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成了知青

虽然政治斗争与官僚政府机构瘫痪令遣送知青下乡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但宣传部门从来没有停止过给那场运动唱颂歌，特别是在1967年初当政府试图遣返逗留在城市的知青以后。这样有组织的再度掀起下乡运动正巧与红卫兵运动的分裂消亡发生在同时。对最富有理想主义的人来说，前者应该被看作是后者必要的延续，是对毛式理想表忠心的另一种形式。1967年夏天起，也就是文化革命开始一年以后，一些年青人觉得红卫兵被困在死胡同里，很失望，同时又看到不同派别的组织各自声称代表毛泽东思想，然后大打派仗，甚至武斗，流血，很无聊，他们都心灰意懒，于是开始寻找另外一条路子来搞革命。一个北京红卫兵，造反派小头头，倡议创办红卫兵大学，得到300名青年的支持。后来考虑了这项计划的具体细节，想到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他们必须首先实现思想革命化，与群众相结合。1960年代曾大肆宣传并树立了下乡运动英雄，这些年青人深受影响，他们因此决定走那些知青模范的路。他们之中只有10位是一直走到底的，其中包括发起者曲折，他的名字就意味着前面的道路曲折难行。他们向新成立的北京革命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去内蒙的一个贫困地区，并到一个牧民生产队去插队。当局不但很快就接纳了他们的要求，而且准备把他们树立为新典型，其他城市青年得向他们学习。他们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革命委员会在10月9日，他们动身出发的前夕，组织了欢送会。第二天，一些传媒报道了有关他们的消息，而11日这条消息就上了《人民日报》及其它报纸的头版[ 见刘小萌，前引，页110-113；曲折的见证：《草原启示录》，页1-6。]。一个月后，第二批为数1200名的北京理想主义青年步他们后尘出发去内蒙和东北[ 刘小萌，前引，页114。我们的一位访谈者就是那一批青年之一，见本书，页239。]。

1968年2月8日，又有一队55名首都青年上路，奔赴边疆地区，不过是在祖国的另一端，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他们1966年当红卫兵大串联[ 为了推广文化大革命，毛在1966年6月提出让红卫兵到全国去串联，由国家负责所有经费，包括旅费。年轻人们紧紧抓住了这一出乎意料的机会进行免费革命旅游，后来政府几经困难才得以终止这场代价不菲的运动。]的时候去过那边，之后就爱上了这块绝妙的热带土地。如今，他们决心与群众相结合，发展这个“落后”地区的橡胶业，于是就在1967年11月27日递交了一份申请给周恩来，告诉他: “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周当天就作出批示表示支持。一到达目的地，他们就写报告刊登在《红卫兵报》上，呼吁其他的同学仿效他们走同一条路[ 刘小萌，前引，页116-119；顾洪章等，《始末》，页101-102。]。另一位北京女学生决定回到大串联去过的一个地方插队。那是山西山区里很偏远的一个穷村子，当年她步行前往延安的路途中曾在那儿落过脚。后来，她离队只身回到那个村子去，请求让她留下像一个穷苦农民那样生活。她的北京同学把她叫了回去，可是她很快就厌恶了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这次她正式打报告要求回到那个村子去。她还将原来的名字“蔡玉琴”改作“蔡立坚”，以示自己的坚强决心。由于父亲是个模范工人，她从小就接受严格的中国革命理想主义教育。她终于在1968年3月回到了那个村子安家落户。1968年7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当地报纸一篇报道她的事迹的通讯，她因此就成了全国知青先进典型[ 刘小萌，前引，页119-121；顾洪章等，《始末》，页98-99，以及肖复兴，《绝唱：老三届》，页3-18。]。

这几位下乡先锋虽然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还被用作宣传，但仍然属于自发行为。有组织的运动是在1968年间逐渐形成气候的。当时，老三届的学生本该在1966和1968年之间中学毕业，碰上文化革命，就既不能升学也没法找工作，当局需尽全力安置

他们。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因为政治动乱引起了工业生产下降。然而，如果就此来解释毛动用手段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那就错了。事实上，有关的第一个决定是安置1966年大专院校的应届毕业生。这些学生不多，把他们分配在各自的专业部门，本来不会产生任何就业问题。但到了1967年8月，中央发布了一个文件，称这些知识分子接受了修正主义教育，所以需要“改造”，得面向农村、工矿或基层，这就是所谓的“三个面向”[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22-23。]。1968年3月19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上交了一份有关安置工作的报告，谈到大多数大学生都送到乡下去了，毛肯定了他们的做法，还明确指出安置问题不仅涉及大学生，也涉及中小学生。

假如想重新把教育制度纳入正轨，那些1966和1967年本该毕业的学生就得给后面等着的小青年让位，这没有错。1968年4月4日黑龙江省的报告转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同时也传达了毛的指示，批语要求根据“四个面向”原则去安置分配中学毕业生。出于毛的战略焦虑，加上了第四个“面向”：面向边疆。其实在“四个面向”中，只有面向工矿不涉及农村（“面向基层”的含义很泛，通常都理解为面向农村）。4月2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6月15日中央又公布了有关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新文件，再次强调必须打破一毕业就当干部而不能被分配去做工人农民的旧制度[ 同上，以及刘小萌，前引，页134-137。]。1968年6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直属沈阳军区领导，主要是为了收容大量知青。兵团的任务是垦荒种植，同时也可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中方军事力量。因此，只能吸收出身好的或普通出身的青年，其他有“贫血”问题的（他们的血不好，不合规格）均被拒之门外[ 李士杰，〈不是我不爱北大荒〉，收录在《北大荒风云录》，页173-175，以及张抗抗，《大荒冰河》，页35。在挑选知青下放去内蒙时，也同样存在这种歧视。]。同样的，在该地区，不少兵团农场在原有的劳改营的基础上建了起来，营内的劳改犯被送到远离边境的地方，因为怕一旦打起仗来，他们会里通外国。

1968年春，开始组织知青下乡，但人数还很有限。两个革命委员会成立得很早的省份没有等到4月份的批示，就开始安置1966和1967两届“毕业生”，并把其中一部分送到乡下去了。那是山东和黑龙江，前者1967年12月着手这一工作，而后者则在1968年3月到6月期间就将两万名知青送了去下乡。在北京，4月份开始组织工作，不过还没铺开大搞。当局属意加强宣传工作。将1967年及1968年初下乡的理想主义知青典型邀请回来，让他们现身说教，鼓励其他青年走同样的道路。而文化革命前树立的老知青模范，由于跟刘少奇路线有瓜葛，在1968年一般都有些问题，他们也被请回来揭发批判刘，让这些典型还有些使用价值。报纸上刊登了他们歌颂新型下乡运动的文章[ 刘小萌，前引，页135，131，151；顾洪章等，《始末》，页102-103。]。7月诞生了一幅江青一手策划出来的油画，而且复制了千百万幅散发到全国各地，画中年青的毛一片潇洒，在1922年步行到安源去组织矿工造反罢工[ 这张著名的油画1995年在公开拍卖会上卖出，接着公认的作者被另外两名画家及革命博物馆控告，又被法院起诉。这幅油画本身就像是一场历史骗局。其实，多位中共党史专家都认为，当年是刘少奇和李立三负责发动安源铁路职工与组织1922年大获全胜的罢工。文化革命前的教科书都是把刘少奇写作为该次行动的领导人。1968年的这张油画的目的就在于要刘少奇头上的政治光环摘除掉，而将革命荣耀全归功给毛；见肖超然等，《中共党史简明词典》上册，页238；《动向》，2000年6月号，页76；以及S.Leys, 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 页168。]。当时对主席的个人崇拜到了疯狂的地步，宣传上更是变本加厉地以对毛表忠心来做文章[ “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甚至对其极力“摹仿出的神”的形象亦同样，完全是一片宗教狂热。接着，年青人开始步行下乡，走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的路，因为他们也要亲身体验“长征”。他们排着队行进，有时队伍由一名知青开路，他虔诚万分，手中高举一幅“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复制品。30名天津学生用了51天走了2000公里到达山西省的一个极其贫困的村子。另外还有5名北京青年徒步行军到他们该去插队的内蒙农村。他们给贫苦农民带去“毛主席居住的城市：北京的水”[ La Chine en construction， 1969年4月，页38-40。]。有些学生特意选择革命圣地（井冈山或延安）作为目的地。

然而，这样下乡的学生毕竟为数极少。到1968年夏，毛决心跟红卫兵来个了断，并依靠军队来恢复秩序，立意将运动推向更高阶段。在伟大舵手的示意下，在南方进行了一场完完全全的军事镇压行动。不过，最终是通过控制红卫兵作为大本营的大中学校来收服他们的。那是在1968年7月27日，第一支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大学生奋起全力抵抗，毛对此非常不满，当天夜里就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训斥他们。8月25日，他宣布，在军队的协助下工人宣传队要“永远”领导学校。9月5日，他又在《人民日报》的“编者按”里指出大中学毕业生必须接受“再教育”。知识青年与知识分子得接受“再教育”这一概念就变成了下乡运动最重要的理由[ 金大陆，前引，页23。]。一个星期后，毛又发出另一条指示，施加更大的压力。9月12日半夜发表该项最高指示，随即庆祝游行持续整整一夜。“群众”敲锣打鼓走遍全城，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印刷厂的工人连夜赶印最新指示，而该指示已经被谱上曲调，由“革命艺术工作者”唱遍大街小巷：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人民日报》1968年9月13日第一版。]

声势浩大的动员

下乡动员工作的规模无可比拟，尤其是形式和调子都与文化革命前不同。首先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气氛，也是因为工宣队及军宣队队员主持这项工作。他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学生将个人的命运托付给伟大导师[ 所以，在上海就有一个名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学习班，《文汇报》1968年5月26日，刊于SCMP, 4207, 页5-6。]。那些负责人也利用对毛的个人崇拜来抵消父母的影响。那个时候，天天都在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根据毛1967年10月1日发出的指示，必须“斗私批修”[ 同上。]。一切个人的抱负或愿望都是自私的、可鄙的、政治上是危险的。树立的模范人物（白求恩、雷锋 ）都是绝对的无私者，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 诺尔曼 白求恩：加拿大医生，共产主义战士，给当年的中国红军士兵治病，1939年在中国去世。雷锋：解放军士兵，死于一次意外，1960年代初被树立为大公无私无限忠于毛的楷模。]。当时还鼓励写血书，有个人写的，也有集体写的，那些学生刺破手指，挤出鲜血来书写，向伟大领袖保证一定听他的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后来还给那些持抵制态度的父母办“学习班”。另外，还求助于文化革命中流行的“大批判”：大字报、批判会，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等。为了打击“反面人物”，无所不为，粗言秽语，有时发展到身体暴力行为。用这样的办法，就可以维持一种令人恐惧的气氛。这时，宣传队开始舍弃个人报名的方法，而实行集体报名，以班排连为单位（学校已经按军队的编制重组过）。对付那些继续死顶的青年，则另有一套杀手锏：坚决明确地拒绝在城里给他们分配工作。工宣队和军宣队队员一般都敌视“知识分子”，所以对他们就有意收紧政策。结果，一些伤残的、有病在身的、未满16岁（规定的最低年龄）的，都不得不下了乡。出身不好的青年毫无招架能力，所以通常是出身好的最能顶。同样，相悖的是，获得分配在城里工作的，很多是被军代表看好的“保皇派”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可他们在动员其他人下乡时的表现却积极得很[ A. Chan, S. Rosen, J. Unger，前引，页444-445；J. J. Michel/Huang He, Avoir 20 ans en Chine à la campagne, 页34。]。有些人可能会被分配在城里，那就会引致红卫兵小头头们的一番激烈争斗，要进入有权决定安置知青的工作小组。为了能被工宣队和军宣队属下的机构接纳，暴力、贿赂，无所不用其极[ 《文汇报》1968年5月25日，刊于SCMP, 4207，页11。]。表面上装出自愿奔赴“最艰苦的地方”（必须这么说才能表忠心），其实是小心行事，千万别让自己的名字登上那下乡名单。这些积极分子满嘴高调给别人指路，自己却不去走，他们的这种行为令当局很担忧[ 这些“逃兵”是被《红卫兵报》（1968年7月17及31日）揭发出来的。见刘小萌，前引，页152-153。]。

进入秋天后，上山下乡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总是走在最前面的东北三省，从9月开始就成批地遣送学生。沈阳有17.6万名老三届毕业生，在短短10天内14.4万人被送下了乡[ 《辽宁劳动大事记（1840-1989）》，页246-247。]。不过，在学校里还留下不少老三届。所以，毛在12月21日晚发出那条有名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 见本书，页38。这条指示又称“一二·二二”指示，12月22日是刊登上报纸的日子，其实21日晚上已经通过广播电台向外宣读了该指示，即刻掀起总动员。]，全民又再一次上街兴高采烈地庆祝。这条指示更强硬更明确，从此之后宣传工具不断地重复又重复。下乡浪潮演变成了真正的狂澜，不仅是知青，连其他阶层的人也都受到了冲击。黑龙江省又一次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在1968年5月7日成立了第一所“五七干校”。10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赞扬他们取得的经验。此后，“五七干校”就在全国遍地开花。数十万干部及知识分子被送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有些带同子女下干校，如果这些孩子16岁了，或者等他们到了那个年龄，就都被看作是知青。毛在1965年6月26日发出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医务人员立即响应这一伟大号召，成千上万地出发到下乡去。此外，无业游民、家庭妇女、有政治污点的人，还有社会青年都被大批送到农村去。但是，被卷入这股洪流的主要是知青[ 1968年有60万城镇居民下了乡，再加上近200万下乡知识青年；见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3。]。

毛12月22日的指示不仅针对他们，也针对他们的父母以及接待他们的农民。从该指示发表那天起，负责干部就放弃了说服工作。根据林彪的逻辑：“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么一来，当局采取强制手段就顺理成章了。另外，那些当时未离开城市的青年普遍都缺乏革命热情，当局认为必须施行强制手段。学校、街道委员会以及父母的工作单位，三者联合起来，使这些青年无法进行消极抵制。而那些仍在犹豫的或者继续抗拒的，就随时被来做思想工作的积极分子骚扰，有的时候，还带些小孩儿来大声唱最新的语录歌。假使这还达不到目的，就会到单位去揭发，单位就工资、粮票一块儿扣。反正，任何伎俩都是为了制造出轰轰烈烈的声势表示对这项政策的全力支持。到处都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欢呼主席的最高指示或者欢送下乡的知青。不时会看到某些古怪现象：被迫前来的欢送者的人数与被欢送者的人数完全不成比例。比如在上海，革命委员会动员了120万人来夹道欢送120位知青下乡[ 刘小萌，前引，页168。]。

虽然一般都有些夸大事实（或者把下乡的各阶层人士都混在一起算），但1969年期间公布的下乡数字仍然可以反映出一个前所未有过的有组织的移民潮。它并不像以往那样仅仅跟大中城市有关系，现在是连最小的镇都涉及到了。拉萨那么一个人口稀少的城市，在1969年10月第一次送走了一批知青。少数民族的子女、华侨子女，甚至外国专家的子女，都不能幸免。农村地区，过去有人对大批接待城镇青年持保留态度，如今也不敢再表示异议了。新闻报道了一些动人的事例：农民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接待好这些青年，有一位甚至把刚盖好的准备结婚用的新房让出来给他们住[ 同上，页162-170。]。

从1968年底到1969年春，下乡热潮风起云涌、震惑人心。主要就是在这个时期进行了几次远距离移民。一月初，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计划送62.1万知识青年到边远省份下乡。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交通运输问题。东北铁路线受到的影响尤其大，因为必须把26万及5.5万青年分别送到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就是说在5个月内每天要开出两班专列[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4。]。沈阳军区（统管整个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司令员陈锡联调动所有资源保证完成任务。多亏了他和领导该省的毛远新（毛的侄子），辽宁成了下乡运动的卓越典型。在1968年底，这个省就动员了30万人下乡。江西省则别出心裁，让下放干部带着知青及城镇居民插队落户，树立了另一种榜样。该省在短时间内就遣送了10万多青年下乡[ 刘小萌，前引，页167。]。

下乡的和留城的

1969年春，绝大多数“老三届”毕业生的安置工作完成。严格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也结束了，因为九大的任务是建立新秩序及重组新的全心效忠（至少表面上是）伟大领袖的领导班子。5月，《人民日报》欣喜地宣称：在中国的每个公社和每个农场都有知识分子在进行自我改造。然而不久，安置1969年届毕业生下乡的动员工作大张旗鼓地展开了。1968年，有一部分学生还能受益于“四个面向”的政策，幸免下乡的厄运，可是1969年毕业的就很少能避免得了。那时，很多地方的办事原则是“一片红”政策，就是说除了少数应征入伍的可享有特权，其余的毕业生全部都无例外地必须下乡。“四个面向”的政策到安置1970年届毕业生时，才又再奏效[ 多次访谈记录。《上海经济1949-1982》，页87。]。

正像我们下面谈到的，“老三届”[ “老三届”有时也称作“老六届”，因为初中、高中各有三届学生，见《青年一代》，1984年6月，页36。]毕业生过去现在都有强烈的归属感。知青中只有他们享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其实，他们是新下乡运动的参加者，也是文化革命前最后一批接受了比较完整的中学教育的学生。照毛的说法，那是“修正主义”教育，尽管如此，比起随后的12年，这种教育达到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这些“老三届”们在农村有时跟与他们同年毕业的大学“毕业生”相聚，他们的遭遇相似，多年间在一起同甘苦共命运。以毛的观点来看，大学生比初高中学生还“臭”，因为他们念的书多。不过，通常不把他们列入“老三届”。有关知青的统计数字一般不包括他们。事实上，他们的身份是不太一样。尽管毛再不愿意将他们直接分配到干部的职位上去，但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依然有幸可以享有国家发给的固定工资。特别是，比起真正的知青，他们有更多机会在几年之后被调往城镇的工作岗位而成为干部。这些年青人有另外一个不太为人熟悉的称号：“老五届”，因为他们是最后一批在1965年进入大学的，而在1966-1970年间被宣布“毕业了”[ 他们的学习期限通常是三四年，但由于文化革命期间停了课，所以推迟了毕业。虽然他们的命运没有“老三届”那么悲惨，不过他们一般也都经历过混乱时期，走过曲折困难的道路。见观沧海（主编），《“老五届” 三十年风云录》。]。在这个时期之前，除了个别情况[ 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180名文科大学生自愿要求调到北京郊区，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全面革命化，也替农村干部搞宣传工作，并担任他们的副手；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15日，第二版，及1965年12月20 日，第二版。]，大学生是可以避免下乡的；文化革命后，“工农兵大学”出来的大学生并没有大批下乡。“老五届”没有构成像“老三届”那么显著的社会群体，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运道稍微好一点儿，而且在人数上，他们几乎少了10倍，总共有55万名，而“老三届”应该有500到600万之多[ 观沧海提出有100万“老五届”（前引，页4），但官方统计没有列出如此重要的数字；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963、966、969。估计“老三届”的人数就更难了，因为教育部的统计没有列出一个主要的数据：中学生之中，有多少是具有城镇户口的。由于这个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专家们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有些认为有400万，城镇学生占40%，这似乎有点儿太武断（顾洪章等，《始末》，页96、112），另一些说有500到600万，还有些说超过600万（史卫民等，《知青书信选编》，页3）。1985年一个官方资料来源称有640万（J. Kwong,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s Schools, May 1966-April 1969, 页XI）]。见于1967-1969年间的知青下乡数字，我们很难同意只有400万这个数目。很可能是在500万和600万之间。虽然“老三届”已成了一个专门术语，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但这三届人的待遇不完全相同：下乡的机会以及形式一届跟一届都不同，地区之间也有差异。1969那一届得到的待遇也是与众不同的。每届之间下乡比率存在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当时政治形势演变得太快，以及事实上分配安置是分届决定的。不同地区的差别也很大，那是由于国家没有统一的计划，各地政府就可以自行其是。

因此就出现了下述的情形 在北京1967-1969年间，有25万知青下乡。其中除了一小部分是1967年走的，大部分是1968年被送下去的，但68届毕业生的安置工作比前两届都要晚，他们进工厂或者参军的比例比较高[ 10月底，调动的7万2千名城镇知青中，2万3千人进了工厂，1万人入了伍；见《北京劳动大事记》，页180。]。后来，周恩来知道了，对此有所批评，结果69届毕业生几乎100%全部下了乡[ 刘小萌，前引，页167。]。

在上海，1967年没有人下乡，可是1968-1969年间的浪潮来得更汹涌，大约66万5千名知青被送到乡下去。然而，30%左右的“老三届”留城进了工厂，根据不同的届别，当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初中生、高中生都不一样。跟北京相反，66届及67届毕业生进工厂的比例最高，但68届下乡的比例就高得多。根据不同年份，下乡地点也很不同。66届及67届大部分去了上海郊区，而68届则去了外省[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22-31。1995年底到1996年初金在上海进行了一次饶有意义的案例调查。可惜，由于某些数据不足或含糊不清，调查没能提供每一届下乡学生的准确比例数。]。至于上海的69届毕业生，下乡人数的比例与68届相似，根据上海劳动志，差不多是100%[ 《上海劳动志》，页112。]。

在同一个地方，下乡人数比例根据不同届别有如此明显的差异，那么省与省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了。在某些省份，1968-1969年间下乡插队的人数相应地比较少，那就是说，与上海及北京相比，那里的毕业生下乡的比例要低得多[ 在研究参考书目中列举的省志中，我们发现遣送下乡的速度明显的因省而异。有关各省上山下乡人数，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2-303。]。

同龄人之间的差别还不是最根本的，比起他们所属的社会政治阶层带来的差别，那就算不上什么了，因为主要是以后者作为准则来筛选的。参军的名额几乎全部留给干部子女，特别是军队干部的子女。城市的工作职位则预留给一些工人及非军人干部的子女，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下乡插队了。至于普通出身或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说是所有其他的），他们就几乎100%地必须离开城市[ 见J.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页134。 ]。本来下乡最低年龄规定为文化革命前满18岁，之后降低到16岁。但1968-1969年间，在具体实行中，很多只有15岁的少年也不得不离家背井，有的还去了远在几千里外的农村。后来，又恢复到16岁为最低年龄。

从全国来看，1967-1968年间下乡人数为199.68万，1969年为267.38万；总数为467.06万[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新华社讯，1970年5月3日，刊于SCMP,4655,1970年5月13日；《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3日第一版。]。

狂热代替组织

我们可以说，从1968年底到1970年夏，这场运动是处于形式上最正统的时期，那也是一个原则上人人必须下乡（无定期）的运动时期。这个阶段的纯粹的革命性不止表现在意识形态目标至高无上，而且可以由中央组织能力的减弱来解释。实际上，谭震林在1967年2月就靠边站了，从那以后，“领导小组”以及该办公室也销声匿迹了。当时，再也不是中央计划调度直接管理的时期，而是在开展运动的全过程中体现落实高于一切的思想意识形态。在毛派分子看来，伟大舵手发出的指示及思想足以令工宣队与军宣队在学校里好好动员并组织学生下乡插队。然而，就在这个混乱时期，中国的官僚机构仍然凑凑合合地继续扮演它的角色。当然，那是在周恩来保护之下（毛心里明白不能完全把他甩掉），坚持执行落实领导人的各种政治决定。因此，很可笑的是，中央安置办公室在“地下”继续工作，还搬迁了两次。1969年12月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撤销了，属下的安置办就并入劳动部，由该部的军代表负责领导。但是，平时把别人送到乡下去的中央安置办干部自己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只剩下两个没去。至此，在中央一级只有两个干部在负责管理从1960年代初就下乡的600万知青。6个月后，1970年6月，在一次大规模的政府机构重组中，旧的安置办作为劳动部属下的一个普通的安置组，被并入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9、93。]。虽然这个名字不再出现在报刊上，但仍在继续运作，并出版内部通行的“上山下乡简报”。这个组其实是替国务院起草准备有关下乡插队的计划。尽管工作条件差了，制定计划者的专业水平也不太高，但继续有计划开展这场运动是原则，政府没有放弃过，计划照做。因此才会有后来的全国计划会议。会议是由军代表、老干部代表及老红卫兵代表组织，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在北京举行。会上通过了1969年计划纲要（草案），其中包括继续动员400万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庞大的数字显示出当时革命的狂热如何压倒基于现实的理智。人们思想的出发点是：下乡运动应该是涉及到全体知青的。该次会议的最后一天，有的代表问，如果城里的工厂需要劳动力，怎么办？周恩来明确地指出三个解决办法：一是招收城市出身的转业军人，二是召回机关单位的下放干部，三是吸收群众推荐的高中毕业生或中专生[ 同上，页85。]。他的这一番话突出地显示了上山下乡运动政策已经经历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文化革命前城市青年找不到工作，人们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到了1969年，不知道的是城市青年下了乡，工厂该怎么去找人替代他们。

在地方一级，自然出现下乡运动的组织问题，因此当局就针对需要设立了各类办事机构。至于机构的名称，真正五花八门，可见那临时凑合的性质。北京在1967年4月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设立了“招生、分配、就业领导小组”，属下有“安置就业办公室”（简称“安置办”）[ 《北京志 劳动志》，页45。]。许多省称作为“安置工作办公室”或者“上山下乡办公室”，也有的用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称[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6。]。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成立“四个面向办公室”，主管全部毕业生分配工作，其中也包括下乡的知青[ 《湖南省志 综合经济志 劳动》，页68。]。这些不同的办公室可以直属革命委员会或者该委员会属下的专职“小组”（管生产、行政、教育、政治，等）[ 顾洪章等，同上；刘小萌，前引，页275-284，尤其是第279-281页上的表5-2，清楚地显示了省一级负责上山下乡工作机构的极端繁复。]。每个省内，不同行政级别负责下乡运动的工作机构又有纷乱杂陈的各种名称。在接待的地方，一般由抓教育及青年问题的干部负责知青的一切。后来，在全国慢慢地（并不是统一的）变成特别委派干部去专门执行这一任务。在江西省安源县，1969年1月7日成立了“五七大军领导小组”，属下有一个同名的办公室[ 《安源县知青志》，页4-6。]，管理所有下乡的人员，包括知青、下放干部以及城市闲散人员或出身不好的[ 据河北省电台广播，1970年10月30日，刊于SWB，1970年12月12日。]，就像那个时期大多数的这类机构一样，在名称上冠以“五七”，以示与“五七指示”有关。到了公社一级，经常是抓教育和青年问题的党支书负责管理知青。有的地方，在公社一级，甚至在生产大队一级，设立“再教育领导小组”。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生产大队长和生产队长抓（或不抓）知青问题，有时指派一个农民去负责。根据1973年政策变动中提出的建议，以及我们采访所得到的资料，在头几年里地方一级组织的工作漏洞百出。1968-1969年间，由于文化革命后行政组织解体，某些地方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出来帮助农民接待知青[ 新华社讯，1969年6月26日，刊于SWB，1969年7月15日。]。当年无处不在的军队也接手了国营农场，并改组为隶属于每个军区的“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的军队农场[ 除了那些归地区、县或市监管的最小型的以外；见《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页371。]。这种农场军事化仅仅持续了几年。

从1970年春起，中央政府，乃至省政府，都意识到地方基层一级在开展上山下乡运动中涌现出的众多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是挪用国家拨给知青的安置经费。有些地方干部真的把这笔钱看作是意外之财，可以满足他们的个人需要、完成某些集体工程或者甚至拿出一部分来大摆筵席兼大家分钱，从而提高自己的威望。至于国家低价供给知青建房用的木材，就经常移作他用（比如说给老人做棺材）或者以劣换优。一旦钱到了手，地方干部就怂恿那些城镇青年回家或到别的村子去，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些干部还虚报知青人数，希望借此能得到更多补贴[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1-92，及刘小萌，前引，页284-287。]。

正正是为了抵制低劣的组织工作以及各种破坏行为，1970年5月12日中央发布了由毛亲自批示的[1970]26号文件，要求各级领导把下乡知青的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 6月23日发出一条指示，专门谈到安置经费的使用，并强调严禁挪作他用；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2-93。]。这份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代表起草写就的文件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既含糊不清又杂乱无章。5月23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改造世界观”的社论，重新肯定学生下乡运动及干部下放在意识形态上的深远意义。在1971年8月13日公布了经伟大领袖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再一次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就是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两个估计”，否定了文化革命前17年间的教育路线，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及[ 见本书，页41。]。

大潮中的低潮：1970-1972

尽管意识形态几乎固定不变，实际情况却变化得很快。自1970年秋起，特别是1971-1972年间，遣送下乡的速度明显放慢了，而中央对这一现象没有做任何政策上的决定。下乡人数大幅度下滑：1970年106.4万（仅为1969年的39.8%），1971年再降至74.83万，而1972年又再降至67.39万[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这种放缓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是经济恢复了，教育重新上了轨道；二是社会上对下乡运动的抵制，而当局的决心又较前减弱。

全国工业总产值在1967-1968年间下跌之后，在1969年上升了34.4%，而在1970年上升了30.7%[ 《统计年鉴》，1983年，页215。]。这些鼓舞人心的成就使领导人对前途重获一定的乐观，他们正在欢天喜地地准备第四个五年计划。为了实现计划，也是为了满足职工安排子女的要求，企业准备在1970-1972年间大量增聘人手。中央政府在招工问题上的失控是显而易见的：本来预备在1970-1971年间招聘306万职工进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结果招了933万[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1-102。]。1971年12月16日至1972年2月20日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周恩来指出基础建设铺的面太广，导致“三个突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突破了5千万，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商品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 同上。]。人们将之称为“小大跃进”，虽然结局没有像1958年那样悲惨，但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在1971年下降到14.9%，在1972年则下降到6.6%，因此就导致了这两年的工业生产率总共下降了4.6%[ 《统计年鉴》，1983年，页215。]。然而，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不足以找出解决办法。1972年，这种状态仍在继续。计划在国营企业单位增加100万职工，最后真正招进的人数为292万，这里还没有把招进集体企业的150万计算在内[ 顾洪章等，同上，页104。]。

大量招工自然减少了下乡的人数。城镇企业领导已经有好几年都只能招到极少的城镇青年，现在终于得到准许可以敞开大门招聘这些劳动力了。从1970年秋起，该年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招进工厂[ 这类情形出现在上海（《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6日第四版）、昆明（1984年12月29日与M.Z.W.的访谈）、桂林（1984年12月8日与G.M.的访谈）以及全国各地。这类直接招生在1971及1972年间有所增长。因此，在广州，1972届的学生中估计只有50%下乡（Hong Kong Standard, 1973年7月3日，见T. Bernstein, 前引，页104），而在北京还不到50%（W. Kessen, Childhood in China，页197）。]。在那个时期，毛偏执于会跟苏联打一场大仗的预见，于是在 “三线”地区的开发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三线”是指远离中国主要中心的地区，在那里建立基础设施、军工厂及重工业 。在这些地区，绝大多数青年都被招工进了城。比如在云南省会昆明，1970-1972年间基本上没有人下乡[ 与MXY的对谈。]。在贵州省，1968-1969年间8万知青下乡之后，从1970至1973年期间，下乡运动几乎完全停顿，一共只有2900名青年下了乡，平均一年725名[ 《贵州省志 劳动志》，页68；刘小萌，前引，页387。]。

此外，必须看到，教育制度重新启动，也稍微推迟了青年就业的年龄。明显的是升入高中的城镇初中生大幅度增加[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1006。]。然而这种进步极其有限，因为新建立的体制把中小学合并为十年一贯制，代替了原来的12年学制（其实只是过去的初中毕业后再多读一年）[ J. Unger，前引，页33、154。]。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批获准返城的知青在城里就业或上大学。新的大学招生制度是在1970年制定的，要求高中毕业生必须有至少两年的生产劳动经验才能进大学。赫鲁晓夫又一次做了毛思想的祖师爷，毛提出的政策与赫的是异曲同工。就是这位苏联领袖在1958年首创新规定：学生入大学前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以及入学后头几年还得定期参加体力劳动[ 同上，页189。]。这些规定很快就被苏联当局放弃了，可是在中国，尽管温和派一直反对，毛的这项高等教育政策从1970至1976年还是得以顺利推行。对毛及那些极左派来说，选拔大学生的问题重要无比。因此，从文化革命一开始，1966年6月13日，毛就让中共中央通过了一条取消大学入学考试的指示，代之以群众推荐、干部评选的招生办法。7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同上，页113-114；顾洪章等，《大事记》，页65。]。由于文化革命，这项规定4年后才开始执行。大学招生并不会影响到大多数知青。实际上，1970年秋之后才逐渐恢复的高等学校并没有接受大量学生（1972年总共是19万）[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966。]，加上在乡下待了起码两年的知青还得跟其他的“工农兵”竞争，而后者理论上应该占学生人数的大部分[ 其实，当时似乎有一条“内部”规定：65%的“农民”大学生名额是预留给知青的（与C. H. G.的对谈，1987年9月19日）。Suzanne Pepper也指出那个时期的一大部分大学生是知青，见Suzanne Pepper，?Education and Revolution : The Chinese Model Revised?, 刊于Asian Survey, 1978年9月，页870-871。]。

选择哪些青年可以不下乡，哪些可以调回城里，一般都得看阶级成分，后来放宽了，新规定（不是全国统一的）考虑具体的家庭情况，尤其是已经有兄弟姐妹下了乡的，以及家庭经济条件[ 多次访问记录。J. Unger, ?China s Troubled Down-to-the-Countryside Campaign?, Contemporary China, III(2), 1979年夏，页86。必须指出，因家庭理由回城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获得一份工作。厦门年青女诗人舒婷，因是独女，于1972年返城，但直至1975年方在一个集体所有制工厂得到一份固定工作。待业期间，她只能靠着做些临时工作维生（与舒婷的对话，1985年7月7日；王蒙等，《走向文学之路》，页285）。]。1973年7月国务院要求在全国推行上海对归侨知青的优惠政策。他们本来是回中国念书的，可是其中大约1万人从1968年起就陆续下了乡。因为他们的“海外关系”引起猜疑，所以经常受到歧视。政府顾及到在国外，特别是在华人群体中，可能造成的不良形象，所以决定让他们返城，甚至准许他们像其他华侨一样出国[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9-110。文件全文收录在国务院知青办编辑的《知青工作文件选编》，页84-86。]。在当时，或者说在整个下乡运动期间，有另一类青年可以得到不下乡的赦免牌，就是那些在体育、艺术、外语或某些学术方面具有非凡才能的。这些“超天才”就直接进入城市单位或者高等学校[ T. Bernstein, 前引，页106-108，及S. Pepper，前引，页869。]，然而，就算在这种特殊情形下，后门、关系和红包，对天才来说，似乎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梁恒就是一例，他个子特高，篮球场上手脚灵活，所以不仅可以不用下乡，还上调到湖南省会。如果他答应进篮球队，就有好几个大工厂都想招他做工人。虽然有省体育教练的支持，最后还是靠一位医生的贿赂及一个党支书的有偿支持，事情才得到解决[ 梁恒与J.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第18章。]。

下乡知青人数下降确与城市工作单位大量招工有关，政治因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那个时期正值“林彪事件”发生。这位“三忠于”人物在九大上被正式指定为毛的接班人，但1970年8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已经与他的恩师貌合神离，冲突已潜伏下来。这场政治危机最后以1971年9月大元帅的神秘失踪收场，同时也产生了较长时间的效应，尤其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在1972年回朝掌政[ 林彪，眼见阴谋暴露，企图乘飞机逃往苏联，后其座机坠毁在蒙古共和国。J. Guillermaz, Le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au pouvoir, 卷二，页565。]。极左派当时在教育领域明显地作出了让步[ J. I. L?fstedt, Chinese Educational Policy, 页135。]。似乎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高等院校在1972年招收了直接从中学毕业出来的学生。据说从恢复优秀中学毕业生直接升大学之时起，周就举双手赞成[ S. Pepper, 前引，页869。方毅的讲话载于Pékin Information, 1978年1月2/16日，页16。]。林彪身亡后，面对“大管家”们，毛的地位有所削弱，因此他忧心如焚、无暇顾及其它，毛派分子们自然也就放松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而“管家”们则避免公开讨论或否定毛的下乡运动理念，以至宣传的调子与68-69年的不差上下。

要解释运动的降温，除了领导人的政治忧虑之外，也许基层干部的意兴阑珊更重要。毛式领导作风是建筑在缺乏制度上支持的极度激进主义之上的，不容许官僚式的工作永远循序、一成不变。许多地方干部在1968-1969年间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忠心与虔诚，一旦秩序建立了，红卫兵也被分散到了各地乡下，这些干部就认为下乡运动的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正是为了打击杜绝这种态度，出台了1970年(5月12日发出的)26号文件[ 毛批示的这个文件强烈要求各级干部将下乡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解决知青的一些问题，并要求加强宣传工作以及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坏人。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2。]，但无甚成效。其实，另有一个原因使基层干部失去积极性：老百姓对下乡运动的抵制情绪越来越剧烈。知青在当地陷入的严重困境已经家喻户晓。事实上在城里有不少办法可以找到工作，这就鼓励了青年及他们的父母奋力抵制动员下乡的工作。“走后门”的现象比比皆是，也使一般群众灰心丧气。有的时候，抵制行动发展到威胁或者殴打负责动员下乡的教师及干部[ 顾洪章等，《始末》，页113。]。后来，动员工作在学校内进行，这是个巧妙的方式，用以避免学生中途辍学。当时，辍学的学生，“有上等 后门 的进部队当兵，有下等 后门 的进工厂当临时工。没 后门 的闲散在家，等候时机”。一份内部文件披露，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1968年入学的有9000学生，可是到1972年毕业时，只剩下2300名[ 刘小萌，前引，页273。]。抵制行动也波及到已经下乡但开始未得准许而回城的知青，有些甚至递交请愿书，要求招聘他们。 1972年底，估计有至少10万知青处于这种境况下[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2、107。]。这当然令中央领导大为不满，他们之中任何一个都不愿看到下乡人数大幅跌落。因此，1971年计划遣送140万知青下乡。结果计划只完成了53%。1973年初，抵制行动愈演愈烈，到5月底，上半年的计划只完成了29%[ 刘小萌，前引，页270-271。]。

当局为了缓和抵制行动，就着手处理青年及家长们关心的问题。揭发出了农村干部迫害知青的恶劣行径，尤其是女知青被奸污的骇人听闻的案件，有的负责干部因此被查处[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6-97、106、108-109。]。干部子女的特权问题是另一桩令人沮丧的事，如今也涉及到了：1972年5月1日下达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 走后门 现象的通知”（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这个通知是经伟大领袖亲自“批阅同意”的。10月又发布了40号文件，禁止“走后门”当兵。12月公布的44号文件则规定，凡通过“走后门”获得城镇工作的必须遣返回乡[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37。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7，他们将第一个通知的颁布日期误认为1971年5月1日。]。短短几个月中连续发布三个同类的文件，这就说明当局面对那些问题实在是无能为力，但是他们又想表示要“干一下”的决心。相反，知青的身份得到了提高。从1970年起，或者说是自1969年底始，报刊不只是再谈论青年知识分子需要接受再教育，同时也强调必须改善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条件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才能[ 见《人民日报》1969年11月16日第二版，及1970年5月8日第一版。]。1969年夏之后，还从知青中选拔积极分子去参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 据辽宁电台广播，1969年7月19日，及安徽电台广播，1969年9月23日，各刊于SWB，1969年7月23日及1969年10月7日。]。后来，还有知青入团入党。

领导人也利用林彪事件来攻击群众的抵制行动：叛徒元帅在他的“武装起义计划”（即“571工程”）里写明必须利用社会上对下乡运动的不满情绪，他诬蔑这场运动为“变相劳改”，并揭发毛利用红卫兵先作“炮灰”，事后又作“替罪羊”，企图以此获取群众的拥戴[ 这份文件的全文收录在Y. M. Kau的The Lin Biao Affair，页81-90。]。不知道是不是原文版本[ 果真如此，那很明显是林彪厚颜无耻地利用人民群众对各种政策措施的不满情绪，而他自己本身就是主要的制定者之一。正像李一哲在大字报上所说的：“林彪的 571 不过是企图把受他的体系损害的人民群众，当作一种 借用力量 ”；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页86。]。不管是不是，在1972年公开“揭露” 这些片断，反映出当局决心面对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有意将大批老百姓对下乡运动的消极思想和一个背叛祖国、众人唾弃的叛徒拉上关系。

为了不让群众表达意见，中共经常使用的宣传手法之一，就是把群众自发产生的思想念头与阶级敌人拉上关系，这要比简单的查禁有效得多。在1973-1974年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这种手法又被反复使用。

运动的重整及重新启动：1973-1976

运动继续进行，但进度减得很慢了，这样过了两年，1973年春的经济和政治形势要求重新推动这场运动。一方面，工业增长速度放缓，必须减少招聘固定工的人数，因此就得增加下乡的人数。1973年1月7日至3月底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决定1973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不再招工，同时还必须精简100多万职工[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8。如同通常那样，那些决心立意都没能坚持，1973年国家机构职工增加了150万。不过，当局本来就是有这样的意图。]。另一方面，林彪事件开始“被消化掉”了，毛派分子企图采取政治主动。由于下乡运动和教育一样与毛垄断的思想领域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就形成特别有利的地盘。领导内部的两大派别都一致同意将下乡运动提到工作日程上 。

知青家长李庆霖致毛泽东的信及全国工作会议

重新启动运动，就必须伴随机制上的调整。事实上，运动开展4年多以来已经涌现出众多明显的社会问题，还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情绪[ 见本书第九章。]，再次启动可能会令情况更趋严重。最终促使各个环节上调整的，却是通过1970年代中国古老的“告御状”形式。追溯那些调整的源头，显而易见的是福建省的一位教师，他在1972年12月20日以“告御状”的方式给毛写了一封信，随后无上光荣地收到伟大舵手的亲笔复信。李庆霖是莆田县一个小镇上的小学教员，有两个儿子，老大已经下乡插队，老二16岁正准备动身下乡。老大在乡下挣的根本不够维持生活，甚至连理发的钱都没有。只有45元月薪的李老师，妻子没有工作，还得不时寄钱给大儿子，让他可以在黑市上买粮食吃。在写给毛的信中，李首先详细地描述了儿子的情况，而且毫不掩饰自己对两个孩子的前途非常担忧。之后，他还断言当局没有做过任何努力去解决知青在农村遇到的问题，然而所有的高干子女都“走后门”回城了[ “李庆霖事件”在当时或稍后的资料来源都很多。至今能找到的最完全的文件资料在刘小萌的《知青史》，页355-367，以及在顾洪章等的《始末》，页116-121。M. Frolic在Mao s people，页42-47，以英语做了介绍。]。这份上书自然也是一纸“御状”，李庆霖小心翼翼地托付毛的表侄孙女王海蓉（也是他的翻译兼秘书）把信交到领袖的手上[ 李庆霖通过“关系”曾接触过王海蓉；见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31。]。1973年4月25日，李庆霖身上发生了近似神迹的事。毛居然给他寄来300元人民币，还附上一纸短柬：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上面很快就派了调查组下来进行核实，汇报说左右邻里都争相跑到李家，为的是亲手摸一摸那几张人民币钞票，还向李建议：“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 这的确是李庆霖所作的事。后来3张钞票存放在李庆霖居住的一个镇储蓄所的保险箱里。李当年写信给毛主席时所用的桌子已经摇摇晃晃了，可他怎么也无法下决心把它处理掉。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19，以及胡发云等，《沧桑人生》，页32。]。然而，这封信，如同李庆霖自己写的那封一样，直到6月才被传达下去的，而且是通过“内部”渠道的。这两封信后来作为周恩来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的附件，在全国印发直至公社或区级，然后口头向全民传达。李庆霖的名字传遍了全国各个角落，他的敢做敢为被人们广泛称颂[ 然而，这令莆田县的地方小干部勃然大怒，觉得那是针对着他们的。随后他们就立即想法抹黑李庆霖父子，声言李欺骗了毛主席。他们的顶头上司比较聪明，严厉批评他们的做法，把其中一人撤了职，另一人给调走了。刘小萌，前引，页365。]。李老师本来政治上并不清白，1950年代有过些政治问题，现在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之后又成了在县级、省级、甚至国家级都有话语权的领导人[ 李庆霖在1957年被插上了“白旗”，因为他的学生没有一个考上公立初中。他也无法证明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三青团”。多亏毛给了他复信，过去那一切都随风吹走了，再不会克扣他的工资了。他加入了共产党，升任为县教育组副组长、知青办副主任、省高校招生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四届人大常委、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以及福建省知青领导小组组长。此外，他的家人也都沾了他的光：妻子获得了一份工作，孩子们也在农村得到重要的职位。长子入了党，幼子入了共青团。1973年长子还被推荐上大学，不过他拒绝了这一提升。由于父亲的政治资本是建构于“送子务农家长”模范的角色，他很难接受这一点。后来，当“教父”们倒台的时候，李庆霖就为他的社会成就付出沉重的代价。见本书，页183。]。毛的复信不只是在这位卑微的教师的命运上产生了效应，而且还引出了机制上的一场总的改革调整，那就是在由周恩来召开的一次最高领导人会议上草拟的，后来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这是1966年以来第一次，是下乡运动的转折点，反映出上层内部各派势力经重组而处于比较均衡的状态。尽管仍然是毛第一个提出，但立即跟上来的是政府行政机关总动员，决心全力发挥桥梁作用，把伟大领袖的指示在现实中贯彻到底。这件事充分反映了毛与周的政治作风，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前者给李庆霖复信的做法显示出他对他已掌握的权力领袖魅力无限眷恋，也让人看出他对那些把他自己和人民分隔开的官僚干部们缺乏信任。毛没有像平常那样把复信交给下面的人，再嘱咐几句，而是让他的保卫队长汪东兴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复信通过邮局一起寄去[ 这笔钱相当于李庆霖6个多月的工资，但对毛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毛的日常开支都由国家负担，专门银行的户口里集聚了长年的毛选版权费，直至他去世的1976年，已经高达7580多万元。见程再思的一篇似乎资料相当丰富的文章，《动向》2001年10月，页21-23。]。他还询问李是否共产党员，假如不是，应该吸收他入党，此外又推举李作为即将召开的十大代表。周恩来一得知情况，就立即行动起来。4月27日，李收到复信后的第二天，周就召开了中央高层次的会议讨论上山下乡运动问题。他强调：“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了。”毛的那句“全国此类事甚多”，其实就是对政府工作不言明的批评。周急不可待地回应毛的意愿，但同时借此机会就把文革前运动的一些特征(如经济发展的考虑，细心的管理及按计划办事)重新使用于1968年发起的运动中。因此，周在那次会议上提议制定一份1973-1980年期间的计划。无非是关于如何挽救他1963年制定的那份被文化革命打乱了的15或18年规划。他还提出好几项措施，旨在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此外又要求清理他们的个人档案，尤其搞清楚他们的阶级成分问题。实际上，自从林彪身亡后，相当多的干部已经得到平反，有的正在平反中。然而，地方干部通常没有及时把这些在外地出现的政治性变化纪录到有关子女的档案里。结果这些孩子回到城里继续遭到歧视。令周及其他领导人不快的[ 中共黑龙江省委在1972年11月就已经发出紧急通知提出这个要求；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6-107。]并不是因出身不好遭受歧视，而是领导人的子女沦为受害者。

上述会议主要决定了要准备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遵照该会精神，来自不同组织机构的70名干部分作13个调查组，分派到12个省，对知青的真实现状撰写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 为准备1973年会议所作的一系列工作给这场运动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用的资料，起码对那些有意接触这方面研究的人士更为有用。]。由华国锋主持的这次马拉松式的全国会议1973年6月22日开幕，8月7日结束，足足开了47天[ 有关这次会议及准备工作，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22-129，《大事记》，页112-119，以及刘小萌，前引，页368-378。30号文件全文载于《知青工作文件 》，页87-95。]。1973年8月4日，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决定，以中共中央30号文件形式，经过内部渠道转发全国。会议结束前就下达了决定，这反映出问题对领导人来说是何等重要与紧急。1973年下半年，在各省市就召开了各种会议，研究这些新政策，并公开进行讨论[ 可以使用的这些会议的总结汇报目录刊于T. Scharping，前引，页160-161，注释145。]。30号文件有两个附件，一个是关于要采取的措施，另一个是有关1973-1980年的下乡规划。附件都发到省市领导人手中，可以指导他们制定各自的具体措施及长远计划。

第一个决定恰好就是加强下乡运动工作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从省到县）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党委第一或第二书记任组长。任务是“组织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做好有关下乡运动的工作。这些小组设立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所以在那个时期就有了负责下乡运动机构的统一的名称、行政级别以及专门职责，因此也就增加了许多干部[ 1974年4月，毛给李庆霖复信一年以后，知青办公室的专职干部从8178名增加到13541名；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29。]。

然而，中央政府并没有树立一个好榜样，因为当时全国的中央领导小组（它应该是隶属政府的，而不是隶属中共中央的）还没成立。那次工作会议以后设立的是“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1973年10月开始运作，可是到1974年1月1日才正式宣布成立。办公地点回到了农林部。该部部长沙风本来是军代表，现亦兼管知青办公室，而主要负责人则是于驰前、张亚群和顾洪章。奇怪的是这个领导小组办公室像一个虚无机构的办公室那样，运作了两年半[ 这种状态令大部分中外研究该题材的专家都迷惑不清了。即使刘小萌也被各种互相矛盾的资料弄糊涂了，以为“小组”从1973年10月起就存在了；见刘小萌，前引，页382。我们认为似乎应该相信顾洪章所说的，他本人就在政府的知青办，官方对下乡运动态度的微妙变化，他比较捉摸得清。有关运动的领导及办事机构的历史演变，见顾洪章等，《始末》，页244-250。]。1973年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要成立这个领导小组。1975年8月至9月国务院知青办在长春召开座谈会，会上再三提到尽快成立中央知青领导小组。后来，到了1976年4月沙风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又再一次谈到成立小组的问题。我们下面就会谈到，这最后一次终于收到成效。

从浪漫到现实：株州模式的推广及生活条件的改善

中央政府老是反复多变，多半是跟实干大管家与空想理论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关，尽管如此，从1973年起，下乡运动的组织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各级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相继成立，各省市订立出1974-1980年的规划。在这方面，以致其他方面，最值得借鉴的当推湖南省株洲市，1974年6月被树立为全国模范。这个城市创立出一个协调机关，专门在城市的工厂与农村的组织之间建立一种永久性的联系。这样制度化了，就可以迫使干部更多地关心下乡运动。1974年下半年，在各省召开的工作会议期间，全国上下都研究了株洲“经验”[ 关于这个典型，见刘小萌，前引，页423-434，及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225-126。]。一再强调这个“经验”其实就是意图将1968年的“运动”固定下来，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纲要”[ 有关1973-1974年间所采取的所有措施，见T. Bernstein，前引，页143-171。]。

大力强调组织的重要性肯定是想一箭双雕：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同时能更有效地管治他们，这样就可以弱化他们对下乡的抵制、控制他们的异端行为以及减少农村不利团结的现象发生[ 关于社会控制及离经叛道的问题，见本书第10及11章。]。从1973年起，就要求地方干部抓紧知青的政治教育。但改变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方式似乎最利于加强控制。根据株洲模式，这些城市青年再也不是分散在村子各处。他们集中在“知青农场”或者是与林、茶、果木有关的“知青林场”。相对于邻近的生产大队及公社，他们的独立程度不一，但无论如何是不相关联的单位。即使在那些没有条件建立“知青农场”（起码需要有地和钱）的地方，也极力提倡把知识青年集中在大“集体户”（由几个已存在的几个小集体户组成）和“青年点”，又称“知青点”[ 在四川省的一个生产队，索性使用了一个相当露骨的名字：“青年集中居住点”；《人民日报》1975年2月4日第四版。]。

这样集中起来就容易控制了，另外“株洲模式”还包括下放干部，干部和知青在一起生活，与地方干部合作给他们组织活动。从1974年起，下去了几十万名带队干部，一两年轮换一次，一般的比例是每一百个下乡知青配备至少一名干部[ 顾洪章等，《始末》，页307。]。有的地方虽然没有实行这种制度，仍然鼓励集中知青，这就可以指派一个农民或者一个地方小干部作他们的辅导员。总的来说，是要求生产小队、生产大队以及公社的所有干部定期过问关心知青问题，并任命相关的负责干部。

株洲模式能更有效地对付不愿下乡以及非法返城的青年。事实上，动员工作一直都是学校的事，偶尔街道组织从旁协助，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施以压力之时，才会求助于父母的单位。然而在新制度下，就变成了直接向家庭施加压力，因为是家长的单位负责动员以及遣送学校挑选出来的下乡知青。单位的控制得到极度加强，那是因为知青回城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这同一个企业单位会不会招聘他。其实，从那个时期起，已经开始发展世袭性的招工制度，我们下面会谈到的[ 见本书，页144及161。]。把知青集中起来另立各别单位的做法，当然是与当初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原则相悖的。但是，面对知青要继续在农村生活下去所遇到的不言而喻的困难，乌托邦理想也只得退让三分了。

1973年夏天的全国工作会议的报告承认，有三分之一的知青生活不能自给，40%的住房条件恶劣。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采取不同措施增加他们的安置经费。拨给集体用于安置每一个知青的补助费增加了一倍：南方从230元加至480元，而北方则从250元加到500元[ 在畜牧地区（内蒙、新疆）有700元补助费。但为了在国营农场及军垦农场安置下来已经付出的400元补助费并没有增加。]。有些青年虽然尽力艰苦劳动，还是非常困难，无法自给自足，这种情况下国家就提供口粮补助。又再次强调城市青年应该跟农民一样同工同酬。另外，把知青集中起来，有了分工，就有利于更好地组织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连同娱乐生活；有人管了，旷工缺勤的现象减少，结果收入就增加了。在卫生医疗方面也得到部分改善，坚持要求照顾女知识青年的生理特点（特别要避免安排她们在月经期间下水劳动）。对以前插队的生活困难的知青，也给予了补助：每人100元口粮补助及200元建房补助，补助经费中预定该用途的那一部分必须得用于给知青建房，不得挪用。然而，即使增加了经费，如果没有地方的金钱及劳动力的协助，住房一样盖不起来。这些房子盖好以后，房权归谁？在某些省份理论上属国家所有，而在其他地方又说是属于地方集体。房权问题不清晰，地方当局对此当然也就缺乏积极性。

除此以外，国家还提供了数额庞大的贷款建立新的知青农场和集体种植场。同时也借助城市单位的力量。株洲模式很重要的一环是将遣送及安置城市青年的大部分责任转移到有关学生家长所属的城市单位。所以是单位跟下乡的地方联系[ 企业与有关公社建立密切的联系。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挂钩”；见《人民日报》1974年6月2日第一版。]，特别是赞助新的安置方式所需的建房额外开支。此外，有些家长工作的单位财政上无法提供援助（学校、行政，等），那么大型工厂企业就必须把他们的子女全包下来。

为了增加学习及提升的机会，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专为知青安排函授或工余课程以及编写专为他们所用的课本。在全国会议上众多建议中之一是吸收更多知青进入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地方委员会，以及基层领导机构里[ 见《人民日报》1973年8月7日社论。]。传媒反复宣传这个精神，而且在所有涉及知青的报道中都经常谈到有多少知青入了党，入了团，又有多少进入了地方领导机构。不过这类机会仍然是很有限的。根据知青办公室发布的资料，知青中党员的比例是在1%到1.5%之间，团员的比例在20%到30%之间，进入领导班子的在2%到4%之间[ 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全国城镇 》，页56-57，援引在刘小萌，前引，页865。]。

在全国会议上还公开讨论了特别令人焦虑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安全问题。大会一致同意有必要惩办那些迫害欺压知青的罪犯，所以分别在1973及1974年给一批干部定了罪判了刑。周恩来和另外几位高级领导亲自提出建议，把对知青施以酷刑的两个云南兵团军干部以及另外两个奸污迫害几十个女知青的黑龙江兵团军干部判处死刑，并且在大会后立即执行。跟着的几个月里各地还公开判处了一批[ 刘小萌，前引，页394-401；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15-119。]。集中知青并派带队干部，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城市青年，避免地方干部滥用职权胡作非为。然而，儆戒性的惩处并没能解决问题。一方面，事实上，当时的司法制度几乎荡然无存，同一地区的干部总是互相包庇的；另一方面，地方干部掌握着知青命运，决定他们能否返城，新措施并没有削弱这些干部手中的大权。1974年揭发的敲诈勒索案有增无减，在上述那种情况下，实在是不足为奇，因此在那一年又掀起一场新的严惩打击运动，又有一批干部判处死刑。1974年起，有关部门把知青揭发的迫害事件以及“非自然死亡”的个案（似乎是意外或他杀引致）作了详细记录。虽然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但那些令人愤慨的事件在全国会议之后并没有消失。根据知青办的官方统计，仅1976年就揭发出1万桩迫害事件（其中奸污女知青占大多数）。同一年，记录有4970件知青“非自然”死亡个案，占总死亡人数的73.5%[ 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全国城镇 》，页70-71，援引在刘小萌，前引，页864。]。

1973-1974年期间，下乡运动经历了一场不像1968年似的彻底的改革，但至少是为了适应社会要求才进行的调整改良。很明显，中央及各省市政府提出的种种建议在农村都不太见成效，而机制的改革只是逐步地在全国展开。比如说，株洲模式还远未被广泛接受，得慢慢来。从1974 到1978年，知青农场及知青队只接纳了全部新下乡知青的20%多一点儿[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不论怎么说，1973年以后的下乡运动有新的政策，为了继续运动就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不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而且还是一笔经济账。事实上，这场运动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城市企业单位来说，都是相当昂贵的。如果改变成本利润之间的平衡，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它本身的前途。国家直接拨付用于下乡运动的经费逐年增长：1973年4.79元亿元，1974年8.44亿元，1975年9亿元，1976年打破纪录达到10.7亿元[ 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9。]。

1973年夏的全国会议颁布了相当详细的规则厘定哪些青年可以留城或返城。对身患疾病或者经济条件极度困难的特殊情况应另外考虑，从此每个家庭均有权留一名子女在身边。这不能说那是一项全新的政策。其实，有些省市早在1971-1972年就公布了类似的条例。1973年的规定还给负责决定知青下乡及回城的干部一定的决策空间，尤其是在如何界定健康问题或者经济困难问题上。不管怎么样，官方正式承认家庭的需要，以及社会不可能将所有青年都送下乡的现实，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进步。这也意味着，从今以后分配工作所遵循的原则不仅仅是“国家需要”了。然而，一些极端主义分子从来都主张尽可能地全面推广下乡运动，承认特殊情况的存在无疑令他们大为不满，又一条毛派原则在工作会议上被放弃了。根据上海报纸报道，一位上海女青年的兄弟在某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完成任务”时牺牲了，而她只有这么一个兄弟，她说：“我哥哥在农村接受的再教育不能替代我自己的再教育。我哥哥在农村干过革命的事实也不能就说明我该过舒适的生活”[ 上海电台广播，1973年10月15日，刊于SWB，1973年10月19日。]。这其实是“上海派”对发布的政府政策的一种隐晦的批评，不过没有引起公开斗争。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976年，事实上，分歧并不排除某些妥协。虽然1973-1974年间运动经过检讨重审，但官方的口径没有改变过。全国会议的报告仍然把下乡运动说成是“反修斗争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步骤”及“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培养千千万万接班人的一种手段”。理论上，没参加过生产劳动而进入高等学校依旧是不可能的。在宣传上，新建议是作为实现原定目标的先前任务提出的。比如，一律到郊区公社去下乡插队并不算是给缩小城乡差别的雄心壮志浇冷水，而是朝城乡差别的缩小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工厂与公社、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有了更密切的联系[ 《人民日报》1974年6月12日第四版。]。

因此，新的下乡运动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同时考虑到毛对意识形态的要求，温和派对合理组织的忧虑，还有社会上对运动的不满情绪。当然，这不能化解人们唾弃这场运动的根本原因，但却能消解抵制运动的力量。新运动掀起的时间与党内两大派的相对休战期恰好一致，这一时期形势的最高峰就是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会上周恩来宣称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有改善，完成了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见中共十大报告，刊于Pékin Information，1973年9月10日，页25。]。

领导人们对运动又重新关注起来的结果是下乡人数大增:1973年有890,100名知青下乡，而1974年上升到1,724,800名。组织与计划得到改善，就可以调节下乡的人数，下列三个年份的数字显示出与1974年相比，没有很大差距：1975年2,368,600名，1976年1,880,300名，1977年1,716,800名[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因此可以说，在这一期间，全国会议制定的计划，总的来说是照办了，甚至还有些微超额。本来预计从1973到1980年下乡1300万知青，平均每年160万。事实上，从1973到1977，平均下乡人数已经达到每年170万。然而，计划制定者怎么也想不到，从1978年起，他们的计划会完全失效。本来预计在这个时期从已实行过这种大规模移民的大城市遣送131万知青到外省去。黑龙江省当时就同意接纳50万上海青年。但这个计划没有了下文，那个时期全国这类跨省下乡的总数超不过8万。实际上，想让知青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已经是越来越难了，另外政府也承认有些地方是一厢情愿把他们送去边远地区，丝毫不考虑当地的接待能力。 华国锋在1973年曾经透露：7000名到贵州下乡插队的上海知青中，就有6000名跑了回来，原因很简单，那儿吃不饱[ 刘小萌，前引，页391，注释1。实际上，有1万多上海人去了贵州；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5。]。从1974年起，因株洲模式占尽优势，所以到城市郊区去下乡就越来越普遍。

这个时期遣送下乡取得的“成绩”在我们的曲线图上一目了然，显示出的是第二个高峰[ 见本书图表1，页191。]，但付出的经济代价不容忽视，上文已经谈过。其实，当时运动已经悄悄地逐步由终身下乡制向轮换制过渡。对这个问题，全国会议没有明确的指示，不过在会上代表们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一部分赞成大多数知青实行轮换制，因为比较合理也比较容易为人接受；另一部分则坚决反对，认为这样经济代价太大（安置费只是给知青在乡下过一段时间，太不值，而且得进行两次职业培训，到了农村是第一次，返城后还有一次）。反对的代表建议下乡人数少一些，但应该是固定永久的。全国会议明确规定准许在下乡知青中招工征兵。在这种情况下，回城的人数明显地增多了，当然还没有下乡的多，不过已经足够提高返城的百分比（从1962年开始计算），1973年底是42.9%，1976年底上升到48.1%[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111。见本书图表2，页192。]。许多省份已经开始尝试轮换制，因为动员工作比较容易进行。文化革命前唯一正式实行过轮换制的省份广东，1975年又再一次重新实行，遣送了几乎与1968年同样多的青年下乡[ 见《中国人口 广东分册》，页168。]，同时也组织了一大批1970年以前下乡的返城[ 我们很遗憾没有找到返回的确切数字，但多次访问都向我们肯定了这一事实。]。

正是在这个时期，经济现实主义令政府废除军垦农场制，恢复国营农场制。生产建设兵团是在革命狂热中匆匆成立的，接纳了过多的知青，因此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以及生产效益问题[ 有关知青在国营农场及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经历，见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解体，见刘小萌，前引，页471-480。]。本来国营农场已经赤字连年，转到军队掌管之下更是每况愈下，简直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从1967到1969年，亏损额增加了近5倍，达到4.6亿元，而投资实现经济效益则下降了13%。政府很快地就觉得不对头了，1970年10月召开了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商量对策寻求解决办法，但没有任何结果。从1971到1973年，生产持续下滑。黑龙江兵团仅在1973年就亏损了近2亿元，而整个兵团系统的亏损额竟然达到了11.1亿元。问题在于兵团干部根本不关心生产，而且也没有能力指导发展生产。然而，由于军队编制的干部架构臃肿，完全是一个官僚政治机构，因此开支庞大。根据1973年2月的一份调查报告，黑龙江兵团行政机关的干部中，直接管生产的仅占8%，但同时期农场转手到军队管辖之后，干部的总数增加了一倍。在内地的一些地区，没有边防任务，也没有什么荒地需要开垦，这些兵团存在的意义何在，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史卫民、何岚，前引，页374-378。]。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就决定解散兵团，由国营农场来替代。下放在兵团的知青就不再是“兵团战士”，而成为了农场职工。

上山下乡和“两条路线斗争”：从交白卷到批判走后门

1973-1976年，这一时期可谓“两条路线斗争”时期，由于双方都自感时日无多，斗争更显激烈。温和派的牵头人周恩来已知癌症在身、历日无多，而作为极左派主要支柱的毛则年事已高、疾病缠身。斗争主要集中在是保留还是放弃某些“文化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温和派偷偷地企图重新修改，而极左派则全力维护，声言要掀起一个又一个“运动”。毛式的下乡运动招致极度暴力性的斗争。“今天，像教育革命和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这类新生事物就是一场既尖锐又残酷的斗争”[ 青海电台广播，1975年12月22日，刊于SWB，1975年12月30日。]：这一句话就可以代表整个时期的气氛。

上文已谈过，1973年知青遇到了大量的实际困难，必须予以解决，在这一点上两派之间似乎有过相当的共识。不过，涉及到入大学的条件时，公开的冲突就爆发了。年初，一大批文化革命中被罢了官的老干部（包括邓小平）回朝了，显示温和派在政府里的势力得到加强。就是在他们的坚持下，4月份国务院重新将文化水平考核部分列入进入高校的各项标准中：大学生的选拔只能在“有两年以上的实践经验”的青年中进行，“首先看他们的政治条件”，然后再通过考核“测定他们的基础知识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2月2-21日，页14-15。]。尽管极左派强烈反对，许多地区还是把“文化考核”安排为选拔程序的最后一关。

7月份开始，极左派抛出张铁生事件，向文化考核开火。张是辽宁知青，在农村担任生产队长和团委委员，考试中交了白卷。他在试卷背面写有一封信：由于全身心地扑到了繁重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因此没有时间温书。他很遗憾地看到这种考试制度是偏向于那些不参加农业劳动而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的“浪荡书呆子们”。信中提及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 实际上，他的出身并不是这样的。他的原名叫刘铁芳。他的父亲开杂货铺，与国民党保安队的一个高级官员关系密切，因此到了1958年就有麻烦了。这个问题本来会给儿子造成永久的污点。但母亲离婚改嫁了，儿子随母，从继父姓，为了和过去一刀两断，索性连名字也改了，从此就叫张铁生。见刘小萌，前引，页560。]。他表示虽然交白卷，但不感觉可耻，只不过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他的入学资格取消，“自幼的理想”不再有机会实现。其实，前两场考试张铁生就没有考好，而那封信是事前准备好的。信是6月30日写的，7月19日《辽宁日报》[ 《辽宁日报》1973年7月19日，刊于SWB，1973年7月27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案”为题刊登了经过删改的那封信。7月10日毛远新在一个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风闻了该事件。他立即抓住机会，把该信作了些少改动，将最末一段恳求“尊敬的领导”照顾之类的话删去，加上他亲自过目的编者按，交付报纸刊登[ 刘小萌，前引，页562-565，收录了张铁生的原信（错别字都没改）；《人民日报》1976年11月30日第二版。]。8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和《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同时再次重温伟大领袖5年前，1968年7月21日，作出的批示：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人民日报》1973年8月10日第一版。]

8月16日，同一份报纸刊登了上海极左派(用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赞扬张铁生勇于“反潮流”[ 《人民日报》1973年8月16日第三版。]。几天之后，在十大上，极左派头头之一的王洪文与周恩来都再次重复这个口号。两人都说毛曾经说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原则”。整个9月份里，多篇文章把“反潮流”和“白卷”事件联系起来大加发挥[ 见《人民日报》1973年9月10日第二版和1973年9月22日第三版。]。张铁生成了英雄。尽管成绩很差，他仍然被辽宁农业学院录取，而且还当上院党委委员，其实他是在农村的时候才刚刚入的团。后来，从1973年12月到1974年3月，他还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了日本。至于他的政治生涯，我们下面再详细谈，但先说1975年1月他当上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还进入了常务委员会。这种令人目眩的晋升速度并不像那份“白卷”是幸运巧合的结果，这是来自对不可一世的人物有意识地表示无比忠心，而后又被这些人物提携的结果，比如张同学还荣获了江青的接见。

1974年1月出现了另外两位“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反潮流英雄。这个时期，批林批孔运动已经接上了下乡运动，但是该口号继续在高呼不停。辽宁知识青年柴春泽突然名扬天下，是因为《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给父亲的回信，信中拒绝了老父替他准备好的返城机会。柴父出身贫农，是老红军战士，有27年党龄的老党员老干部。柴春泽在信中不仅拒绝离开他要“扎根”的农村，而且还严厉地批评父亲不再能担负历史的使命。他这样写道：

“自然法则决定了老一辈革命家不可能直接去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接你们这些革命老前辈的班。”[ 《人民日报》1974年1月5日第一版。]

不管柴春泽当初如何诚心诚意，公开自己与父亲的往来信件的行动本身，就表明了他要置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并且立场鲜明，企图从中获取某些利益。他自己申辩说，是为了通过现身说法来教育大家，所以在一个大队的共青团会议以及所在地区的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先后两次宣读了那些信件。毛远新看到了记者关于这次工作会议的报道，就安排在《辽宁日报》刊登柴写给父亲的信，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就转载了[ 《辽宁日报》1973年12月20日第一版，及刘小萌，前引，页571-572。]。

在上述的这桩事件中，宣传部门特别强调革命的青年一代必须向老一代挑战，而钟志民事件则是斩钉截铁地揭发通过“走后门”离开农村的行径。钟志民身为军队高干的儿子，又是烈士的孙子。他的父亲参加过长征，祖父曾经是江西苏维埃的村长，后来牺牲在长征中，而钟自己则完成了一项光辉万丈的行动：要求从南京大学退学，因为他是走后门被录取进入的。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他交给大学党委会的申请退学报告。他说在农村仅仅待了3个月，在1969年就占用了一个农民的征兵指标参了军。他甚至都不需要劳动他父亲出面，只要说出自己的名字就够了。1972年，他萌生进大学的愿望，于是去请父亲想办法。只需打一个电话，入大学问题就迎刃而解，他得偿如愿进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然而这样一种做法令他感到沉重的思想压力。虽然家庭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则表示反对，他还是在1973年9月底递交了退学申请报告。大学拒绝了他的申请，由于钟志民一再坚持，报告就转到了江苏省委，但同样被否决了。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央。江青和周恩来插了手，退学申请最终被批准了。1974年2月他回到了1968年插队的江西省瑞金县。后来他多次参加江西及福建知识青年的省级会议。他当上了劳动模范、生产小队副队长和党小组组长。1976年他被任命为县共青团副书记[ 刘小萌，前引，页538-546，及T.Bernstein，前引，页254。]。这次事件之后，报刊又连续报道了另外几个干部（通常是军队干部）子女走后门进了大学又退学的事迹[ 见《湖北日报》1974年2月7日，《内蒙古日报》1974年2月17日及《山西日报》1974年2月17日。]。所有这些报道都是出自同一格式，完全可以看出那是由中央一级组织的一场运动。有的父母出来公开做自我批评。有些通过关系参了军或者进了工厂的青年也要求返回农村。

走后门的问题在1974年初的宣传工作中占着绝对重要的位子，尤其是从1月底到2月底。这不是没有理由突然出现的。干部子女走后门现象已经在知青及他们的父母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情绪。1973年夏的工作会议上曾对此进行过讨论，承认以前发布的有关三个文件并不十分见效。大家一致认为造成这种不正之风的责任是在已经死去的林彪身上，他1969年曾鼓吹“内部参军”[ 顾洪章等，《始末》，页127。]，但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没有达成共识。大部分比较偏向于采取强硬措施：强迫所有走后门进来的一律回农村，要求领导干部起带头作用。但其他的则认为这个问题很敏感，很难明确“走后门”的含义，所以只应该着眼于将来从严。最后，报告提出三项要求：三个文件的内容必须让广大群众都知道，发动群众监督执行；领导干部要带头让自己的子女返回农村；今后，凡是走后门的将受党纪处分。这些决定传达到各地，引起很大反响。许多“走后门”上了大学或进了工厂的青年担心被清查出来，送回农村，宁愿“自动消失”。很多地方还张贴了大字报，矛头直指“走后门”的干部[ 刘小萌，前引，页533-535。]。这样的气氛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出身高贵”的年轻人，像钟志民，会感到惶恐不安。舍弃后门，甚至检举利用他们自童年起就享受惯的特权行为，这些都出自对自己家庭的一种反叛思想，以及对从小被灌输的革命价值的认同，也是他们对普通老百姓感到内疚的结果。但是，这些行为的道德意义要大打折扣，因为是用脱离实际的激进宣传口号来表达，特别因为是很明显地受了一个政治派别要攻击另一个派别的摆布。致命弱点在于从来都没有触及并挖出促成丑事的根子：所谓的“群众推荐”。群众在不掌握实权的情况下，这个选拔知青的制度实际上就是“为特权阶级和权力意志服务”[ 邓贤，《中国知青梦》，页168。作者肯定地说，“根据统计”1972-1976年间进大学的知青，70%是高干子弟，进入知名大学的更超过90%。]。止于揭发事实，而不寻根究因予以打击，极左派们的目的昭然若揭：派系斗争才是占首位的。

尽管两派在1973年有过妥协，知青工作会议就是一例，但极左派依然试图重获优势。在8月的十大上，他们成功地得以在中央最高层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但是他们觉得还远远没有能渗入进国家机构中去，尤其是周恩来广泛把持的政府及各行政部门。他们因此决定要反周以削弱他的势力，继而扩大自己在基层的影响力。运动因此就朝了另一个方向发展，1974年1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向周恩来开战，毛本人是暗中支持的。周恩来召开了第一次讨论批林批孔运动的最高层会议，在这次会上极左派发起对“走后门”的总攻击，要求也对“走后门”进行批判，并称此“三批”为“三箭齐发”[ 刘小萌，前引，页535-537，北京电台，1976年11月16日，刊于FBIS，1976年11月22日，也见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报告，刊于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8月29日，页26。]。

批“走后门”对极左派来说的确是一匹绝好的战马。大批判2月底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将国家机构大多数干部陷入于尴尬受窘的处境。中央知青办下达指令，要求各地方知青办报告查出的走后门例案的数目以及将会采取的措施，这就预示着要更深入地发展运动。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到了3月这场批判嘎然终止。毛的忠心耿耿的臣仆发起了这场运动，而他自己在开初也明确支持过，但最后他亲手把它草草了结了。他收到了上述的最高层会议的汇报，在2月15日作了一个否定的批语，其中说到：“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又说为了避免冲淡批林批孔运动，最好将这个问题推迟到运动后期来解决。2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的意见发出了通知[ 刘小萌，前引，页547。徐明旭，《调动》，页198，作者在这短篇小说里非常生动地叙述了打击走后门如何达到积极效果，及不久党的文件又把这效果一笔勾销。]。毛为了一个不十分清楚的原因把这场对“走后门”的大批判亲手埋葬了。他在这次事件中前后不一致的做法可以与他过去的言行相比拟：文化革命中他鞭挞旧制度的弊病，着手创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后来他却放弃了一切努力甚至反对成立新的政治模式如“上海公社”，最终在九大上又重新供奉起本欲推翻的旧制度。假使批走后门运动继续发展，那么如果揭发特权扩大化，就有可能引发一轮对整个制度的彻底批判，他是否考虑至此，就犹豫了呢？他是否惧怕将来与周恩来及其支持者的冲突公开化？

扎根农村的样板

不管怎么样，极左派虽然被迫不可向“后门”射箭，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把弓收起来。在那个时期内，他们在政治战斗中没有停止过利用某些知识青年。1974年1月28日，正是批林批孔运动初期，江青写了一封信给河南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的知青。有着这么一个特别名字的公社，是把大李庄乡范围内的某一公社所属的3个大队单独划出来成立的。当初就有农村知识青年毕业后回来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就是这种经验给了毛泽东一个机会在1955年写下那著名指示[ 见本书，页57。]。该公社理所当然地成了使用知识青年的典范，从1955年的35名农村知青，发展到1976年的千余名农村及城镇知青[ 刘小萌，前引，页549。那个迅速电气化、机械化的公社在1969年底就已经有郑州来的400多名知青；见La Chine en construction，1969年11月，页35-38。]。模仿毛（或说是帝王）的作风，江青派了她的一个亲信浩亮[ 浩亮是位著名的京剧演员，尤其以他在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造型而扬名全国。他的原名是钱浩亮，但江青要求他改名字，舍去“资本主义”铜臭味儿的“钱”姓。他言听计从，他的忠心使他在1975年登上了文化部副部长的宝座。]立即把信送到了该公社。浩亮声称，这封信也是给“全国知识青年”的。江青越过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行政机构，企图在下乡运动的政策中插一手，扩大极左派在知青这一特殊社会阶层里的影响。她要求那里的知青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还恭喜他们取得“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言外之意很清楚：返城就是失败。不过这一主题概念到1976年才得以公开扩展。江的这封信经知青办的渠道传遍了全国[ 关于这件事，见刘小萌，前引，页548-555。亦见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26-127，及《始末》，页139-140。]。然而信没有在报刊上发表，因为周恩来示意把此事压下来，以限制影响的扩散[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27。]。这封信显然是极左派针对知青的总体行动的一部分，树立典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除了我们上面谈过的，还有两个模范也值得一提，一个是辽宁的，一个是上海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那两个地方是极左派势力的大本营。

吴献忠1968年在抚顺中学“毕业”（之前曾是红卫兵运动的积极分子），随后下了乡，在农村她对农业生产以及对宣传队工作无比热诚，表现突出。她多次拒绝回城，甚至拒绝应招进大学，这是她获得光荣称号的最主要原因。后来她当上了公社共青团团委书记和党支部副书记，但是她拒绝当脱产干部领取工资，宁愿继续挣工分。毛远新听说了这位女知青，决定把她树立为典型。1973年2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出了有关她的事迹的文章，题为“扎根农村干革命”，从此这就成了极左派的主要口号之一。1973年8月她还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14日《辽宁日报》撰文称颂她为“反潮流”英雄[ 刘小萌，前引，页555-557。]。

1969年4月，年方17岁的朱克家就从上海去了云南南部边境地区的西双版纳插队。他首先是名汉族好青年，愿为少数民族献身，给他们带去文明的曙光。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不仅学会了说还学会了写傣族语，另外还掌握了农业技术。1970年12月他搬到爱尼族居住的山寨，那里的生活条件更艰苦。他帮助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水电站，令穷苦的爱尼族人能够用上电，此外又帮他们缝补衣服、修理农具。他是寨子历史上的第一个理发师傅，同时还讲课当教师。他因此得到山寨农民的一致好评。1972年被推荐去上大学，但他拒绝了。1973年3月，姚文元在上海听说了这位知青的事迹，立即派了两名记者飞赴云南。他们两人各自写了一篇过分夸大的赞扬朱的文章，同时又帮他完成另一篇，题为“我深深爱上边疆的一草一木”。这三篇文章首先发表在上海的两份报纸上，然后就刊登在1973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跟着全国各大报刊都转载了。在姚文元和张春桥的干预下，朱在4月被吸收加入共产党，8月就作为代表参加第十次全国党代会，而且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是最年青的一个。后来，他被安排进入王洪文组织的“工农干部读书班”深造，王还单独接见了朱。1974年5月朱升任云南省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他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大，而且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同上，页576-579。]。朱克家晋升的速度与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吴献忠和朱克家两个都是“扎根”农村的典型。正如曾经谈过的其他典型，他们属于与极左派政治上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那群知青。既然得到了急速提升与极度荣耀，他们就得作出报答，从此忠心耿耿为后来的四人帮鞠躬尽瘁，充任他们的马前卒，向敌人开火。

知青婚姻这个棘手问题同样也受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影响。从1969年到1973年底，政府鼓励知识青年推迟婚事，主要是出于经济的理由。文化革命中当局无暇顾及节制生育政策，直到1970年才雷厉风行地重新抓起来，特别着力于推行晚婚政策。从1950年起，法定的结婚年龄为：女方满18岁，男方满20岁；但到了1970年代，实际上把婚龄推后了很多：城市青年为女23岁，男28岁；农村青年为女23岁，男25岁。在这种情形下，知青在1970年代还没有遇到什么婚姻问题，即使理论上把他们列入农村行列也不会有问题。此外，当局也很清楚家庭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冲击了农民的传统思想习惯，所以很希望知青能作为宣传标兵树立执行这项政策的好榜样。另一方面，如果知青结婚，就会牵涉到住房的开销，政府不愿被迫面对出现的那一系列问题，因为明摆着发下去的补助费是远远不够支付的。在1973年夏的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特意过问这件事，和邢燕子及侯隽这两名女知青模范谈话，向她们询问安置一对新婚知青夫妇得花多少钱。她们算了算，估计需要700到1000元。这个数目一定把周吓坏了，他跟着就在大会上表示：知青可以等些日子再结婚。他认为，刚下农村的知青不到20岁，可以等七八年，或者十年才结婚成家。他还夸奖另一名应邀来参加会议的女知青模范徐敏光，她28岁了，仍然保持单身[ 刘小萌，前引，页501-505，及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17。]。这样的态度分明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但违背了要求知青一辈子在农村安家落户的精神。

这种矛盾从1974年1月就被极左派利用来向周发起总攻击。像往常一样，攻击总是通过某一具体的“模范典型”来进行。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生白启娴1968年底下放到农村插队。1972年，不顾父亲的反对，她与同一生产队的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结了婚。婚后，毫无幸福可言，还经常被丈夫殴打。然而，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她的婚姻遭到人们的冷嘲热讽。1973年底，与白同在村中教书的同事将这桩婚事说成是“丑（闻）”，白在盛怒之下提笔写了几封信分别寄到不同的报社去。她对自己的婚后夫妻生活问题不置片言只语，但严厉地驳斥对她指手画脚的人，并把自己的婚姻说成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表现。她的信件恰巧落入正急需“反潮流”典型用以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极左派手中。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报》刊登了白启娴的信和编者按语，把她吹捧为英雄模范，赞扬她的行动在反旧传统观念的斗争以及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重要性。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该信，并把她树立为全国的模范典型。霎时间，到处都涌现出白启娴式的英雄[ 刘小萌，前引，页506-507。]。大多数是下乡一两年后就结婚了，年纪还很小，通常是为了找出路活下去[ 见本书，页292-294。]。

政治斗争在官方对知青婚姻问题政策的转变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而那些管家们亦无意唱反调。知青年龄渐长，这个问题是无法避免的，这一事实令人轻易放弃原来的政策。双方取得协调，娶嫁成婚可以鼓励，但重申必须遵守晚婚及计划生育的原则。地方干部有责任帮助结了婚的知青置家[ 关于知青婚姻状况的调查报告刊登在《人民日报》1974年11月23日。那是当时盛行的实用主义思想的极好例证。]。1976年，在对邓小平的大批判中，又把这类婚姻问题拿出来上纲上线。不过，1974年的鼓励政策并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到1977年底，仅有10%的知青结了婚，相应于全中国的同龄人来说，这个比例小得很[ 见刘小萌，前引，页867。]。

1974年初是极左派张牙舞爪大肆进攻的时期。但相应的平衡继续在左右摇摆。下半年下乡运动的工作主要是解决知青的实际问题及学习推广株洲模式。尽管批孔运动仍在进行（该年年底才结束），但政治上还是大力强调“团结”的中心议题。1975年1月召开四届人大，会上特别谈论的主题是团结统一的必要性，此外在周恩来自觉病入膏肓之时，邓小平复出重新上台担任第一副总理。周拼了全力来到会上宣读伟大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以及科技）的宏伟目标，其实在1964年的三届人大上他已经提过了，后来爆发了文化革命，结果不了了之。重点都放在经济发展上。在这次大会上，整顿恢复了教育部，并任命了温和派的周荣鑫为部长。然而，2月开始，为了响应毛发表的指示，《人民日报》又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人民日报》1975年2月9日社论。]，毛特别提到“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决心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与决心“缩小三大差别”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立意将下放农村运动扩展到城镇出身的复员军人以及大学毕业生。

头几批工农兵学员在1973及1974年毕业，尽管有毛1968年的7.21指示（前已提及），他们应该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但他们总体上都避免了回到乡下[ F. C. Teiwes, ?The Assignment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China, 1974?, China Quarterly, 62，1975年6月，页308-309。]。1975年新闻媒体也承认：“目前从农村来的学员毕业后多数回不到农村”[ 《红旗》1975年第五期，页79。]。极左派试图反对这种奇谈怪论，宣传辽宁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的经验。这个学院的大学生，不管是农民还是知青，都保留农村户口，学习结束后一律回到原来的生产队去[ 同上，页79-82。]。运动从辽宁开始，然后波及到全国其他地区的大学，极左派在大学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北京大学1975年有776名毕业生，其中84名下了乡，主要是去西藏、青海和新疆。他们之中有一名北京女知青高红十，她就回到了进北大中文系之前在1972年曾经劳动过的延安地区。高红十是赞颂知青的长诗“理想之歌”的四位创作者之一，早为当局所熟悉，所以她就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回乡的模范典型，以及实践毛泽东伟大理想的一个样板[ 见《人民日报》1975年12月8日及《光明日报》1976年2月5日。“理想之歌”出版了单行本，也在《人民日报》（1976年1月25日）登载过。关于这个问题，见高红十〈 理想之歌 问世前后〉，网址www.dacoca.com/txyfriends。见Masaaki Iwasa,?文革期间文学的另一面--高红十和她的理想之歌?，此文中文版没有发表过，日语版载于Mimei, 1, 神户, 1982年2月，页95-126。另见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页277-278。]。当时，清华也有几个大学生去了新疆。1976年2月，446名北京大学生在锣鼓声中出发下了乡。但是，虽然极左派鼓足干劲作出最大的努力，知青大学生回乡的比例在1975-1976年间还是偏低的[ 1977年，朝阳典型被揭发为“四人帮”的极左行为而废除了。见《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2日。]。很多人，特别是邓小平和周荣鑫，都认为培养成了大学生，却让他们去当工人农民，这是浪费。然而对激进派来说，那是一个“缩小三大差别”的有效方法。所以他们要求大学生在工农群众与他们自己之间“划等号”，鼓励他们拒绝“通过大学爬上特权阶层的梯子”[ 这是26位河北大学生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使用的语句；见刘小萌，前引，页596。]。有几个应征入伍的知青也要求在服役完毕后回到农村去。

1975年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没有能阻止吹起一股强劲的“右倾翻案风”。那个时候，邓小平将继承周恩来，已是不言而喻。虽然他推行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他办事作风更直截了当。在他所提倡并开始实行的改革中占着重要位置的，一是高校直接从优秀的中学毕业生中招收新生（这是直接挑战毛的教育政策），二是让大批知青回城[ 《人民日报》1976年7月14日第一版。S. Pepper,?Education and Revolution : The “Chinese Model” Revised?, Asian Survey, 1978年9月，页870。]。因此，1974年有603,500名知青返城，而1975年则达到了1,397,900名[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1。]。

自1975年春季始，广东省党委就决定永久结束下乡运动，代之以青年下放两三年的轮换制度。所有已经在农村插队多年的，包括文化革命前下去的，都必须赶快回城。这项政策当年夏天就落实执行，1970年以前下乡的都开始成群结队地回到城里[ 访谈纪录及J. Unger，前引，页168-169。]。这项政策有其独特性，或者说是彻底性(因为只是把接受了株洲模式之后的总趋势制度化)。究其原因，除了运动在广东省产生的“反常效应”特别严重之外[ 见本书，页376-382。]，应该考虑到 “现实派” 在省党委内占据优势，当时第一书记是政治主张与邓小平很接近的赵紫阳。他在文化革命前是陶铸的得力助手，当年陶就曾经试图按轮换方式来组织广东的下乡运动[ 见本书，页90。关于陶铸和赵紫阳文化革命前在广东的作为，见E.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1972年赵回到广东，从1974年4月到1975年10月任共产党省委第一书记。对激进派及他们的政策，赵已暗中坚决抵制，从他对李一哲事件的态度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见《动向》，1979年2月5日，页19，以及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1981年夏，页5。]。

知青在政治接班斗争中的作用

1975年底开始，大力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过还没有跟邓小平联系在一起。矛头对准高等学校招生政策，教育部长周荣鑫自然首当其冲，成为清华大学大字报的主要攻击目标[ J. B. Starr, ?From the 10th Party Congress to the Premiership of Hua Kuo-feng :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lour of the Cat?, China Quarterly, 67, 1976年9月，页475-476。]。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之后，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矛头直指邓小平。《人民日报》于3月10日与28日先后刊登了两篇经毛授意的针对邓的批判文章[ 《人民日报》1976年3月10日第一版及1976年3月28日第一版。虽然没有点出邓的名字，但是3月28日的“白猫黑猫”论就再清楚不过，该论的作者则呼之欲出了。]。跟着就发生了“四五”事件，北京人民明确表示拥护温和派，反对极左派，连毛本人也未能幸免于被指责[ 有关这个事件，见Cheng Ying-hsiang & C. Cadart, Les deux morts de Mao Tsé-toung.]。4月7日，邓小平被控为这次“反革命事件”的幕后黑手，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人民日报》1976年4月8日第一版。]。报刊媒体纷纷撰文批邓。由毛决定，华国锋正式成为国家总理。

下乡运动在这场政治危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1976年1月起，极左派就召开了多次知青积极分子大会，揭露有人不是帮助知识青年“扎根”，相反是要他们“拔根”。从1月底到4月初，《人民日报》搞了一场报刊上的名实相符的运动，在头版同一位置同一栏目刊登了10封不同知青群组写给毛的信件，他们发誓永远忠实执行伟大领袖有关下乡运动的指示，并揭发“右倾翻案风”[ 《人民日报》1976年1月23日、1月26日、2月5日、2月19日、3月7日、3月13日、3月20日、3月25日及4月4日，第一版。]。作为对那些翻案者们作出的“切实反击”，这次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有些大学毕业生，也有中学毕业生，被下放到了边疆地区去。虽然是一些人数有限的组群，但具有象征意义。极左派坚持执行这项下放政策，直至全面崩溃之日[ 《人民日报》1976年4月4日第一版，以及不同的省的电台广播，刊于SWB，1976年10月14日，页BII/12-14。]。

从1975年11月“反击右派翻案风”运动开始，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极左派不断鼓动他们从1973年就费尽心机拉拢的知青模范典型的积极性。张铁生1975年11月29日在《辽宁日报》发表了一封信，反击“否定教育革命”的人。这封信被看作是“张铁生的新答卷”，在12月号的《红旗》月刊上转载，并附上清华大学极左派写的另一篇文章。这是极左派向邓小平发起大进攻的信号，而这次进攻的结果就是邓在几个月之后下了台。1976年初张铁生还到北京、山西及辽宁各地去煽风点火[ 刘小萌，前引，页568-569。]。柴春泽也积极为极左派摇旗呐喊。1976年3月，他收到一封女知青向他请教的信，从此就开始与其通信。他本是靠一封家信发迹的，现在也如同惯常，无法压抑想把这些信件公诸于众的欲望。他主动将7封回信寄去报馆，部分信件发表了。这些信还编印成小册子，由知青办公室广为散发。柴在信中罗列了那个时期的一系列极左口号。他把下乡运动描述为革命青年唯一可能的选择，他批判邓小平和“四五”运动，指出与“党内走资派”“还要斗十年、几十个十年，一直斗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 同上，页573-576。]。朱克家则是在云南省政府内部煽风点火。云南省委在温和派的影响下，曾经斗胆在1975年安派朱同学作为干部回到原来的生产队，让他“下基层锻炼”。1976年2月，朱在公开会议上发起对省委的批判，并支持炮制一部宣扬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的话剧[ 同上，页580-581。]。至于吴献忠，她在19位知青联合署名的公开信的拟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19位青年是当年主要的“反潮流”英雄，他们的信7月13日刊登在《辽宁日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标题鲜明：“向 拔根 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 同上，页558-560。吴是第一个在公开信上签名的。这封信是6月份在由毛远新的暂时替代者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决定要发表的。当时毛远新“上”了中南海，在那儿替他那个风烛残年的伯父担当与外界的联系人。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41-142。钟志民没有在这封信上签名。他既不是辽宁的，也不是上海的，因此不能算是激进派铁杆核心的一部分。不过《人民日报》专门给他写了一篇文章，1976年7月17日，透露出他是站在向邓开火的这一边的。]。集体典型也纷纷投入斗争。其中就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主要头头，他们参加了一场1976年极左派在河南省发起的大揪“民主派”、“走资派”的政治活动。极左派还推出了另一样板：吉林省怀德县。该县占总数79%的8000多名知青表示要坚决在农村“扎根”。其中一位上海女知青，先后6次放弃大学招生或工厂招工的机会[ 《光明日报》1976年8月30日。]。一份调查透露北京郊区的知识青年中扎根不走的仅200人，占总数的千分之四[ 刘小萌，前引，页592。]，看到这个比例数时，人们不禁对那些知青的豪言壮语产生怀疑。当时的一份官方报告承认其实大部分知青向往“拔根”，而不是“扎根”[ 同上，页593-594。]。

“四人帮”不得不尽快招兵买马，除了发下党政传统文件之外，企图在知青中召募积极拥戴者，就像他们曾在工会干部以及民兵中的作为一样。其实，他们是想在某种程度上再来搞文化革命那一套，就是说，利用天真的青年去打击敌对的那一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毫不犹豫地跟“知识青年得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一根本原则唱反调。那些极左知青被人怂恿去揭发批判地方农民干部，连普通农民想多挣点儿钱而多开了一小块自留地的自发现象都没有让他们放过。吴献忠指责她所在的生产大队书记是“走资派”，只关心生产，结果导致该大队及属下的生产队干部大换班。她还强迫农民把自己饲养的猪交售给集体，组织农民无偿地大搞没有任何价值的集体工程[ 同上，页585-586。]。那个时期的文艺宣传作品充斥着“阶级敌人”如何阴险，如何让农民上了当，“好”干部又如何与之斗争，等等，以此来掩盖存在的矛盾[ 见《山村新人》。这个六幕剧本在1976年摄制成电影。]。实际上，这样利用极左知青，导致了多宗下乡知青与农民及地方干部之间的冲突[ 毛远新亲自点名一个公社是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典型”，在那里社员被批斗，其中47人被打致伤残，3人致死。这个公社有86名知青参加了暴力行动；见刘小萌，前引，页587。]。当时甚至还出现一个正统典型人物柴春泽，他创立了一套新的理论，说什么比起工人农民，知青更是一无所有，所以是最革命的，知青的任务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改造“小生产”[ 同上，页586。]。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些紧跟极左派、又到处兴风作浪的知青其实为数极少，而且处于孤立状态。这些扎根典型只能代表寥寥可数的部分青年，而且在他们的同伴中也只能引起鄙视或愤怒。从这一点看，极左派企图像1966年那样利用理想主义的一代青年是完全落了个空。这也说明他们如何错误估计形势，与1970年代中期的社会完全“脱节”。知青们早就没有了当年的单纯无知。他们再也不是时刻准备着为某一政治派别的利益作出自我牺牲。那些为数极少仍然坚持的，最终得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不用等很久，因为他们的教父到1976年10月就倒了台[ 见本书，页181-183。]。

毛泽东最后一道有关“指示”

另一个显示极左派在知青领域内一败涂地的例子是1976年知青返城的人数：135万，几乎跟1975年一样那么多[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1。]。反击“拔根派”的运动没有收到任何成效。尽管那些赞成插队一辈子的在那儿吵吵嚷嚷闹翻天，倾向实行轮换制度的在政府内其实占多数。这两种意向针锋相对，的确给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的负责人出了难题，不知道该朝拜何方神佛了。1975年8月15日到9月5日由知青办在长春召开的座谈会上，明显地存在“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所以知青办建议举行第二次全国工作会议来解决问题，还促请尽快建立中央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在第一次会议上已提出），以便可以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确凿指引[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36。]。跟1973年准备开第一次工作会议的过程很相似，是毛收到的一封信让事情有了进展[ 关于这件事，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30-135，及《大事记》，页140-144。]。1976年1月19日，两位住在陕西农村的年轻人写信给毛和党中央。一位是回乡知青，另一位是复员军人。他们在信中首先赞扬了中国工业的大发展，然后万分遗憾地询问为什么只能从城市人或城市来的知青中招工，而农民的身份就应该是世袭的。他们揭露有些城市青年，名字下乡了，可是根本没有来过农村，最后满了两年，也没经过贫下中农的推荐，就被招进工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出身农村的毕业生就不能当工人。在城市里招农村来的工人不是更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吗?

他们是通过吴桂贤转呈那封信的。这位与他们同省籍的女劳动模范，在文化革命中被迅速提拔，第四届人大上一跃而为国务院副总理[ 从1973年8月的十大后，吴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和“四人帮”的关系太密切，1977年就在政治舞台消失了。]。2月1日吴向毛呈上他们的信，同时还附上一封她自己写的信，表示同意他们的观点。她指出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决定不招回乡知青的。她反映咸阳地区的情况：大部分1968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已经都被招工返城了，许多只下了乡两年的知青也走了。这就影响干部为知青作长远打算。这样大批回城，对下乡运动政策，是拆台。

毛在当时只剩下几个月的命了，2月12日在信后写上很简短的批示 “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为了落实毛的这一最新指示，知青办公室建议成立领导小组，并准备在下半年内召开另一次工作会议。2月23日政治局通过了这些建议，任命陈永贵为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组长。该小组于1976年5月7日正式成立（毛的著名“五七”指示发表十周年）。侯隽、顾秀莲、沙风任小组副组长。鉴于沙风进入了小组，知青办公室主任一职由于驰前接任。小组开会“学习”毛的指示，而那两位知青的来信和吴桂贤的信则决定压下，暂不散发。在大会准备期间，派出75名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做调查，去寻找好的“扎根”典型和坏的“拔根”典型。一回北京，就集中开会准备写出报告，可是意见严重分歧，会议还没结束就发生了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整个工作就给打断了。8月27日发出的报告是受了那场批邓运动的影响的。报告指出1975年很多知青在“拔根风”之下回城了，奸污女知青的事件继续发生，走后门的现象更趋严重，因此建议召开大会讨论这些问题。1976年9月9日毛去世，紧接着10月6日四人帮被擒，令原本预定11月举行的大会无限期推迟。

下乡运动应该采取怎么样的一种形势呢？这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两派各持己见，一派是不露声色地执行轮换制，另一派则声嘶力竭地捍卫终身下乡制。而鼓吹公开从农村招工进城的平均主义者们的建议则是对扎根派逻辑的一种弥补。如果真的要把知识青年全都永久地安置在农村，那么就一定得找到足够的劳动力以应付发展工业之所需。其实，无论是“拔根派”，还是“扎根派”，都试图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同样的难题：如何面对几乎全民都对下乡运动所怀有的反感，以及几乎全部知青都想回城的迫切愿望。1976年5月底国务院知青办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各地区知青办负责人的会议，与会者指出两种不可忽视的现象：干部贿赂贪污成风与知青能否返城成行直接有关系，另外，有人滥用顶替制度把退休工人的子女调回城里。看到几乎所有下乡多年但仍旧待在农村的知青，都是出身不好的(因为城镇工厂不愿招聘他们)，那些负责人都感到很遗憾。他们认为，这是违背下乡运动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精神。

毛与极左派对走后门、贪污渎职、顶替制度的抨击被事实证明是对的了。但问题是他们拒绝承认造成这一状况的深层原因，那就是广大老百姓对政府强加给他们的运动已经到了厌恶唾弃的地步。因此，激进派所提议的解决方案只会使他们自己揭露的那些丑事变本加厉。坚持开展一场强硬的下乡运动，就是说原则上每一个城市青年有下乡的责任而且要终身扎根的运动，结果只能有一个：一些与下乡运动精神相悖的现象将会层出不穷。其实极左派们看到的，是毛1968年发起的这场运动在精神上的惨败。然而，他们死也不会承认，毛在他有生的最后几年已经给他们作出榜样。

1976年9月底，有一篇文章透露毛当年“亲自发动和领导”反邓斗争的目的之一，就是反对邓企图改变下乡运动的政策[ 在激进派形象语言里，是说:”击溃了邓小平刮起的拔根复辟的妖风”，《光明日报》1976年9月27日第三版。]。实际上，毛的下乡运动的构思宗旨，乃至教育培养青年的政策，都是他的领地，不容许任何人在他有生之年安然无恙地蹑足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