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中国市场经济理论前辈吴敬琏先生痛斥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罪恶”称为“吴敬琏现象”。既然称之为现象，就不仅是吴老一人，其他还有茅于轼、林凌……。提出“吴敬琏现象”，能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市场经济发展诉求与政府管理的博弈。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人们对市场经济在我国还噤若寒蝉的时候，这些大师级专家就着手研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体制设计。他们硬是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缝隙里撬开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口子。市场经济就这样如雨后春笋般，在重压下、石缝里艰难地、倔强地发芽着、星星之火般燎原起来。历经近20年的呐喊、呵护，可谓呕心沥血，如今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主导经济。按说，诸如吴敬琏等前辈应该高兴。现实则相反，吴老不仅高兴不起来，甚至常常拍案而起，比如，吴老勇敢地揭露股市“黑幕”。比如面对中国出现“权贵资产阶级”的机率越来越大，吴老在纪念改革25周年的学术会上大声疾呼吁警惕“权贵资产阶级”。比如茅于轼先生追问：改革究竟怎么了？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市场经济大潮中出现了太多的“怪异现象”。那些市场经济的管理者和行为者利用发展市场经济有恃无恐地非法谋取社会财富。就在市场经济空前发展，而且使中国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这一可以载入民族伟大复兴史册的历史性时刻，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积累了太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相信这些问题和矛盾也是吴老最不愿意看到的，却越来越猛烈地撞击吴老等人的心灵。我用“欲哭无泪”、“忧心如焚”来形容他们的心情，或许有揣度之嫌，但吴老等众多前辈都不约而同地指出：这是“‘不好’的市场经济”。至少，这不是他们曾经设想的中国式市场经济。
中国选择市场经济绝对没错。但“‘不好’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任何一位有社会良知和社会正义感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接受的。作为上升为国家经济制度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它不仅会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且社会各个领域会对市场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其中，行政行为对形成好或不好的市场经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在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基点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滞后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单军突进，长驱直入，怎么会不是如脱缰的野马“搅得周天寒彻”呢？吴老的悲哀正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悲哀。经济学家可以设计出很好的市场经济模式，却无力改变现实社会带体制性弊端的东西。这时的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几乎每一步都成了权势群体和强势群体掠夺社会财富的大好机会。价格转轨“闯关”，操练出好大一批“官倒”？公司上市，官商们掠走了好多社会财富？国企改革，又是好多国有资产“流失”？而在新一轮经营土地热潮中，出现过好多次官商们对国家资产、农民资产赤裸裸地掠夺？市场经济改革在造就了少数暴富群体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人群“相对贫困化”和社会道德普遍沦丧。在这些不忍目睹的事实面前，一些曾经一度为发展市场经济摇旗呐喊的理论家们也反戈一击，市场经济理论阵营出现严重分裂。这是“吴敬琏现象”的泛化。即使是坚守市场经济的理论家们，也不得不扪心自问：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中国市场经济引向了歧途？为什么“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市场经济已成大势。正是这个大势支撑了中国经济数10年持续高速增长。任何一位有理智的中国人都会为中国选择市场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由衷自豪。同时，任何一位有理智的中国人都会为这数10 年积累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而满心焦虑。说中国正处在发展的临界点，绝非危言耸听，因为“拉美危机”的许多征兆都与中国今天的问题与矛盾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问题和矛盾已经积累到足以导致经济社会发生巨大震荡的程度。幸灾乐祸的新左们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结出的“恶之花”归咎为市场经济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本身，把市场经济、自由主义与“放任自流”、“无政府主义”等量齐观，籍此否定中国市场经济选择。
显然，这是无视今天世界那么多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成功范例和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主流的事实，是对市场经济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的肆意歪曲，是把解决市场经济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引向歧途。放眼今日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还是支撑这些实践的理论，哪一页写有轻视政府管理、放任市场经济发展？即使是在我国倡导市场经济、强调自由主义的专家学者中，哪一位不把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还是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理论，都强调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取代古典自由主义之后，市场经济国家把“正义二原则”和“优先原则”这些体现社会公正和利益均衡的思想作为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只有政府切实承担起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的职责，才有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才有惠及全体国民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如此多、如此严峻的问题和矛盾，不仅不是市场经济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之过，恰恰相反，是市场经济理论难以到位、执行不彻底的原因，而根子是政府管理越位、缺位。
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管理“缺位”，可真是冤枉了政府权行使人。而问题正在这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步跟上，计划经济体制赋予的政府权没有让位于市场经济体制所设计的政府权，在缺乏相应制度制约的情况下，政府权以管理者身份介入谋取个人利益或部门利益的经济活动（这一点，政府管理部门利用行政审批权、市场管理权从事“创收”活动，“小金库”及“三乱”屡禁不止特别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这时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权力行使人与受益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管理者游刃有余地变换着管理者与受益者的角色。在强调政府管理的时候，每一个政府行为都有可能转化为“权力寻租”；在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时候，每一次资源配置都有可能落在“自己人”身上彼此“平分秋色”。健全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必然是剥离权与利的“亲密接触”，而具有“点石成金”效能的权力怎么会轻易地被“健全”、被“转变”。这些作为改革的执行者，在制度安排缺位的情况下，有足够的智慧与“上面的政策”周旋，形成“管”与“怎样管”的博弈。
发展市场经济有两个最基本的环节：一是最大化地由市场配置资源。事实是资源的配置权长期由政府掌管，权力部门和权力人物都程度不同存在在资源配置中坐收渔利，迫使市场经营主体——企业家必须仰仗权力获取资源，所以，今日之市场经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权力”成为经济要素的“权力经济”。这是政府权“越位”；二是法制在规范市场经济行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多年法制建设可谓成果累累，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枉法的情况屡见不鲜。法律再多，执行不力，也形同虚设。没有严格的法制监管，就难有公平竞争。在不公平的环境里，合法经营成本太高，迫使市场经营主体寻找体制的弊端或薄弱点，甚至践踏法制。政府执法不严，其实就是政府权“缺位”。透过现象深入观察，不难发现“管理缺位”与“管理越位”有异曲同工之妙。“水至清则无鱼”，只有趁混水才便于摸鱼。在执法机构、执法队伍如此庞大的情况下，依然是市场混乱，假冒伪劣猖獗，只要一个解释：纵容、分羹。试想，在两大基本环节缺失的情况下，这些作为市场经营主体大都通过打通官员、寻找体制弊端或薄弱点去培育“市场”，践踏法律、破坏秩序受不到应有的惩罚，骨子里是一种畸形的市场经济发展诉求。期待这样的经济行为和发展诉求来形成健康的市场经济，岂不是“痴人说梦”？
无论是权力寻租、徇私枉法还是监管不灵，责任都在政府。只有最大限度地制约政府权的寻租行为和徇私枉法行为，才能培养出健康的市场经济来，而这，正是建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新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却是一个天大的难题。难就难在如今官商已经结成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从已经揭露出来的腐败大案要案中可看出，政府经济部门及实权人物的背后总会有一大群“企业家”，腰缠亿贯的实业家背后总会几个实权部门和实权人物，彼此里应外合、沆瀣一气，窥视着新一轮暴富机会。正是这一利益共同体改变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性质。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严重程度有好大，就表明官商一体在与健全市场经济、转变政府职能的博弈中所释放的能量有好大。这里，我举一篇在《中国经济论坛》上发表的揭露中国房地产行业“绝对”黑幕的记者访谈。内幕披露者陈述了作为一家房地产老板，如何打通官员获得征地批文，如何与银行沆瀣一气骗得贷款，如何打点质检、司法规避惩罚，如何洗清“原罪”。财富积累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政府行为介入。权力行使人从中获取利益，反过来，他们也成了房地产怪胎最好的保护伞，“保护他们就等于保护自己！”记者查阅了几年来关于贪官的近百篇报道，发现几乎每个贪官都与房地产腐败有关，结论是：官员的腐败使得惩罚机制缺位，而惩罚机制的缺位意味着开发商违法违规的风险降到极低。做了坏事而不受惩罚，这种机制的缺陷和房地产的暴利怎能不让众多开发商趋之若鹜！
巧借管理实则提高“寻租”机率，为改革推波助澜实则捞取横财，利益窃取者把博弈的智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高度！“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改革在推行过程中严重变形为一次次新的利益分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嚷嚷，皆为利往”，貌似端正的管理与执法的各个程序都存在被利益锈蚀的漏洞，市场秩序越治越乱。谁都在讲道德信用，谁都在破坏道德信用。在主流社会比拼不赢官商的小本经营者就在假冒伪劣上打主意，道德沦丧到就连制造婴儿伪劣食品这类伤天害理的事都敢做的程度。这样的市场经济，怎么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
把今天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归咎为改革及其理论本身，只能加重解决的难度。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付出的代价。治理经济秩序，规范政府权是关键。实施《行政许可法》，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又迈出重要一步。中国的问题，不是出在政策上、理论上，而是出在执行力上，出在执行走偏上。如今，解决执政与行政上执行不力和执行走偏的问题已作为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心议题。辩证法告诉我们，问题暴露越充分，越便于解决。我由衷地希望，在不久的一天，吴老等前辈笑起来。“吴敬琏现象”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