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

毛在1968 年12月的指示不仅被当作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大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英明决定”[ 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3日，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在一个以农为主而农业又很落后的国家，发展农村当然是一项根本任务，其中就需要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留在农村。土地改革以后，农业合作化令这种需求显得更加迫切。1955年，毛就已经发出人所尽知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高兴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卷二，页795。]” 。

这后一句就成了上山下乡运动不同阶段不断重复的固定词句。开始的时候，这段话不过是毛看了一篇文章后所写的按语，该文介绍合作社如何使用毕业生[毛曾为河南省郏县大李庄写下了这条按语，这个庄子后来成了模范人民公社；见本书页132-133。]。当时急需寻找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为四百万新成立的合作社担任会计出纳工作[ 《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1日第一版。]。毛所指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小学毕业的农村青年，必须说服他们回乡去当会计、技术员或者教师[ 从1963到1965年，多篇文章都谈到有“4000万知青”在农村。事实上，那个时期只有几十万城市知青。其余的是把只要上过一天学的农村青年都算在内的粗略估计（见T. Bernstein, 前引，页23；定宜庄，前引，页326）。更有意思的是，共青团中央在1962年曾计算过，在农村大约有3000万“知识青年”，就是说高小毕业的青年农民。他们约占同一代人的1/4（见定宜庄，前引，页326）。在参阅文化革命以前的文件之时，千万不要忘记当时高小毕业的青年农民是被算作“知识青年”的，但在城里就不一样了，必须得是初中毕业的。到了后期，似乎都把中学毕业当作厘定“知识青年”的标准。我们没有找到有关全国范围内1968年后回乡知青人数的资料，不过，在新疆，在1968-1977年间共有9万8千名回到了农村，同时期有25万8千名城市知青下了乡（见《新疆通志-劳动志》，页70及72）。]。他们的返乡毫无疑问一定能帮助发展农村，同时还可以减轻城市的负担，那里已不再能容纳所有来自农村的毕业生。

但后来不只是他们去了农村，城镇毕业生也被牵扯进去了。把城镇青年送去发展农村的想法并不是毛首创的（正如企图在农村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个想法一样）。那是出自毛未来的死对头赫鲁晓夫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领袖，他们两个都是农民出身而且都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1954年初，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忽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员们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卡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3500万公顷的荒地。这场由勃日涅耶夫领导的“运动”开初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两年后，约30万大城市的青年在这些土地上安置下来。到了50年代末，他们生产出的粮食占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 M. Malia, La Tragédie soviétique, 页418; M. McCauley, Khrushchev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Agriculture: The Virgin Lands Program。]。1955年，这种经验引起了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注意，从而在团刊上转载了赫鲁晓夫1954年2月20日对首批莫斯科自愿开垦者发表的重要讲话，并附上洋溢颂扬之词的评论[ 《中国青年》1955年第二期，页1-4，37。]。团中央随后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赴苏联学习经验，回来呈交了一个报告，党中央大加赞赏，并从6月底起予以转发[ 定宜庄，前引，页43-44。]。几个月后团中央组织了第一个知识青年团队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开荒，其中包括一些城镇共青团团员，也有农村青年毕业生。这个开荒团就是后来为动员上山下乡反复宣传的典型。学习赫鲁晓夫的榜样，不遗余力地称颂青年们的开拓精神、愿为发展祖国农业自我牺牲的决心、为发展落后地区的文化作出的贡献，还有他们放弃脑力劳动而选择了体力劳动的革命情操。这类美言美语在中国以后的宣传机器里不断地重复又重复。然而，原本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这一事实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而毛主席却被誉为下乡运动的始创者。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国的宣传中加上了一段赫鲁晓夫从没说过的话：城市里没有足够的工作，中学大学里也没有足够的学额来满足所有的毕业生。

事实上，与苏联模式相比较，中国的下乡运动显得重要得多，而且发展方式很不同。譬如，知青开荒者没有能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他们被迫使用简陋的工具，自然远远不如那些从小就在地里干惯苦活儿的农民。因此，自1957年起，大多数的知青都被送去已开发的农村，而不送去开荒了。

宣传部门跟统计部门一样，永远也分不清两类不同的知青，因为农村知青和城镇的一样对农村存有偏见。他们很自然地就认为接受了教育，拼老命得到了文凭，这就能允许他们从此告别农村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因此，必须不断地提醒所有的知青，不管你是从哪儿来的，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见《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1日第一版。]。另外，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就有必要成为第一代会算、会写、又会使用农具的“新型农民”[见《人民日报》1964年5月4日社论。]。这是他们的义务，是一个“光荣伟大”的义务。毛在当时也不乏赞美青年之言论，他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见《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9-20日；《中国农村》，前引，页959。]。他强调青年“最少保守思想”[ 引自《中国农村》。]，推动农业发展和荒地开垦都需要他们的这种大无畏的开拓精神。除了继续革命，新一代的“历史使命”就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人民日报》1964年5月4日社论。]。“支农青年”一词在当时经常替代“知青”一词，这就说明政府是把发展农村看作首要目标的。 到了1968年，这个目标就下降到了第二位，不过并没有在下乡运动的宣传中消失。1968年8月24日河南日报还发表文章，鼓励“红卫兵小将”要一辈子当“毛泽东时代的新型农民”，这样就“一定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 一穷二白 面貌”，“又一个农业生产大跃进即将来临”[ 《河南日报》1968年8月24日，刊于SWB, 1968年9月4日。]。

但城镇青年又能为农业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呢？我们在上文谈过他们可以当会计或者教师。他们也可以在农业机械化和普及现代农业技术方面做些事情，例如搞科学试验，研究如何提高土地单位面积农作物的产量。他们还可以做卫生员或者“赤脚医生”[ 根据毛在1965年的指示，农民或者知青在当地接受短期医学培训后，就兼职当医生。]，协助推广农村的保健工作。在整个60年代初期，知青这种能致力现代化的作用一直被置于首位，并持续到文化革命以后。另一类贡献（前面已提及）这时逐渐升到了第一位：政治工作。开始只是普通的宣传工作（给农民读报纸、读毛选），之后通过组织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活动，直接参加对“阶级敌人”的批斗会[ 从1962年开始，毛发起的各项政治运动的靶子都是企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敌人”。]。

然而，上述各点都属于比较特别的，首先要求知青做的是下地干农活儿。这就使我们怀疑运动的首位目标究竟是不是发展农业。因为在干农活儿上，他们一定不能胜过农民；此外，农村最缺乏的并不是劳动力。执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政策以后，中国政府承认农村劳动力有一大部分是多余的[ 新华社讯，1984年3月13日，刊于FBIS, 1984年3月16日。]。毛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62年曾写道：“为解决人口过剩，农村人口是个大问题”[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398。]。1968年底在报刊上可以读到：“在农村安置知青及城镇居民并不只是为了增加农村劳动力”（言外之意就是也有这个目的），还有：“我是个青年，蹲在城市里没事干，农村很需要劳动力”[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5日，刊于SWB, 1968年12月30日;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既然这后半句话的真实性极为可疑，所以要在前半句里寻找真正的因由，那就是城市里人口过剩，从而带来失业问题。注重这个因由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大多数知青被送到比较“兴旺发达”的农村[ T. Bernstein, 前引，页63-67。]，而不是到可能需要他们的知识甚至他们的劳动力的最落后的地区。大约百分之四十五的上海知青安置在该城郊区[ 汪力田、李平，〈上海三十年来劳动就业的回顾与展望〉，载于《社会》1982年第一期，页9：知青中49万多遣送到市郊，而60多万则遣送去了外地。]，那是中国发展得最好、人口最密集的农村地区之一[ 每个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可耕地面积从1949年的4.63亩下降到1979年的1.78亩，从全国来讲，从1952年的9亩下降到1981年的4.8亩；见章長根，等，〈上海的人口状况和问题以及我们的建议〉，载于《人口研究》1981年第二期，页32；康久盛，〈亦工亦农人口与农业劳动力转移〉，载于《社会》1984年第四期，页19。]。而在全国范围内，只有百分之十的知青被送往国营的或者解放军的农场，通常是去开发条件最差的地区[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1967-1979期间的比例是15.5%，但是如果不把下放到郊区农场（由直辖市管理的国营农场）的上海青年计算在内，这个比例就不会超出10%，因为那48万多下放到郊区的青年的大多数都在农场。]。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经济问题：国家没钱。因此城镇青年总是被送往有能力接待他们的农村集体，无需国家提供过多的财政援助[ 国家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付出代价的问题将会在本书第204页专门探讨。]。假使发展农村的目的高于一切，那问题就得倒过来了，就是说，本该把知青送往落后地区，把钱财集中资助那边为数较少的人。

但事实上，知青们经常被大量地送去既不缺农业劳动力又不缺会读会写会算的年轻人的地区。 看来，在大肆张扬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为主要目标的背后隐藏着某些更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所谓目标只起掩人耳目的作用。不可否定领导人的脑子里还是想尽量利用知青的能力去开发荒地或者去搞农村现代化。

至于边疆地区，除了发展农业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把接受过军训的汉族青年安插在那些少数民族集居的战略上相当敏感的地区，有助于加强战备防御。为了突出他们与一般支农青年不同，称之为支边青年。文化革命前，为实现这个目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农场遣送了大约十万上海青年。这个地区之所以特别敏感，是因为有一条很长的中苏边界线，那里生活着多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其中有的大多数同宗是居住在苏联境内靠近边界的加盟共和国。把上海人迁徙到那儿去，主要是考虑到中苏关系紧张而且冲突频繁，加上某些少数民族居民大量逃亡到苏联去[ 见J. T. Dreyer, ?Go West Young Han: The Hsia Fang Movement to Chinas Minority Aras?, Pacific Affairs, 48(3), Fall 1975, p.353-369; L. T. White III, ?The Road to Urumchi: Approved Institutions in Search of Attainable Goals During Pre-1968 Rustication from Shanghai?, China Quarterly, 79, september 1979, p.481-510.]。1965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呈上一份报告，提议在黑龙江成立同样的一个兵团，因为“苏联霸权主义者对我国黑龙江省靠近苏联的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日益加剧”[ 《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页195。]。后来，虽然被文化革命耽误了一些时间，这个兵团最终在1968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随后的3年里，中共领导人万分恐惧苏联发动突然袭击，1969年3月发生在乌苏里江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更加深了这种恐惧，大批知青从多个大城市陆陆续续被送往那个地区[ K. Lieberthal, ?The Background ?.]。同一时期，为数众多的知青也被送到了内蒙边境地区。在当时从来没有大力宣传上述的这种动机，但往往是号召年轻人“去农业生产的最前线，去反帝反修斗争的最前线”[ 上海电台广播，1969年7月8日，刊于SWB,1969年7月18日。]。到少数民族中去掺沙子以图控制他们，这可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报刊上从来也没有明确地谈论过，不过倒是表扬过好几个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知青模范[ 见J. T. Dreyer，前引，页355； ?La campagne est aussi une université(农村也是大学)?，Littérature chinoise 法语版，1974年第二期，页75-87，尤应注意页86。]。然而，为达到这些目的并不需要遣送那么多人到这些地区。迁徙城镇青年毕业生也根本没有必要。譬如50年代期间，当局组织迁徙青年农民去边境地区开垦荒地[ T. Scharping, 前引，页130-136。]。从50年代初起，解放军农场就容纳了许多复员军人，通常是农民出身的，既会拿枪又会拿锄头。所以无论是保卫边疆，还是往少数民族里掺沙子，甚至是发展农村的目的，假使与其他的动机相比，像为城市解除沉重的负担，那就都显得很次要了。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

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业总是一个很难触及的棘手问题，因为失业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专有的先天不足。因此，理所当然的，宣传部门只会大谈光荣任务正等待着远赴农村的年青人，而不提如果他们赖在城里不走会引起严重后果。直到68年底，知青运动再次掀起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被提及，不过是运用很审慎的方式。所以，为了研究这种动机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得依据领导人过去的讲话，更要依据当时的客观形势与政府当局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行动。

毫无疑问，下乡运动和城市就业与人口过于集中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性的联系。中国政府很早就已经表示出对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忧虑。1951年开始制定的户口制度刻不容缓地把防止农村人口移居城市当作主要目的[ 关于1950年代城市人口增长以及建立户口制度的问题，参见C. Howe,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rban China 1949-1957; H. Y. Tien, China s Population Struggle; L. T. White III, ?Deviance, Modernization, Rations, and Household Registers in Urban China?; K. W. Chan,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T. Cheng & M. Selden,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 s hukou system?.]。尽管作了种种努力，政府也发出了劝谕，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 1957），仍然有不少人从农村涌入城市，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失业问题[ C. Howe, 前引，页49-73。]。正像我们前面谈过的那样，首先采取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将农村出身的青年毕业生遣返回乡。1953年起开始进行宣传，第二年就广泛推行了，甚至没有等及毛在1955年12月发出号召（前文已述）为这些青年人祈福。在1955那一年，还跨出了新的一步：以苏联为榜样，部分城镇青年被送到垦荒队去了。共青团中央及其总书记胡耀邦从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指出，面对城市就业和学校学额不足的问题，这一行动也是个解决办法[ 定宜庄，前引，页44-45。]。

1956年，把上山下乡运动和解决失业问题结合起来，并正式写进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亦称“农业纲要40条”）[ R. R. Bowie & J. K. Fairbank, Communist China 1955-1959, Policy Documents with Analysis, p.126.]。1957年，形势更加恶化，当局深信失业乃是个结构性问题，从而有必要长时期地将部分城镇居民迁徙到农村去。当时很清楚，主要是号召高小初中毕业生，既然在城里无法升学又找不到工作，那么到农村去也是一条出路[ 见《人民日报》1957年8月22日第一版。]。

城市青年对学校没有安排足够的位子表示不满，毛间接地为他们作了解答：“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 ，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三卷》，页187。]。不难看出上山下乡运动被利用来掩盖失业问题：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人人都可以找到给自己安排的位子。当年，不是毛，而是由刘少奇出面负责让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人把下乡政策这一苦果强咽下肚。刘并不掩饰当初决定搞下乡运动就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他仅仅鼓励青年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奋斗，还给他们勾勒出一幅美景：从事几年农业生产之后，说不定能得到提升，当干部、教师或者技术员[ 主要见《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的重要社论，是根据刘少奇几次讲话综合而成的。]。

下放知青因大跃进停顿了一段时间之后，60年代初又重整旗鼓开锣上场，这次当局愈加深信，为解决就业问题有必要持续这场运动并向纵深发展。1964年，负责就业问题的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谭震林声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 1970）期间城市工业部门只能招聘五百万工人，刚进入劳工市场的六百多万人将面临就业问题[ 《支农红旗》1967年第3期，页3。]。这个预计是既不详细又不全面（因为没有包括第三产业的预计招聘人数），不过也算是有价值的了。最初是由一份红卫兵杂志透露出来的[ 《支农红旗》由一些1960年代初期下乡的广州红卫兵发行的地下刊物。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他们提供的消息被半官方的消息来源中心证实完全无误；见顾洪章等，《始末》，页76。]。事实上，失业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政府在当时非内部的刊物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含糊其辞，尽管如此，却不隐瞒就业问题与遣送知青下乡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解放日报》1964年2月27日，刊于SCMP(Survey of the China Mainland Press)，1964年9月11日；《人民日报》1966年3月31日社论。]。1968年伊始，对这一动机的表态就变得更加审慎了，不过还没完全闭口不谈。在极少的一些涉及这一问题的场合，总是当作次要问题一带而过。7月份，人民日报斩钉截铁地说：“动员毕业生下乡绝不单纯是就业的问题”，还说负责干部应该明白这首先是“搞革命”。到了掀起群众运动之时，则暗中承认了失业与下乡之间是有关联的，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大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树立（甘肃）会宁县为榜样，因为他们向农村迁徙了995名“住在城市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的居民”，其中“包括一批知识青年”。

这个榜样显示出掀起下乡运动并不单纯是由于失业问题，而且也因为城市化的代价太大了。会宁县的居民终于“认识到，不参加生产劳动 ，会给国家增加负担”[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政府的战略目标总是仿效斯大林模式，由农村生产来资助优先发展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特别是大跃进失败后，他们才明白靠农业来提供剩余的可能性很有限，必须尽量地减少工业化的成本。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限制工业化必然带来的城市化所付出的代价。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本人）所持有的理由，他们反对依赖农村生产去发展消费城市。他们要的是刻苦耐劳型的城市，既能低消费，又能高生产。这种愿望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中国革命出自农村，再加上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外国对华侵略有着历史性的联系，令共产党人对城市有一种怀疑及蔑视的态度。所以，1949年当毛宣布政治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时候，特别强调有必要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382-383。]，提醒党的各级干部警惕城里等待着他们的糖衣裹着的炮弹，并鼓励他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同上，页393。]。在掀起大跃进的期间，当局就一再强调资产阶级思想依旧顽固地占据着城市，而不是农村[ M. Meisner, 前引，页65-75。]。同样的，到了1968年，城市就被描写成是一个会令人变“懒”，甚至变“修”的地方，因为某种情况下在那里可以不工作而得以生存，而在农村是不可能的[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责备那些人懒惰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似乎都是不得已处于无业状态的人们，其实这个政策暴露了要建造“生产性”的城市的强烈愿望，要将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人数减到尽可能的低。]。

从1957年起，下放年青毕业生去农村就和城市供应挂上钩了[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7日。]。当时也肯定了必须限制城市各类设施（住房、交通，等等）的支出费用。然而这一切随着大跃进的欢乐激动烟消云散了。结果是在城镇人口及职工数量上真的实现了一个“飞跃”。1962年，大跃进的失败造成了非常严峻的局面：国家从50年代的粮食出口国一跃而成进口国；粮食储存几乎是零；国库也见底了[ N. Lardy & K. Lieberthal, Chen Yun s Strategy for China s Development, p. XXIX-XXXI。]。精简城镇人口及职工数量因此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三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十项任务”之一[ 新华社讯，1962年4月16日，刊于Hsinhua News Bulletin, 1962年4月16日。]。提出“首先，是动员从农村来的职工，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加强农业战线”[ 同上。]，这意味着还有“然后”，就是说城镇的原居民也得离开他们的出生地。果然，60年代初期下放到农村的城镇青年的数量要比大跃进前高得多。

城镇领导干部们所担心的不只限于经济问题。游手好闲的城镇青年如果找不到维持生计的工作，就非常有可能堕落为犯罪分子。本来就有了种种要下放青年的理由，现在又加上了要减少城中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心。然而在这一点上，传媒依旧慎言，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会比较直截了当。1968年底，激进派大本营上海的一份报纸明确地触及到了这个问题：

“假使一个人有好好的两只手，可又拒绝工作，假使他游手好闲躲避生产劳动，那么，不可避免的，他就会用这两只手去做坏事[ ]。有的知识青年以为可以在上海混日子继续游手好闲[ ]。他们真的是无所事事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他们在干非社会主义的事情。”[ 《文汇报》1968年12月23日社论，刊于FBIS, 1968年12月24日。]

到了1966年，人民日报就青少年犯罪问题作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的解释：“闲散在社会上的青少年，正是资产阶级重点进攻的对象 如果我们不去管理教育他们，那么资产阶级就会乘虚而入”[ 《人民日报》1966年3月31日社论。]。1966至1968年期间，上海原本准备分批逮捕从教养所释放出来的年青犯罪分子，然后强迫他们到农村去（要不，就去蹲监狱）[ 叶辛，〈在醒来的土地上〉，《十月长篇小说专刊》，1983年第二期，页53。]。把下乡运动当作是减少城市犯罪活动的办法，这种念头并不是激进派专有的。谭震林在1964年就已经论述过：“人太多。要是不把他们送到农村去劳动，他们就会待在城里，不干活儿，可得吃饭。有的就会变成流氓[ ]。所有在城里不能找到工作的，包括反动分子，都应该送到农村去”[ 《支农红旗》，1967年第三期，页3。]。

上面所引述的让我们看清楚了精简城镇人口的社会经济动机是如何与当权者进行政治镇压的决心连在一起。1968年以后，似乎必须从城镇疏散更多的人口，因为共和国成立后头10年内出生的那一大群孩子已经到达了就业年龄。

所以，尽管政府当局对问题的这一方面谨慎少言，但减轻城镇压力的目标似乎在掀起68年的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大部分研究该专题的西方学者都将此放在一个甚至是主要的地位。譬如，Bernstein, 就特别指出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数目巧合：谭震林谈到66到70年间需要提供600万职位空缺，而事实上在此期间（比较准确的是68到70年间，因为文化革命延误了他们的出发日期），被遣送的知青有540万（据他认为）[ T. Bernstein，前引，页39-40。]。Scharping则以为，在整个运动中，城镇劳动市场需求的变化与下放人数的多少有密切的关系。他甚至认为这个动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并将当时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比作几乎是纯数学的合理性。他断言每年下放城镇青年去农村的人数是政府计算下列两个数量之间的关系之后，而得出的合理妥协结果：一个是城市为减轻负担而需要遣送人口的数量，另一个是社会、特别是农村，为了减少执行该政策而出现的问题所能接受的数量[ T. Scharping，前引，页421。]。Bernstein非常重视这种动机，以至于当他1977年展望运动的前景时，他的预测都是以就业问题为出发点的。根据他的看法，意识形态动机在毛去世后开始渐渐消退。而另一方面在８０年代中期视乎人口变动，职位需求将减少。他因此预见运动在这个时候将会停止，或者开始转化成一种轮转制度[ T. Bernstein，前引，页297-298。]。

但是至于68年发起的上山下乡运动，如今再也不能将其动机中的就业与城市人口问题看得如此重要。Bernstein对运动未来的预测并没有实现，运动结束之时正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多城镇青年进入就业市场之际[ 见本书，页397。]。事实令我们更加相信因经济与人口而产生的“必要性”只是相对的，无论如何重要，也得跟随政治社会因素。

还有更主要的，1981年透露出66至76年期间大量农民迁入城镇，问题就又一次摆出来了。其实，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是跟被下放农村的知青数量“一样那么多”，或者是“几乎一样那么多”，而且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成功地在城里定居下来。因为下乡运动政策禁止雇用城镇青年，城镇工厂企业单位就直接把这些农民招了上来。从1981年起，所有的中国资料都肯定这件事情[ 过去已经揭发出四人帮对在农民中招工采取放纵的态度，因而造成双向移民（农民往城市，而城市知青往农村）的荒谬局面，但一直没有任何准确的数字；见《辽宁日报》，1978年10月27日，刊于FBIS,1978年10月30日；《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江西广播电台，1980年10月14日，刊于FBIS,1980年10月17日。从1979年起，招农民进城打工就是非法的，而且必须严厉禁止，这样才能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见《人民日报》，1979年6月17日，第一版。]。究竟有多少呢？提供出来的数字是1300万或者1400万[ 见La Chine en Construction，1981年2月号，页25；冯兰瑞及赵绿宽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82年第一期，页126；冯兰瑞及赵绿宽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 ?Le Problème de l emploi et les salaires?, 刊于于光远编辑的La modernisation socialiste de la Chine, 第二卷，页202；《青年就业的探索与实践》，页43；Zeng Qixian 在一个不公开的演讲中的言论，辑录于L. Orleans, ?China s Urban Population: Concepts, Conglomerations, and Concerns?,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页280。]。80年代初期的文章都拿下放知青的人数与此作比较。根据不同的作者及不同的日期，下放知青的人数一般估计在1300万和1700万之间。这些数字确实（相当粗略）与积累的出发人数相符。这些作者似乎忘记了在此期间有的知青回城了，因而同一时间身在农村的知青从来没有超过900万人[ 见图表2，本书，页192。]。他们也忘记了从农村招工上来的总数包括知青。他们的结论却是正确的，因为这两种遗忘造成的结果差不多互相抵消。根据后来比较的准确资料显示[ 《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页138。]，那10年间共有1400万人招聘进城，其中600万是知青，800万是农民。人们因此清楚地看到在那期间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城乡劳动力大交流，双方都涉及到至少800万人。既然是这样，我们不禁要问减轻城市负担的目标是否那么重要，是否就是掀起下乡运动的动因。对某些透露这些数字的中国学者来说，结论是一目了然的：一句话，大规模的下放知青去农村，就是当时盛行的“极左政策”的实施结果，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经济理由[ 见本章前注59，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的两篇文章。]。

这里还应该区别当时形势的需要与长远的目标。当运动发起之时，已是文革结束之时 ，很明显是不可能即刻分配工作给那一大批知青，他们本该获得就业机会，或者在66至68年间本该继续升学的（根据陈永贵估计[ 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Cahiers de la Chine nouvelle，1978年12月15日。]，有400万名中学毕业生，还要加上大约40万名高校毕业生）[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971。]。文化革命导致教育与生产部门处于瘫痪状态，这就迫使知青中的相当一部分长时期在城里无所事事，从政治和社会上看当然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经济加上政治两大条理由，自然说明不能允许几百万知青在文革后留在城里。正像我们见过的，报刊杂志公开地论及这种忧虑，但只摆在次要的位置。次要的，那倒是千真万确的，出现在这个时候的真正的就业问题首先就是一项政治决定的执行后果：决定停课，决定将所有的学生和整个国家投入文化革命的动乱中。此外，毛当时最担心的是青年持续无工做无学上的状态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

除了当时形势这一点以外，从就业和城市人口的角度看，在那整个时期内似乎都没有真正的必要来发起下乡运动。上面列举的招聘进城的农民数量，加上70年代增加的职工数量表明所有知青都可以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条件是能够有效地阻止进了城的农民定居下来[ 见本书，页397-400。]。毫无疑问，对国家来说，雇用一个农民作临时工比雇用一个固定工合算多了。农民工无权享受社会福利及城市粮食供应，他的家人亦无权跟随进城，这样国家就不必负担他的住房与子女教育费用。有一天，没用了，也就很容易解雇他。然而，这800多万来自农村的工人最后变成了“固定工”，有些就是这样招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能赢得的非常少，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但就算运动不是为了某种客观需要，这并不意味着就业及城市化代价的问题没有在主观上影响过领导人（至少是他们中的一部分）的动机形成。比如说，大批地长期雇用农民也许可以归罪于限制城市人口及劳动力的制度太过僵化，而引致绝非本意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仿佛觉得那场人口大交流并不是预定计划的结果，而是由多种社会经济力量自发的、有时是幕后的行动所导致的。

至于合同工或临时工，工厂企业的头头们为能招到身强力健的又习惯干重活儿的农民而欣喜万分。他们可以亲自挑选农民，通常工厂里的职工是由劳动局非常“官僚”地调过来的，对用人单位的需要和该职工的特点都不加考虑[ Feng Lanrui & Zhao Lükuan，?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 页130-131；《青年就业的探索与实践》，页97。据沈阳市劳动局的一位干部的解释，是在某些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招农民来打工的，因为正式工人把主要的劳动时间都花在政治活动了。但一定得有人干活儿才能完成生产定额。2000年8月11日与范先生的访问对谈。]。这样的一种制度给一些城镇干部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去寻求钱财或物质上的好处。一篇报告文学曾经讲述，在某个矿区，本来只需要男工，但招工不可以只招男的，因为党委书记的儿子要找“媳妇”。后来成了大经济犯的女主角想法被招工进城，就开始她的“事业”，给负责那项重大“使命”的招工队队员补袜子[ 刘宾雁，〈千秋功罪〉，《十月》1982年第3期，页7-38。]。

另一方面，农村负责干部也可以从中捞到油水。招工是通过他们进行的，生产队根据交易领取一笔钱。往城里送临时工居然还是减少农村多余劳动力的一个办法。而那些农民，跟平时在村里干活儿得到的收入比较，在城里赚到的工资明显高得多，所以尽管是临时的，他们也都很满意。然而，将来必须离城回乡这一点相当令人沮丧。他们没法儿明白，为什么从事同一种工作，而他们得到的待遇就跟他们的来自城市的同事不一样。他们想方设法延长在城里的逗留时间，可能的话，取得固定工的身份。事实上，这类招工的发展使许多城镇干部罔顾禁止任意迁居的法例，利用他们的关系网，将他们的亲属全部从农村弄到城里来。而“解放军宣传队”的部队干部在这方面就做得更绝了，无人不知，他们从68年起在城镇基层行政单位耀武扬威多年[ 在我们的许多访谈中，研究就业及老知青问题的中国专家们都肯定了这一点。文学作品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一名干部靠文化革命发了迹，就在1970-1971年间把自己在乡下的农民亲戚都招进城市打工，其他干部鉴于此例，也都纷纷照做不误；见徐明绪，〈调动〉，《中国新现实主义文艺作品选》，页198。]。

看来，农民想在城里待下去，不走后门，不行贿赂，是办不到的，这些现象那么普遍，很难想象中央领导人会没有注意到。他们对此网开一面就表示了他们并不觉得在城市人口及劳动力上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对雇用农民一事他们反倒应该保持一定的审慎态度，以免激怒知青和他们的家长。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那个时期的农民迁徙进城一事在当时几乎不为人所知[ 关于农民迁移进城一事，我们访问过的老知青中没有一位觉察到，Parish & Whyte的访问对象也没有发觉；见M. Whyte & W.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页21。]。农民出身的工人在某些工厂里占了全厂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M. Blecher, ?Peasant Labor for Urban Industry: Temporary Contract Labour, Urban-Rural Balance and Class Relations in a Chinese Country?. World Development, 11(8), 1983年，页734。]。可见那时候的招工是大规模的，但规定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都得回老家去。不过，文化革命后，在某一个有限的时期内，曾经公开准许临时工转迁户口。这一事实是先由西方学者透露出来的。J.P.Emerson在香港通过采访得知，在1970年有些农村来的临时工被接纳为固定工（因此，也就变成了城市居民）[ J. P. Emerson, ?The Labor Force of China, 1957-1980?,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页253。]。M.Blecher在一次实地调查中发现，在河北束鹿县，一直到72年，这种身份转换，理论上都是可能的，起码在一个大工厂里就是这么做的[ M. Blecher, 前引，页734-735。]。“劳动人事年鉴（1949-1987）”正式肯定了上述的情况确实存在。而且还详细叙述文革中极左派怎么利用临时工的不满情绪，后来在他们的影响下,国务院发出1971年11月30日的“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根据这个文件，71和72两年间，800多万农民临时工被转了正（当时一共有900多万这类工人），其中有的根本就不是真的工人，而是他们的家属[ 《劳动人事年鉴1949.10-1987》，页195-211。]。就算后来原则上禁止这类转正，仍然有大量农村来的工人转成固定工[ Blecher在他作实地研究的县城，很少“临时”工人真的回到乡下去。见Blecher, 前引，页733。]。所以1966-1976这10年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有800万，这个数字可能还是低估了。其实，根据年鉴所写的，1950-1960年间划定的各种农民工类型，到了70年代，大多数情况下，全部转成了固定工。“临时工”变成了固定工。“合同工”合同结束后可以留下。“轮换工”停止轮换。“亦工亦农”（1975年又被邓小平再次提出大为赞扬）则通常是干脆只当工人了[ 见本章注释73。]。许多这类农民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被当作正式工人招进来的[ 1986年6月23日与冯兰瑞的对谈，以及1985年8月21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问题研究所的多位研究员的谈话。]。无论如何，转成固定工能让他们获得城市个人户口，就算他们的家庭户口还在农村也没关系。到了1978年，又准许他们在退休或者退职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在农村的一个孩子上来顶替他们在工厂的职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作工和农业人口转非农业人口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2年2月10日，页885-886。]。但不久后采取了多项相应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废除上述这项宽容条例，为的是能在城里招聘更多的知青[ 同上；《吉林劳动志，1991》，页72。]。

我们似乎不能相信如此一场城乡人口交流是中央领导人反对的。尽管如此，从动机角度看，也许得分清两个不同的派别。首先是最激进的那一派。他们认为缩小“三大差别”及“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是高于一切的，而人口交流本身也不是坏事。就是他们在政府里最得势的时候正式批准转迁户口的。1976年4月，周恩来去世后，邓小平靠边站，激进派发起攻势，就在这个时候，吴桂贤出来斩钉截铁地指示：不再只限于在知识青年之中为城镇招聘工人，也要顾及到“年轻的贫下中农”，这是为了避免破坏在农村劳动的知青群体[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41。见本书，页142-143。]。另一方面，连在那个时期，领导人也还不能完全忽略经济问题。雇用农民的人数与下放知青的人数相等，甚至前者还高于后者，他们能容忍这种现象就说明，就业问题也许并不构成他们长远的压倒一切的忧虑。但是，看到至少一部分从农村“迁徙”来的劳动力可以让国家省钱，在那些负责计划中国经济的大管家的眼里，财政经费问题就可以当作是把运动继续搞下去的一个“理由”。

招农民进城打工因而是可以符合意识形态及经济这两种互补的动机。早在文化革命前，1958年就制订了亦工亦农政策，在64-66年间还特别加以推广，在这个问题上，毛一类的空想家们与刘少奇一类的大管家们似乎都能取得共识[ 这种制度不过是雇用农民临时工的方式之一；见本章注释73。关于1950年代这种招工方法，见前引C. Howe; 有关1960年代的情况，见?Sources of Labor Discontent in China: The worker-peasant System?, Current Scene, VI(5), 1968年3月15日；见J. W. Lewis, ?Commerc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angshan?, 刊于J. W. Lewis主编的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页162-165。]。把农民招进城镇工厂干个三五七年，或者根据季节来安排，其实是很合算的。基于两大理由：一方面，可以节省国家开支，因为农民比固定工便宜（报刊甚至报道在这个或那个工厂，因为辞退了固定工，而让农民来顶替，为国家省了钱，之后还列出详细的金额数量）[ ?Sources of Labor Discontent in China: The worker-peasant System?，页5。]；另一方面，由于这个政策有利于“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 ?Essai d un nouveau système de travail?, Pékin Information, 1966年1月4-24日，页29。]，所以是具有根本意义的。这完全命中了毛的实际消除社会分工的宏愿。他的旨意曾在66年的五七指示里表达过，后来在66年8月1日把全国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号召里又一再重复[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第一版。]。

文革期间，那些亲毛派，尤其是江青，一时间利用了临时工对不能享受固定工同样的权利而抱有的不满情绪，把决定政策的责任推到刘少奇身上。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共识似乎很快就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向临时工造反派们宣布，将来“根据中国形势”，政策还会继续执行。后来在军事镇压中那些毛派分子也不再理会他们了[ 见?Sources of Labor Discontent in China: The worker-peasant System?，页7-17。]。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这种共识贯穿整个70年代，在准许农民转迁户口上的意见不合，只不过是空想家与大管家之间取得默契过程中的暂短波折。1976年，就有人企图去论证应当招聘年轻农民进城而不是知青，这揭示了那种共识是不稳固的，实际上存在着一股政治力量，为了搞单纯的意识形态而鼓吹城乡劳动力大交流。这么看来，为城市减轻经济社会负担的决心，在1955-1966年期间的政策中，很明显是强烈的；1968年起就紧密地与政治镇压意向结合在一起了。这种决心在70年代或许起过一定的作用，不过是一种次要的作用，是建立在主观设想及个人欲望而不是国家客观利益的基础上的。

以上有关政府在文革后发起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的简短介绍显示出那是关乎一项复杂的企图一石多鸟的计划。多方面的观察令我们对大力宣扬的发展农村目标的重要性产生怀疑。为简单答复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首先必须分清当时的动机和长远的动机。当该运动开始掀起的时候，毛认为最重要的是分散红卫兵组织，对那几百万在城里无所事事游来荡去的青年采取一些行动，他们之中有的已经成为街头打群架的英雄或者有组织的“造反派”。在那个时期，政治性的镇压与减轻城市负担两种目标都占主导地位。然而，毛选择了上山下乡运动政策来解决问题，而且紧紧抱住不放一直到他闭眼上西天，因为那政策能解除他的一些更长期的忧虑。如何降低实现工业化所付出的代价，这种忧虑自然是重要的，还有希望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卫力量。但光提这些顾虑不能解释为什么要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也不能解释毛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防止文革前的政策回朝。68年再次发起运动，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动员部分知青，而是全体知青原则上都得下乡，同时强迫学生进大学前必须参加几年生产劳动，这些都只能在伟大舵手的宏愿中找到答案。伟大领袖要从根本上改造青年一代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对那些未来的精英，他们是要继承他本人从事的事业的。这个宏愿的背后，其实是年迈的统帅拒绝承认中国已进入后革命时期，也不能接受自己掌握的实权落入“修正主义”官僚派及大管家们的手中。就是为了顶住这种可能的演变，毛在生前就要把中国纳入共产主义的轨道，把革命黄金岁月延安时期的各种理想强加给国家和人民。这些理想集中表现在消灭社会分工，要求全民树立忘我的精神，就是说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大无畏的革命情操（“为人民服务”），还要向一切阻碍实现理想的势力（落后的经济，阶级敌人，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我们觉得文革中发起的下乡运动的意识形态动机应该是首要的，而我们称之为“加强魅力领袖威权”的政治动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下乡运动如何成为“两条路线斗争”棋盘上的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在运动的瞬息变化中关系到毛的政治威望，以至他的追随者们的权力。

正像所有典型的毛泽东的大举动那样，1968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甚至是伟大无比的计划。问题在于现实能不能让这种雄心壮志实现。一位台湾学者在1972年曾经形容下乡运动是一场“理性而大胆的”实验[ P. C. Chen, ?Overurbanization, Rustication of Urban-Educated Youths, and Politic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IV(3), 1972年4月，页386。]。第二个形容词无疑很准确。至于第一个，在做了上述的分析之后，看来得改动了。不管怎么样，从现在起，可以列出我们的疑点了。首先，带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政治思想目标在这场运动中占首屈一指的地位，然而，尽管也有一些经济及社会的目标，但是达到目标的办法不是合理的经济与人事资源的管理，而是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动员。这不免让人想起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谈过多重目标会引起互相之间的协调问题。至于下放多少人，从农村发展来看，最理想的人数也很难与精简城镇人口目标的需要相等，也不会与思想改造目标的要求一致。再者，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保卫边疆地区防范敌人入侵来说，知青是“再教育”的对象，处于这样的地位并不最有利于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矛盾在实际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