同学我告诉你，是因为你年轻你才这样看。制度是人定的。同样一个制度，面对着不同人的时候，它发挥的效用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我们把西方那套制度移到中国来，中国就会变得更好。那可能恰恰相反，可能变得更糟。真正起决定性的是人性和人心。当你人心都坏了，那个制度管用吗？小人你是防不住的。说制度是管小人的，但真是小人你管得住吗？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网是恢恢，但是漏网大鱼那太多了。历史上被捉住的就几个而已。
为什么西方人这样看法？他跟咱们看法就不一样。比如说，刚才说了美国的总统，他就是个政客。他只是一个偶然的获胜者而已，在选举过程当中他偶然获胜了而已。你不要把他预设为很高的一个人，品行很高、教养很高、智慧很高，肯定不是。大家听说过全美国人民掀起了一场要学习奥巴马同志的讲话的运动和高潮吗？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美国人听说老百姓要学奥巴马讲话，他肯定会说：“你奥巴马什么人啊？我为什么学你？你不就是总统吗？”这是美国人的不厚道。美国人不厚道，他把人都看成坏人。但实际上奥巴马他本人真实如何并不重要。也许奥巴马是个好人，也许奥巴马是个品行很高的人、心灵很纯洁的人，但是当他坐在总统的位置上，他掌握了权力，你必须再去预设他是个坏人。我把这个称之为“西方人的不厚道”。没办法，这就是他们的文化。没有这样一种文化怎么能发明出那么多的制度？制度都对付坏人的。没有小偷哪来的门呢？哪儿来的锁啊？锁就是一个制度。它是规范小偷的。你看随着小偷偷的技术越来越高，我们制锁的那个质量就越来越细化。现在那个锁我们自己有时都打不开。所以制度肯定是来对付坏人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制度有它的局限性。当这个人坏到底的时候，任何制度都不管用。一个高明的小偷，你再上千把锁，他也可以偷你的东西。
其实宪政很简单。你说它复杂吗？不复杂。可相反的，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中国人会怎么说呢？我们中国人看人肯定不这样看的。我们这样看人的吗？我们的政治哲学这样对待人性的吗？当然我说的我们的政治哲学指的是我们古典的政治哲学。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看人从来不这样看。为什么不这样看？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地厚道。厚道的中国人，没把人想得这么坏。相反，我们把人都看得很好，都挺善良的。坏人那是以后变坏的。从孟子开始，从孟子到胡锦涛，我们基本都这样看的。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一个根本所在。
比如说我们提出了一个跟西方完全不同的一个看法。这个看法是在我们共产党人身上表现的一个最突出、最充分、最典型的一个表达，叫“为人民服务”！周恩来一生都佩戴的那一个箴言。毛泽东的箴言。就这几个字：“为人民服务”！你听说奥巴马和那个布什说为人民服务的吗？那是要挨揍的。因为他对人的看法不一样。相反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厚道，所以我们对人看得都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共产党人。对共产党人的要求，他就必须从人性的最高点来要求。
这个话什么意思啊（“为人民服务”）？哪个能给我解释清楚？这个话的深刻含义在哪儿？如果你不太清楚我给你讲一讲。我说这句话是集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哲学跟西方的不一样，或者说对人的看法的最大的不同。
首先你看“为人民服务”它没有主语。谁为人民服务啊？你说人民为人民服务，这个话是没有意义的。那用一个“自治”来表达就行了。人民为人民服务，大家自己管理自己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人民为人民，多别扭啊！之所以省略了这个主语，那就说肯定不是人民。它的主语，我们暂且给它添上一个主语。这个主语呢应该——咱们起的名叫什么啊——公仆。公仆什么意思啊？就是人民共同的奴才。奴才为他的主子服务，所以叫公仆啊。人民的好公仆孔繁森同志、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同志，这不就是公仆的典范吗？词是个好词，但这个角色很低下；他是仆人。一谈到仆人我老是呈现一种臆想，老是想到那个李莲英。我说我经常告诉我这样想不好，但是，说实话，我老是说“一说到公仆，我说就怎么想到李莲英呢？一看在慈禧老佛爷面前的那种奴才相，这个词就可以理解了——他就是人民的奴才！
可是光这样简单理解不行。关键是为什么他要为人民服务呢？这里面必须要有一个判断。就是说“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服务”里面本身就隐含了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说“给你服务的那个人在某些方面肯定比你能干”。如果没这个判断，这个话是不成立的。你比如说，你为我服务，给我擦窗子，我请你来给我擦窗子，然后你说你擦窗子的水平还不如我，那我还花钱雇你来擦窗子？我这不吃饱饭撑的吗！我雇错人了嘛！那我之所以请你来给我擦窗子，肯定在擦窗子这个方面你比我能干。可能是因为你擦得很麻利，一下两下你把它擦干净了。因此这里面就包含了这样一个判断：在某些方面他确实比你能干，所以他才给你服务。比如说，教育管理，那是为我们同学们服务的。那在教育管理上为我们服务的人，肯定在管理教育方面他比你能干，所以他叫校长。而校长就是同学的公仆。如果校长连个大一的同学的管理能力都没有，他怎么给你服务啊。说到这里，其实这里面绝对还包含了一个被大家忽略的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那些能干的人给那些不能干的人服务呢？他为什么要给他服务而且还要达到宗旨——对了，还有四个字——要全心全意地为那些不能干的人服务。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在逻辑上讲那些能干的人就能全心全意地要为那些不能干的人服务？我认为有两个原因是可以解释的；这两个原因，两者必居其一。1）一种原因是说，能干的人之所以那么全心全意地为那些不能干的人服务，那是因为这些能干的人在服务当中可以捞到很多好处，所以他干得那么欢，干得那么好。比如说我是个保险公司，我给我的客户服务，我跑得比谁都快。为什么？你保险费给我的高啊。我从给你的服务当中捞了很多的利润和好处，我当然要愿意腿跑得比谁都快了。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解释是不符合我们党的宗旨的。我们党不是这样教育干部的，说赶快给他好好服务，为什么呢？你可以捞好多好处哦。胡锦涛同志肯定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因此这点不适合我们共产党人。2）还有个原因是，那些能干的人都被预设为他有崇高的美德，是一些有理想、有美德，不说大公无私、是公而忘私的人。用斯大林的话来讲：“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共产党员的干部，你就必须从这样一个美德、这样一个人性出发为那些不能干的人服务。这是我们党一直这样教诲我们的。这是我们中国人对人性的一个（我们中国人厚道，把人看得挺好的、特别对那些高官们）看得挺好的原因之所在。官越大，一般来说，他越高尚越有美德，到了胡锦涛同志达到了顶峰。因为没有再比胡锦涛同志更高的官，所以胡锦涛同志集中了美德和智慧于一身。当然其次是温总理温家宝同志。你看温总理，汶川大地震最先去的就是总理，雪灾最先到达现场的是总理，大年三十他不在家过年吃饺子而到那个井底下、煤矿的井底下跟矿工一块吃饺子。我当时想，那吃的是饺子吗？那吃得完全是美德！所以说，一次我在中央财大我也讲，我说中国的领导人是特别地累，因为他必须要体现出这种美德，体现出人生最善的一方面。所以温总理一直告诉我们说人要仰望星空，当然也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代表着一种理想，脚踏实地代表了一种美德。累不累？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发生了水灾、发生了自然灾害，他的总统可以牵着他的爱犬到戴维营去渡假。不关我的事，那关我什么屁事。发生地震了，那个地方有专业的救援队，那我去干什么？去不是添乱吗？我去了大家都不弄了，都在那儿鼓掌啊，那不耽误事吗？那一鼓掌我必须说两句话吧，一说话大家更鼓掌，那人还埋在地下呢。大家不要笑。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但是在这种场合总理去，确实在中国人来讲是最需要的时刻。我们看到总理来了，你有信心了，那救援的人扒的那手都出血了。鼓舞斗志、鼓舞士气。大家你想我们把人性都看成这样，我们的总理是这样的总理，我们的总书记是这样的总书记，难道你在那儿说：“对你不信任！你人性恶！我要发明一个制度把你套住！”你道德吗？你厚道吗？你们自己评价。我说你这样去思考的时候，我认为你太不厚道。总理听了要流眼泪的。你们这帮人干什么呢？你把我想得那么坏，非要弄个宪法来管着我。你这样想问题，我们感到（怎么说的）挺不厚道的。不能这样想，你谈到周恩来，那就是美德的化身。你对周恩来说：“周恩来我告诉你，你虽然是个好人，但是你只要是总理你就可能做坏事，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防御性的制度规范着你。”周总理眼泪哗哗地……
什么叫中国人？中国人为什么跟西方人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对宪政这个东西离得挺远？有人说，王老师，宪政更主要表现还是制度上的东西。若真是光是制度那很简单。咱们把美国那制度搬过来不就完了吗。要搬，我告诉大家，两天时间就够了。最多一周。美国那套制度就可以一周时间内全都搬了过来。只要把它翻成中文不就完了吗。请问大家、在座的孩子们，能起作用吗？我们的哲学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的想法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对人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这个制度是在那样一个人性的前提下生存的。然后把它搬过来，而我们是这样看人的，你说它能起作用吗？今天我来上课之前，在我们学校听了堂讲座。这个讲座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教授来做的讲座，讲中国的学术期刊走向世界。就是说我们的中文期刊能不能挤进美国的SSCI那一个解说系统。他讲到这个问题，当然说可以。现在中文期刊也可以往那儿走。但怎么走呢？它要按照美国的要求必须提供原始的匿名评审的这个原始材料。比如说我这篇论文是匿名评论出来的。因为匿名评论就可能被否决，那就必须、最重要的是要提供否决性的匿名评审的意见，原始的。当然这个匿名评论是美国要求，不是说我们在中国政法大学找两个教授给你评评就完了。美国的匿名评审很简单，必须是跨州际的，也就是说，有一个专家是在中国政法大学，另一个专家要么在欧洲、要么在北美，日本都不行。后来杨教授说句话特别打动我：说即便这样，我们中国人也可以造出一个跟真的一样的一个东西给他看。我们也可以冲破所有的制度。我们这个制度可以造假。因为这个制度它本来设计给美国人的，美国人他从来不去想说我还会这样弄。所以美国人这方面他既不厚道，同时也挺傻的。他想不到这儿，这么一个简单的事他想不到。就像美国人想不到打电话投硬币的时候，你可以用根线把那个硬币吊着，吊下去打，一看快没了提起来，再往下吊，你就不用投币了，这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发明的一种东西。把那个硬币用绳拴着，放在那个电话那个投币口。你投下去，快没的时候你赶快提，这个动作要迅速，马上要丢下去，他马上又开始弹一点，两美分可以打一小时。那美国人想不出来的，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智慧。你看咱们很多同学穿的衣服都是阿迪达斯、耐克，我老家莱西就好多家造耐克、造阿迪达斯的，美国人他不知道，他一看，中国都有钱、都穿耐克，我说很便宜，80块钱买两件。这样讲大家不要认为我在自我贬低我们中国人。这是我们的智慧。这个智慧又类似于什么呢？那个当时古希腊的那个斯巴达的规定。斯巴达那条规定“偷盗并不是犯罪。偷别人的东西不犯罪。”在什么情况下犯罪呢？被捉着了就犯罪，没捉着那就不犯罪。那为什么你捉着了犯罪？说你偷可以；你偷得这么愚蠢、这么笨，不判你能行吗？这是斯巴达的法律。所以这方面我们中国人确实比美国人有智慧。我们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一听到说匿名评审要州际的，说哪儿那么麻烦，咱们给他造一个出来不就完了吗。
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制度不是决定的因素。这就是我一直不太看重制度的原因。所以说宪法它肯定首先反映了这样一个人性的对人的一种不同看法。这种不同看法的产生的最终原因，我认为确实——很郑重说的——中国人一般比较厚道的，而西方人对人看得这种看法，这么悲观，我说那是他自己心底本来就不厚道。当你把人设想为恶的时候，你自己肯定不会把自己说——只有我善良，他们都是恶的。宪政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大家同样的坏，大家都是一样的坏，既防你，也防我；既防小人，也防君子。而我们中国人大多都把人设想为君子。孟子说得特别好：你即便不是君子也有会成为君子的这样一个趋向和端口。在中国文化里面，“端”这个词、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在古典文化里面，人性之端、道德之端，只要有这个端的存在，就有了一切的可能性。这是孟子对人特别乐观主义的一个看法。孟子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啊。孔子以后，不就孟子跟荀子吗。我们都认为荀子是旁门左道，因为荀子对人性看得跟西方人差不多，那不是儒家的看法。我们经常要与人为善，不要与人为恶，这都从人对人的看法出发的。所以说，宪政你说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它不复杂。宪政你可以表达为中西方对人的一种看法的不同，我说这个挺简单的，大家一想也可以想得通的。
那么再一个我认为，可能宪政它可以表达为一种道德伦理。
说实话，我不太同意我们法学教科书——或者说法学——它的开场白就是说：道德跟法律两个要截然分开，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这样说从学术来讲是没错的。但实际上我们一个人类社会要把这两个东西分清楚到底哪个起更大的作用？哪个作用更大？哪个更长久？说实话，这是可以值得我们认真讨论、认真思考的问题。说实话，我挺相信教化的。法律不能管到人心，它只管我们的行为。我们古人我们中国的文化告诉我们说：行为是次要的，更重要是人心。人心坏了，那肯定就完了。所谓法律只管行为的事情，而道德和伦理才管良心的事情。那么我认为宪政这个东西它首先表达为一种道德伦理。这话怎么讲呢？就是说咱们别去论证了，我想就是从我们的生活出发也可以理解和思考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一个人来讲就有好人和坏人之分。我们都想成为一个好人。那么这个为什么是个好人呢？好人的标准可能说我们定不出来、具体地量化出来，说什么叫好人、有几个标准。但是我们可以感知到——这个人是个好人。但不管怎么给他加外在的标准，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好坏，肯定是从道德出发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那肯定是个好人的范畴。同样道理，这个话我就要往下说了：小则一个人，他有他的道德水准、伦理水准；大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应该有一个民族伦理和国家伦理。国家的伦理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肯定有高低之分。有些国家可能道德水准更高一些，有的国家可能道德水准更差一些；有一些国家可能更符合现代伦理，那么有一些国家可能离现代国家伦理差得比较远。做这样的判断我认为是没问题的。那么如何来判断一个国家和民族它的道德和伦理的高低呢？我认为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做一个指标的。比如说理想这个词，一个有伦理道德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有理想的民族，一个有伦理和道德的国家肯定是有理想的国家。一个好人肯定有理想的，比如说，“我一生做善事”，他一生做善事可能是一种信念，也可能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的来源也可能归结为对神的信仰，也可能是他的良知的发现。这个都是次要的。
我们人为什么活得现在这么窝囊？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现在说实话——都没什么理想，包括我在内，大家就是活着。活着就是教书、吃饭，再想点别的——比如说同学们再想想将来找个好工作，找了好工作找个好老婆，买个好房子买个好车。我们把很多的人生的经历基本上就放在这一个层面。你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以前我们小学受的教育还告诉我们说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比如说科学家要为人类造福，做一个战士要为自己祖国去战斗，这都是理想！但你不能说——王老师我就想买个房子、买个车——这就是我们的理想。我告诉你同学，那不是理想。如果说你把这个看成理想的话，你这个趣味也太低级了。那请问：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最大的问题在哪？没有理想！古典的中国——孔子告诉我们说——我们中国跟别国不一样，我们这个国家追求的是大同，大同就是无差别性。在孔子的语境下，大同意味着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像我们中国人这样生活。大同是以中国为标准的，这是一个民族的理想。当然，后来共产党人、早期的共产党人也给我们勾画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理想，那就是没有国家、没有民族，叫共产主义。我说台湾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不是陈水扁的台独。因为台独都是假的，那是民进党的资本，所以说台湾的民进党的台独永远它的本质都是假台独。台独的意思就是混日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这么活着——你别来统一我——我天天喊独立、独立、独立、独立，它实际上独立不了。因为没人承认它。这就是民进党，混日子的党。那国民党呢？国民党以前它有国统纲领——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为追求中华民族统一为目标。可从马英九上台以后，马英九提出来“不统、不独、不武”。这什么意思？我把它总结为：它的本质就是混日子。你说不统一、不独立、不动武？这叫什么狗屁理想！那不就是维持现状吗！维持现状什么意思？用咱们老辈子话来讲，那就是混日子呗。反正混一天算一天呗。大家你想想，一个政党活一天算一天的时候，他执政的目的干什么？连任是最高目标！在连任期间能捞的就捞、能揣的就揣，反正有一天还可能被统一了。到统一那天你统一吧，反正我捞足了、捞够了。陈水扁就是最典型的。台湾的问题就是台湾两个政党它失去了它的理想。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在孙中山先生的这样一个理论里面（他讲过一个小册子叫《三民主义》），我认为孙中山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正是因为这个人有理想，所以说他认为中华民族应该有理想。他这样说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理想就在于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核心就是我们中国必须强大起来。但是我们中国强大了不是最终目的；强大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消灭那些列强，扶持那些贫弱的国家，大家做到兄弟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好样的！一个有理想的人。正是因为他有理想，我们这个民族有理想。我们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强大了是欺负别人、欺负那些弱小的国家，而中华民族跟他不一样，就是我们强大了我们不这样做。我跟你美国抗衡；抗衡的目的是要扶弱救困。这是孙先生讲的。说实话，我本来以前对孙中山没有好感的。但我一看到这句话，我说这个人确实是个高人，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那么，如何来判断一个现代国家的伦理和道德？我认为宪政是一个标准。
宪政绝对是一个道德伦理的标准！怎么来讲呢？我想举个小例子可以论证这个问题。雷宾南先生在翻译《英宪精义》的时候，他把一个概念用了“中国化”的一个词去翻译的，就是我们今天把它翻译成“宪法惯例”的那个词。当我们接触到宪法，同学们在座的各位，当然你学了宪法以后，你知道宪法惯例这样一个词，你没感觉，提不起我们中国人的兴趣——宪法惯例，那不就是个习惯，有什么大不了的？雷先生为了引起中国人的注意，注意中国的道德伦理、这个国家的道德伦理跟别人不一样，他把这个宪法惯例用一个中国话的词把它翻译了——他把它称为“宪德”。这个翻译，我是拍案叫绝！我说雷先生真是中国人，他知道中国缺什么！为什么把宪法惯例称之为宪德？这个深意在什么地方？大家想想这个深意……我举个例子就懂了。英国和美国是产生过宪法惯例的国家，其他国家有没有我不知道。美国有个重要的宪法惯例，就是总统的任期。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惯例呢？那是因为他的总统华盛顿，他是独立战争的一个功勋。当美国成立的时候要组建政府，那毫无疑问总统非华盛顿莫数。结果华盛顿很不情愿地出任了美国总统。这个老头就干了两届，任了八年以后这个老头脾气非常的倔强，他高低不干了，说老子不当总统了、没意思，还不如当农民呢。他就高低不干了，所有人挽留都不行，很决绝。结果就从总统的位置退下来，回到他的老家，叫弗伦山庄——（大家都知道）——回家当农民去了。我认为华盛顿从这个地方（看出）：他是有政治教养的人。更重要的是，华盛顿他这么一个举动影响了155年的美国。在华盛顿之后，美国的总统都非常自觉，只干两届。为什么？华盛顿只干了两届，我哪能干三届？难道我比华盛顿还牛吗？虽然我干三届不违反法律，因为宪法没规定任期，我干三届也可以、干四届也可以，但是这些后来的总统很知趣，只干两届，成了惯例。开创惯例的人伟大，守住这个惯例的人更伟大。他守了155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被打破的。为什么打破？也不是因为美国人出了一个独裁。那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二战期间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为了保持政治的连贯性——战胜法西斯，而且重要的是美国人认同和认可了。但是为什么美国人认同了？这样一个有宪德的国家，他为什么认同了富兰克林这样一种做法？那是因为美国人看到了——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只有这样的总统、钢铁意志般的总统，才可能战胜法西斯，所以希望他能领导。大家都知道罗斯福是一个残疾人，得过小儿麻痹症的，永远都坐在轮椅上。我举个小的例子证明这个总统跟一般的美国人是不一样的。在12月7日——反正就是12月份——日本轰炸了美国的珍珠港，美国的大部分的海军力量被日本给消灭了。在这个时候美国弥漫了——全国弥漫了一片悲观的气氛——完了，真完了，没想到被小日本搞得这么惨。但是罗斯福不灰心丧气。他什么都没有说，面对他的海军将领他就什么呢？——从他的轮椅上，不要人扶，站起来了。全部人都惊呆了！一个永远坐着轮椅的人，他自己站起来了，然后他说了句话：“我都能站起来，难道美国站不起来了吗？”就这句话鼓舞了美国的士气。这样一个总统，在二战你离不开的，所以他打破了这个传统，干了四届多一点。你到美国华盛顿去看一看，富兰克林•罗斯福也被称作为美国的伟大的总统。后来他死了以后，美国是用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才规定了一个总统的任期就是两届，遵照了华盛顿的这样一个惯例。这不是宪德吗？一个没有德性（政治德性）的国家能够有这样的惯例吗？当然中国也是不缺少伟人的国度；但是我们的伟人的伟跟他们的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我们把这样都统称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我告诉大家：所有这些老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死在了他的位置上。毛泽东退下来死的吗？没有！毛泽东死在党的主席的位置上！周恩来死在他的总理的位置上！朱德是死在他的委员长的位置上！当然，老无产阶级革命家要说了：同志们需要我们；我们要退的，但同志们都说不能退，我有什么办法呢？当然，这里我不是说我责怪说他们没退。我这是说一个不一样。我只是告诉大家说他真是不一样。当然我说为什么都是伟人？他伟人提的方面不一样。
大家记住这句话，我说，“中国它是有宪法而没有宪德的国度，所以宪法它不管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那个道德、政治道德。如果不具备这种宪政的伦理和道德，这个国家不可能是真正的宪政国家。”英国没有宪法，英国的宪法绝对不是写出来的，英国那个没有称为宪法，但是你谁也不敢否认说英国它是个宪政国家。为什么？因为英国是有宪德的。所以说，一个现代国家的伦理，它就体现在宪政这个问题上。换句话说，宪政是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一个标尺。它成了一个标尺。那么当然我们可以把宪德这样一个概念把它内涵再扩展一下、拓展一下，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一个尊重人权，尊重人的尊严和生命的国家和民族，它是有宪德的；一个漠视人权践踏人权的国家和民族它是没有宪德的，或者说，它是不符合宪政伦理的。讲到这，我必须给大家讲到一个曾经发生的事情。我说放这个地方讲比较合适。当然这个事情早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现在的学子们、特别政法大学的学子们，还是应该去反思一下去年奥运会火炬传递所发生的事情。大家那时候可能还没入大学，也许入了，大家还看得不是很清楚，或者说没多想，我今天来看，这里面的原因挺复杂的。复杂在什么情况呢？我们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可想而知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国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肯定是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展示给世界看。为了能换取世界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好感，我们花费了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建得最好的一个体育场馆叫鸟巢。为了能够世界人民更高兴，我们投入了很多，把北京全部美化了一遍。街道、房屋粉刷的粉刷，修剪的修剪。为了使这些世界人民对我们中国有个好印象，我们建了一个最好最漂亮的航站楼，第三号航站楼，大家你去看看，那第三号楼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既现代又美观。我们中国几乎做到了一切，然后为了展示我们中国人爱好和平，所以说我们决定全世界传递火炬，然后最后一站传到喜马拉雅山。但是，我们中国人压根没想到，火炬一传就出了问题。我们中国人很痛苦，想不开，愤怒。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努力没换来世界的一个善意的回报？请问在座的各位，为什么？比如说，说跟达赖喇嘛有关。可它的根子在哪？根子在于别人对你的国家伦理和道德的不认同，关键还是认同的问题。为什么西方的一般的公众都相信他们的媒体？即便他们媒体在造假（关于西藏问题），他们还是相信他们的媒体。你中央电视台报道的事情再真他也说那是假的。任何人都有偏见，可问题是为什么西方人总是带着这种偏见来看中国问题？把它解释为意识形态的对立？我这样讲希望大家不要把我预设为说我是个汉奸，也不要认为说我可能是藏族人，实际上是我长得像藏族，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真的不是藏族，我是正宗的汉人。所谓正宗是因为我不是来自于其他地区，而是来自于汉文化的——应该说——挺中心的一个位置的地方人。我是山东人或者叫齐鲁人。我从来都主张中国应该统一，肯定西藏是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从我的良知还是从我的民族的利益来讲，我认为这是坚定不移的。我这跟同学们讲，跟年轻的同学讲一个道理，是从一个老师这样一个角度，不是从一个官员、政府的发言人的角度来给大家讲道理。为什么西藏人这样？我只能这样理解：西藏人可能对我们有误解，而这些对我们误解的人未必都是被达赖给蒙骗的人。这种误解可能是历史造成的，也可能是我们本身造成的。比如说，你伤过别人，你害过别人……这个伤害就可能来自于几个方面，比如说对别人的不尊重。前两天在宪法学的博士生复试里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一个少数民族的、来自于延边地区的一个鲜族的同学来进行了面试。根据我们的招生规则，少数民族的同学他的录取线跟汉族同学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的博士入学的复试线是总分210分，外语60分，当然专业必须及格，而少数民族外语57，总分190，差了20分。而且根据我们国家的政策，少数民族只要上了这个线就必须录，而汉族就是差额录取，你考到249也可能被刷掉的。当时面试的时候，我就问这个同学：“我说对你这样一种、对你身上体现的这种所谓的优惠政策，你怎么理解？怎么理解民族歧视？”他说他很高兴，这绝对不是歧视。同学们，为什么不是歧视？那是因为他是受益者，你从利益出发的。歧视有两种，一种表现得比你更坏，另一种对你好像要比别人好。好有时候并不是说那是平等的。美国也有这种情况；奥巴马就是加分录取读的大学。为什么呢？因为他作为一个非洲裔的黑人。按照美国的招生政策也是加分。而他认为这恰恰体现了民族平等。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有个理论叫纠偏主义。什么叫纠偏主义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白人认为美国历史上白人给黑人欠得帐太多了，忏悔了，所以我们的祖宗犯的错应该我们今天来弥补才能使得自己的良心稍安一点，叫纠偏主义，即历史的过错由今天来偿还。那我们国家的这个优惠政策来自于什么理论？肯定不是纠偏主义的。我们党从来没犯过错的，要纠偏那首先不是从鲜族，从少数民族开始的。按照我的说法，我说中国考试加分这个政策，首先得是知识分子的后裔要加分的。1957年反右、文革造成了多少知识分子家破人亡。当然我们后来说都平反了。这两个事件、两个运动都平反了，说弄错了。所以说今天我们为了忏悔要给知识分子的孩子加那么20分。所以说少数民族考试加分这肯定不是纠偏主义的。为什么？因为知识分子的后代没有没得到这种优惠。
所以说，宪政从道德伦理这个范畴，它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为这个世界大家庭所接受的现代文明国家的概念。而我们还不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当然大家可能会问：“王老师，那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那么我说对美国的判断应该更复杂一些。为什么更复杂？因为美国的国家它本身就很复杂：第一他对内对外的道德伦理体现得是不一样的。对内，美国绝对是一个文明国家，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对他的人民像美国政府那样好。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对它的内部的共同体，它施行的是契约主义，它认为从它的宪法到它的每个公民个人都是因为社会契约的联合使大家组成了一个共同体，而政府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政府的统治必须征得人民的同意。这一点美国它确实贯彻得很不错，所以它肯定是个现代文明国家，是个宪政国家，它符合现代文明的伦理。但是，美国对外它的道德伦理是另一套的、另一个标准的。用我的话来讲说：“美国对外，它就是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比如说对伊拉克。伊拉克战争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反正伊拉克战争改变了我很多对美国的传统看法，使我对美国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法的变化。在座的各位同学们，对于中国的学人，西方的任何一次事件都可能改变中国学人的很多一生重要的看法。比如说严复，严复是一个西方学的智者，但是当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用了八个字来概括所谓的西方文明，他这样写的，八个字：“利己杀人”，不是利他的，是利己的；“寡廉鲜耻”。当然后面那句话是“回观我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严复绝望而逝，对西方文明的绝望。还有一个白人——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叫斯宾塞，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人。斯宾塞也经历了一个重大的事件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看到什么事件？美国吞并菲律宾。所以他临终的时候留下了一句话，他说：“纵观世界历史，白人的野蛮胜过一切非白人。”
当然我王人博还没这样对西方文明、对美国文明这样绝对的绝望。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确实改变了我很多。为什么呢？伊拉克是一个独裁国家，中国人都不太喜欢，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太喜欢萨达姆。但是这不是美国去打伊拉克的理由。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理由是说：萨达姆隐藏了很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叫他交出来，萨达姆说我们真没有，美国说这个可以有，可萨达姆说我真没有。所以后来就打起来了嘛。好了，萨达姆被绞死了，两个儿子战死在疆场。最后美国大兵创造了一个穷家：本来去挖到财宝，结果一看：一贫如洗，压根就没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你听说美国道过一句歉吗？没有！美国不道歉的！他的兵还驻在伊拉克。当然，不道歉就罢了，关键是——美国说是它解放了伊拉克。那么如果说美国说是他解放了伊拉克的话，那被解放的伊拉克人民是怎么回报这些解放者的呢？——他们身上捆满了炸弹。什么叫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就俩字——“绝望”。没有绝望绝对不会恐怖主义的。当美国人不善待阿拉伯人的时候，不善待伊斯兰世界的时候，一位哥们儿绝望了——他说这没办法、没有办法——这个人叫拉登。当然我是坚决反对恐怖主义的。但是我是去解释这样一个事件、这样一个根由。美国人还说拉登你不是个真爷们儿，是真爷们儿咱们面对面地干一下，兵对兵、枪对枪。拉登说我傻啊，我干得赢你吗。拉登最想干的就是白宫，最想干的就是美国总统。但他干得到吗？他干不到没办法，只能拿老百姓出气——只要你是美国人，没有办法对不起了，谁叫你是美国人呢——因为我够不着你的总统、够不到你们的白宫。说实话，萨达姆绝对是个独裁者，但是说伊拉克人民要从独裁者解放出来，那必须是自我解放，是伊拉克人民拿起武器推翻暴君，建立民主政府。这是自我解放的一个解放者的骄傲和自豪。你美国进去那算什么事？你怎么解释这样一个事件？我从来没有否认说萨达姆是个独裁者，我从来没有说我喜欢萨达姆。这是两码事，一码归一码。对美国这个国家我很矛盾；我认为它的对内是符合现代国家伦理的，因为它是个宪政国家。但对外它确实又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国度，因为它奉行的是达尔文主义。美国用两只眼睛看别人，一只眼睛看他的兄弟和他的盟国，比如说英国、澳大利亚这些白人的国家，那就是兄弟，因为大家同一种价值，都是一个祖宗。而当它看中国、看伊朗、看北朝鲜、看伊拉克、看阿富汗，它的看法不一样，我们这些人都被美国人看成是异教徒，包括俄罗斯。那么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文化宗教的原因，但是这里面更多地包含了一个利益的问题——国家利益的问题。
美国对外很霸道，对内很温顺——后来我就是想到一个问题——什么叫怕老婆？这跟怕老婆什么关系呢？我解释它的关系。为什么会怕老婆？一个男人为什么怕老婆，这有两个原因必居其一：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在外面特别能干把力气用完了，所以回家老老实实的，比如说戚继光，戚继光是最怕老婆的人，在历史上那都知道他是最怕老婆的，但是戚继光那打抗小日本就很厉害。那可能因为他在外面杀敌特别勇敢，把力气用完了，一回家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我要休息休息，所以怕老婆了嘛。那么另一种解释、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很可能是因为在家受了气，所以出去杀敌特别地勇敢。这两种解释必居其一。那美国就是我认为是个怕老婆的国家，应该使用第二种解释。因为他对内在家里面受了气，老百姓老是跟他过不去，所以他对外面就特别霸道，把那些愤怒都撒在那些国家的身上。所以说宪政在这个方面它肯定是一种现代国家的伦理。
当然，宪政我们可以从制度方面去解释它、去观察它、去触摸它，这就是我们宪法学者们经常使用的办法。就是说宪政是一种制度，包含了多党制、代议制、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这些话说得太多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句话：制度不是决定因素——这个我一直在重复——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人。因此当人的看法没发生变化，我们在心灵和道德水准这些方面没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即便把那套制度全移植过来，它照样不管用。这是我的判断，不一定对。那我最要跟大家说什么呢？作为中国人我要告诉大家：中国它不是个宪政国家，我们的国度不是个宪政的国度。当我们中国人还在随地吐痰，还在公共场合大声地喧哗，我们在坐公交车的时候还不排队，我们下课的时候拿着书包就走，我们在网络上还经常地骂人，那么这个民族是不配宪政二字的。讲到网络，我必须多说两句。昨天晚上我看到了让非常受刺激的两个帖子。哪两个帖子呢？一个是中国人的，一个是越南人的，当然还是关于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得问题。在这个地方，中越两国的网民在网络发表的不同看法。看完后我真是很受刺激，为什么很受刺激呢？原因是：所有我看到的越南网民的帖子都非常理性，可是我看到的中国的帖子是什么样的呢？几乎都是在网上讲“真是一帮王八蛋”、骂“越南猪”、骂越南什么“忘恩负义”。我绝望了！我们这个民族没戏！论我们国家的文明程度，能上网的人、能发帖的人，我认为都是文化程度不低的人。可是你为什么那样说话？越南并不比中国发达，越南人生活得未必比中国更好，但他为什么跟你讲话都讲得那么理性？人家说了“可以讨论，我们从来没有否认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是越南的领土；当然你们中国人可能认为是你们的。观点大家可以不一致。……”，真的，同学们，你要理解别人说那领土是他们国家的。如果说那个越南人说领土不是他的、是咱们的，你会骂他说：“那不是越奸吗！”同学们，真的，观点是次要的，关键是讨论观点的方式。你看看我们的沧海云帆，同学，那是在发帖子吗？那是法大的学生吗？你为什么要用那些话来表达呢？你看看这些，你讲到宪政两个字你不感到羞耻吗？你满口喊宪政、喊自由，可你在网上说脏话、骂人、下课拿着书包就走，同学，你怎么谈宪政？
这里我必须结束我的课，就是几句话，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史景迁他写了这样几笔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的表现。他是这样说的：“只要是随地吐痰的，在大众场合高声说话，乱丢东西乱丢纸屑的，肯定是中国的留学生。”这意味着什么？史先生说：“这意味着日本欠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账被这帮留学生全部还清了。”你想这话什么意思？就是日本不欠你什么了。原本日本欠了中国很多账，比如说它是我们的学生，它受了我们2000多年的恩惠，所以说日本收了我们的留学生。但是我们的留学生现在却要学日本人的教化使自己变得文明，变得不随地吐痰、不乱丢东西、不大声说话，下课的时候不是拿着书包就往外跑，结果日本人说我不欠你什么了，我不正在给你还账吗？史景迁不是个中国人，他是一个白人的汉学家，叫史景迁。但是他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所以说，宪政非常小，宪政也挺容易。容易在什么地方？那就是必须从自己做起，否则别谈宪政了。这就是我对我们年轻的学子的一句忠告：网络是一个非常便捷非常科学的一种表达手段，但是不要把它庸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