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重温《讲话》的深远历史意义，我蓦然发现，《讲话》已经引领我走过60多年的艺术之路。温故知新，感慨万端。
1958年，17岁的我进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它的前身是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延安革命文艺的好作风、好传统，让我受益匪浅。更荣幸的是，1962年，事业刚刚起步，踌躇满志的我，忽然接到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信函，邀我参加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座谈会。我惊喜万分，虽时隔60年，那时的场景我依然历历在目。
当年我是一个没有名气的文艺新兵，为何受邀？中学时我最爱鲁迅，他青年时东渡日本学医，后弃医从文，投身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事业。他用诗向风雨如磐、苦难深重的祖国明志。“我以我血荐轩辕”也正是我的抱负，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他倡导发起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木刻后来成为我的艺术志趣。当我看到抗战时期延安的木刻版画，感到非常震撼，被强烈的黑白艺术魅力所吸引，特别喜爱古元的作品。我以古元为榜样，开始了木刻版画创作。
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第一幅版画，次年我的成名代表作版画《春天》也在该报发表，受到许多人喜爱，从此一发不可收。1962年、1963年该报相继发表了我的《果山秋景》《女社员们》等版画（这三幅画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春天》还被载入版画史）。我初露头角即受到美术界前辈们的特别关爱，继而又荣幸受邀参加纪念《讲话》的座谈会。
座谈会是在刚落成的中国美术馆（还未对外开放）二楼展厅举行。我准时到场，可门卫不让我进，看我这么年轻，哪像与会画家？我出示邀请函才放行。在会场一看，我是唯一的青年。对与会的前辈我还不熟，听发言介绍才知有力群、古元、沃渣等延安著名版画家。他们当年都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耳聆听过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现在，他们自豪而幸福地回忆往事，脸上泛起微笑。座谈会后，他们遵循《讲话》指引的方向，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真切地体验感受，创作出蜚声中外、堪称红色经典的“延安版画”。他们又动情地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版画创作继续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前进，获得长足发展。他们特别提到“北大荒版画”，一大批转业军人来到黑龙江荒无人烟的原野创建农场，他们在茫茫雪原踏出《第一道脚印》（晁梅版画名），用辛勤的劳动将“北大荒”变为“北大仓”。垦荒者里涌现出一批既劳动又作画的画家，他们用版画生动地记录了波澜壮阔的拓荒伟业。这就是蜚声中外的“北大荒版画”。与会的前辈画家认为，这是延安精神催生的新花。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他们也指出了要注意的不良艺术倾向，即有的版画过于追求苏联版画的色彩效果，强调多色多版套印，版画弄得像油画，这就失去了版画的刀法力度和简约概括之美。力群还拿着一幅色厚的版画，风趣地说：“这油墨至少有半斤重！”
在会上我还见到了敬仰已久而从未谋面的古元老师。他和蔼地同我热情交谈。我知道，他是延安版画的杰出代表，他的经典作品我反复读过。我告诉他，很想有机会能当面讨教，他欣然答应。
我曾因未能上美院学习而懊丧，没想到竟幸运地得到亲炙大师的机会。此后我便常带着画稿到古元老师家求教。每次他都认真看稿并提出意见。他不仅向我传授版画技艺，更教导我要树立正确的文艺观。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讲：“搞创作，一定要时刻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我的版画有一点进步时，他会热情鼓励我。他还为我在报纸发表的画作撰文《他给人们带来春天的美感》。古元老师还将他的一幅木刻版画《骆驼赞》赠我。画上刻有数行文字：“负重任劳，取之甚少，予之甚多，不管炎寒风旱，总是昂着头迈着坚实的步子前进。”
古元老师去世后，我写了篇短文《铭记恩师珍贵遗言》以表达我对恩师的怀念。其中记录了他在弥留之际断断续续讲的一些话：“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的生活是艺术的来源，也应该是艺术的服务对象。”“文艺应该歌颂广大的人民，那是鱼水的关系。我至今仍坚持这个观点。”“艺术家最高的荣誉是无形的，是在人民中树立的。”尽管古元老师在说这些话时身体已极度虚弱，话音十分微小几乎是在低声细语。然而，我仿佛听到的是洪钟般的轰鸣！它久久地回响在我的耳际，铭刻在我的心里。
我有幸得到古元老师和江丰、李桦、蔡若虹、王朝闻、张仃、力群、彦涵、华君武、王琦、李平凡等诸多前辈的教导、提携。他们的言行激励我坚定地朝着《讲话》指引的方向前进。
我致力于新年画创作，也是基于对延安革命美术传统的尊崇。抗战时期革命圣地延安，美术家们创作了木刻版画，同时还创作了新年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美术家们响应号召，利用民间文艺形式，把文艺更有效地普及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新年画创作同新秧歌运动一样，开展得热烈活跃。
学习《讲话》精神，追随前辈版画艺术家的足迹，我明白了，艺术要为人民服务，要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语言来进行创作。基于这两点，我选择了版画、年画创作，偶尔画些油画等，也很注重作品的“民族化”。
（作者：廖开明，系民间文艺学者、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