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每个时代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面对当下性的生存境遇，旧有的经验、话语、阐释框架等一系列因素所构筑的学术范式丧失了有效言说的基本效力。而艰难的现实处境又逼促着这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迫使它对当下性的不安提供某种必要的解说或说明，并在此基础上重构某种较为合理的规范或秩序。从历史的维度出发来进行考察，我们之所以说某个时代是平庸或黑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说：面对当时的艰难处境，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也无力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更无力承担起整个时代的重负。从学术、思想的角度讲，即是说那个时代没有一颗足够强大的头脑，直接回应时代的挑战，从而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有效的描述或说明，并进而构造某种合适的规范和秩序。即使是这样，每个时代所面对的问题都有或大或小的差别。对多数普通人而言，一个所谓比较幸运的时代，可能即是说这个时代相较于以前或以后的时代，没有出现过于巨大的断裂：人们依照既有的经验、习惯和智慧，即可解决大部分的生存问题，因此不会对日常生存造成巨大的动荡。这样的时代是少见的。
而在二十世纪，人类在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体性地陷入了一种巨大的震荡之中。这种震荡是巨大的，它波及每个人的日常生存。而反映在学术上，即一切传统的学术均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中西方学术面对着一个共同的关口：现代转型。政治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同样面对着这样的转型，而且这样的转型尚在进行之中。我们说一门学科之所以有存在的理由，至少要有较为稳定的研究对象、专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而研究领域的确定，研究方法的探索，理应得到学理上的划定和说明。而中国政治哲学的特殊性在于，它和中国其他现代学科一样，是从西方传入的。而且自它传入之后，在没有得到很好发展的情况下，自由的学术探索被外力强行掐断，而代之以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教条。而它在当下中国的重新恢复，不过一二十年的时间，历史不可谓不短。在这极短的历史中，从学术层面讲，中国学者主要是接受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鲜有原创性的发明。而另一方面，政治哲学的研究被现实政治所裹挟，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自由的学术探索。中国政治哲学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从另一方面讲，理论与实践均向政治哲学提出了尖锐的挑战，需要政治哲学作出回答。
政治哲学之所以是哲学，即有很高的理论要求。一般哲学理论及方法，可为政治哲学提供一定的理论与方法支持；但在此之外，政治哲学更需发展自身的理论与方法。政治哲学除了是哲学之外，也是政治的。这就要求其对现实性的政治实在有所关注，并将其作为构造理想规范与秩序的实践基础。在以上两种说明之外，我们尚需某个进入政治哲学的突破口。韩水法的《正义的视野——政治哲学与中国社会》一书，主要是从正义这一问题角度切入的。而有关正义的研究，正是政治哲学家所关切的中心问题。韩水法在书中指出，正义的话语是一种元话语，这就决定其永远不可能在现实中得以充分实现。但正义的要求之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为了提供一种理想性的规范和秩序，同时也为批判现实的不合理提供一个比较确定的标准。首先是如何面对西方政治哲学的问题。运用某种简单化的教条来一番大批判的做法是不合时宜的，而深入的研究是必须的。只有在这种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知道西方政治哲学到底能为我们提供多少东西，并看清其局限与缺失。但仅仅有西方的学术资源是不够的，中国传统的学术资源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在于：一、从理论层面讲，“由于中国传统制度和思想在中国大陆的突然中断是受到外力全面摧毁的结果，其中合理的、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其普遍意义的因素也就一并被毁弃了。因此，这些因素是需要通过以现代视野来考察中国传统思想和制度才有可能发现和重构出来的。”（第11页）二、从现实层面讲，“这样深刻的革命是由1949年之后教条式的社会主义运动来完成的。中国传统民间社会被从根基上铲除了。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方式被移风易俗掉，民间信仰体系和形式被摧毁，传统的基本道德观念和规范被彻底地重新解释。”（《分裂的精神和规范的张力》，第236页）只有面对本土问题，才能成就真正的中国学术。正是基于我们的理论与现实处境，韩水法正确地指出：“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必然要面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对立，并且在这种对立之中形成新的观念、诠证新的思想和构成新的原则，这些观念、思想和原则并不会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会拓宽和深化对于正义及其原则的理解和视野。”（《正义的要求与困境》，第54页）
当代世界政治局势对政治哲学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世界正义的问题。韩水法在书中认为，西方政治哲学家如罗尔斯等，其研究主要设定在一个封闭的国家内部；而如将其相关原则推至全球领域，则基本是失效的。因此作者通过分析认为，从可实现性的角度出发，与其主张一种没有实践效力的世界理想，更应将重点放在国际正义这一层面。因为至少从现在的世界局势来看，国家仍然扮演中极为重要的历史角色。落实到实践层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中，现在的国际秩序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模式而建立起来的。而这种秩序之所以是不正义的，原因在于建立现行秩序的基础是不平等的，国家间的平等地位没有得到很好的承认和制度体现。因此，国际正义秩序的建立，必须基于这样的事实：所有西方与非西方国家都应得到平等对待。
国家内部的正义问题是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而要在较大程度上实现正义理想，历史不正义的问题必须得到充分的考虑。中国的历史不正义与西方国家相比，有其不同之处，但不能就因此认为，我们这里根本不存在历史不正义的问题。比如作者在书中指出：“族类之间的冲突向来是历史不正义的主要类型，但是在中国社会中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历史不正义，这就是由于按照人们的职业及与土地的关系而形成的居民与农民的区分，由于居民和农民在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文化教育和医疗保障等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因此就形成了一种不仅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空前的而且在世界社会—历史上也鲜见的农民歧视。”（《正义的视野》，第37页）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因政治原因造成的历史问题有待澄清、纠错。作者认为，正义是历史性的。基于这样的认识，韩水法对中国“幼稚的自由主义”做了批评：“在中国，幼稚的自由主义也喜欢采取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来解释和处理盘根错节的现实问题。这种思想没有注意到，基本权利、民主和平等在一个国家内部的落实，尤其是落实为一种制度，形成为一种宪政文化，需要许多条件的整合。一定的历史（包括时间）过程、外在的强力、民族国家的构成成分、文化传统等等都是相当重要甚至必不可少的因素。”（《正义的要求与困境》，第53页）需要说明的是，对历史—现实性问题的关注，并不表明政治哲学要放弃自身的哲学品格，走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路线。韩水法在对新权威主义的批判中，表明了这一点：“新权威主义理论上的这些错误使它一方面把分析的概念手段当做社会实在，把个别的事例当做一般有效的规则，另一方面又把历史的多种可能性人为地限制为唯一的一种可能性，以机会主义的态度来选择未来的发展途径。”（《反新权威主义论》，第181页）在历史性的难题之外，还有一个棘手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即如何措置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中国的官方学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甚至深刻地影响着一般中国（大陆）人的日常思维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直到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因此，如果措置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政治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上述所有问题之外，中国政治哲学还有一个如何表述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学术的问题）。韩水法在书中提到：“……现代汉语仍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并未产生严格的语法规范，从而缺乏有效的内在约束。”“现代汉语就像现代中国社会一样，既没有达到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也没有达到规范上的统一。”（《韦伯的主题与汉语的诠释》，第264页）从这个角度讲，既然没有现成的规范，就有个逐步制定规范与内在约束的过程。而我最后想要补充说明的是，如何表述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要求；用汉语书写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文本，是为中国学术赢得尊严的重要一环。
（韩水法：《正义的视野——政治哲学与中国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6月第1版）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原载《文景》二○○九年十二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