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都事件，盲人事件，面条谣诼，某岛争端，渔民被抓……各类荒唐政治事件层出不穷，以致于美国某周刊把中国称为“谣言共和国”，某些西方政治家，称中国为“谎言与背叛的国度”。

这一切，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阵痛：权力继承变革。

华夏民族在历史上，不算台湾和大陆当下，已经实行过3种权力继承制度，一是传说中的唐虞制度：禅让。禅让就是“天下”最高元首，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后，生前就把自己的位子让给选定的候选人，比如尧让给舜，舜让给禹，等等。

二是大禹创制的世袭制度，最高元首不仅终身执政，而且死后将自己的位子让给自己的儿子，或兄弟。让给兄弟，叫兄终弟及，让给儿子，叫父子相继。更细致的规则是，在继承权安排上，嫡系优先于庶出，长子优先于次子……

三是终身-接班制，毛泽东时代实际上实行的是这种制度，在任国家元首和党的最高领袖，生前指定自己身后的继承人。

3种制度各有优劣。禅让制理念好，不是家天下，人人都有做元首的被禅让权，比如舜，就是个受迫害的贫民。问题是，容易发生继承权争夺，而且退休元首、在任元首、待任元首并存，各自的团队不发生权力争斗是偶然的，发生是必然的。随着社会发展，政治复杂程度提高，这种制度难以为继。其生存能力很差，即使在传说中，也只被实行了两次。

世袭制的缺点是家天下，主权家族所有，优点是稳定，也叫一统。唯一执政者，唯一继承人。从公元前2070年帝禹登基，到1911年，近4000年，实行的都是这个制度。这个制度的代价是，龙椅上经常坐着完全没有执政能力的人。

终身-接班制也有问题。首先，与共产主义理念相悖，其次，在权力继承上会出现“武大郎效应”和“荼靡现象”。最高元首为了自身安全，不能把比自己能力强的人定为接班人，怕中途搞掉自己，这是武大郎效应。因此，第二把手永远是个危险的位置：干不好，要下台；干得好，也要下台，因为让元首感到不安全。于是，不断更换第二把手，就成了这个继承制度下的常态。我在我的《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一书里，将这种情况称为“第二把手更换率”，中共历史上的所谓10次路线斗争，因此而来。随着元首老去，换上来的人，必定越来越无能，所谓“开到荼靡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

邓小平改革党和国家体制，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恢复到类似唐虞“禅让制”的制度，不同的是，在任元首有明确的任期，虽然党章没有明确，实际上达成共识：一个任期5年（一届党代会），最多两个任期。不过，这个制度建立之初，就受到重创，始于生活会事件，继之街头事件，都是这个制度试运行期间发生故障导致的：指定接班人的人，和被指定的接班人，都遇到猛烈挑战。

于是有新的共识，轮流指定接班人，从操作上，就变成了隔代指定：你指定这个人做继承人，那么，继承人的继承人则必须由我指定。比如，对于中共第2代领导人来说，如果第3代接班人算你指定的，第4代接班人，必须由我指定。那么第5代接班人呢，由于第2代领导人都逝世了，自然由第3代元首指定。这种隔代指定制度，好处是把党内斗争变成党内分权，这种分权可以被称为“延时分权”：每个宗系有权指定隔代接班人或继承人。不方便的地方是，每个在任元首的接班人或继承人，都不是自己人。他本人还没有什么，所有以他为核心形成的政治星系，都会惶惶不可终日。

于是，在任元首为恒星的整个星系， 就有一种强烈的自保冲动。冲动希望导致3种结果中的一种：不让隔代继承人到位，1，最优，让自己的现任元首延期，2，次优，让自己星系的新核心直接接班，3，不得已，让隔代继承人，和自己选定的继承人PK。

第3种结果，就被称为“党内民主”。但在军队非国家化前提下，党内民主容易导致军队分裂，十分危险。世界历史的惯例是，民主化从市民社会起步。

当今世界权力继承的正常制度是，民选限任制。这个不用唠叨，希望不论是谁继承未来10年中国最高权力，请记住当前自己和国人的痛苦，早日把中国引导到正常国家轨道上去。

2012年5月25日于北京两可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