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时下年轻人的流行说法，乔布斯已然成为一个传说。仅我们国人为乔布斯所发的悼念微博，据说就有近六千万之多。而乔布斯传记的发行景况也令人难以思议。
如果要在有关乔布斯的大量信息中，遴选出一个唯一的关键词，那就必定只能是“创新”二字了，不管是科技创新，还是科技与美学结合的创新，还是商业销售的创新，总之一切令人倾倒处皆在“创新”二字。
无独有偶，“创新”二字大概也能算得上是近些年来我们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关键词之一。
由是我忽然想到钱学森的世纪之问：当代中国为什么稀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大家呢？再远一点更想到，为什么中华民族自春秋战国和四大发明之后就再少有能够影响整个世界的重大文化与科技创造呢？于是又想到，如果乔布斯生活在咱们这儿，乔布斯的创新能够得以生长、实现吗？乔布斯还能是乔布斯吗？
当然是难说得定。不过，他保不准会遇到以下如许这些个令他头疼的问题。以“师夷之长以赛夷”（把“制”字改为“赛”字想更合于时代一些）的思维方式，我们略述一下这些个可能令他头疼的问题，并试图找出今日中国发展水平下之“师夷”特别该师之处，当不会是没点意义的。
在咱们这儿，乔布斯可能遇到的问题
其一，他没有文凭，没有学位，IT这样的高科技门坎，他进得去吗？门坎既进不去，CEO之类恐怕也就难说了。我们今天的研究生乃至博士生不管毕业于什么名校，找起工作来，不少单位的入门门坎一概是本科读的是否“211”大学，乔布斯连大学都没读完，何来什么“211”（更不用说“985”了）？至于自己创业，创此高科技之业，倘大学文凭都没有，是否创得成，实在也是难说。我们是个“出身”文化极深极重的国度，古代的不用说了，文化大革命中就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节遍地都是“反动派”）的说法，今天的社会风气则看得是是否出身名校：名幼儿园，名小学，名中学，名大学，以至于因为择校费丰厚，不少名中小学校长手中的活钱都能以亿为单元了。
其二，他一定会遇到关系，或曰人脉问题。一个叙利亚人，在咱们这儿能够建立一个上通天下达地的关系网吗？而没有这样一个关系网，他做得成什么大事业吗？我们这儿有副流行的对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为：关系是第一生产力。世界上其他国家估计也都是要讲关系，讲人脉的，可是象咱们中国这样子地没有关系网几乎寸步难行当也是少见的，我们的文化究竟是个数千年来以儒家为第一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化嘛。
其三，当他拿着他自以为得意的创造性成果或创意策划送到主管领导那儿去审批时，主管领导多半就要把脑袋摇得象拨浪鼓一样：“没见过这个说法，没见过，不成不成。”我就遇到过这样子的事，一个自以为得意的创意新见，好多个层级都通过了，到了最后的那个头那里，头儿便晃脑袋了：“这个说法没见过，算了吧。”
其四，就算你好运，碰上了一系列开通的主管者，你的创造性成果或创意策划端上桌面了，可是还有同行、评家、顾客、受众等等等等。我们文化的最突出特征之一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当然，这里的“名”我要解释为“名气”或曰“盛名”。在我们这儿，思想，创意，也是要讲“出身”的，讲来历，是从古圣贤那儿来的吗？是从洋大哲那儿来的吗？抑或是发达国家的当红流行？如果皆沾不上边，那就对不起了，你的好菜就是端上了桌面，也是绝没人屑于一顾的。所以我们的传统学术中有一句话叫“六经注我”数千年来的中国学人绝大多数都做的是“我注六经”，即“经生注经一字不敢出入”，聪明的，真有思想的，则懂得“六经注我”，借六经的权威说自己的新创，即使如朱熹、王阳明这样的大思想家，所取的主要做学问的方法也是“六经注我”。而我们的汉语中还有一句使用更为频繁的话，叫做“拉大旗作虎皮”，不会拉了大旗来作吓人的虎皮，则必一事无成，以至于康有为想搞维新，也取托古改制的路径，把与他的维新实在没什么大关系，甚至在本质上是背道而驰的孔大圣人顶在头上。当然世界上的许多变革也是讲来源的，例如十五、六世纪的西方文艺复兴，来源就是古希腊，但古希腊与文艺复兴，确有穿越千百年时间的精神相契，且在中世纪的古希腊也并非什么大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与孔子的关系可实在并非如是。
其五，倘若你运气极佳，你的创造性成果，你的极有新意的创意策划被有慧眼的看中了，那么，主管领导很有可能这回既不摇头也不点头，这就很费琢磨了，笨的一辈子醒不过眼来，而终至于哀叹人生不得意十之八九；识得眼的则立刻读懂了这不摇头不点头的深意，表面上笑嘻嘻地，内心里极不情愿地在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创意策划的署名前添上领导的大名，领导成了第一发明人，或第一作者，于是乎一瞬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通百通了。但是，创新是何等难事，何等费心力，费精神，费身体的事？与其如是，何必当初，搞什么创新，搞“山寨”不是挺轻松吗，而况“山寨”在我们这儿是正途，坦道，又轻松又手到擒来，何不乐不思创呢？
其六，你的好菜还有可能会碰上敏感聪明的“同行”。这位“同行”有可能比你懂得拉大旗作虎皮的包装术，有可能比你有资源，有可能比你有能量，于是“同行”或索性直接拷贝，或稍变点花样，一声不响，把你的“好菜”装进了自己的兜里，自命首创去了。这些年“抄袭门”事件层出不穷，所涉权威者愈来愈位高名大；更何况咱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保护的还只是最表面的那一点，例如论文有没有直接抄袭人家的几百个字，如果把人家的概念和思想换个说法，最好把容易懂的换成晦涩而莫测高深的，把用汉语一看就明了的，换成西方的最新说法（不管这概念与思想与西方这说法的本意有没有关联），那就什么知识产权保护也保护不了了。又如，咱们这儿的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与国外不同，不算发表，如果你在学术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新见，比你有能量，有资源的“同行”手脚会比你快，动作会比你大，搞出气候来，独独把你这个最初的提出者排在外面。总之，创新的领域比得往往不是创造性，比得是力与势（权势、财势、名势等），咱们的创意世界在一定的意义上还颇有点丛林味。
于是就有了其七，人究竟是个趋乐避苦的动物，创新的口号虽然喊得震天价响，可创新的实质到底苦累与苦恼至此，于是乎大家都来山寨吧，或直接拷贝，或紧紧跟风。最智慧的做法当然还是跟风，什么风可能来了，立马跟上，只要气力大，保管你比开风气之先者成功得多。我们的时代知识或艺术英雄，最多的就是那种任何潮流都不走在前面，而最后在任何潮流中都是最成功者。（要说明的一点是，“跟风”与“发展”、“传播”不是一回事，“发展”、“传播”是思想、科学和艺术事业中的重要环节，且以尊重首创为前提，而“跟风”只是随风而动，抢占风头之类而已）。英国的以赛亚·伯林论学者和艺术家有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种，在咱们这儿，只有狐狸型是可能的，刺猬型不合国情。总之，如果乔布斯生活在咱们这儿，他很大可能会被“山寨”淹了。
乔布斯如果生活在咱们这儿，还可能碰上其它许多令他头疼的问题，倘涉及到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等的游戏规则和评价机制之类，就更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明道清，须专文乃至专书来论。且先打住吧。
不过，好在还有历史。当一切现实功利性的力量的东西全都成为过去，作为符号生产之文化（知识或艺术）评价的真正公正：最早或确优的选择、认定还是有可能的，这时候，“创新”这个领域，便会突显出理性的人类社会的性质，而丛林味则将淡出。
而且，今天咱们这儿毕竟航天科技高速发展，高铁技术领先世界，更尤其，还有袁隆平——尽管他很久都当不上院士——可毕竟有！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还有许许多多在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人文领域的知识与艺术世界中不计功利，奋发创造，将创造性工作本身视作自己的生命的人们——这些人，从来是中华文化的脊梁！
然而，我们无论如何得老实承认，在咱们这儿，创新或曰创造性工作的环境确确实实还是相当地令人堪忧的——这种令人堪忧的状况怕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要命的拦路虎之一！
从强国梦到“强”人梦
去年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百年中国，主题在追求向现代文明转型，成就当然有目共睹，尤其是近30余年，可总结起来，成就之外有无教训，而最关键的教训是什么？我以为，百年中国的最关键的教训，就是片面追寻强国梦。
强国梦并无不对，尤其内忧外患，受人欺凌，自是要先拼出命来，抵人之欺才是。然到底强国梦只是治标之策，且长时间一味追求此强国梦，形成路径依赖，毫不考虑治本之道，则问题大矣！
如果说，强国梦只是治标之策，那么治本之道何在？答曰：“强”人之道是也。
今天人们都知道了，只讲国富是不行的，更应该讲的是民富国强，只有民富了，才有真国强。可是何谓民富，仅只是民之个人的口袋里一时间多两个钱吗？又如何才能真正民富，政府卖地和上工程之类就行了吗？
民富的涵义十分丰富，如公民个人收入，健康的市场，尤其是健康的生存必需品（如住房）市场，完善的社会保障等，但我以为，真正的民富，其最深在的意义是：作为“个”的每一个体的中国公民，他们自己个人的梦想，尤其是创造性的，自我实现的梦想，能得到真正自由的，确实充分的发挥，同时能得到规则明晰的，公正的，有效的，宽松而又切实的社会环境保障。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加上海疆大不止这些）国土，成为所有公民个体追寻和最有可能实现自己之创造梦，自我实现梦的世界上最佳乐土，甚至也成为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的渴望追梦的人们最能实现自己梦想的乐土。
今天人们很注意讲幸福，可是何谓幸福，如马斯诺所言，人的最高幸福就是自我实现，能在最自由和最公正的环境保护下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最高幸福。而在这样的追梦和幸福的过程中，民富而国强自然地就不成问题了。
（这里要特别注明的一点是，所谓创造性和自我实现，绝非发明家、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等的独家专有，而是七十二行乃至七万二千行所有行所有业的人们，在一切的工作和生活中时时都可能发生的，处处都可能涉及的东西。）
一个国家，第一资源是什么，不就是人才吗？一切的物质资源都是从属于人才资源的；且一切的物质资源都是可能枯竭的，唯有人才资源是与人类生存共始终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因某些物质资源——如石油——而富的，不一定能真富和久富，而只有丰富的人才资源才可能是真富和长久的富）。
可是数千年来我们所讲的人才，并非人才，而只是“人材”，所谓“栋梁之材”，不就是这样的材吗？“人材”只是有用，被君主或国家所用，睿智的庄子早就看穿这一点，他告诫世人别做“人材”，免得被用而丧失自己。不过庄子到底消极了点。事实上社会确实需要“人材”，而公民个人自己，又确实希望成为“人才”，自我实现乃是人之天性，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不做“人材”，而是如何使“人才”与“人材”完美统一。
总之，今天中国最紧要的一件事就是，改变强国梦的路径依赖，变强国梦为“强”人梦，痛下决心，竭尽全力，经由文化改造、制度改革，创造一个公民个体能最自由、充分、公正、有效、宽松而优裕地实现自己的梦的社会环境。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每一公民个体都最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这才是真正伟大的“中国梦”！也只有这样的“中国梦”来到了咱们这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了最切实的根基。
通讯地址：广州市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编：510006
作者简介
金岱，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级作家。长期就职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著作有：
思想随笔与文化批评集《“右手”与“左手”》，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
思想随笔与文化批评集《千年之门》，花城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学术专著《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与文化解读》（金岱等），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课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学术专著《城市：作为符号与表征——文化现代化视域中的文化广州论》（金岱等），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十一五”重点项目，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
长篇小说《侏儒》（《精神隧道三部曲》之一），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5月再版。
长篇小说《晕眩》（《精神隧道三部曲》之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5月再版。
长篇小说《心界》（《精神隧道三部曲》之三），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