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试验，以往外国学者的研究都将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问题作为领导人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现在可参考的资料并不支持这种似乎合理的解释，因为正是在城镇青年下放的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的对流。本文重点分析了1968至1980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认为毛泽东防止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动机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它没有得到知青和他们的父母的拥护，从70年代末开始，公开的抵制出现，最终以上山下乡政策的结束而告终。虽然这场运动的确培养了很独特的一代，但是下乡城市青年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获得正常的教育机会。这对他们，对国家都是很重大的损失。
关键词：当代中国；政治运动；人口迁移；知识青年；一代人的形成
*该文的英文原文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40周年"中国现况"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2004年1月6-7日），译者：张清津。发表时译文删去近一万字。
从1968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有千百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数年（有些人是10年）后才得以回城，如今他们已经年届50.这一经历对他们影响颇深。但西方人对人类史上这一罕见的社会实验所知不多。在一般公众中，很多人对红卫兵耳熟能详，知道"知青"的却寥寥无几。即使在学术界，自1980年这一运动结束后，它也一直受到西方专家的忽视。我认为，重新评价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不仅因为中国的重大变迁使我们有了足够的距离感进行历史反思，还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史料，这使我们能够比以往更准确地描述这场运动。现在我们可以做出一些重要区分，这有助于我们对这场运动导致的某些重要问题提供更确切的解答。例如，本文主张将1968年之后的群众运动与先前的下乡加以区分，并且认为，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这场运动的动机和设想，不同于那些更"务实"的领导人。
一、下乡：一个历史课题
（一）时段和数字
在中国，把城市年轻人下放到农村始于1955年，到1962年时这已成为政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涉及的人数不多：从1955到1961年间不到20万人①「这段时期的统计数字不全，这是作者按当时报社所发表的数字的估计。」，从1962到1966年共有1292800人，一共不到150万人。
1966年这项工作因文革的混乱而暂时中断。1968年恢复实行，但性质已大不相同，且规模更大。从1967到1979这13年间，大约有1650万知青被送到农村（见表1）。
根据表1，下放人数的变化趋势见下图：
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时间，有些知青被允许离开农村返城、上大学、参军或在接收地的城市就业。下文我们将他们称为"返城者".从表2看出，1968-1980年间下放知青的人数超过1660万，而1962-1980年间几乎达到1800万。相对于1980年的1.34亿城市人口（见表4），这是一次相当庞大的人口迁移。由于不断有人返城，实际住在农村的知青从未达到900万人，虽然在1977年末接近了这个数字。
从1968年开始，下乡成为强制性的，并且原则上成为固定不变的政策。这一运动称为"上山下乡运动"，但人们一般称为"下乡".本文将集中讨论这场始于1968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它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而政府在早期下乡中得到的管理经验显然有助于他们管理这场运动。
（二）中外研究状况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外国学者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两本书对这一运动作了全面而且很有见识的论述：一本是托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到农村的转移》（Bernstein ，1977），另一本是托马斯·沙平的《中国青年的下乡运动：1955-1980》（Scharping ，1981）。前一本书已被视为这个主题的必备参考书，后者也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严肃学术著作。但这些研究针对的问题是（当时）"目前的情况".从80年代到90年代，国外学者鲜有人问津这个话题，它被中国人自己接了过去。
先前的国外研究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能够找到的外国资料有限，为数不多的前知青认为，他们研究自己的历史比外国人更有优势。他们还设法说服编辑，这是个合法的学术课题，不应只让西方学者去做。①「我在1989年发表在《海南纪实》上的文章似乎在这方面有点用处，见米歇尔·伯恩（潘鸣啸），1989.」1992年第一本下乡运动史出版（火木，1992）；翌年另一本书问世（杜鸿林，1993），它完稿于1990年，但由于题目的"敏感性"而遇到许多阻力。继这两部开山之作之后，中国学者的最佳成果是四名前知青于1994年到1998年间出版的著作（何岚、史卫民，1994；刘小萌等，1995；史卫民、何岚，1996；定宜庄，1998；刘小萌，1998）。曾经负责知青工作的高官也出版了两本资料翔实的著作（顾洪章、胡梦洲，1996；顾洪章、马克森，1996）。①「在这场运动30周年的1998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热达到顶峰。目前这一研究热已过，但中国这方面的研究仍在持续，新的侧重点是口述史（参见刘小萌，2004）。借助于口述史是为了弥补难以获得的文献档案。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研究被容忍，但难以获得官方支持，因此得不到研究经费，学者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他们的著作出版时被删改也是难免的。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中英文研究，还可参见邱新睦，2003.」
自该运动末期以来，还出版了大量的背景资料参考书，涉及当时的人口、劳动力、经济状况和教育等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除了学者和官方资料外，还有汗牛充栋的回忆录、记实作品、文学著作和回顾反思，其中很多颇为有益。因此，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对下乡运动进行历史性的评价，既有可能，又有必要。当然，这种评价只能属于特定的时期。
在研究核心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下乡运动是一个合理的史学主题，是否应该把它纳入文革史？与很多国外学者（还有少数中国学者）一样，我在接受"十年文革"（1966-1976）这个官方说法时，必须做出重大的保留。如果"革命"一词实有所指，那么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指群众积极参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时期，它应该结束于1969年4月"九大"的召开。"九大"标志着政治和行政秩序的恢复，公开宣布了文革的"胜利".由此看来，1968年发起的下乡运动应该是文革结束的"起点"，因为将大批知青下放农村宣告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从而消除了全面恢复秩序的最后障碍。所以严格地说，这一运动的大部分时期都不是文革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个题目之所以在文革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因为它对文革的结束起了作用，还因为它是文革动乱的直接后果。由于被当作重要的"新生事物"，1978年之前没有人对这一政策提出质疑。
二、动机
关于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问题，显然是中国领导人发动这一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动机。将知识青年下放农村的政策，为何在1968年底重新出台？它为何采取了让大量城市中学毕业生参与其中的这种新的群体运动形式？尽管造成了种种问题，它为何还能持续十几年？
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易事，因为有各种动机混杂其中。下乡政策显然具有多种作用。领导人的某些意图出现在官方话语中，另一些动机也许更重要，却很少被提及。甚至还有一些领导人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动机。这场运动的理由主要来自毛的几条语录，它们以黑体字的形式不断出现在报纸上。但负责具体事务的领导人可能有不同的目的，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却影响着他们的行动。
这些不同的动机可分为四类：
——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社会差别）；
——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的权威）；
——出于战略考虑的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
——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城市就业）。
（一）意识形态-政治动机
意识形态动机在1968年的动员宣传中具有突出地位，上山下乡基本上被说成一种思想改造形式。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2日的著名指示，对发动这场群众运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它给上山下乡提供的惟一理由是"，知识青年"需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根据大量文章的解释，再教育的目的是使青年思想"革命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毛泽东从1960年就一直发出警告，中国有可能"变色"，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他特别担心新的一代人可能忘记老一辈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观"；而且认为学校教育是危险的，"知识分子"要想挽救自己，避免成为贪图享乐的修正主义者，惟一的出路就是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
在上山下乡的宣传中，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被赋予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要性，这是消灭"三大差别"、步入共产主义的重要步骤。根据斯大林的说法，三大差别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斯大林，1974：25-30）。在著名的"五七指示"（1966年）
中，毛赞成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号召各行各业都要兼学别样。从这个角度看，知识青年变成农民要比变成工人更好，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还有助于消灭城乡差别。
因此，为了防止城市青年变成"修正主义者"，他告诫他们要到他和其他中共领导人锻炼过的农村去。这项政策与不让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教育革命"结合在了一起。中学毕业生至少要参加两三年生产劳动，然后根据劳动表现和政治觉悟，而不是知识水平，由群众推荐上大学。
下乡"战略"对于向共产主义进军固然重要，却不能掩盖1968年末的紧迫形势和急需解决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没能给中国找到一种真正的新政治秩序，所以他有时也想恢复一部分旧秩序。主要措施是成立革命委员会。可是很多红卫兵拒绝结束争吵，暴力事件在1968年仍然时有发生。1968年7月，毛决定派"工宣队"进驻学校恢复秩序，并尝试把青年送到黑龙江和内蒙等边疆地区。但许多红卫兵抵制恢复秩序，只有很少的人自愿离城。
于是毛在9月发出两条指示，并在12月22号最终做出了让知青等"闲散"人员大规模下乡的指示。
可见，下乡运动显然跟结束红卫兵运动、消除这些造反青年一旦在城里无所事事可能带来的麻烦有关。这是毛否定红卫兵的一种方式，他本人在夏天就已训斥过五个红卫兵领袖。
下乡运动的这种政治动机从未公开承认，宣传上始终坚持它的根本政治目标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时这句话的意思是："巩固毛泽东的政治权力，防止刘少奇式的修正主义者反攻".实际上我们看到，直到毛泽东去世前的日子，下乡运动一直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场让千百万人的一生发生重大变化的大规模社会实验，加强了毛泽东本人建立在意识形态和领袖个人威望基础上的权力。
可见，公开的意识形态目标是与未公开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
这场运动的另外两个主要动机也有类似的联系。
（二）社会经济动机
除了意识形态动机外，当时的宣传部门也强调知识青年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毛泽东早在1955年就说过"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来自农村的高小毕业生，他们被要求回到自己的乡村，在新成立的合作社中担任会计、技术员和教师之职，但也动员了一部分城市青年到落后地区开荒种地。这项措施是对苏联类似的大规模政策的温和模仿。赫鲁晓夫在1953年推出这项政策，后由勃列日涅夫付诸实施，它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具有一些正面效果（见McCauley，1976）。但在中国，这一实验及后来向业已存在的村庄转移人口的做法，效果却不甚了了，因为它不具备使苏联相对成功的两个要件：农业机械和一部分下放青年的农业知识。事实上，这些城市青年只不过被要求做一些体力活，他们根本不可能做得跟那些从小干惯了农活的农村青年一样好；他们也没有受过农学教育。无论如何，在整个转移过程中，有些城市知识青年能够运用自己的基础知识，担任教师、会计、赤脚医生或（极少数情况下）干部，他们也能为农村的发展做出某些有益的贡献。但在很多地方，回乡的农村知识青年就足以填补这些职位。只有极少数城市知青能获得这类工作，大多数人只能干农活。
1968年强调的是再教育，但也提到了农村发展需要知识青年和其他城市"闲散人员".事实上，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农村，根本不需要知青的劳动力。需要为知青下乡找一个更具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无业青年给城市带来的负担。
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当时的宣传总说农村可以大有作为，而对这种明显的问题只字不提。
文革之前，那些既无法继续上学，也得不到稳定工作的过剩的城市年轻人给城市带来的压力，已经引起注意。官方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表示需要限制城市发展，这导致了户口制度的创立（Cheng &Selden ，1994）。1962年后，转移城市知青已经成为由专门机构从事的日常行政工作，国务院甚至制定了有关这一问题的长期计划（顾洪章、马克森，1996：39；定宜庄，1998：218-222），它是建立在对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预测上，对令人忧虑的城市就业前景显然起着决定性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该计划有两个重要的局限性：
第一，它完全受制于斯大林式的经济发展思想，即把大型国有企业和快速发展重工业放在优先地位，大量提取农业剩余。当1978年末认识到这种模式行不通时，大量增加城市就业很快便成为可能，而这主要是因为不再对轻工业、服务部门以及小型私人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限制（Bonnin，1988）；
第二，它仅有"科学"的表象。实际上，领导人对未来几年的人口和经济发展趋势并无精确的认识，他们仅仅依靠直觉行事。由周恩来监督制定的15年或18年计划从未实现，因为文革使这些构想化为泡影。
1973年，周恩来利用较为有利的形势，再次试图制定一项1973-1980年的计划。这表明领导人的脑子里一直认为有必要把城市青年向农村转移，但对这个问题的客观性质并不十分清楚，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兴衰也不是由后者决定的。
1968年，在学校停课、工业停滞两年多之后，文革初期还在上中学的几百万学生的就业成了一个大问题。对1966-1968年毕业的所有学生来说，要在城市经济中得到一份工作殊非易事。大学俱已关闭，更年轻的一代人等着上中学，大学教育已不是政府财政预算的重点。
于是，除了那些设法在城里找到工作或参军的少数人外，政府宣布他们"已经毕业"，并被送到了农村。
大多数外国和中国学者认为，城市就业问题是下乡运动背后的主要动机。但是今天已经不能把就业和城市人口问题放在如此突出的位置上。这场运动被彻底终止，恰恰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同龄城市青年进入就业年龄的时刻；1970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与人口转移运动的波动之间，我们看不到任何关联。表3列出了1954-1974年间非农城市人口新生儿数量，它们与1970到1990年间进入就业年龄的青年数量大体一致。①「我没有扣除死亡人数，这一年龄段的死亡人数不是太多，且对总体趋向没有重要影响。
有关下乡运动统计数字的主要难点是，就这方面的情况（与这一时期其他方面的情况一样）而言，与城市人口惟一相关的标准是拥有非农户口的城市人口。不幸的是，1982年人口普查后官方选择了另一个标准，所以大多数回顾统计都没有提供与这个标准相一致的数据。
但我们有足够的数据克服这个难题，至少是部分克服。」
在1970-1976年期间（而且很可能始于1966年，因为1949年恢复和平后出生率就开始上升），进入就业年龄的人数是相当多的。由于1961年的"坏年成"，出生率出现小幅下降，但新一波高出生率将使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劳动力市场更加人满为患。此后数量开始下降，但直到80年代末一直很高。因此，如果把向农村转移城市青年当作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法，那么这一政策本应在1968年后持续20年。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一转移仅仅维持了10年，1979年大量知青开始返城。从人口学角度看这一年情况最糟，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就业状况最紧张的一年。
在1968年后的下乡运动中，显然不是就业问题发挥着关键作用。
当然，人们仍可以认为它在领导人的头脑中起着关键作用。但这种假设也受到严峻的挑战，因为证据显示，在"十年文革"中，到城里就业的农民数量与下乡知青人数大致相等。
截止到1976年底，农村大约有800万知青（见表2）；而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所有资料都证明，截止到80年代初，至少有800万农民在城市就业并转为城市户口。①「参见Feng&Zhao ，1982：126；劳动人事部政策研究室编，1987：319.这些资料提供了更高的数字，显然是因为它们把返城知青人数也算在了下放知青和从农村雇用的"农民"的人数之中。后来的文献表示，1976年以前一共从农村雇用了1400万人，包括800万农民和600万知青（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编辑部，1990：138）。800万的数字可能偏低，因为它来自另一份官方资料提供的1971-1972年的数字，见"中国劳动人事年鉴"编辑部，1989：195-211.」
在70年代末退休的人中间，按照顶替制度，甚至允许他们的一个农村子女顶替他们。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2年2月10日：885-886.」
显然，就业问题是文革前下乡的主导因素。但从1968年开始，强调的却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这深刻改变了转移政策的意义和后果。
在1969年2-3月（正好是大规模下乡运动的初期）召开的计划会议上，周恩来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中回答了某些代表提出的问题：如果城市工厂需要劳动力怎么办（见顾洪章、马克森，1996：85）。这些问题表明，下乡政策完成了一次重心大转移：文革前的问题是城市青年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文革后的问题则成了到哪里寻找劳动力以代替下放知青。
我们只要看看城市增长问题就可以清楚，在大规模下放时期（1968-1977），知青和数百万其他城市居民（干部、知识分子、"闲散人员"、坏分子）的外迁所带来的"成果"，都被农村居民的永久性迁入抵消了。
上表表明，在1968-1977年间，尽管有将近900万知青、外加几百万其他城市居民（大约300-500万）从城市迁出，但存在着大致的平衡。这似乎表明，要么从农村雇用的劳动力数量多于800万，要么是这个数字包括了与他们合法团聚的家属。
由此可见，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文革之后的下乡运动而言，就业和控制城市化的问题是从属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的。这并不是说负责具体落实的领导人不起作用，但他们对这场运动的规模和形式影响甚微。毛泽东在1966年宣称，任何时候都要"政治挂帅"③「见1966年第1期《红旗》杂志社论。」，他为了在下乡问题上让这项指示得到肯定，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
可见，下乡运动的动机是多重的，不同的时期侧重点也有所变化，这主要由于当时高层有不同意见。从下乡政策和管理的变化上即可看到这一点。
三、计划与组织：最高层之间的关系
从文革伊始到1976年毛去世，各级官僚的表现确有些悲壮。最高领袖的政治理想把这个大国搞得动荡不安，他们则费尽心力地试图按照"科学唯物主义"为它建立某种秩序和计划。
根据中国学者和离职干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撰写的著作，我们现在对主要领导人在下乡问题上的想法和行动，以及他们对这场运动的行政管理，才有了更好的了解。
政府对文革前的下乡活动尝试过认真的计划和组织。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机构，负责为全国和省级的下乡活动起草计划和组织日常会议。①「关于1962年到1982年负责下派工作的官方机构的演变，参见顾洪章、胡梦洲，1996：245-250.」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6月提出了一个15年计划，它很快又变成了18年计划。该计划认为，刚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在两年后收到成效，当16年后年轻人达到就业年龄时，将发生劳动力供应的下降。
这个非常粗略的纲领性文件从未公布过，但每年都制定一个计划。
1964年1月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向农村安置城市知青的领导小组，由当时分管农垦局的副总理谭震林任组长。由于当时的下放工作是根据自愿和半自愿的原则加以组织，谭似乎很清楚说服大量知青离城的困难。在1965年秋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旨在将1100-1200万知青下放农村的15年计划。在会议刚开始时，他预计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将有600万青年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但他在会议结束时预测，这一时期只有366万人能够离城（见顾洪章、胡梦洲，1996：76-79）。
文革使所有的长期计划落空，专职部门都被撤消，大多数知青也趁机返城。但在1967年底和1968年初，他们又被强制返回农村。
当下放工作在1968-1969年以更大规模重新启动时，强调的是干部群众贯彻毛主席指示的热情，而不是计划和组织。谭震林在1967年2月被解除官职，此后领导小组及其管理部门中央安置办也撤销。进驻所有学校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竭力贯彻毛的指示。现在我们知道，即使在这些混乱日子里，中国的官僚仍然恪尽职守，落实政治领袖的决策。然而安置办虽然备受批评，领导也被撤职，它却仍在"秘密"工作，并两次搬家（见顾洪章、马克森，1996：89、93）。1969年12月，它脱离农垦局与劳动局合并，该局的军代表成了它的领导。当时有两名干部在中央一级负责1960年以来下放的大约600万知青的工作。1970年6月，这个局更名为"安置小组"，被并入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的劳动局。它的名称从未见于报端，但一直存在并出版一份内部通报。在1969年2、3月间的国家计划会议上，决定该年下放400万知青到农村。
这一庞大的数字完全是以当时的革命热情为基础，表明了此项计划未必反映着经济理性，而是用于把乌托邦变为现实。
1968年，为管理下放工作成立了一些专门机构，由于这项工作是在地方一级展开，所以它们有不同的名称，职能也略有不同，隶属于不同的部门（见刘小萌，1998：275-284）。
直到1973年，在有利的政治形势下（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开始着手对这场运动加以整顿。
然而毛泽东后来又使这场在1971-1972年失去动力的运动重新复活。1973年4月27日，周召集了一个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下乡运动，表示要对毛的愿望迅速做出反应，同时将文革前下乡工作中的经济理性、良好的管理和计划重新引入这一运动。
1973年以后，这一运动无疑得到了更好的计划和组织。这年10月，成立了负责知青安置的领导小组"知青办公室"，对贯彻领导的决定起了重要作用。但知青办隶属的领导小组在1976年以前并不存在，原因不详。知青办干部为一个不存在的领导小组工作，并没有明确方向。
当它在1976年终于成立时，知青办成立已经快三年了（顾洪章、胡梦洲，1996：136、247）。1973年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提出并在随后推行的改革，又给下乡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使下放青年的人数再次增长，这也意味着对某些极左意识形态目标的摒弃。例如，免予下乡的条件种类增多了，这与全面下乡的潜在要求是相悖的；知青主要下放到他们所在城市的郊区。在全国知青会议之后形成的株洲模式中，将知青与农民分开，在独立的农业单位中劳动。
1973年的改革为1978年之前的下乡运动制定了大方向，这似乎是意识形态与理性的管理之间的某种妥协。但这种妥协是脆弱的，经常被动摇。大学高考的恢复导致了张铁生事件，激进派把这个在考试中交白卷的人称为英雄。极左派也开始抨击官僚，揭露一些干部为了让子女回城或上大学而走后门。然而毛泽东怒斥了这种抨击，他在内部讲话中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走前门的也有坏人。"同时江青给河南的一个知青写信，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批孔运动，赞扬他们"扎根农村取得的成就"（刘小萌，1998：548-555；顾洪章、马克森，1996：126-127）。这是极左派把知青争取到自己一边而做的努力，他们"批周公"，反对温和派允许知青下放几年后返城的做法。由于周恩来对宣传部门发出严厉批示，这封信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响应，但也没有挡住他们利用一些知青典型去反对周恩来和他去世后可能接班的邓小平。
"四人帮"后来攻击邓小平时，便是在下乡政策和大学生选拔方式上大做文章。极左派抨击他赞成知青返城，他们要让知青扎根农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而邓小平则要"拔根".实际上，当时的"拔根派"并不反对知青下放，但他们赞成轮换制度。负责下乡运动的官员在这一问题上持有轮换还是定居两种意见。这是知青办一直要求抓紧成立领导小组的原因之一。但采取主动的依然是毛泽东，起因还是一封"群众"来信。1976年1月16日，两个陕西村民给毛写信说，他们无法在城市工厂就业，而农民没有推荐的城市知青却得到了这些工作。让农村青年得到这些工作才更公平，更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毛在这封信上批示说："送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为贯彻毛泽东这最后一条有关下乡问题的指示，领导小组终于建立起来，由陈永贵任组长。他开始为一次全国性会议做准备。由于意见分歧，准备工作颇费周折，以至于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时准备工作仍未就绪。在极左派影响下写成的一个报告于8月28日送交当权者，但9月9日毛的去世中断了所有准备工作（顾洪章、胡梦洲，1996：130-132）。同时，邓小平随后也被撤职。1976年9月底的一篇官方文章宣称"，发动和领导"批邓斗争的原因之一，就是毛强烈反对邓小平修改下乡政策。①「见1976年9月27日《光明日报》第3版。」事实上，毛在生前绝不允许其他领导人质疑或修改他的上山下乡观点，更一般地说是他的教育方针。
从1962年到毛去世，毛对下乡运动的想法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动机，而温和派领导的想法则主要取决于他们认识到的经济必要性。但从长期来看，每一方都需要对方。只有毛的最高指示才能动员千千万万的百姓及干部，但是实际工作只有庞大的官僚队伍才能实行。
在下乡运动期间任何领导人都不反对下放政策，毛去世后依然如此。
华国锋在1977年仍然热心维护这一政策。
1978年末召开的全国知青会议上领导层达成了新的共识。基本设想是，下乡政策终将取消，但为了避免给城市带来就业和人口过剩的问题，这项工作不能操之过急。当时仍有必要对下乡运动给予积极评价，虽然必须否定"四人帮"对政策的歪曲。邓小平曾在1978年3月的内部讲话中表示，对于下乡带来的问题，长久的解决办法是在城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①「关于1978年主要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无法证实的）内部表态，参见顾洪章、胡梦洲，1996：153-162.」但这次知青会议决定，目前仍有必要让一部分知青下乡，但要改善条件。对于那些下放时间已久、有家庭困难和健康问题的知青，可以允许返城，其他人仍要留在当地。这次从10月31日一直开到12月10日的全国知青会议做出的决定，未能阻止大量知青在1978年到1980年间返城和这一时期下放人数的大幅降低（见表1和图1）。主管部门在1979年仍竭尽全力贯彻会议决定，但下乡运动终于在1980年全面停止。1981年11月25日，在大多数知青已经返城的情况下，中央知青办也完成历史使命，它被并入劳动总局下面刚成立的就业司。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知青的大量返城，正值人口史上最严峻的时期（见表3），结果为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就业问题。虽然政府采取了重大措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这些问题仍延续了多年。
四、社会抵制的形式和效果
（一）失效的融合导致消极抵抗
由于种种原因，知青并未融入农村社会，他们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对此只能做一概述。第一个原因是，大多数知青并非真正自愿，而是被迫成了志愿者；其二，与他们在城市上学时的条件相比，物质、文化和道德条件都严重下降，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不能自食其力，只好依靠父母或向村里借钱；其三，农村并不真正需要他们，而是把他们当成负担，这种状况给外人融入农民社会总会遇到的一般困难雪上加霜；其四，要求知青学习的是理想的农民，而现实中的农民与理想的农民相去甚远，结果，那些在农村呆了数年仍然无法返城的知青，成了农村的边缘群体。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满怀忧虑，与那些能够离乡或当初没有下乡的知青相比，他们觉得自己的处境太不公平了。
因此出现各种形式的社会抵制也就不足为怪。1978年之前，这种抵制主要是消极的，因为社会和政治控制体制不允许进行任何反抗。
异端行为经常出现，小的违法行为司空见惯，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叛逆文化或"类"文化，如知青歌曲或地下文学。①「关于类文化的资料目前很多。两个很好的例子是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和任毅的《生死悲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当时对整个社会气氛最具破坏力的，也许是几乎所有知青为寻找出路而做的种种努力所造成的影响。知青们的命运与城里人的状况之间的巨大差异，似乎为任何恶劣的行为提供了合理依据。正是在那个时期腐败迅速扩散，这主要是因为知青及其父母为获得离开农村的资格而不择手段。同时，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意味着最不道德的人生存）
在人们的思想中广泛传播。由于害怕失去回家的机会而拒绝结婚，或者相反，在返城欲望的激励下仓促结婚，给知青的性生活和情感生活造成了深刻影响。一些女知青同意与那些答应帮她们离开农村的干部发生性关系。成千上万的人采取了非法返城的过激措施，为此不得不在城里躲躲藏藏地生活。在边疆地区，有些人甚至非法越境，这要冒很大风险，而且有可能意味着永久流亡。各种形式的消极抵抗，对当时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作用。②「这里对下乡运动的社会和道德后果的描述，是对我的著作（Bonnin，2004）第11章的概括。它是根据访谈、文学作品和各种已出版的证据完成的。」
（二）有利的环境导致积极和成功的抵制
虽然舆论宣传仍在动员下乡，但整个社会已对下乡运动怨声载道。
1973年的变革部分地是为了应付这项政策引起的最突出的难题。但它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结果是不满情绪有增无减，特别是在毛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人们希望尽快结束这场运动，虽然华国锋表示坚决执行这项政策，但是很多知青认为时机已到，不可错过。这一代人对官方态度的转变至关重要，他们并不想等到全国知青会议有了结果后再采取行动。③「10月31日召开的全国知青会议由于在该问题上争论激烈，直到12月10日才结束。」10月底，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农场知青发起了一场运动，
一开始只是签名请愿和在当地组织游行，随后却演变为5万知青的大罢工，并且派代表去了北京，10名代表在北京受到副总理王震的接见。
尽管这些知青领袖被迫写了自我批评，以为政府挽回面子，其实这场运动大获全胜。农业部的一个副部长到云南访问，知青们用下跪痛哭来迎接他，还发生了一次集体绝食抗议。
这次访问之后，有关部门便做出了与最近的全国知青会议决议相反的决定，云南农场的知青与插队知青一样，都有资格获得回城的机会。因此，当《人民日报》把知青代表的自我批评和王震的严厉批评一起发表后，几乎所有的知青立刻向农场领导告别，他们挤进一切可能的车辆去昆明，然后坐火车返回自己的城市（上海、重庆、成都、北京）（刘小萌，1998：747-748，2004：436-438；顾洪章、胡梦洲，1996：180-181）。云南知青的行动最引人注目，且具全国性影响，不过当时其他许多地方的知青也采取了行动。在黑龙江的北大荒，知青未经许可就一波一波挤进火车打道回府（顾洪章、胡梦洲，1996：182；火木，1992：318）。当时知青将这次回城风戏谑地称为"胜利大逃亡".①「有很多文章描述过这一过程，其中之一是刘小萌，1998：738.」
全国知青会议允许那些生病或有具体个人问题的插队知青回家。
由于社会普遍抵制的运动，这种许可使那些无法通过顶替制度回家的知青都回了家。很多医生很容易被说服为知青提供（或卖）证明，也不难让大多数干部相信插队知青或他们父母的生活确有困难。"回城风"之猛让政府很难大力反对。但知青会议明确规定了三种类型的人不能回城：下放到国营农场的（他们按月领工资）；已在当地城市就业的；已在农村结婚的。很多抗议主要是由这三种人组织，原因即在于此。他们行动的结果是，大多数被安置在农场的知青都得以返城，只有一种例外：1963-1966年下放到新疆的10万上海人。从1979年春到1981年1月，在云南知青的鼓舞下，他们先后组织了四次集体行动，但当时只有极少数人得到允许回上海定居。大多数呆在新疆的人（或被迫返回新疆的人）都在80年代中期非法回城，因为在新疆实行了"家庭农场"制度后，他们失去了生存手段。由于他们的原籍城市当时拒绝提供居住许可证、住房或工作，使数万人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在90年代初都拿到了城市户口，但很多人的生活十分艰难，他们没有社会保障，进入老年后也领不到退休金，虽然他们举行过无数次集体行动。①「2001年7月和2004年7月作者与知青M.X.L.、L.Y.O.和R.L.Z.的交谈。」我对有关这一特殊群体的各种可能的解释进行评估后得出的结论是，当时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央政府的态度；他们后来的困境，则要归咎于中国大陆这个最富裕城市的冷漠。
至于那些已在当地城市安排工作的知青，他们的相对分散性使他们无法诉诸集体行动，但其中一部分人也通过个人活动设法回了城。
只有下放到山西的北京知青，他们中间获得非农工作的人数比例达到不同寻常的50%②「见1985年5月15日《中国青年报》第1版。」。但仍于1985年和1986年在首都组织了小规模的集体行动表达回城愿望。不过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直到90年代初才得以返回北京。③「2000年8月5日作者与一群前知青的交谈。」
夫妻知青也终于获准回城了，但夫妻来自不同城市的知青却面临着新问题。他们不得不在各自的原籍城市两地分居，同时力求找到面临同样问题的夫妻对换户口。最困难的是那些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按规定是不允许他们回城的，政府打算在他们村庄附近的地方给他们找一份非农工作，后来又在附近的城镇给他们安排工作。这引起了离婚、精神病甚至自杀，因为很多知青（大多数是女性）对自己的婚姻追悔莫及。④「事实上，很多女知青如果得不到父母的帮助，为求生存只好嫁给农民。作者2000年8月6日与曾经嫁给内蒙古农民的前北京女知青ZL的交谈；并参见刘小萌，1998：518-519.」
由此可知，除了情况特殊的极少数知青外，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下放的所有知青，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回了城。下乡运动发动和结束的两次高潮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后一个高潮更重要：从1968年底到1970年间，大约有500万知青下乡，而从1978年末到1980年初，大约有600万知青返城。知青通过积极和消极抵抗，终于使这一运动寿终正寝，其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远远超出领导人的初衷。此外，1978年到1980年期间的下放知青的条件虽然大为改善，政府的计划数字也变得较为适中，但下放人数仍远低于这一计划。⑤「1979年计划下放的人数至少是80万人，但实际只有247700人离城，大约为三分之一。」知青会议决定下放工作还要持续"若干年"，但在1980年就突然停止了。这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案例。对于中国的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当然，完全是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才使这种成功成为可能。
在对付1978-1979年的知青集体行动时，当局运用了它的大部分惯常的手段：对示威者按不同类别进行分化；防止串联；批评且常常惩罚示威领袖；强调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等。但这些办法并未完全奏效，行动者得益于某些有利的环境。当时城市社会很大一部分人都饱受下乡运动之苦，因此他们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强大支持。他们有强烈的团结意识和归属感，要求简单明确，对全体知青及其父母都有号召力。最重要的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已经启动，而改革前期的"落实政策"包含着对受害者的补偿。对比文革期间试图回城的知青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别。1966-1967年回城的知青力图对抗的是毛的下乡政策，而在当时，个人的利益和要求是无足轻重的，不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做法被认为"很自私".再加上当时知青人数很少，大多数人的"阶级出身"又不好，这使他们不易得到别人的同情。最终他们的要求以失败告终。
十年后的政治气氛已大为不同。在1978-1979年的知青行动中形成的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着一种新的社会游戏规则，它或多或少一直延续至今。国家开始承认存在着一个有自身需要和愿望的社会，为了促成较为和谐的社会气氛和实现四化所需要的经济活力，需要对它们给予尊重；抗议者敢于提出他们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是限制在一定范围的，必要时还会做出自我批评。作为交换，当局也会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例如云南的情况。虽然距公民社会的形成尚远，但乌托邦式的社会模式也已风光不再。由于1978年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这些变化，再发动一场1968年那样的下乡运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五、中长期后果
（一）经济后果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在1957-1977年间，中国的可耕地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1978年，农村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13公顷，相比之下，日本是0.7公顷，印度是1公顷，美国是48公顷（见Yeh ，1984：692）。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并不需要外来的普通劳力。虽然知青也许能为开垦荒地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是有限的，因为当时的政策既未考虑经济收益，也没想到生态平衡。在"十年文革"期间，政府投资了46亿元建立垦荒农场，但收入只有14亿，亏损32亿（见田方、林发棠，1986：76-77）。由于优先强调"再教育"的目标，也由于领导层缺少专业人才，这些农场知青付出的大量劳动一无所获，甚至有害。特别是在西北，毁林种田和以农代牧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参见胡焕庸，1985；原华荣，1985）。20世纪70年代末几乎所有知青突然离开农场，除了1979年在南方的春耕期间外，并没有引起大的问题。多年入不敷出的云南国营农场，在1980年赢利4100万元（见顾洪章、胡梦洲，1996：184）。
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这种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农村的发展。
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区造成的损失。①「关于获得非农工作的知青占多大比例，只有少量粗略的统计（见Scharping ，1981：287，329）根据这些统计数字和我的访谈资料，估计这个比例为15%左右。」而且它们为时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样培训当地青年承担这些工作，从长期来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况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知青离开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农村改革，才为农村带来了实质性的改进。
至于"消除三大差别"，惟一可以觉察到的影响是在社会文化方面。
在一个被户口制度严格分离的社会，知青的出现②「1977年，吉林省的三个生产队中就有一个要接收知青（《吉林省志》，1998：84）。尽管吉林是接收下放知青比例较高的省份之一，但这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接触到了城市知青。」使农民对几乎一无所知的城市世界有了更清晰的印象。同理，知青也对农村有了亲身体验，后来成为作家、电影导演或社会科学家的知青，也能够与大众分享他们的下乡经历和反思。但是，促进这两个世界相互理解的效果有限，它并没有使两者之间固有的等级差别发生改变。从某个方面看，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相比，它甚至强化了城乡差别，因为对城市毕业生及其父母来说，获得一份城市工作，不管它是什么工作（体力或脑力），才是最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初很多有关城市社会的研究表明，在下乡运动和对农村的正面宣传进行了近20年后，城市对农村和农业劳动的歧视仍很严重。①「1978年底，政府仍然把"创造一个务农光荣的社会新风尚"作为工作内容（见1978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第4版）。」
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双方的相互了解只能使一个事实变得更加醒目：生活在城市拥有很多特权，如享受食品补贴、福利和文化活动。
在下乡运动期间，城乡之间的客观差距并未降低。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消费比例从1967年的1：2.26上升到1977年的1：2.91（国家统计局，1983：484）。下放知青增加了农村的人口压力，因此只会扩大城乡差距。下乡运动对缩小城乡人口的身份差距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它并没有使户口制度发生改变。相反，这一政策更加突显了拥有城市户口的重要性。毛去世后的经济改革允许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在减少城乡差距方面更加有效，尽管这种差距至今依然很大。
在降低工业化成本和减少失业方面，也没有带来正面的"收获".1968年出现的就业问题主要是文革引起的，只要严格贯彻阻止农民进城找工作的规章条例，这一问题在几年之内就能得到解决。然而我们看到，在下乡运动期间，城乡之间其实仍然存在人力交换。尽管把知青转移出城，固定员工的数量仍持续增长，而1967年到1977年期间的工业生产率却在下降。
工业投资的利润率从1966到1976年间下降了44.1%（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1987：224；Li，1984）。从长期来看，文革后的下乡运动使城市失业和城市人口增长问题进一步恶化，因为进城取代下乡知青的农村居民数量和返城知青的数量加在了一起。下乡政策的终结和知青返城给城市就业带来了严重问题：1979年就业缺口为2000万。很多青年、新毕业生和已经不太年轻的知青，不得不等待数年才能找到工作。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被迫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如对劳动效率有害的顶替制度。但从长期来看，这也促使他们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如做出有利于轻工业和服务业的调整，恢复私人和集体所有制，改革工作分配制度，它们都加快了向更有活力的经济的转变（见Bonnin，1988）。因此可以说，知青返城比他们离城对城市经济更有利，因为这迫使政府放弃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和就业制度。
即使我们只考虑下乡运动的时期，下乡政策似乎也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任何好处，当然也不会对政府财政有什么好处，它为安置知青而背负着沉重负担，尤其是1973年为改善知青生活条件而进行改革之后（见表5）。
上面这些数据仅仅是直接的政府支出，它主要包括付给知青的"安家费"——虽然这些钱对于解决他们的安家和日常生活问题很可能是杯水车薪，不包括地方政府、农村接收单位和父母所在的城市单位（这些单位1973年后被迫承担了沉重负担）的支出，也不包括维持分管知青机构的所需开支。据某些地方的估算，这些开支与政府的直接开支一样多（顾洪章、胡梦洲，1996：218；刘小萌，1998：842）。这样算来，实际支出大约在150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被迫为孩子提供大量资助的父母的支出。在1968年到1979年下乡运动期间，政府的总支出相当于同期政府预算的1.5%.在运动的末期，改革派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些支出的不合理性。据传，邓小平曾在内部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四个不满意"是指农民、知青、知青父母和政府都不满意，这一说法据说是出自李先念之口（见顾洪章、胡梦洲，1996：158）。
但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场运动造成的长期经济损失，主要还不是金钱意义上的损失，而是那个时期教育水平的整体下降。
（二）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
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至于根据革命品质而不是专业成绩选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实现一个平等社会的目标，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除了在战争或革命时期，以道德作为提拔精英的社会制度难免导致伪善和因循守旧。
这两种现象在下乡运动期间也泛滥成灾，因为离开农村的必要前提是，你必须公开宣布自己打算永远扎根农村，你要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表示支持这场运动的信条。这自然会导致对所有理想主义说辞的普遍怀疑。此外，由于对知青进行奖励的决定权掌握在干部而不是"群众"手里，这种选拔制度必然导致阿谀逢迎和腐败。正如我们所见，下乡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严重道德败坏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在实现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方面，它也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变化。工人阶级子弟因阶级偏见而有所获益，但远不及干部子弟：他们的父母地位优越，能够保证让他们返城并获得好工作。当时只要一涉及干部子弟，世袭制身份继承就会得到加强。与文革之前相比惟一重大的变化是，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大量青年被排除在特权阶层之外。毛的政策未能阻止"新阶级"重新出现，它只是把"坏分子"清除出了这个阶级。
"按思想品德选拔"的制度，从长远看对国家的发展也造成了不良后果。当权者试图以此培养"革命接班人"，而不是高水平的专家，甚至牺牲了普通教育。文革期间学校停课，从1966到1976年，一代城市青年几乎一半被下放到农村，大学和技校学生数量锐减，技校毕业生减少大约200万人，大学毕业生减少100多万人（见张化，1987：150），城市教育水平下降。下乡运动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学习成绩与城市青年的前途割裂开来，造成了大量的人才浪费，对"读书无用论"的泛滥起了重要作用。
至于让城市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则是失败的。知识青年变成农民且安于这种身份者微乎其微。下乡经历没有使他们变成献身于实现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而是学会了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没有成为雷锋那样的纯粹利他主义者，而是学会了在艰苦条件下为个人生存而奋斗；他们对任何绝对理论都持怀疑态度，并且只相信自己。
这一代人被称作"失落的一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那一代人一样，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他们不再尊重孩提时代学到的价值观；他们也失去了在最佳年龄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又被称为"耽误了的一代。"①「例如，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席王照华就采用了这一说法，参见岳军柱，1994：19.」当政府将目标转向四个现代化、重新强调教育和文凭的价值时，这种教育机会的损失就更加可悲。1977-1978年恢复了高考制度，为给他们提供机会而规定了特殊的年龄标准，但他们中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进了大学。其他很多人为了挽回部分损失，选择了上夜校和电大。
不过，也不能仅仅从负面角度描述这一代人。他们还是"思考的一代".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也有所收获。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获得学习机会的人，实践经验和知识的结合使他们受益匪浅，至少在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是如此。虽然这一代人在最高层缺少代表，但是人们公认，当过知青的干部和企业家比普通人更务实、更果断。
知青还有同属一代人的强烈归属感，这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团结意识，现在仍然如此。
但大多数人为这种特殊经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他们在改革后的城市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变成城市劳动力的时间较晚，尤其是接受的教育残缺不全，使他们过去那个"知识青年"的称谓颇具讽刺意味。由于缺少改革后的经济生活所需要的技能，很多十几岁下乡的人在50岁时又被迫下岗（见陈意新，1999）。
六、结语
由于有了新的资料，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今天为这场运动的利弊得失提供一个总体评价要容易多了。伯恩斯坦在其著作的结语部分，对这一下乡"纲领"能否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应付过度城市化和城市失业问题的一种模式表示怀疑。虽然当时的资料有限，但他的回答却是经慎重考虑的。他怀疑第三世界的政府将这种政策强加于国民的能力，对是否值得仿效这种做法也持比较谨慎态度（见Bernstein ，1977：290-299）。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政策并没成为一个成功的榜样，即使在中国，这项实验的负作用也远大于正面作用。事实上，"纲领"一词（意味着它是面临相同难题的国家可以效仿的合理的经济纲领）似乎不适用于1968年后中国的下乡运动。知青下乡首先是一场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当新领导人决定优先发展经济，试图用经济理由维持下乡运动时，那种"合理性"的缺陷就显而易见了。他们必须考虑到对这一运动的大规模抵制和它的另一些负面作用，曾被说成经济上具有"必要性"的知青下放，似乎也没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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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来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