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马克思主义创立并完善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千百年来哲学家们在漫长而迷惘的长夜里孜孜不倦地探索的关于世界和社会运动的本体规律，马克思主义圆满地解答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一个新的哲学时代。现代哲学的主题是人。人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和行动者。人的意志和情绪是本体的现实。本体的变化引出认识论、方法论的变化。这个变化突出表现为“理性的直觉”。与之对应的表达方式是“文学化哲学”。尼采、萨特等现代哲学大师是使用“文学化哲学”这一表达方式的典范。世界的丰富性和层次性需要同样丰富和多层次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方式。
一
哲学的历史如同希腊一月之神雅努斯长有两张脸，一面朝向过去，一面朝向未来。历史是一段过去，但它的发展是以冲破过去为前提的。如果这个过去是自己，而且这个过去是自己亲手筑起的令人叹为仰止的高台，冲破过去就不只是一个实力问题，还得有承受切肤之痛的忍受力。这是一个两难选择，要么开拓进取，忍受切肤之痛；要么裹足不前，扭逆创造者的天性。事实是，最伟大的哲学家都很难做到雅努斯式的继往开来，因而创造的苦闷往往是他们共同的精神特征。当年黑格尔创立了严密的辩论法，却把精神与现实倒置，“正－反－合”就无法坚持到底。一方面，他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须熟读死记的教条；但另一方面，他又努力去建立一个体系，并把这个体系宣布为绝对真理，宣布为全部哲学历史的终结和完成。他勾勒了历史的过去，但画不出历史的未来，以致对古典思想文化叹为观止：一切如此伟大地歌唱过的，如此自由地表达过的，已经表达尽了。费尔巴哈打倒了神，却把人从现实社会中抽象出来，最终步入自己设立的迷宫。他们都以自己的卓越建树宣布了一长段思想历史的结束，却对新的领域感到惶惑。他们的苦闷，具有开启历史的高瞻远瞩。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后，19世纪以前以及同时代的哲学家们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苦心探索的如何认识和掌握客观真理的问题，诸如作为反映者主体的人与被反映的客观世界的关系，怎样构成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社会结构，都被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完善地解答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现代哲学的纪元。全新的领域，给那些热衷于朝前走，而不是沉溺于研究过去的哲学家们带来了陌生、迷惑、苦闷。无论以往的历史还是现代哲学发展的事实，都说明做一位雅努斯，真难！
每一次思想的飞跃，无疑是以巨人们矗立的丰碑为标志的。随着巨人的脚步接踵而至的思想家们，难免在丰碑的垂影下流连忘返。对于那些传统上习惯于注疏，一部古典可以垄断思想史几千年，而不习惯于跨出去的民族来说，阐释的特点尤其突出。他们生怕越雷池一步，以致从丰碑的垂影里走出来感到浑身不自在：我们现在手脚放在哪儿呢？这样的民族自以为手持时代之剑在叱咤风云，而事实是被历史抛在后面，因为铸造他们思想利器的社会基础、科学文化、精神意识和时代需要都移动了位置，他们那缺乏穿透力的眼光只能凝聚在一点上，既看不到过去有无数丰碑，也看不到今后还会有无数丰碑。扭转这种长期习惯养成的惰性，谈何容易。虽然一个民族的历史总是或慢或快前进的历史；虽然这种前进是不断的积淀与化生的过程，在这个化生的渐进或突进的过程中，他们并不能消除不再显示活力和历史阶段性的那些作为母体又作为腐朽物的东西。这些东西一股脑儿积淀下来退居到背景的位置。返祖现象，无论在自然生物方面，还是在社会历史文化方面，都是退居到背景位置上那些积淀物在特殊情况下升腾的结果。这种结果，揭示出那些被人们快要淡忘了的积淀物其实是一分钟也没有停止它被压抑时的反抗和对升华为前景的事物的冲击，揭示出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积淀作为该民族精神的定势，顽固地、具有巨大向心力地把本民族每一个成员扭结在一起，使其任何一个成员，在意识到的情况下，或无意识的情况下，嬗递着积淀为定势了的思想文化，无论他走到哪里，东方，还是西方，他都打上了自己民族的记印。因而一个象征着本民族的人物，其标志就是他身上凝聚着该民族历史的、发展的、现实的全息文化。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出这个民族走过的全部历程和形成的精神特点。因其如此，我们才能感受到远古时期祖先们的思想脉搏的跳动。也因其如此，一个人才保留了他自身全部生活和这个民族全部历史的遗风。区别仅在于，这个民族几千年走完的历程，他几十年就走完了。换句话说，这个成员的几十年历史里，驮伏着全民族几千年思想文化的历史积淀。挣脱自己是艰难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越悠久，这种艰难就越甚。像斯芬克斯，从物（狮）的躯壳里顶出人的头来，构成思想活跃与行动凝重的冲突。中国晚清一代天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曾站在时代的前沿，奋不顾身地批判传统，批判现实。然而就是这些被他们批判过的历史死死缠住他们，结果无一幸免站在历史的对立面被新的历史所否定的悲剧。这就是文化积淀所具备的巨大的历史回力。问题还有另一面，积淀越多，因袭的担子越重，革命的可能性就大，对历史的否定和创造新世界的渴望越强。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今天，最伟大的改造莫过于扩大人的思维空间，放眼历史和世界；莫过于冲破自身视界的狭隘的圈子，克服自身的偏见。在“夸克幽禁”这一新的物质结构学说，“星云爆炸”这一新的现代宇宙论，以及分子生物学早已抨击过人们传统观念，并随着第三次浪潮扩散到太平洋两岸的今天，不再有思想的“绿洲。尽管一边是孜孜不倦地从事新的探索，一边是喋喋不休地用被证明是真理的东西去驳斥新的探索这么一种连真理都感到尴尬的现象还时时出现。
思维空间的拓展和系统观念的引入，使我们有了把任何历史都看成是谁也割不断的链条的现实可能，有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现代哲学思想史的坐标上进行考察，研究它与其它哲学思想不仅对立而且渗透的相互关系，从而对现代哲学的势头和趋向持乐观的、肯定的态度，而不是持灰色的、否定的态度的现实可能；有了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思潮的对立与撞击，又一方面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下，现代哲学思潮如何汹涌澎湃的现实可能。这个世界骚动不安，而生逢其时的哲学家们，只要对真理的探索抱真诚的、科学的态度，他们的思考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辐射和启迪，从而在各自的位置上放射出光彩，构成今天的世界认知模型。
马克思主义创立并完善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千百年来哲学家们在如此漫长而迷惘的长夜里孜孜不倦地探索的关于世界和社会运动的本体规律，马克思主义圆满地解答了。黑格尔“把一个民族的全部具体生活看作一个内在的精神原理的外化和异化，而这个内在的精神原理归根到底无非就是这个世界的自我意识（它的宗教意识或哲学意识，即它本身的意识形态）的最抽象的形成”（亚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03页，1977年伦敦版）。这在思想的长夜里放射过异彩的思想——大千世界不过是理念的显现与运动的历史，好大的气魄！好宽的胸襟！也竟随着马克思的出现自惭形秽。马克思把社会结构划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从而画出了人类历史都归一为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我们似乎也涌起黑格尔式的苦闷——如此伟大地歌唱过的，如此自由地表达过的，都歌唱尽了。自然，意识到自己担负有创造新世界的历史使命的现代哲学家们，不屑于再去咀嚼前人啃过的馍馍，把哲学研究的对象推向纵深领域。于是，当我们拉开现代思想研究现状的大幕，扑入眼帘的雅努斯式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结了什么？又开启了一个什么世界？
如果说，现代哲学纪元之前，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人与世界（自然、社会）的关系和运动规律，并且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与成熟科学地阐述了这种关系和运动规律的本体，从而构成“归一”的历史特点，从复杂纷纭、富有流动感的现象里分析出它们相对稳定的本质来，那么，经典哲学与现代哲学研究对象的分水岭，只要我们扫描一下现代科学、哲学领域就豁然开朗了。“潜在-显现”的物质结构观揭示了物质的基本粒子内部不可再分，组成基本粒子的那些东西只是潜在地而不是现存地存在着，并且从潜在到显现带有不可测定的偶然性，认识它们越来越依赖于认识主体，从而证伪了主客体分离的绝对性。“嫡”的规律的发现和扑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把社会的最小粒子和人自身最深沉的意识（潜在意识）的运动看成是从有序（归一）到无序（分化）、从高到低、从深到浅的回力（或者说惰性）运动，它与进化规律互为补充，把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一切事物的内在运动做了重新的但更准确更全而的描述。事物的发展是在有序与无序、高级与低级所形成的张力场中相似钟摇晃动不断扩展两极的二向运动。比如，人类在朝着更高级、更有序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对归返自己的原始动物性和这种动物性所具备的自由状态的呼唤也更强烈。人们从整体（单一）的世界里走出来，走向多维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流动的差异的世界。现象与本质没有分界线。现象的丰富性和不稳定性使其本质极其丰富和不稳定。这场变革与人类从对世界片面的感性认识到完成整体理性认识那场变革一样伟大，它撬开了整一的大门，看到了整一（本体）的内部原来也有那么多从未认识过的因素，看到了这些因素的结构和运动方式，袭用新物质结构观的一些描述语，是“从潜在到显现无任何必然性可言的，无清晰轮廓界制的，处于飘来荡去状态的云”，活泼，不规律，无序。在这里，任何规定、公式，都显得可笑，都受到辛辣的讽刺。偶然性，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现代哲学的研究对象在本体观上被书写上“分化”两个大字。20世纪里自然科学数不胜数的伟大发现和相应出现的科学研究领域高速度综合与高速度分化同时交错进行的运动印证了这两个大字。“分化”是世界本体的运动在一个更广阔更深纵的领域里展示世界本体高速度分解而形成的网络（交叉点），这些网络（交叉点）又是与本体和其他网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更深刻的微观世界，它把人类的思维世界改造成具有了无数网络的意识，这些网络有机组合呈立体辐射状的思维空间。因此，作为实践存在的客观世界（自然、世界、人）的框架（横纵联系），在哲学家心里只不过是一个无边无际、广袤深邃的X，哲学家始终不过是站在自己的网络（交叉点）上解释他所感受和认识到的世界。“非A”不再是“即B”。现代哲学家德拉•沃尔佩则提出“回到康德所谓的‘真正的对立’”，哈里希、林凯、科来蒂立刻撰文回应，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康德说：“两个对立要素中的一个要素并不是另一个要素的矛盾的对立。而是：如果前者是肯定的，后者并不只是它的一个单纯的否定，而是某种其方法本身就是肯定的东西来同它相对立的。”（《关于把负数概念引入哲学的尝试》）A与B的对立，都是自肯定，无须包含或排斥对方，真理不再独此一家。
时空概念是划分新旧哲学时代的尺度之一。在自然时空的背景里，人类，首先被作为自然世界的一种特殊层次的物质，放在自然时空里进行考察。人类在一去不返的线性时间和绝对三维的立体空间里构成客观的、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所显示的规律所带有的客观性，终究能够被认识清楚，能够用抽象化、概括化、定势化的哲学语言和逻辑秩序表达出来。现代宇宙论的诞生，宣布了时间并非无起点，空间并非无边缘，茫茫星际不过是爆炸和扩散的结果。不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证伪了牛顿的绝对时空，指出时空是与物体的运动相关联的，物体超光速的运动会改变自己的形状因而也改变着它存在的时空。饶有趣味的是爱因斯坦喜欢用人的思维和情感的特点去解释他的相对论。这些已被科学家广泛运用的学说在宏观上震动着或改变着哲学家原有的时空观念。而柏格森提出了与自然时空相对应的心理时空，无疑是从微观的角度发掘出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曾经神圣得凛然不可侵犯的线性的、一去不复返的时间被随意斩割，随意假设，随意组合，三维空间也因此被重叠，变成多维，不再仪态端庄。这时，自然世界不再作为囊括一切（当然也包括人类在内）的对象出现在哲学家而前，而是作为人类精神世界沟通人与外界的一部分。浩茫的宇宙竟屈蹲在不足一尺的人脑里，揭开这人与宇宙的怪圈之迷不正是心理时空吗？其实，心理时空就是人的意识流动的世界。W．詹姆斯认为人的意识是一刻不停地根据潜在或浮出海面的经验实事在思考和构造世界。柏格森说得更果断：“对于一个有意识的人来说，存在就是变化，变化就是成熟，成熟就是继续不断地无止境地创造自己。”（《创造性的进化》）接着，弗洛伊德在意识世界的底层挖掘出了潜意识。在前人看来，潜意识、无意识都是无内容、无意义的。弗洛伊德恰恰相反，他把潜意识看成人的真正的本能，一种受本能所驱动、无统一意志和矛盾规律的处于浑沌状态的激情，只不过它们被社会历史的现实的法规压抑了。尔后一批追随者，如赖希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弗洛伊德社会批判理论，力图把潜意识的性本能冲动从被社会历史的现实的法规所压抑扩张到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沿着“潜意识”研究道路走下去的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学说，认为人的心态结构是历史文化积淀与化生的结果。这些学说不仅为心理时空增添了内容和开拓了新的深层领域，而且沟通了人与历史、人与现实的深层联系，而不是以往哲学家只注意到的历史与人、现实与人的表层联系。
这扫描似的一瞥，我们已经看清楚了：当人作为客观世界的产物，客观世界如何按规律运动，这些古典哲学、近代哲学的主题，已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与发展，逐渐走向终结。现代科学揭开了世界本体“分化”的历史帷幕。宏观的宇宙时空和微观的心理时空又构成了多维的时空结构，而联结这一切的是人。人不再只是客观世界的产物。人具有多维时空意识。人的多维时空意识不再仅依附客观时空。它的历史浓缩性和历史超前性使人具备超越现实的意志和能力，人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意志和能力的产物。世界的最高客观层次——社会，也成为人的意志和能力的对象化。人的形象被重新确立。人的形象怎样确立？以人为中心，向历史的纵深怎样推进和向现实的广度怎样扩张？即人怎样全面发展？当哲学的主题移向人之后，由此引起认识论、方法论的变革是什么？这便构成现代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二
我们指出现代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同时又指出在现代哲学家心里人是被放在“分化”的历史帷幕下和多维的时空结构里去组建的，由此产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哲学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自在的世界，它是怎样存在的呢？哲学家的回答不过是他对自在世界结构的认识而已。而且，它的存在形式始终没超出这种认识。西方的“理念”说把世界的万千气象都看成“理念”的派生和运动的放射型模式。东方的“五行”说又把世界看成是相生相克、永远循环往复的圆圈型模式。现在我们把世界看成是由无数网络有机组成、呈立体辐射状的闭合的网状模式。历史运动的无限性和丰富性，展示着世界本体运动的层次性和丰富性。尽管世界的本体以不为人的意志所逆转的姿态驱使着历史运动，它的实际存在不过是人类对它的认识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自在的客观世界是实践的、观念的、认识的存在。葛兰西干脆说：除了人类实践的变化着的形式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人类历史作为人的实践结果是人的意志在起作用（《狱中笔记》）。马尔库兹说得更透彻，主体作为决定因素而出现，历史命令归根到底是由人所给予的。人们自由的本质就在于选择一种超越于既定实践的可能的历史实践（《批判哲学研究》）。回顾历史，我们分析西方古典生产方式和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创造出的各自不同的文化形态，能够清晰地看到历史人物的意志、情感、需要在创造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进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法国人产生了路易十四，路易十四把法国人推向灾难的深渊，自己也走向历史的否定面，这都是历史人物的意志和情绪的产物。即使客观世界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而客观世界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影子，社会才是它的现实内容。社会运动在客观上是人的生产的历史和思想的历史所构成的。毫无疑问，人最初不能认识必然，更多是凭意志、情绪办事。在似乎必然的客观世界的运动史上，主体与客观总是相互对流，相互对象化，客观世界的必然总是被实际的人的意志和情绪所破坏。因此，当还没有掌握世界的必然性的人类用自己的意志和情绪去创造世界时，世界的必然性被破坏，同时又干扰人类对世界必然的认识和掌握，如此循环，运动着的世界往往是偶然性的结果。
一点也不吞吞吐吐，本体是历史的、变动的，是人对世界重心的认识。今天，随着人对世界的创造能力的增强，人成为世界的重心。人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和行动者”（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人的意志和情绪是本体的现实。那么，人的本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著名心理学家潘菽在他所主编的《人类的智能》的扉页上鲜明地写上：人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具有能够高度发展的智能。智能就是思维，和主导着人们能动自觉地创造世界的意向，它包括注意、欲念、意图、情绪、意志、理想。这一切构成现代哲学的研究对象。于是，尽管叔本华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们还是把他看成现代哲学的始祖。他否定了表象与本体的分离，第一次把世界的本体看成人的意志。只不过人的意志是本能的冲动，不能实现的痛苦和实现后的无聊循环往复无止境贯穿人生的全部旅程。尼采在这条通道上再迈了一步，用“侵占”“征服”“吞噬”等权力意志去扩充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学说，揭开了人的“弱肉强食”的兽性的一面。弗洛伊德真诚地研究了人的本能，挖掘出无意识，找到了无视任何束缚、处于浑沌状态的“伊德”（“Id”）。尽管他固执地把“伊德”看成是性本能冲动，叫人难以全盘接受，他对“伊德”的描述还是为“生命意志说”和“权力意志说”提供了最牢实的依据。正式登上现代哲学殿堂的克尔凯郭尔感受了人的一系列存在形式：痛苦、热情、需要、情欲、暧昧不清、悖谬、动摇等。布洛赫带着惊喜的心情描写了人的另一面：希望。他甚至带着这种惊诧回顾了哲学的历史：“构成希望，渴望和归巢本能的‘有’（存在）与‘无’（虚无）的接界点，一直活跃在伟大的哲学中，它不仅活在柏拉图的生命本能中，而且活跃在亚里士多德的物质是存在的可能性这一深远的概念中。希望也是直接地活跃在康德的关于道德意识的主张中。在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中，它通过世界精神的作用而活跃着”（《希望的哲学》第17页，法兰克福版）。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能够在法国造成巨大的影响，并波及西方、东方，就在于他那震撼过成千上万人心灵的学说——存在先于本质，人的本质就是选择自己的存在，于是自我设计，自我创造，这里有痛苦、恶心、希望、拼搏——综合了上述哲学家的许多观点，建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然而，他们要保持自己的姿态，就只能是站在不同的网点上，去感受和描写由无数网络有机组成、呈立体辐射状的人之本体的网状模式。也许，构建这个模式并不困难，我们已经习惯了从纷纭万状的现象里理出相对稳定的本质来这种“归一”的方法论。问题在于别忘了，这个模式是“分化”的，是“潜在－显现”飘忽不定的云，实践上只存在于哲学家的思维之中。各种因素的活泼乱跳，无规则，稍纵即逝，从而使现代哲学打上“非理性”的时代烙印。L．J．宾克莱说“弗洛伊德是本世纪的一个伟大的先驱人物。他提出的精神生活的无意识各方面左右人的力量的学说，对改变人是以理性为主的动物这个旧观念起了重大作用”（《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第111页）。“非理性”作为时代特征，亵渎也罢，歪曲也罢，群起而攻的嘲哄也罢，撼动不了它傲视群雄的英姿。它是现代科学和哲学研究发展的结果，是哲学研究对象在理论形态上的对应。
“非理性”的本体论，给方法论也带来革命。旧时的归纳法不再有好多施展空间了。科学的发现显著地表现为突发式、灵感式。连标榜自己是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都提出凭感觉检验知识的真理性的“证实原则”。孔德最初开辟实证主义时，还在企图发现不变的自然规律。19世纪末，经典物理学经历了一场革命之后所派生的第二代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强调知识的相对性和概念的可变性，到了第三代逻辑实证主义，把“反形而上学”推向极端，引出波普的证伪主义。他的“猜想－证伪－再猜想”，很有概括性地反映了现代科学家跳过自然滑翔阶段，突跃到创造性科学命题领域的思维方式。而人本主义学者的思维方式更明显地表现为“非理性”，他们的思维是直觉型的。他们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超凡的知识和智睿，写出自己所感受到的世界，或者说内省经验。因而每一位哲学家的学说与自己的个性心理特征有关。有人指出，“在哲学家和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些深邃处，也常常隐隐约约地有它的创始人的自传性的投影在那里晃动”（赵鑫珊）。德国哲学家尼采自幼承受了失去父亲、弟弟的痛苦和困惑，从此，生命的钟声在他耳畔回响不已。生与死的搏斗、悲与欢的搏斗，在他的灵魂里无止无息，孕育了他的“生命意志”哲学。法国的雅斯贝尔斯在病魔缠身、形影孤单的悲哀与孤独中感受和思考着人的命运。据说，“恐惧”作为克尔凯郭尔哲学的主旋律，与他年幼时偶然发现心中崇敬的父亲的行为不轨造成心灵“大地震”有关。弗洛伊德直言不讳，精神分析学家必须经常分析自己。他从自己的感受中发现了父亲表现为专权、原则，母亲体现为快乐、追求快感的本能，甚至提出：“一个人是否可以冒不道德的危险而去享受性欲的快乐？”这些内省经验，对一般的人来说似曾相似又似是而非，只构成流动的本体世界的一个网络，它不等于其他又不能否定其他，只以自己对真理的直觉反应的姿态合理地存在着。现代科学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和偏见，绝对正确的东西只能供小媳妇逗乐。波普指出，不被证伪的高概率的理论其实是空洞的东西。有用的理论总会被证伪。有了伪证，才有了新的猜想。因而错误是对真理的深化。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新教程》里公开声明：“我的指导思想是……不要掩盖问题，也不要否认还存在缺陷与不能肯定的地方。……每一个热爱心理科学的人都必须承受这种困苦。”既然每一种富有个性的理论都是合理地存在着，于是在人学领域，有生命的哲学，有希望的哲学、苦闷的哲学，曾经那么水火不相容的哲学主题，而今便合成一部宏亮的交响乐。
“非理性”，当然是对必然性的蔑视和反叛。怎样理解这一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在人类思想历程上的意义呢？这当然不是回潮，不是退居到人类史前阶段的初级思维水平上。今天的思想家们的思想活动，是在全息保存着人类思想文化信息的前提下直观现实，是穿越了理性因而无须乎再回到理性，于是继续深入到理性内部去追踪各因素“潜在－显现”的非理性运动。大约每一位思想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即使所翻阅的是一部天才的著作，他总是站在用自己思想筑起的高台上以挑剔的眼光去浏览。作者所精心论证的过程被他忽略了，他只注意自己在浮光掠影的扫视中捕捉住的零星火花，从而丰富、发展或纠正自己的思想结构。甚至一个命题出现，无论著作家怎样苦心费舌去论证它的科学性或真理性，都费力不讨好，思想家早就凭着“直觉”在思考它，同时迅速形成批判情绪。读书如此，研究世界进行哲学思考亦如此。“非理性”的直觉思维，都是在思想成熟或者说是在掌握着人类创造的异常丰富的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是在经过理性思维方式的锻造下进行的，它的实质是“理性的直觉”。
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横向的“理性的直觉”与纵向的文化积淀建立一种怎样的联系。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从现代人的精神境界里窥见到了史前期人类心灵中的神话原型。尽管时间跨度很大，这也不难理解，当我们说行动上受束缚太多，很不自在，思想上在觉醒，异常活跃，这对矛盾使我们苦闷时，同时想到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这种心理现象就是史前文化在现代人身上的投影。它们没有一座明显的桥梁，却因为超越形体（狮身人面）本身的象征意味使两者之间暗度陈仓。为了更准确地阐明历史文化积淀的这种滚雪球的现象，我们沿用意识与存在、物质与精神这两对概念。需要，这一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但它最初是作为非普遍性形式的社会心理出现的。只有当它上升到清晰的、系统化的理论高度，即杰出的思想大师和重要的学派用理论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才成为转化为普遍性形式的社会心理，作为重要的观念在人们心理中凝结沉淀下来，人们在这些观念的影响和支配下创造着物质财富和改变着社会结构。需要一旦实现（存在）就不再成其为需要，而历史的发展必然有新的需要（意识）诞生。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闭合反馈系统。
在这里，物质的财富和社会结构，与精神的文化积淀都是客观存在，都是意识物化的结果和产生的前提。换句话说，作为历史形态的人，既是存在，又是意识；既是物质，又是精神。他的进化就全息对应着这个系统。一个成熟的思想家，不管他承认与否，意识到与否，都是站在历史文化积淀（知识与智能）的高度在“理性地直观”世界。
现代哲学家力图消除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界限，研究对象又是人，是人的思维和意向（注意、欲念、意图、情绪、意志、理想），都是些极不稳定、稍纵即逝的东西，并且在方法论上又重“非理性”，这本身足以给哲学家带来捕捉非理性对象的困难，带来告别历史的留恋情绪。何况，新的领域里的因素，使曾经那么畅快、那么自由表达出哲学沉思的表现形式——语言、结构、体裁——显得笨手笨脚，因为过去的哲学语言、结构、体裁所具备的概括化、定势化特点与哲学研究对象的“归一”特点吻合得几乎天衣无缝。而今，想把稍纵即逝，不再复现的不规则运动概括化，定势化，当然徒劳。生气勃勃的思想内容与凝固定势化的表现形式两者之间的矛盾，阻碍着现代哲学思考与表达，同时也涉及接受和传播。必然，在现代哲学家紧蹙的眉头上又添一道深深的皱沟。尼采不无困惑地想过：为什么学院哲学家要把一闪即逝的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生拉活扯组成一个体系，从而闷死那些有生命的思想，成为“概念的木乃伊”？困惑迫使哲学家们寻找新的发泄渠道。出路在哪儿？美国哲学家约翰•史密斯回顾了50年哲学历程之后，颇有见解地指出：要想使哲学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振旗鼓，并产生真正的声响，必须改革自己，恢复一种较为广泛的经验和理性的概念，以使经验不再用感觉的微滴来表示。确保经验的丰富性，以使理性不再用形式化的逻辑来表达，因为空洞的理性是狭隘的（《回顾哲学五十年》，美《国际哲学季刊》1983年6期）。然而，人们还是有点失望——使经验不再用感觉的微滴来表示，使理性不再用形式化的逻辑来表达，这么一种使哲学重振旗鼓的表现形式，究竟是什么？他没有说。
三
把现代哲学思考表达得那么自在、那么畅快、那么活泼，因而风靡全球，为人们誉为“当代狄德罗”的哲学家，是保尔•萨特。在此，不去评议他是否真正发展和弥补了马克思主义，不想评议他那博大深沉的哲学思考如何牵动千万人的心灵，这一切，同时代人早就在研究了。我想指出的是，他找到了文学这么一种解除哲学的苦闷，弥补经典哲学语言、结构、体裁的定势化之不足的哲学表现形式。他的一系列文学巨著，不再是以往哲学家也曾使用过、但仅作为阐释某种哲学思想的工具，而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系统构建的不可缺乏的组成部分，从而发展和扩大了哲学的表现形式，给苦闷的哲学打开了一扇天窗，透进一抹带来新生信息的曙光。
文学是哲学解放的一抹曙光，结论是那么令人惶惑不安，难以接受，而萨特的巨大成就这一事实同样令人不容置疑。离开了《作呕》，你永远也无法正确理解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自在与自为及人的价值等哲学观的奥妙所在。这些哲学思想在萨特的文学作品里阐述得飞彩流云，以至于有的人把《作呕》看成是萨特的“哲学－文学”纲领。在萨特看来，“作呕”是人的一种基本情绪和哲学认识。他说：“存在将由某种直接的接近，如厌恶、乏味等等向我们揭露，本体论将是存在的现象自身表露的如实描写，即是没有中间物。”（《存在与虚无》）于是，他用肯定的语言指出：文学是表达现象本体论直接有效的方式。新的形式与新的思想和谐，自然会给新的思想的展露灌注更加旺盛的活力。安德烈•莫洛亚在《从纪德到萨特》一书里指出：“萨特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其次才是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戏剧，都是其哲学思想的体现。正是他的哲学吸引了他的同时代人。把哲学和文学联系起来的念头，造就他成为一个名人。”（《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寥寥数语，似乎向我们昭示了现代哲学在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两方面的革命完成了第一步，暗示了苦闷的哲学找到了新的存在形式，文学敲碎了紧箍着现代哲学活力的古典式外壳。实际上，一个世纪前的现代哲学奠基人之一尼采，就直觉到了古典哲学用体系来窒息现代一闪即逝的哲学思想的弊端，爱用格言、警句、象征、诗等文学样式来表现他“突袭”获得的“永恒”的思考。他的“超人”哲学，关于生命意志的思考，处处飘扬着诗意盎然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两面旗帜。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艺术形而上学”，而所谓艺术，就是审美化的人生态度。一方面，它迷恋人生之美的外观，以美的外观为寄托的不求人生终极意义的日神精神，把苦难化为生气；另一方面以绝对本体为寄托，达到个人解体，与宇宙融合的酒神精神境界，把不可扭转的悲剧人生升华到“永恒”的意境里。由此可见，与以往的哲学家相比，萨特不过是自觉地把文学作为哲学的表现形式而已。而今，是严肃地在更深广的层次里理出哲学与文学的天然联系和对应关系的时候了。
在史前艺术里，东方的图腾崇拜、希腊的神话、埃及狮身人面像、以及纯符号地把上帝、世界、人三位一体描绘成三角形，这些人类初期思维的产物，不是以给人美的享受的姿态出现的，而是人类对世界的起源、人类社会的出现和世界（人与社会）的运动的探索和思考，是人类第一次自觉或不自觉地去认识世界（更多的是自然界）的实践－精神手段。我们把它们纳入文学艺术领域，是因为它们以象形、象征的姿态出现吻合了文学的本质特点，实际上它们是以形象为形式，表现人类文明初期的哲学思考。文学和哲学源于同一体。马克思把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这个文学形象看成是“哲学史上最崇高的圣者和殉道者”，就是从源于同一体的意义上去理解普罗米修斯的哲学价值的。两千多年前，中国最了不起的哲学家庄子，他的哲学思想几乎都是用文学来表述的。他在其代表作《逍遥游》里写大鹏、野马、尘埃、朝菌、彭祖众人，无论形体的大小、生命的长短，都因为“虽免乎行，犹有所持”而得不到绝对自由，只有羽化到“无”的境界才能“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开中国几千年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之先河的篇章，其实也是一篇非常漂亮的文学作品。造成哲学、文学源于一体的状况，既与人类思维的初级阶段重象征、象形、借喻而且不能抽象有关，也与人类初期哲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自然（人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有关。
这时的哲学还处在潜哲学阶段。无论是中国的《周易》里的卦象、爻辞、大传所反映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宇宙观，还是古印度的《吠陀》、希伯莱的《旧约》，以及各民族的创世纪神话，都在力图解释“宇宙一体，梵我同一”，探索的重心是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而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被原始思维象征化后就变成人与神（自然、宇宙）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哲学思考必然打上宗教的色彩，必然不自觉地采用神话这一文学样式来表示。荣格曾指出：“原始人的智慧并不‘制造’神话，而是‘体验’神话。神话是潜意识心理的原始启示，……它们不仅代表而且确实是原始氏族的心理生活，这种原始氏族失去了它的神话遗产，即会像一个失去灵魂的人那样立即粉碎灭亡。一个民族的神话集是这个氏族的活的宗教，……宗教是联系心理活动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个过程是处在心灵的深邃幽暗之处，既独立于意识，又超越意识。”（《荣格选集》，纽约1959年版，第9卷二部）可见，潜哲学阶段连方法论都还是“体验”型、实践－精神型。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从对具体物象的“体验”中抽象出来，哲学必然走完它潜哲学的历程。K．康多尔指出：“在几千年漫长的时间里，文化曾把神话看作是世界观的核心，那时并没有哲学。从世界观的神话形式过渡到哲学，这是世界观以及社会文化结构的质变。文化中哲学世界观的出现是文化中产生哲学的标志。”
（《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哲学与文化的关系》，载苏联《哲学问题》1983年7期）这时的哲学与文学分道扬镳，以自己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人类文化结构上。它所探讨的范围从自然扩展到社会，而且重心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无论是资产阶级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扮演打倒神，在人世间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所落脚的哲学重心，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从右面击溃资产阶级所幻想的资本主义社会永存的社会模式，从左面消除实质上是在资产阶级与小生产者两者之间荡秋千的空想社会主义模式，都是对人与社会的探讨。不言而喻，这是哲学日历上的黄金时代。人们从感性的（形象的，即文学的）世界里抽象出来，登上理性的高台，并把理性的逻辑思辨，推进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高峰。抽象思维与世界本体按规律运动的轨迹高度契合，极大地提高着人类的认识能力。尽管如此，哲学并非纯抽象地显示着世界，伟大的哲学家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狄德罗，总要论及文学，偶尔，亲自写点小说、戏剧，阐释自己哲学思考中的社会观、人生观。而文学也并非纯艺术地显示着世界，它们仍在深远广袤的背景里思考着历史、人生，并且，哲理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各施其能的文学与哲学，仍然保持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代哲学孕育在近代哲学的母体里。以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为引子，启后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徐徐揭开哲学日历上新的一页，哲学思考的广度从自然、社会扩展到人本身，而且焦点是人本身。意志哲学、生命哲学不必多说，弗洛伊德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人的动物性被压抑而遗忘酣睡了几千年后的觉醒；赖希把性问题引向社会的政治革命和文化背景，以性格为轴心结构他的哲学理论。存在主义把苦恼、不安、死亡规定为人的本体，在布洛赫那里又把“希望”看成是人的本性结构，实际上与叔本华、尼采甚至葛兰西的“历史－意志”说一脉相承。布洛赫认为，人的意志是对希望的渴求和实践，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确认这种潜伏在人或事物酣睡状态中的乌托邦能力。人的本质不再是由社会所给予，恰好相反，社会历史是人的本质外化，由现实所规定的网络来确定的人不是人而是物，冲破现实的黑夜走向破晓形成“front”（“前面”）才是被发掘完本质的人，他说：“期待、希望、走向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的意向——这一切不仅是人的意识的标记，而且，当它们被正确地理解和调节时，也是整个客观现实的一个根本的决定因素。”（《希望的哲学》）这只不过是用“希望”来取代弗氏的性本能罢了。哲学研究的主题移向人，社会学家把这看成是社会现实的必然。西方后工业社会劳资对抗日益复杂，战争、失业、人与人之间间隔加深，失去亲人感，带来一系列价值观念的变化，造成人的心灵震荡和精神苦闷，使其一大批哲学家对现代社会中生活的人的心理和命运倾注极大的关怀，极力想在个性与自由逐渐丧失的社会中寻找一条人的出路来。在我们看来，这个主题的形成，也是哲学历史车轮的自然滑行，它进入本质内部，置身于多维空间之中，实质上也就打破了现象－本质的二元论，把物质也看成是包含着人的主观现象等主体的东西。人这个有限的物质外壳里蕴藏的精神世界无限丰富，无限深奥，诸如人的性本质、潜意识、原始需要、历史文化积淀，以及由此构成的关系，迄今还被我们称之为“黑箱”。我们的一切认识都还是“灰色”的，是通过自身体验，带有感受、直觉的特点。这在方法论上当然带有回归到潜“哲学－文学”阶段的色彩。然而，这是经历了理性哲学历史阶段后的回归，是走向更深更高的层次——理性的直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历史结构与哲学历史的对应关系。哲学的历史经历了史前哲学、经典哲学、现代人学三个阶段。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都使人们看到了世界的更深一层。到现代人学哲学阶段，世界就由感性(现象)、理性(现象)、非理性(超本质)三个层次所组成，从而完善了认识世界的不同层次所形成的三种认识方式：实践－精神、理性、理性的直觉。
文学，也是穿越了现象、本质（理性哲学）再上升到新的现象领域的人学。首先感悟到这一点的，是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他在分析比较文学与历史之后指出：历史还原于现实，个别就是个别。而文学还原干现实，是经过集中、抽象化、普遍化，共性化，即哲学化后的个别。它不仅具备哲学的抽象化、概括化、普遍化、共性化，而且具备有自身的历史性、真实性、流动性的特点：它不仅在本质上——认识世界，把握世界——与哲学一致，而且它自身的特点使定势化的哲学望尘莫及；它穿过本质又回复到现象，恰好弥补了苦闷哲学停留在理性阶段的缺陷。哲学在人学阶段求助于文学，不是哪一个哲学家的别出心裁，而是哲学历史的必然。萨特认为：赋予本体意义的生动、暧昧、纷乱的心理情绪只能付诸文学才能表达清楚。存在的偶然性、非逻辑体系，只能用文学给予回答。人的自由、人的选择，在具体的环境下不尽相同，单纯的抽象观念和思辨难以解决，只有小说、戏剧这些感性形式才能说明自由与选择的具体性。几千年的历史，仿佛给哲学和文学开了一个玩笑，原本就是同胞弟兄，现在又坐在一起查起血缘来，它们走完了一个正、反、合的历程。于是，有了阿拉玛•穆罕默德•伊克巴尔，他的代表作品《呼啼的秘密》、《贝呼啼的奥秘》是表现伊斯兰教哲学思考的；有了尼采的哲学诗里飘扬的日神与酒神的人生旗帜；有了萨特；有了韩少功的《爸爸爸》、伍尔芙的《去灯塔》等通过现实、自我，又超现实、超自我的闪回表现集体无意识的作品。曾记否，那个报道黎明的老人黑格尔，根据理念模式推论，宣布过：“未来的文学是哲学化的文学”，我们是否可以给他补充一句：——未来的哲学是文学化的哲学。
这一点，与黑格尔同时代的哲学家谢林就感悟到了。他说：“艺术对于哲学家来说就是崇高的东西，因为艺术好像给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在这里，在永恒的、原始的统一中，已经在自然和历史里分离的东西和必须永远在生命、行动与思维里躲避的东西仿佛都燃烧成一道火焰。”（《先验唯心论体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76页）。
文学化哲学是最高级的哲学，但最高级的哲学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惟一的认知世界的方式。世界的结构层次是丰富的：感性（现象）、理性（本质）、非理性（本质内部结构）。最佳的认知方式是与认知对象相对应的哲学形式：实践－精神哲学、理性哲学、理性的直觉（人学）哲学。世界不是仅由一批富于思辨力的哲学家组成，更多的则是不同思维层次的人，他们站在自己的层次上，按各自的方式去感受、认识和支配世界。这各自的方式，就是不同历史阶段形成并积淀下来的不同层次的哲学方式。不顾及研究对象的位移，固守理性哲学是最好的惟一的认识方式，把其他方式斥之为“唯心主义”，其幼稚可笑自不待言。同样，目光只盯住人学哲学，感叹过去如此响亮地歌唱过的东西过时了，既割断了历史，又不符合现实。只要是人类文化财富，一旦出现就同时作为稳定的文化因子积淀下来，并被赋予现实意义。我们没有必要去纠正“太阳从东方出来”这个被天文学家看来荒唐可笑的观点，迄今还活在一些中国人心中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不过就是这种实践－精神的方法论所得出的人与自然的本体观。当然，千姿百态的哲学方式共荣共辱并不能抹去人学哲学的直觉思维所体现的现代哲学的时代特点，它总是浮在哲学领域的上空标志着这个时代。就是列宁，他的一大叠《哲学笔记》，也免不了带有瞬间感受的直觉特点。一个时代的哲学必然有其自己的哲学对象和表达方式。
哲学化文学是最高级的文学。同样，它也并不一定是最美的惟一的审美方式。最美的文学给人们带来情绪上的震动，以审美者的愉悦为前提。最高级的文学给人们带来思想上的震动，以审美者对世界的认识为前提。它既是现实的、客观的，又是超现实的、精神的；既是今天，又超越今天，它有限的对象浓缩了无限广袤的世界和无限深远的历史，即揭示着人的超物质时空和精神时空时的存在本质。请读一读邓刚的《迷人的海》、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王安忆的《雨，沙沙沙》，其间所包含的人与自然的对应关系，民族凝重而倔强地追求心造的希望所展现的毅力，都会使你感受到它们超越了社会现实，超越了精神心理，即不能只作纯社会学的、纯心理学的评论和解剖，它们都进入了现代人学哲学的层次，你得把它们放在历史的、民族的、人的本质的和哲学的层次上进行评述，从而显示出什么叫做说不尽的哲学化文学。这种哲学化文学其实是象征艺术，它一开始就不是供审美而是供认知出现的，思维的进化使它走过了从无生命的物（日、月、山、川）到有生命的物（图腾崇拜），再到用人形象征的历史。谁也不会把“过客”（鲁迅《过客》）的口渴、脚伤、累仅理解为生理和心理上的口渴、脚痛和疲乏。萨特的《作呕》、贝克的《等待戈多》、卡夫的《变形论》，都不过是象征艺术这条长链上的几颗珠子。这样，我们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就会感到那长满香蕉、栗树的马孔多小镇和希恩蒂亚家族百年兴衰的历史积淀了拉美民族漫长、丰富、流血的历史文化。哲学文学化，还仅仅是苦闷哲学的一条宣泄渠道，它的命运如何在现阶段还只是预测。
但历史证明过，潜哲学是文学的，理论上讲哲学化的文学达到饱和程度后必然抹去文学与哲学的界限。现代哲学力图消除存在与本质的距离，力图把人的一切精神现象和社会现象赋予本体意义，它与哲学化文学在性质和特征方面都达到高度的吻合，以至于你把一些哲学著作的片段和文学著作的片段相比较，就会发现神貌合一。一个我们曾经那么熟悉的哲学世界，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卓越贡献的哲学世界，就要在我们这一代黯淡下去，别情依依，心里免不了涌出一曲“金铜仙人辞汉歌”。然而，我们更兴奋我们正在迎接一个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更宽阔的哲学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