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中国文化界和文艺界，正在发生着悄然、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在一篇题为《电视剧终于更好看了》的长篇报道中，一位年轻记者这样写到：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年轻人甚至是刻意地回避着理想、崇高、执着、坚忍这些“重”的词语，不过，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改变。最近一段时间，数量庞大的青年观众在着迷于一个上世纪40年代的故事（电视剧《潜伏》），男女主角竟然没有通过缠绵悱恻，却表现了荡气回肠的爱情，当这两个人严肃地说出：“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你觉得那真是崇高的；男主角大概有好几分钟的画面不断颂读《为人民服务》中的大段语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你也泪如雨下，觉得自己会被深深感动[1]。

在经历了奥运会、抗震救灾、金融危机，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在经历了深刻而广泛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之后，我们迎来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7周年的日子。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黄土坡下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向100多位文艺家发表谈话，据回忆：

5月2日下午一时半，当地日晷正是中午时刻，毛泽东来到会场，他上前和与会者逐一握手，互相问候。毛主席两条肥大的裤腿上打着显眼的补丁，上身薄薄的灰布棉袄的肘弯处露出棉絮。问候完毕，毛主席才走向讲台，凯丰宣布会议开始[2]。

此时此刻，正是《讲话》使我们又一次与“上个世纪40年代的故事”狭路相逢：重读《讲话》，我们会感到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而对今天怀有远大抱负的中国文艺家，特别是年轻人来说，重读《讲话》，同样会被深深打动，同样会真正体会到什么才是崇高，什么才叫荡气回肠。此时此刻，重读《讲话》，也就仿佛亲耳聆听“裤腿上打着显眼的补丁，上身薄薄的灰布棉袄的肘弯处露出棉絮”的毛泽东，站在中国的大地和旷野之中、站在历史的深处向我们演讲。

一，文艺为人民服务

《讲话》的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以及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在当时，这也就是倡导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劳苦大众服务。

什么是“人民”和“人民大众”？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怎样“为人民服务”？――这是《讲话》统篇贯串着的灵魂和“大道”，也是我们聆听和读解《讲话》的根本前提。

《讲话》发表的地点是延安，而深入了解《讲话》，我们也应该从延安说起。

延安，旧称肤施。肤施的意思就是“肤肉恩施”：佛传尸毗王在清凉山修行时，遇老鹰捕食小鸽，尸毗王赶走老鹰后，又割肤肉喂养小鸽，“肤施”之谓，盖得源于此，如今延安清凉山下，仍有圣迹可寻。也正是“肤施”这个特殊的地域名称，使我们能直观“为人民服务”的最重要内涵：舍身忘死，不畏强暴，“肤肉恩施”，救众生苦。

延安三山鼎立，分别是清凉山、凤凰山和嘉岭山，三山襟带延河及其支流南河穿城而过，如藏龙卧虎，气象万千。其中凤凰山是毛泽东写作《矛盾论》、《实践论》和《纪念白求恩》等著作的地方，清凉山是《解放日报》的办公地点，而所谓嘉岭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宝塔山。那么，作为革命圣地象征的“宝塔山”，与毛主席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究竟有什么联系呢？它对我们今天深入理解什么是“人民大众”，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又有什么帮助呢？

在历史上，延安宝塔山的存在，是与“黄金锁骨菩萨”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的。《续玄怪录》和《太平广记》卷101“延州妇人”条目载：

昔，延州有妇人，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押昵荐枕，一无所却。数年而殁，州人莫不悲惜，共醵丧具，为之葬焉。以其无家，瘗于道左。（唐代宗）大历中（776－779），忽有胡僧自西域来，见墓，遂趺坐，具礼焚香，围绕赞叹数日。人见，谓之日：此一淫纵女子，人尽夫也。以其无属，故瘗于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销骨菩萨，顺缘已尽。圣者云耳不信，即启以验之。众人即开墓，视遍身之骨，钩结皆如锁状。果如僧言。州人异之，为设大斋起塔焉。

锁骨菩萨荡气回肠的神奇故事，在中国历史中广为流传，最近又经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在《商州》、《高兴》等名篇中多次阐释，更突出了其中延州妇人忍辱负重、启迪众生的精神：延州妇人（锁骨菩萨）匆匆离去分文不取即是布施，死后供路人鄙视则是忍辱负重，胡僧说破，即启发民众“知耻”而觉悟――而这就是历史，也就是佛家所谓“因缘”。

经历了盛唐气象、经历了范仲淹的万千感慨，宝塔山上“俯瞰红尘”的牌匾，在1935年迎来了经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的中国工农红军到陕北。嘉岭古塔，从此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的象征与标志，毛泽东同志就是在这里集合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智慧，结合马克思主义真理，创造了开天辟地的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核心，当然也就是为人民服务。

因此，对什么是“人民”的理解，首先就不能离开革命圣地这个特定的历史场景――因为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说过那句令我们永不能忘怀的话：“人民是我们的活菩萨，共产党人应该象念佛一样时刻念着人民，把人民的疾苦捧在心上”。1948年东渡黄河离开陕北，毛主席在川口慨然长叹：“陕北人民真金子”――中共以“农援”（农民的支持）一举击溃国民党的“美援”的人民解放战争，雄辩地证明了千金难换民心一片的道理。

那么，什么是“人民”呢？人民也就是“全世界受苦的人”。马克思就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劳动者阶级”所代表着的人的“类本质”的：所谓“人性”就是人类先天的“受苦性”。人类因为匮乏而劳动，无产阶级因为贫困而生产，因为匮乏不得不劳动，因为贫困不得不生产，这就是人类世界所有被动性的根源，也是人类苦难的根源。因此，劳动者阶级的存在不过揭示了一个现实而残酷的真理：人类先天的被动性和受苦的现实，而这就是劳动者阶级所代表着的人性的真实。于是，马克思这样说：劳动者阶级代表着“一个由于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倡导文艺家对于“众生苦”的觉悟，倡导他们去正视和直面“全世界受苦的人”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事实，倡导他们去体会“顿觉眼前生意满，回首人间苦人多”的大悲哀和大欢喜。而作为理想和现实的“为人民服务”，就是推翻三座大山，消灭三大差别，此乃发数千年未有之大宏愿，生无穷之菩提心，这就是漫长的中国革命，是历史的奇迹，人间的天国，是启蒙对不可能的解放的召唤，是无数过去对无穷未来的祝福。

实际上，也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情怀，我们才能真正读得懂《讲话》和《讲话》中的句子：

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都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和文艺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的眼里，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

《讲话》要求首先必须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要求真正有出息的文艺家具备“为人民服务”的情怀，这就是要求文艺家要具备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立场，要求中国的文艺家要有大乘佛法正视“人间苦”的舍身求法的觉悟，以及以艺术求道的大追求。

因此，象那些具备“经书”特点的人类经典一样，《讲话》针对的是那些“有觉悟者”和“可觉悟者”，它是需要我们如同对待经文和经典那样，在反复颂读中去逐步体会其中的精义的。而在那些“不觉悟者”看来，《讲话》“无非就是那一套”，而他们哪里知道，要真正明白这一套，实际上并不容易――正如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说，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明白“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而另外一些人，则如同根基过浅的小乘无法理解大乘戒行一样，在他们那里，《讲话》中的词句被工具化、庸俗化和僵化的利用，甚至用于“整人”，这也非《讲话》之罪，而它不过只是说明了一切经典在历史中都会面临着的共同命运。

二，“有经有权”

郭沫若曾经将《讲话》表述为“有经有权”，在诸多的阐释中，郭沫若的这一说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首先，所谓“有经有权”，是指《讲话》中有些内容是规律性的，有些则是策略性的提法，《讲话》既讨论了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问题，也表达了毛泽东作为一个哲学和文化巨匠，对当时文艺界所提出的诸多问题的回应，同时，它也通过这种讨论和回应，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

我们必须注意到，《讲话》并不是一个宣讲文艺政策的讲稿，因为它是在与几乎所有的延安文艺界人士进行了长期、广泛的讨论中，才最终形成的思想文献。延安文艺座谈会从1942年5月2日开始召开，到5月23日结束，时间长达半个多月，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主要领导人三次参加会议讨论，聆听文艺界发言，而会议的准备时间更长，――从1941年春起，毛泽东就有意识地请文艺界人士讨论文艺问题，回应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讲话》分两个部分：“引言”部分是毛泽东在会议开始一天的发言，“结论”部分则是他最后一天的发言。而这两部分是通过从民主到集中，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讨论协商程序，按照思想活动的脉络有机地联系和统一起来的。

因此，《讲话》的“有经有权”，首先是指这篇文献的内在结构，所谓“经”就是指其作为哲学文献所必然具有的基本理论框架：而这个哲学理论框架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矛盾关系”。具体而言，所谓“特殊性”既是指党的文艺政策的特殊性，也是指文学和艺术创作的特殊性，而所谓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就鲜明地表现为政治与文艺的矛盾。《讲话》的高超之处在于指出：所有这些特殊性问题，都不能通过同样特殊的方式来处理，即不能通过简单地制订政策，也不能通过强调文艺创作的特殊性来得以有效解决，它只能诉诸普遍性和原理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更具体地说，这些特殊问题，只有通过提高全党和全体文艺家的理论视野和理论水平，只有通过一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启蒙”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解决。在《讲话》的视野里，这就是只有从“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关系”的视野，才能理解和解决文艺与政治、普及与提高、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讲话》之高超，首先在于它是一篇高屋建瓴的哲学文献，在于它内涵的哲学方法和哲学视野，如果抛开了这种哲学的视野，把它仅仅理解为政策性的讲话，那就难以理解《讲话》所依托的是一个民主集中的讨论机制，甚至难以理解《讲话》为什么能够做到既针对问题、深入人心，而又避免了面面俱到。

同时，另一方面，“有经有权”这种本自儒家道统的说法，也是对革命者和进步的文艺家自我改造、自我修养的期许和要求。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上的新中国，而且更是一个文化上的新中国；不仅仅是造成一个新国家，而是要造成新文明。因此，在《讲话》的开头，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有两个战线：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固然重要，但是，文化的建设更加重要，文化建设的道路更加漫长，也更加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只有文化建设，才能说明我们为什么要砸碎旧世界，才能说明我们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才能使得我们的工作真正有意义，才能把我们日常工作之“权”上升为“经”，才能使得我们工作的特殊性，具有普遍意义。否则，正如战争年代我们仅仅靠统计消灭了多少敌人，和平时代我们统计创造了多少GDP，那是不能说明我们工作的真正意义的，甚至是不能说明我们的工作与敌人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的，它更是不能回答我们究竟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的。

要建设一个新文化，要建设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新的时空观，那就需要新的文化人，这种新的文化人的基本特点，就是鲁迅那样的不断的革命者。革命的文化人，一个不断的革命者的特征是既立足现实，又怀抱理想，只有这二者的高度统一才能解释“有经有权”，而对革命者来说，持续的自我改造和不断的革命之所以是必要的，就是为了反抗人和世界不可抑止的退化本能。

实际上，像一切改革和革命文献一样，《讲话》不仅严密论述了“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即描述了在特定的条件下，“作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如何采用这些政策的步骤与方略，而且《讲话》也论证了“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即它同时也描述、想象了一个新的、不同的世界：民族的彻底解放、阶级的彻底解放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并且论述了这个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同时，它认为：只有现实中的政治活动（“行权”）――把文艺当成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武器，使文艺家成为一名“战士”，才能使得这二者紧密联系为一体。

因此，在毛泽东那里，一方面，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理想，残酷的斗争就是现实的不能跨越的基础，另一方面，人类解放的理想又始终构成了对于现实制度设计的批判和超越力量。为了实现“经”，就必须运用“权”，为了民族生存、人类解放，有觉悟的作家首先要作一个战士，一个文艺士兵，汇入改造旧世界的人民运动中去，成为一个真实的力量――当然，所谓“权”既是对理想的牺牲，但也是理想者的自我牺牲，不过，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牺牲便是高尚的行为。正如清人陈立在《公羊》一书中所说：

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3]

这也就是说，对于历史的勇敢担当者而言，“行权”本身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克制，甚至更是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自我改造的过程和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行权”本身就是对于“权”的超越，就是“立足于现实的理想”。这个意义上，“为人民服务”既是一种自我牺牲，又是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理当追求的最高生存境界。

从这样的境界望去，正如郭沫若所说：在大多数人连饭都吃不饱的时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小我”的强调就是极其庸俗的，而在这一点上，儒学的“经”与“权”类似于康德所谓的从“价值”的角度对于“事实”，从“普遍性”和“理想”的角度对于“特殊性”进行的批判和反思，它其实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立足于现实特殊性的普遍性”。这甚至也就是福科对于“什么是启蒙”的概括。福科说――启蒙既是一个人们集体地参与其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件必须个人所承担和完成的勇敢行动：

Aude Spapere――“敢于去知”，“拥有去知的勇气和胆量”。因此，启蒙必须被理解为既是一个人们集体地参与其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个人完成的勇敢的行动。人由此成为一个过程的要素和动因。就他们参与其中而言，他们是这一过程的演员；就人们决定成为这一过程的志愿者而言，这个过程发生了。[4]

经与权、理与物、事实与价值、现实的世界与合理的理想世界，上述矛盾和运动的逻辑，才是现代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真实逻辑，怀抱着人类解放理想，而时刻认识到现实政治变革和自我改造绝不能停止，这才是启蒙的要害。因为这种启蒙、这种改革与革命，绝非仅仅指向一个现实的世界，它更呼唤一种创造和想象新的、不同的世界的能力，正是这种创造、想象新世界的能力，才可能对于现实的世界提出不断的反思和批判，也正是这种创造和想象能力，才赋予了“权”、“物”、“事实和现实”的世界以根本上的意义，――而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只有具备想象一个新世界的能力并将其普遍化，才能真正将现实的世界担当起来，同时又当作特殊性和批判的对象来对待。

这就是《讲话》之于今天的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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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丽，《电视剧终于更好看了》，《世界博览》2009年第10期。

[2] 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

[3] 清 陈立，《公羊》，线装单行本。

[4] 福科，《什么是启蒙》，见《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