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一场锻造新一代的运动

1968-1980年间，大约一千七百万城镇中学生被遣送到农村去。由于这些年轻人原则上必须在剩下的大半生中自我改造成农民，因此这场有组织的重要人口迁移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的最彻底最根本的政治运动之一来进行的。由1955年至1966年之间已经分别组织过类似行动，不过范围小得多，而且是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在中国一般都将最初的几次遣送宣传成是毛主席的创举，其实在当时情况下，是直接受了一种苏联模式的启发，那是1953年赫鲁晓夫提出的一项政策。然而，1968年起，在中国掀起的这场运动，从形式及规模上来说 ，在世界或在中国都构成一桩史无前例的事件。

这场运动对整整这一代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打乱了几百万有关青年（大约占那一代人的一半）的生活秩序，而且影响到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整个城市社会，甚至农村社会的相当一部分，因为迫不得已必须给这一大批外来者腾出地方。根据毛泽东的旨意，运动被纳入“教育革命”总政策的范畴内，这就对当时的教育质量施加了极其负面的影响。连那些没有被遣送下乡的城市青年也深受该项政策之害。因此，这整一代人可以被称作“失落的一代”。1966年掀起文化大革命之时正在读中学的青年，在1968年及1969年大批下了乡，他们对那特殊的一代尤其有归属感。在乡下平均待五六年，有些待了10或11年，影响要比红卫兵运动持久，这后一场运动固然是起非凡的事件，但为时甚短，而且是前后脱节的。然而，整个西方世界都听说过红卫兵与文化革命，但很少人知道遣送“知识青年”下乡的运动。

几个词语的诠释

先来介绍一些与这项政策有关的专有名词，这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它的来由、目的以及形式。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就是在农村打天下的。其他国家大多数的共产党主要依靠城市工人阶级夺得政权，而毛则相反，他是依靠农民大军和“农村包围城市”[ 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夺取政权，主要参考J. Guillermaz, 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1921-1949), 1975；以及L. Bianco, 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1915-1949, 1987。]。

早在1942年，中国共产党就在延安红色根据地（主要是农村）开始使用“下乡”这个词语，专指把年青干部及知识分子短期送到农村去锻炼。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准确地说是从1955年起，中共政府就号召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下乡”或者“上山”。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的“1956-1967农业发展纲要”里，第一次将“下乡上山”这一双重词语运用在这个意义上[ 张化〈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87，页141。]。这个词语当时也同样指把干部及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地区去[ 这种意义上的说法第一次似乎出现在刘少奇于1958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里。]。逻辑上说，倒过来的“上山下乡”的说法只是在山区使用[ 例如江西省，见1960年2月7日《人民日报》第4版。关于专门术语的问题，可以参考文化革命前的一本著作：T. A. Hsia, A Terminological Study of the Hsia-fang Movement, 1963。“下放”一词通常用于干部及知识分子，有时也包括知青，但是应该区别涉及干部及知识分子的“下放运动”与涉及知青的“下乡运动”。]。1965年一场发展山区运动之后，这一词语用得越来越频繁，最后替代了另一个，成了泛指遣送下乡的专用词语。比如，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就是“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1968年底掀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也名为“上山下乡运动”。将两个词语掉过来说，并不真的意味着要把遣送发展到高山上去，可能政府当局想借此突出运动的光荣高尚的英雄性质（毛的诗词经常高调颂赞崇山峻岭），同时也可以让那既不好听又不得人心的“下”不那么刺耳。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是使用“下乡运动”，本书也是使用这个简单词语。

运动涉及的年青人称“知识青年”，缩略为简称“知青”。因为外国没有这样一类群体，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外语译法。根据中国官方规定的标准翻译，英文是：“educated youth”，法文是有点儿别扭的“jeunes instruits”。这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专用词语，非指有“知识”的青年总体，仅指那些去了农村安家落户的，或者即将成行的[ 参看《争鸣》1984年9月页65，“她仍然是一个有知识的青年，（一旦回到北京就）没有人再称她知青了”。]。多绝妙的一个言辞生硬的政治宣传术语实例！

50年代初期，该词语出现之时，小学毕业就足以被当作“知识青年”。实际上，在那个时期，这个词语主要是指在城镇念过书的农村青年，国家鼓励他们回乡。可是，从1955年起，特别在1960年代，这个称呼就扩大泛指城市青年了，政府企望说服他们中学毕业后到农村去劳动。打自这个时期，就有了两类知识青年并存：“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 在此需注意，该词在某种情况下指城市青年回到父母一方在农村的老家，不过更确切应该使用“投亲靠友”这一词。参见第9章注42。]。本书中涉及后者较少，大部分篇幅是论及遣送城镇青年的问题。

组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是自1955年一直到1980年。不过，我们不会详细探讨1955到1960这段时期，为的是将研究集中在1968年开始掀起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严格地说就是从文化革命结束时起。虽然这场运动部分延续了先前的某些做法及惯例，但无论从它的规模、形式、动员口号，还是它在毛王朝晚期所起的作用来看，它实际上构成一桩独特的历史事件。

我们在这里要做的，就是孔子所称的“正名”，因此也必须说清楚本书提到的“文化革命”的定义及时间界定。不是现今中国政府所提的“十年文革（1966-1976）”。假使说“文化革命”有所指，那只能是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一大约3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暴力斗争导致了政府体系的部分崩溃，最后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建立一个新政府，这次大会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就是说结束了）[ 见林彪在该次大会上作的报告，《红旗》1969年第5期，页7。]。部分群众的积极参与表现出这个时期唯一的“革命”一面。这场“造反”虽然是由毛鼓励和操纵的，但也有自发自主的成分，因此不能将文化革命看成是一场简单的政变或者派系斗争。但是，在诉诸武力镇压完全降伏了红卫兵，又在1968年底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之后，1969年4月成立了新政权，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在此期间，派系斗争尖锐无比，而且完全是在政权体系内部，最后以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告终，这在逻辑上可以说是一场政变。胜利者恰是1966年的失败者。他们将两个不同时期混在一起，统称“文化革命”，目的不外是要把下列两者全都钉到历史耻辱柱上：一是文化革命中的反官僚造反行动（当然，那是错综复杂地与法西斯式暴力纠缠成一团），另一是1969-1976年间的恐怖镇压时期，其实更应该确立为毛“王朝的终结期”。这种词义上耍花招倒真的是基于伟大舵手1974年10月发出的一条指示，认为需要再次掀起文化大革命。同时也构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使邓小平及其他党内斗争的赢家可以在1981年对党的历史重新作出评价，并将此定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红旗》1981年第13期，页3-27。]。1970年代，老百姓未曾认可这种偷天换日的转义。受访者们主动跟我说他们是“文革后”下乡的，这显然不是指“1976年之后”，而是“从1968年底起”。1980年代两种说法都出现在非官方的讲话及文字中[1980年代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后记里有一句话，谈到文化革命，就是我所持的观点：“文革后，我们曾经历了相同的命运，几乎全部地从城市、从学校，走到了农村、边疆。”，见陆星儿《遗留在荒原的碑》页459。]。 可是，1990年代以后，只见官方的说法强占了话语权并独断独行，随着而来的就是大肆删减、歪曲篡改这个时期的历史。所以我仍然使用包含原来意思的那个词语，那是在毛及邓小平先后为了不同的因由赋予它另一个意思之前。当我列举资料出处时，如果涉及另一个定义的“文化革命”，就会把这个词语放在引号里。最后，还要再强调一件事，就是好几位西方学者以及流亡国外的老红卫兵也都拒绝接受官方现在的这种断定法[ 见A. Chan 为刘国凯写的?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所写的〈出版者的话〉页13，及?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

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亦见刘国凯《封杀不了的历史》。]。

运动提出的几个问题

希望籍着本著作能让读者对下乡运动有个总的认识，为此我不仅揭示发起运动的领导人的公开或隐蔽的动机，与他们为达到目的为所使用的手法，同时也会展现他们的这些决定在整个社会上引致的后果。通过对这场运动做的总结，我们会阐明集权政府的局限性以及跟毛式乌托邦臆想正相反的结果。该项政策于1970年代末中断，那时也是经济改革的开场时期，在分析此政策终结的时候，我们会再三思考这个时期社会与政府关系中出现的变化。

西方及中国学者先后研究过该项政策的动因，他们都只停留在经济与人口层面。不可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50年代初起，就别树一帜，采取一系列行政措施限制城市的发展：建立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以便控制人口流动，把农村出身的中小学毕业生遣返回老家，又将为数惊人的干部、专家，甚至城市出身的年青毕业生遣送到农村及边疆地区去。如此，中国就成为第三世界少有的，或者说是唯一的拥有一种效率颇高的制度，能够控制农民大量流入城市，甚至还可以组织一场群众运动，让城市人倒过来下到农村去。该项政策的全部，尤其是遣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一措施，被描绘成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学习的榜样，至少可令他们深刻思考一番，因为这些国家都面临极度城市化以及缺少专门人才促进农村发展之类的问题。

那么，下乡运动的真实情况是否与这个榜样相符呢？在提出及执行一项如此特殊的政策中，经济动机和政治意识形态动机各自的重要性在何处？缩小城乡差别，乃至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是这场运动经常用来夸耀的目的宗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在西方，特别在大学生中，引起了某种狂热。政府宣传中申明的这些理想事实上又如何促进这场运动呢？而运动是否又促使了理想的实现呢？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城市青年必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是什么意思？难道领导人怀有其他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动机，而在公开讲话中说得含糊不清吗？

上述仅仅是将会摆出的问题中的某几则。中心问题将是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真实经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农民、干部的关系，还有他们的劳动生活。至于其它的，那会是有关运动的终结及后果。下乡运动进行了25年之久，因何理由在1980年突然寿终正寝呢？这场运动在中国社会、政治及经济上留下了什么印记？它应该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占一个什么位置呢？

今天已经有可能来总结一下这场运动了。要想完成这个总结，只能求助于一个跨学科的方法，因为下乡运动本身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形象地说，它处于社会生活多方面交聚的十字路口。如果不提及中共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不触及有关城市及农村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那就不能进行研究。下乡运动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现象，处于政府与社会两者关系的正中央，还作为不同领导派别内部斗争的赌注。此外，由于城市青年要融入农村环境中，因此涌现出社会学及心理学方面的问题，知青在现实生活中精神上受到的冲击亦牵扯到中国的精神文明史。另外，下乡运动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人口迁移，那么它的结果，就像原因一样，应该以人口学的观点来分析。最后，不要忘记，这么重要的一场社会运动自然孕育出一批丰富的特殊语汇，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那就该是词汇学家们的研究范围了。

研究的资料来源

对这类课题进行研究的困难不仅仅因为它是多面的跨学科的，同时也因为到手资料的可靠性存疑极大。运动开展的时期恰好是中国操控新闻登峰造极之时。当时，没有人讲求“客观”（包括统计数字的真实性），那是一个被疏忽甚至是被批判的概念。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筑在社会政治现实的幻觉基础上的：由工人及其盟友贫农组成的人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周围，与人民的敌人作不遗余力的斗争，大踏步地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政府一直以来就禁止社会学研究，包括一切有关他们自己的历史的研究。在毛去世后，尤其是在邓小平1978年底一手操纵的实用主义大转变之后，上述情况有所变动。跟着那几年，中国部分开放了，开始公布一些统计数字，包括某些回顾，社会学重新出现在教育研究科目表上。然而，政治制度基本上原封未动，变化的局限性很快就显现出来，很多研究课题仍然是碰不得的。直至1990年代初，研究下放知识青年去农村的运动还属于禁忌范畴。即使从那个时期以来，这个话题依然“敏感”。容许研究，但不能进入国家研究计划。

直接的资料来源

既然书面资料的可信程度如此低，本人对付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自己多方寻找，然后再多方考证。开始的时候，主要依赖口头资料。自1970年代中期起，做了大量的采访，毫无疑问这就形成了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因而对知识青年的亲身经历有了深刻的了解。许多专家，尤其是美国专家，在当时都是有系统地组织这类资料收集，而我正相反，都是偶发性的。一次，遇见了一些偷渡去香港的前知青，他们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在两位住在该英国殖民地会说汉语的法国青年的陪同下，与这些偷渡者进行了长谈。他们给我讲述了亲身的经历，尤其是在农村那段时期，使我大为震惊，同时也深受感动。1975年那个时候，就像“竹幕后面”发生的所有事情一样，外界对下乡运动所知甚少。我跟这些老红卫兵谈论西方世界，特别谈到1968年5月那一代人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经历，他们都很感兴趣。我们决定合作共同编一本关于中国城市青年下乡经历的书，采用集体访谈的形式出版[ 见J. J. Michel & Huang He, Avoir 20 ans en Chine à la campagne, 1978。Jean-Jacques Michel是一个集体化名，而Huang He（黄河）则是那些中国朋友创办的一份杂志的名字。 ]。那一系列访谈记录正是我的研究的初始，也是众多资料之一。

集体访谈并不经常用在社会学或口述历史上，但可以作为一项社会现象调查的极佳切入点。社会的问题就是集体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像某位口述历史专家指出的，一项研究开始的时候，人们总是在摸索，因此不一定会提出最有意义的问题[ 见Ph. Joutard, Ces voix qui nous viennent du passé, 1983，页225。]。在集体访问中，参加者之间互相讨论，这倒有助于填补开头的不足。当然，我也觉得很有必要参考其它的资料作补充，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求证从这些采访中得到的信息。时间过去很久了，我发现我们的受访者提供的事实本身，就连他们作出的判断也都正确无误。宣传中的知青模范使用当年生硬的千篇一律的语言宣读壮烈誓词，而我的受访者借助真实的事例作出见证。在这两者之间，我从来未曾犹豫过，那些年轻人没有理由对着我们这些陌生人用几个小时去撒谎。我信得过他们，不仅是因为他们态度诚恳，而且也因为他们的表现以及让人感受到的出自内心的情感，我觉得在他们这种情况下那是合情合理的，可能也是有代表性的。本人愿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充分利用这种“情感共鸣”。

我显然不能满足于第一批集体访谈，那时只有7位前知青参加，而且他们同属一个朋友圈子里的，经历和看法都不差上下[ 他们之中只有一位不是广州市的。这一群组中只有一位女青年。他们全都被遣送到广东的几个县（其中两位以前在湖北待过两年）。他们都在农村里安家落户，只有两名被送了去农场，其中一名在文化革命前就离开了。除了这11个人，还有一位“贫下中农”青年，也是偷渡过来的。我采访过他几次。]。因此，1978和1979年，又分别单独访问了18名老知青（其中一位后来还当了其他知青的带队干部，还有3位当年是农民，跟他们打听那时候村里人是怎么看城市青年的[ 这些访谈都是在香港的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大学服务中心）进行的，那里的惯例与众不同：免费借用场地，并享有选择采访对象的绝对自由。]。

全部采访都录了音。访谈过程是半诱导式的，都是从一份统一的问卷开始，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再加上许多别的问题。访谈分两次（有时三次）进行，间隔几天，每次3个小时左右。问题都是关于下乡运动的事情经过，也会问及他们当年的感受，和访谈之时对过去的经历有什么想法。也会询问是什么驱使他们到香港来。除了3位农民中的一位，所有从广东出来的都是非法偷渡。两位上海老知青和浙江带队干部在香港有亲属，所以是合法申请来港的。

曾经有人说逃亡香港的大陆中国人都对共产制度极度反感，假如把研究建筑在访问这些人的基础上，就会得到歪曲事实而没有代表性的结论。时至今日，已不再值得对这类说法去做详尽的反驳了。如同Lucian Pye[ L. Pye, ?Reasses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86，页604-606。]，我也一样可以观察到，在香港接受访问的中国人远远不是拼命讲坏话给自己国家抹黑的，面对外国人他们倒经常将生活中最阴暗的一面淡化，那是出自民族自尊感，也是害怕别人不相信他们的话。这些采访构成了西方学者研究的基本材料，在此基础上于1960-1970年间完成了有关当代中国的最优秀的著作，而且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在M. Frolic, Le peuple de Mao, 1982，页257，可以找到一份不完全的美国学者著作的清单，大部分都是以对偷渡到香港的知青所作的采访为主而完成的。]。

为了补充有关人士表达自己观点的口头见证，还使用两种书面资料来源：公开发表的见证文字及文学作品。移居在西方、香港与台湾的一些中国人发表了不少内容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至于以西方语言写就的，主要参考Michael Frolic、梁恒以及岳黛云收集的资料[ M. Frolic, Mao s people, 1980，该书的法语版（见注16）是删节本；Liang Heng（梁恒）及 J.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1983；Yue Daiyun （岳黛云）及 C.Wakeman, To the Storm, 1985。2000年出版了同一类型的同样引人注目的另一本书，是描述改革时期中老红卫兵与知青的生成变异：Y. Jiang 及 D. Ashley, Mao s Children in the New China, 2000。 ]。1980年代，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脱离宣传范围的回忆录之类，多数刊登在文学杂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组系列对谈录，由著名作家收集整理，其中有些是访问老知青的[ 冯骥才《100个人的10年》1991；张欣辛与桑晔《北京人》，1986。]。这些作家懂得如何向受访者保证不登出他们的真实姓名，从而让他们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一个外国学者是很难做到这点的。那都是关于强奸或非法活动等事例，一般只有参与者或者很亲近他们的人才会了解到。这对社会学特别有意义。在林林总总的见证材料中，“创作谈”以及作家或知名人士写的自传[ 就像杨绛及遇罗锦的作品（见文后的参考书目）。]也不可忽略。“创作谈”在中国是一种专门的体裁，也会以汇集的形式出版[ 见王蒙等《走向文学之路》1983；亦见马尚瑞等《北京作家谈创作》1985。]。文学作品的后记也经常是这样一种体裁，结合了自传体及对文学创作与使命的反思。

我还借助了1980年代在中国发展得蓬蓬勃勃的“报告文学”，它在当时填补了在报刊上应出现而没出现的一大空白。某些小说作家有时也醉心于创作报告文学，但经常是“专家”作者写的。而经常选择下乡运动为题材的作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肖复兴，他自己本身就是老知青。1990年代陆续出现了其它的报告文学，其中有些涉及相当敏感的题材，像四川邓贤的作品[ 见参考书目中列举的该两名作家的作品。]。

下乡运动激发出大量的文学创作，一般是知青和老知青的作品，他们的文学创作志向早在农村时就已经开始了。这类文章我们仔细阅读过一百多篇。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真正的写实主义 ，就是说既不是“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也不是“革命现实主义”[ 一位专业人士称之为“新写实主义”；见李怡〈文艺新作中所反映的中国现实〉1980。]。自1978年起，有些知青在经过了几年沉默不语或被迫讲假话之后，心中升起一个愿望，要把自己和同伴们的生活历练写下来。这是凝聚了一代人的文学，在其出现之初，与报道或目击记不差上下[ M. Bonni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1979 : The case of the “Lost Generation” ?, 1986，页233-238。]。当然，想在社会科学上利用文学材料，必须将真实与文学手法分得一清二楚。在中国还得分辨是否属于宣传。即使在1978年之后，“为了说出一句真话，有时候只好用一句假话来铺垫啊！”[ 刘心武《这里有黄金》1980，页49。]。其实，当熟悉了中国革命时期文学的那老一套陈词滥调的时候，就很容易从作品中剔出为迎合某些不得已的公式套话而写的那些篇章或段落。可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得已已经日益减少。为了分清哪些是写实的，哪些不是，可以看文学批判以及作家自己写的针对批判自我辩解的文章，他们会阐明自己想表达什么。直接询问作者是个好法子，问问他们是哪些生活体验给了他们灵感，从而写下了哪些篇章。这也正是我所作的，与好几个作家谈过话[ 当采访是公开进行，或者被访者是作家，而且谈话内容主要涉及他的作品的某些方面的时候，会刊登出他的真实姓名。其他情形下，为保护涉及人等的匿名身份，我们只使用代号。]：阿城、孔捷生、梁晓声、芒克、张承志、张抗抗、张欣辛和赵振开（北岛）。然而，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代表性，或者至少是否直接来自现实生活体验，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其它的资料作个对比。总体上，我认为那些作品中描绘的下乡运动和从采访中得到的印象大致吻合，因而就肯定了我已经获知的确实是无虚无假。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生活描写以及人际间情感关系的细致分析，这些在采访中是得不到的。当然，在这些材料中我只摘取了其它资料所证实了的，或者向作者本人查证过的。这样，几乎每列举一项文学资料，就可以援引一段访问或谈话记录，但是文学作品的措词比较感人，读者也可以去查原文。1990年代下乡运动继续不停地激发出新的文学著作[ 见参考书目中列举的王小波的作品。]或电影作品，其中有的是由已经移居海外的作家写就或者拍摄的[ 见戴思杰《巴尔扎克与小裁缝》2000，作者随后又根据小说摄制了同名电影；亦见陈冲的电影“天浴”1998。]。

谈到老知青的见证及访谈，自从1990年开始，情况有所变动。从那年开始当局慢慢地容许，有时也鼓励人发表有关下乡运动的回忆，不过必须得在限定的意识形态范围内。出版的第一部集子以及举行的第一个展览都明显地享有官方的赞助支持[《北大荒风云录》及《北大荒人名录》1990。这两本回忆文章汇编都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首发当天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公开发行仪式。同年11月，名为“魂系黑土地”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敲锣打鼓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1990年代还出版了上海老知青金大陆的两部重要著作：《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1994；《世运与命运：关于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1998。]。这种宽容也许是想对1989年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作出补偿的一种现象，然而却引发各种各样的书籍文章与电影制作的猛然激增，到了1998年运动30周年之时达到了顶点：报告文学、长篇短篇小说、回忆录、老知青（包括还留在农村的）的访谈录、诗歌集、歌曲集、日记，甚至还有当年的爱情书信集、照相册及电视片集[ 大型20集电视纪实片《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总编导为翟和平，原作者为晓剑及郭小东。该片集的文字本后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参见本书页374，注140。]。

当然， 将表达当事人观点的全部资料与官方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做个对照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后者在许多方面甚至是无可替代的。在我们的研究中，有关纯粹历史的那一部分，就很难只依靠访谈，因为当事人的记忆有限，很少人能记得住事件的准确日期，有时还把不同事件的发生时间顺序颠倒。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有人说:“报纸上是这么写的，那就是真的”[ Ph. Joutard, 见前引文，页194。]，那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表示怀疑，何况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

当时，谈到下乡运动，报刊杂志的任务并不是报导事实，而是动员有关人等。各种出版物都充斥着模范知识青年的辉煌事迹，以及老百姓如何热烈欢呼坚决支持运动的文章。但是，如果熟悉了这些宣传的运作，而且可以与其他资料对照一下，也就能在其中找到有用的信息。譬如，报刊上年复一年，一而再、再而三地揭发“一小撮人”的某些“错误思想”，使我们不得不想到那一小撮其实就是大多数，尤其是当看到这完全符合我们搜集的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此外，报刊杂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工具，使人们了解政府政策的演变过程，官方公布的被遣送知青人数，等，当年政治及政府文件从来也不会公布原文（只有几次，也是在报刊上），也从没有公布过任何专门的统计数字。因此，我读了几百篇关于下乡运动的文章，都是发表在有限的几份报纸杂志上，而且直到1978年才准许外国人查阅，《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大报，两本理论月刊《红旗》和《学习与批判》，另外还有电台广播，地方报刊以及新华社的电报稿（已译成英文，主要由下列两家通讯社发表：BBC的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The Far East以及FBIS的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1978-1979年以后，在中国涌现出大量的杂志与报纸，外国人可以接触到其中很大一部分。我查阅了这类报刊上的一大批文章。那些文字虽然还没有摆脱宣传职责，但比起前一个时期更能反映现实[ 列举的期刊一览表在本书参考书目的最后。]。必须提及香港的报刊，无论是日报或是月刊，在我所研究的时期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发布传播了有关中国的“真实”新闻，这倒真是亏了这个城市享有的自由以及大陆与这个前殖民地之间的特殊联系[ M. Bonnin，?Le “China Watching” à Hong Kong?, 1980, 页102-110。]。

在基本的资料来源中，还需提及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中国发表的多种官方回顾统计材料。我查阅了大量有关1949年以后的人口、就业及教育统计资料。而关于遣送知青的资料，地方统计材料在报刊上发表，或者在一些科研文章中有所透露。然而，直到1987年，才偶然地在一本有关就业问题的统计册[ 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1987，页110-111。]里发现两张图表，相当详细而系统地标明1962-1979年间知青下乡及回城的人数。这些新到手的数据并没有影响我对下乡运动的看法，反倒令分析更精确更有说服力[ 见本书页191-192，图表1至3。]。

国社会科学学者出版涉及该课题的研究文章及著作一直拘囿于重重限制，但从1990年代初起，逐渐解禁了，其它的有关下乡运动的官方统计资料因此也就公诸于众了。有些学者因而得以接触到过去从来未见过天日的国家或者地方的统计资料汇编，然后引用在他们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两部统计集是由直属国务院的知青办公室分别在1973年和1981年内部发行的，在这方面是最有权威的。以上提过的1987年出版的统计集明显地是从1981年版本抄录出来的。另外两部今天能找到的统计汇编提供了各省分有关下乡运动的数字。其中之一的《中国人口》汇编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在1988-1990年间陆续出版，一个省一本分册。每一分册的第六章是阐述人口迁移的，包括下乡运动，可是除了个别的例外(特别是有关广东省的那一本)，一般都不太严谨。最有价值的是“省志”，每个省都有几十本分册，整部巨著系列从1980年代末期陆续出版。有关劳动问题的分册里有一章专门论及下乡运动。即使不同省份的省志精确度也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可惜含劳动章节的分册直至今日只出版了大约一半，这个系列使用价值相当高的，因为资料详细，其中不仅有知青下乡及返城的具体数字，还有这场运动的费用支出以及行政措施的演变。详细地读这些省志就可以看出，尽管当时有总的中央指示的限定，但在地方层面仍然存在可转圜的余地[ 除了省志，还有市志及县志，一般都谈到下乡运动，可是只对研究某一特定地方才有用。]。

省志，以及中国学者在1990年代出版的著作，都丰富了我们了解下乡运动的重要资料来源：国家或地方政府编汇的内部政策及政府文件。直至那个时期，我们得到的这些文件仍然是零七八碎的，是从下面两种途径找来的：当年官方报刊偶尔转载的简述、暗喻或段落，以及台湾专门机构的出版物，有用是肯定的，但很不完整，而且并不总是可靠的。1981年，知识青年办公室将1962年以后所有关于下乡运动的重要文件辑录成一集。这部“内部”选编（“内部”的意思是普通老百姓无权过目），我倒获得一份，它成了研究中央政府的政策以及知识青年办公室具体执行情况的主要依据[ 国务院知青办《知青工作文件选编》1981。]。

工作的最后一个原始资料来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1979年2月及9月自己从北京民主墙用相机照下来的大字报，另一是文化革命与1978-1979北京之春期间流传在民间的部分非官方小报[ 我曾经化名在另一本著作里刊登过一些照片及大字报文本。见V. Sidane Le printemps de Pékin, 1980。关于这些民办刊物以及可使用的资料来源，可参阅华达编，《中国民办刊物汇编》(C. Widor Documents sur le Mouvement démocratique chinois, 1978-1980. Revues parallèles et journaux muraux), 卷一1981，卷二1984。]。

间接的资料来源

直至1990年代中期，间接资料的特征仍是在西方及台湾学者进行的大量研究与中国公布的寥寥无几的有关材料之间形成的极大反差。1987年以前，对中国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来说，深入研究下乡运动仍然是禁区，他们也不能在公众杂志上发表这方面的文章。然而就在那一年，一篇介绍下乡运动历史总结的15页长文发表了，收在由几位中共党史御用专家撰写的评价“10年文化革命”的汇编里[ 张化，见前引文。]。这可能就道出了笔者在1989年初发表的那篇文章引人注意的原因。那一年，一本胆大包天的杂志[ 米歇尔 波恩（Michel Bonnin）〈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国1968-1980〉，1989年4月发表在《海南纪实》，页72-78。该杂志在其短短的生命中取得了老百姓一致好评，但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连续不断的镇压下夭折了。编辑组有多名老知青，由作家韩少功任主编。]刊登了它，6年后出版的《中国知青事典》又提到它，并说它“产生很大反响”[ 刘小萌、定宜庄、史卫民及何岚《中国知青事典》1995，页222-223。]。该文是介绍我的博士论文[ M. Bonnin Le mouvement d envoi des jeunes instruits à la campagne : Chine 1968-1980, 1988，博士论文。]提出的几个结论，其实在此之前已经在香港的一本月刊《争鸣》[ 潘鸣啸（Michel Bonnin）〈改造一代人战略的兴亡〉1989。]上发表过第一个文本。看来那是在中国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关于该课题有独立见解的文章。某些老知青见到一个外国人舍弃僵硬的语言来探讨与他们息息相关的那场运动的动机及意义等问题，受到了鼓舞，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并着手也对这个问题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工作。首先，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比一个外国学者有更好的条件来研究这场运动。其次，他们看到这个课题绝对具有学术研究价值。最终促使了他们向当局施加压力，希求冲破研究这段历史的禁区防线[ 2000年7月26日与刘小萌的谈话。杜鸿林（见下一个注释）在前言里写道：“就连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都在一本接一本地出有关中国知青的书”（页2），又在序言里写道：“我不能再坐视，坐视那些局外人士评论我们的历史，尽管那也是他们的权利，尽管那些评论也不无道理”（页5）。伯恩斯坦（Bernstein 前引）著作的中文译本出版了，其中他也提出同样的想法，希望凭借外力来帮助激励亲身参加者对下乡运动进行反思，见托马斯 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1993。]。因此，后来在中国出版的头两本运动历史中都引用了我的文章。杜鸿林似乎是第一个在1990年底完成他的著作，可是到1993年才能成功地出版。他在该书的序言里解释了延误的原因：“知青问题一向被认作是敏感而棘手的问题，它关联到社会的安定。[ ]有关部门提出要淡化 知青 概念，建议有关知青的书要暂缓出版”[ 杜鸿林《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1993，页1，2。]。杜鸿林出书一拖再拖，就让另一位作者火木，抢了头阵，在1992年出版了一部下乡运动史，更具有科学性，而在意识形态上并不那么“谨小慎微”，该书的结论竟然是我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一段[ 火木《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25年史》1992。]。1994是转折性的一年，重要标志为一部既生动，内容又丰富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历史的出版，由史卫民和他妻子何岚编写，他们两人再接再厉，1996年又出版了一部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历史[ 何岚与史卫民《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1994；史卫民与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1996。]。在此同时，他们还与他人合作编撰庞大浩瀚的《中国知青事典》（前已引述），主要负责撰写军垦农场及国营农场部分。这本事典材料丰富，相当全面地描绘了整个运动。事典的另外两位作者，刘小萌与定宜庄，后来出版了一部中国知青史，分两册（一为文化革命前，另一为文化革命后）。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有关整个下乡运动的最重要的一部[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1998；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8-1980）》1998。]。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对本书，特别是第二部分，有着很重要的启发及参考作用。在此一年前，出版了一本1955年到1981年的运动历史及同一时期的大事记，可以看作是官方或半官方的[ 顾洪章、胡梦洲等人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996；顾洪章、马克森等人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996。]。作者本来是知青办公室的干部，像主编顾洪章，他本人就是原知青办的副主任。他们用一张夹在书中的活页，公开表明得到劳动部（事实上是劳动部分配给他们这项任务的）、新闻出版暑、宣传部以及中共党史研究中心的审核[ 张化是那位经过修改给书籍出版开绿灯的人。他本人是党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是第一份官方有关运动总结的作者，见前注释2。]。这两本书都很重要，不仅因为讲述了对运动的准官方评价[ 当然，这种官方背景并不只让人得益，也可能令人惧怕太“负面”的信息会被掩盖或者被低估。]，而且还因为作者当年能接触到知青办公室的所有档案，所以他们提供了有关运动历史中政府那一方面的珍贵详细的讯息，其中包括官方文件及行政运作、负责人会议记录、领导人的讲话和统计数字。因此，他们在书中列举的各省的统计就成了我们所掌握的最完整的一组数字[ 见顾洪章等人的《始末》页302-306。]。

除了这些特别的研究之外，我也比较有系统地查阅了在中国出版的有关我所关注的那个时期里的就业与人口（主要是人口迁移）的研究结果。

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杂志，特别是Issues and Studies，定期刊登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最重要的是他们转载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

西方资料来源主要是两部精湛不磨的著作，使我获益匪浅。首先是美国学者Bernstein，他在1971-1973年间收集了许多书面材料，还在香港访问了不少人，在此基础上，于1977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 T. Bernstein （伯恩斯坦），前引。]。他的研究集中在1968年下乡运动初期，也论及到文化革命前知青下放。他的著作是在运动结束之前完成的，当时能接触到的资料很有限，他的研究自然会受到影响。这应该是我们之间对问题的判断有差异的主要原因。不过，他的丰富资料与分析，乃至提出问题的清晰尖锐，都令该著作成为本课题的重要参考。其次是德国学者Scharping。由于他不是以英语写作，他的观点几乎没有在德国以外的地方被人引用过[ T. Scharping Umsiedlungsprogramme für Chinas Jugend, 1955-1980, 1981.]，但也是功不可灭的。Scharping研究1955到1980年期间全部有组织的青年迁移。他探讨的范围不限于文化革命后的下乡运动，也涉及到以前的知青下放、农村出身的毕业生回乡问题，以及1955-1960年期间调动近2百万年青农民去边远地区开荒的大事件。但是，念及遣送知青下乡的人数如此庞大，他的著作中也就把下乡运动放在了显著地位。Scharping下了很大功夫去编写澄清遣送人数及与运动有关联的各种经济和人口统计数字。可惜，他所依据的1980年前的资料不都是可信的。但是，由于他很仔细地研读官方报刊，并加以慎密的思考，所以最终能清楚地阐述遣送下乡政策的演变及其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

除去上述两部大作，大量的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在重要的国际汉学杂志刊登过。特别需要提出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两篇。1978年底1979年初，Anne Mclaren和Thomas Gold 在上海亲眼目睹了知青游行示威，然后分别执笔写下了他们的所闻所见[ A. McLaren, ?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The Poster Campaign in Shanghai from November 1978 to March 1979?, 1979，页1-20；T.B.Gold ?Back to the City:The Return of Shanghai s Educated Youth?, 1980，页755-770。 ]。Stanley Rosen的著作侧重于文化革命期间的广州红卫兵知青[ S. Rosen,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 1981。]，尽管偏离我们着重关注的那个时期，但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在此也应该特别提到Anita Chan，Richard Madsen和Jonathan Unger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当年专门研究广东省的一个村子，访问了下放到那儿去的知识青年与该村的农民（这些人后来都逃亡去了香港），然后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研究的主要课题并不是知青，但我们仍然可以在他们所列举的各种著作文章中找到关于那些年轻人当时生活及思想状况的极有价值的资料。尽管当年我们对各自的研究都不知悉，然而巧的是有几位年青人是我们共同的受访者，这是以后才发现的[ 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1985；A. Chan, R. Madsen & J. Unger, 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1992，在此书第335页有在该研究基础上发表过的所有文章一览表。R. Madsen,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1984。]。

近年来，一些美国学者，其中有些是从中国大陆去的移民，能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涉及问题有社会阶层分析、城市人的生活状况及他们如何获取学习机会及理想工作，或者关于下乡运动本身，这对研究1960-1970年代无疑很有帮助。由于他们的研究是追踪某些人一生的经历，因此有时有可能提供对当代历史研究有价值的资料[ X. Zhou & L. Hou,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 1999，页12-36，该文后附有K. Chen 及X. Cheng两位的评论。A. Walder, B. Li 及D. Treiman,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1949 to 1996?, 2000，页191-209。X. Zhou, N. Tuma及P. Moe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Job-Shift Patterns in Urban China, 1949 to 1994?, 1997，页339-365 及?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1949-1994?, 1998，页199-222。]。可是，面对这些大规模调查的结果，必须持有一定的谨慎态度，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对历史的一知半解可能会对调查的原意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今天在中国很难找到合适的人以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类广泛的问卷调查。“调查者”为了赚取金钱，匆匆忙忙直接把问卷填好交来，我们领教过几次了。此外，对某些人来讲，有些话题至今仍然太敏感，他们不可能毫无顾忌地来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