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哲学方法论的当代讨论中，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有这样两种基本观点，一种是认为哲学即哲学史，做哲学就是研究哲学史；另一种则认为哲学和哲学史不是一回事，就做哲学而言，哲学史是一项不必要的负担。就中国哲学界而言，以往人们多研究哲学史，认同哲学即哲学史的人比较多。但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批评，比如陈波在《哲学作为一项认知事业》一文中就提出：“不能所有中国哲学家都研究哲学史，并且只研究哲学史。”

在人们的印象中，主张哲学和哲学史不是一回事的，以研究分析哲学的人居多。就总体而言，与做中国哲学或欧陆哲学的人相比较，分析哲学家相对不那么看重哲学史。比如英国哲学家Timothy Williamson在《做哲学》一书中就认为，尽管我们可以将哲学史作为哲学研究的工具，但“把哲学与哲学史看成是一样的，这是一种极其不历史的态度，因为它违背了历史本身。”

罗尔斯是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就哲学研究的进路而言，无疑属于分析哲学家的行列。但跟多数当代的分析哲学家不同，罗尔斯是相当重视哲学史的。芭芭拉·荷蒙在为罗尔斯的《道德哲学史讲义》一书所写的“编者前言”中说：“罗尔斯尤其在教学中对道德哲学史投入了非同一般的精力。他关于道德哲学史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就‘我们如何生活’所引起的许多最棘手的问题来说，我们在伟大的经典著作中发现了最杰出的思想家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做出的努力。无论这些努力存在多少瑕疵，任何时候都必须抵制对这些文本的肤浅的批评——因为这并不是一种严肃的态度。”芭芭拉·荷蒙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即在罗尔斯那里，面对历代杰出思想家所创作的经典著作，一种严肃的态度是极为必要的——哪怕这些著作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谬误。

事实上，罗尔斯不仅极为重视道德哲学史的教学，而且对于哲学史之于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也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他在《道德哲学史讲义》中这样写道：“我们还是要去阅读哲学史，庆祝它的进展也鼓励自己往前走，而且，我们还要向那些获得哲学成就的人们表示敬意，因为这对支撑和鼓励哲学作为一项不断前进的集体事业来说极其重要，虽然这种敬意对我们的哲学反思而言却是无关紧要的。”在这段话中，罗尔斯指出哲学史的意义在于这样几个方面：（1）通过阅读哲学史，我们可以了解哲学自身的进展；（2）哲学史有一种激励作用，它鼓励我们继续往前走；（3）阅读哲学史，是我们向历代哲学家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尽管这种敬意与哲学反思无关，但它对于哲学这样一种“集体事业”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哲学的进展没有单一的标准，这一点它和科学不一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史之于哲学研究的意义，肯定比科学史之于科学研究更重要。罗尔斯就此指出：“只要存在多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就像现在这样，就不会存在有关哲学进展的一致标准。于是，研究历史文本（尽力把握作者的总体观点）的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了解哲学问题是如何在它们得以提出的思想体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乃至被定型的。”这就是说，通过研究哲学史上的经典文本，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对哲学问题获得一种语境性的理解。

理解哲学问题虽然是我们研究哲学史的一个目的，但却不是唯一的目的。罗尔斯指出，哲学史研究不仅在于“它向我们揭示了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而且在于它促使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尽管也许是尚不明确和不能清楚表达的，正是在这个体系里，我们提出了自己的问题。”罗尔斯自己的哲学研究很能说明这一点，他努力研究哲学史，却并不止于这种研究，而是在与前人及时贤的对话中，写出了《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等经典著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说，尽管研究哲学史是必要的，但只研究哲学史却是不够的。

在《道德哲学史讲义》一书中，罗尔斯主要讨论了休谟、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的道德哲学思想，其中尤以对康德道德哲学思想的探讨为重点。关于康德，罗尔斯说：“就我对康德学说整体所获得的理解来说，我从来没有感到满意过。”但是，“我几乎不做任何批评。我集中自己的精力来理解他，以便有能力将他的思想描述给学生们。”在这里，罗尔斯清楚地表明，康德道德哲学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以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来试图获得更好的理解，而不是像有的中国学者那样，给它贴上一个“很烂”的标签。作为分析哲学家，罗尔斯对待哲学史的严肃态度，值得我们参考。

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2月23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