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主流媒体高调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央视综艺频道和戏曲频道分别举办了专题演唱会。在如此热烈的气氛感染下，我又将这篇讲话认真读了一遍。觉得其中有些观点，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应该给予肯定。如，“文艺是革命机器组成部分”的思想，促使一大批“紧跟形势”的文艺作品应运而生，对动员民众，实现我党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或社会改造目标，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对于文艺的大众化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学习社会”等要求，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讲话》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毛泽东思维的局限性。如，只强调文艺要成为“革命武器”，而忽略了文艺的大众娱乐功能；在关于文艺工作者立场、态度、学习、工作对象等问题的论述中，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色彩过浓，没有兼顾创作自由、审美多元等当时也应该注意的问题；在对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进行对比式描述中，流露出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蔑视，等等。应该看到，受当时历史条件和毛泽东自身条件（一直忙于政治军事斗争）的限制，一个座谈会的讲话，即使存在更多的局限和失误，也算正常，后人不该过分苛求。但罔顾这些局限，对这个讲话进行随意拔高和神化，就太不厚道了。

如果把这个讲话放到实践中去考察，则不仅仅是局限或缺陷的问题了。《讲话》发布以来，确实出现了一批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优秀作品，但是，也出现了一批歪曲历史，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图解社会生活的文艺糟粕。在改革开放前的40多年里，我党领导的文艺战线，总体上说并没有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相反，人为制造的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使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文艺人才受到压抑、打击甚至惨遭迫害，到文化大革命，这种迫害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即使对毛泽东战略部署领会最深、跟得最紧的一些文化人，也难以幸免。

在《讲话》发表的当时，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实味写了两篇批判领导层的文章，按照《讲话》精神，他是站在工农兵立场上说话的，应该受到鼓励和表扬，但按照“歌颂”和“暴露”的标准，他便被打成反革命，并惨遭杀害。另一文化人丁玲，先遭批判，后来因转得快，逐渐成了革命文化的红人，但是，仍然没有逃过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建国后，我们错误地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制造了“胡风反党集团”的冤案。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按照《讲话》精神创造的几乎所有革命文艺作品，都被《讲话》这面照妖镜照出了反动本质，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大毒草。

以革命文化人著称的邓拓，文革刚刚开始就自缢身亡；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老舍投湖自杀；革命文学《红岩》作者罗广斌跳楼自尽；田汉、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郭小川、郑律成、马可等非常革命的文学家或艺术家都被迫害致死。有资料显示，文革期间自杀和被迫害致死的文学艺术大师达到170多人。

从毛泽东同志建国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发表的文章和讲话看，他的极左思想确实有所发展，所以，不能把文革的灾难全部归罪于延安讲话，但是，也不能说与这个讲话反映的阶级斗争思维毫无关系。十年浩劫，无论是名称还是切入点，都紧扣着“文化”这个主题。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近现代很多传世之作，大多出现在《讲话》发表之前，而《讲话》发表后，则很鲜见。著名作家曹禺，20多岁就写出了极具震撼力的《雷雨》，后来，短短几年，又有《日出》、《原野》、《北京人》问世，被称为“四大名剧”，但从1941年《北京人》出手以后，尽管他正值盛年，但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作品不复出现。一些学者把曹禺艺术创造力的衰退称为“曹禺现象”，并进行了反复探究。有人说，“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站在人类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他的立足点，他的悲悯情怀，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都能深切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相反，“始于三四十年代并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社会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使曹禺极富原创性的创作受到了严格的制约而无法自由发展。”这样的评论虽不一定准确，但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为了更好地推动改革开放，实现民族复兴，党和国家在颂扬近百年革命和建设丰功伟绩的同时，应该认真反思历史错误，总结历史教训。如果考虑到稳定大局的因素，对某些问题暂缓放开研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文过饰非甚至颠倒黑白的言论或行为，不应该容忍甚至放纵。作为一个为党工作40多年的退休干部，本人最不愿意看到我党在历史事件的评价上翻烧饼，以至自取其辱，失信于民。

2012年，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