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忘记谁在什么地方说过的一句话——《创业史》中“所有的问题都能引发中国五十年来长篇小说的创作讨论”，的确如此。且不论《创业史》第一部出版以后“阶级叙事”模式对浩然等众多反映农村生活作家的巨大影响，即以新时期文学而言，路遥、陈忠实、周克芹等人文学大厦的基座都是奠基于其上。柳青是路遥最为敬重崇拜的当代作家，《创业史》从未离开他的书桌床头，《创业史》不知道被他阅读了多少遍。路遥曾说：“在中国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他之所以那样残酷地透支自己的生命，就是担心怕重蹈柳青的遗憾，壮志未酬赍志而殁。陈忠实的早期的创作，几乎是在重走柳青的路子，以至于有“小柳青”之称，对《创业史》也是沉迷了大半辈子前后买了九本，不是枕前的必备读物，读的遍数，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到了《蓝袍先生》之后，他意识到不走出老师的艺术天地，终归没有出息。于是归田隐居、卧薪尝胆，五年磨一剑，撂开了老师的搀扶，完成了被誉为“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的《白鹿原》。正因为如此，《创业史》是当代小说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创业史》的评价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合法性问题，关系到当代小说的艺术源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牵涉到我们对农业合作化这段历史的评判问题。但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章，大多是隔靴搔痒之论。更难以忍受的是，这部充满矛盾与裂痕的作品，常被怀念毛泽东所言的“无比美妙的社会主义”的“伤逝”者当为论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绝佳佐证。看罢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先生的《在历史愿望与朴素的生活书写之间——重读《创业史》的文学史意义》[1]一文，不但史料上差错，立论上也难以令人苟同，因而不揣谫陋，草文求教。

先看看陈先生史料上差错。文章开头即谈到“柳青为写作《创业史》，在长安县皇甫村住了十多年，就住在一栋破庙里”，明显不符实情。柳青1952年5月底由北京回西安，一直到同年9月，参加西北党校整党工作。 1953年3月，他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移居到皇甫村西的常宁宫。柳青在常宁宫住了两年，写了四十万字，二十万字是关于老干部思想问题的小说，后来搁置不写了，另二十万是关于合作化的。1954年杜鹏程《保卫延安》发表，被冯雪峰誉为“史诗”，极大的刺激了柳青。他认为杜之所以成功，一是因为一直在战争环境中生活，有基础和激情；二是写作时间长，不断修改。于是下决心搬到皇甫村的中宫寺去居住。柳青通过组织，用西安的房子换下了隶属西北军区的中宫寺。中宫寺即陈先生所说的“一栋破庙”。纠缠柳青的居住之地似乎过于琐碎，不过这可是陈先生的感慨之源——“现在的人很想象那个年代的作家为写作，是如何呕心沥血。”这个“破庙”（“一栋破庙”好像不够通妥）柳青自己掏钱整修了一下，前院有果树馥郁，后院有菜园葱荣，菜园旁边还打了口井。柳青清晨和黄昏在菜园劳作，中午在书房写作，颇有陶元亮所云的桃源诗意，根本就不是陈先生理解的“就住在一栋破庙里”那么凄苦。

如果柳青居所的讨论显得无谓的话，陈先生接下来的文字可就是惊人之论了。“柳青初中就学习英文，一年多后，就可以读英文原著图书。后又自学俄文，一边介绍苏联文学，一边开始自己写作。”柳青的英文水平很高，但绝对没有陈先生所云的长进如此神速。柳青一上中学就特别注意英文的学习，到三年级才能读英文版的屠格涅夫的《初恋》。后来读过开明版的全套英汉对照小说，包括契诃夫、莫泊桑、哈代等人的作品。柳青从上中学到可以阅读英文原著，至少经历了两年多时间，而不是陈先生所谓的“一年多。”提前一年也无关大碍，柳青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自学俄文也没错，可是“介绍苏联文学”，不知从何而出？在目前可见的柳青所有文献资料里，都找不到依据。以我之孤陋寡闻，只知道柳青学过俄语，亦仅能交流而已，文献也只有一条。柳青在《苏联人民是真正幸福的人》一文中谈到其1951年10月—12月参加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访问了苏联，谈到他和一位苏联妇女交谈时候说，“我们借着铅笔，手势加上我懂得的一点俄文单字，谈请了来由：原来她是一个幸福家庭的母亲。”［2］陈先生的柳青“介绍苏联文学”不知从何而来。仅懂得“一点俄文单字”，柳青又是如何介绍“苏联文学”？后面又谈到《创业史》“不只是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涉及到对城市私营资本改造，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革，对不同阶层的人造成的巨大冲击。”翻遍《创业史》，何处有“涉及到对城市私营资本改造”呢？至少我目前没发现，也没读出来。

如此枝节问题，就此深论，似乎有点鸡毛蒜皮。我们下来看看陈先生立论的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为现实建构时代想象的作用意义”。他认为，之所以选择农业合作化，“根本的问题在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体现社会主义人人平等，不能共同富裕，那就只能选择共同贫困。防止农村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这是建立互助组到高级社的生产关系基础。”陈先生显然简化了这一问题，农业合作化即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即有毛泽东以及中国革命思想所包孕的“大同”理想、农民革命的平均主义思想以及俄国民粹主义混杂而成的“乌托邦”冲动，亦有从农业中汲取剪刀差完成国家工业化的现实推动，显然不是出于农村新的阶级分化的简单考虑。就当时的农村而言，尽管在引发农业合作化的山西长治有关于新的贫富分化的忧虑，但并不是普遍现实，赵树理就说农民不愿意高互助合作。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下发试行。该决议草案提倡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在这次会议上，邀请了熟悉农村的作家赵树理。“他（赵树理）反映农民不愿意参加合作社，连互助组也不愿意参加。赵讲的是山西话，陈（伯达）听不懂，陈讲的是福建话，赵也听不懂。当陈弄清赵的意见后，说，你这纯粹是资本主义思想嘛！争论汇报给毛后，毛重视赵树理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初稿中，原来的第一句话是：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经修改后，把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放在了前面。决议指出，要按照自愿和互利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但也不能忽视和粗暴挫折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3］因而我们看到，赵树理的《三里湾》中并没有阶级斗争的模式，也没有剑拔弩张的路线冲突，结果被胡乔木批评为“不大、不深、不能振奋人心”。陈先生称，“只有回到社会主义文学如何为现实创造政治想象来理解，才能把握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意义，”赵树理显然没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从未来汲取诗情”，也没有“为现实创造政治想象”，那么我们看看《创业史》中的“政治想象”是怎么想象出来的。

柳青到皇甫村以后，他非常热心农业合作化事业，手中有步枪。据当年在柳青指导下工作的胜利社社长李关信回忆，柳青能和王家斌“两腿粘泥一起侍弄蛤蟆滩的高产田，也会沉下脸把破坏分子扭送法办。”柳青责问村长董炳汉，村里高孟喜为什么不入社。董炳汉解释说，高孟喜“有一头刚扎两对牙的红骡子，膘肥体壮，怕和少地没牲口的贫困户一起入社吃亏，需要等一等。柳青一听怒不可遏，将枪柄往地上狠狠一墩，说我一天也等不及！不料用力过猛，子弹从枪膛窜出，正好射进柳青掌心。”柳青被送进医院，合作化的步伐却没有停下来。1955年，胜利社有农民退社，保留县委常委的柳青手腕很是强硬，李关信说“柳青下令说逮就逮，一绳子就捆了几个送到县上，”“肖姓的农民被关了一年。”李关信说：“在村民们看来，柳青是个怪人。”而且经常批评人，村民都很怕他。柳青给胜利社买了日本进口稻种，结果因肥力不足，又黄又瘦，农民编口谚说“柳书记，真是好，外国买根草，家家户户能饿到。”［4］在柳青的文学世界里，“党”是中心和出发点，他在《永远听党的话》中说：“一个作家面对着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的伟大群众运动，来施展他的文学技巧本领，如果不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就不要想写得准确深刻。”［5］他也是躬身践行的。

对于梁生宝这一形象的真实性，陈先生认为，“只有‘历史地’理解才能体会到它的美学意义。还原到历史处境中去当然没错，梁生宝是不是陈先生所谓的“历史真实”呢？梁生宝的形象是以皇甫村的王家斌为原型的，“题叙”中梁生宝的身世、梁生宝买稻种、进终南山割竹子都是王家斌生活中的真事。不过现实中的王家斌身上有柳青深恶痛疾的“私有思想。”柳青从乡政府的人口中听到王家斌可能买地。柳青问道的时候：

（王家斌）“脸红了”。“他支支吾吾，半晌说不出啥，只用羞怯的眼色瞅着我。”……对于买地，王家斌是很矛盾的，卖地的农民已经问过他两回了，要是他不买，人家就另寻主了。“不买吧，这地终究是卖的货；卖给旁人，咱那牛犊、猪、鸡就要伤人家的庄稼，断不了是非……”“买下名难听得很呐！我就估量来，我连谁的面也见不得了。眼下孟书记、乡长和支部上的同志都看咱一眼哩；组员们还都眼盯着咱，我一买全买开了……”［6］

柳青为了塑造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将王家斌身上的自私性祛除了。写到梁生宝和徐改霞要“亲热”的时候，一想到开会：

共产党员的理智，在生宝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他一想：一搂抱、一亲吻．定使两人的关系急趋直转，搞得火热。今生还没有真正过过两性生活的生宝，准定有一个空子，就渴望着和改霞在一块。要是在冬闲天，夜又很长，甜蜜的两性生活有什么关系?共产党员也是人嘛！但现在眨眼就是夏收和插秧的忙季，他必须拿崇高的精神来控制人类的初级本能和初级感情。……考虑到对事业的责任心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不能使私人生活影响事业。

……

生宝轻轻地推开紧靠着他、等待他搂抱的改霞，他恢复了严肃的平静，说：

“我开会去呀！人家等族长哩……”［7］

这种“共产党员的理智”压抑“人性”的蹩脚描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伏尼契笔下的牛虻，他们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如“苦行僧”一样吃苦不诉苦。梁生宝甚至“觉得人类其他生活简直没有趣味。为了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值得那么值得吝惜的了。”［8］柳青塑造的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民，没有“人性”，只有“党性”，一切行动几乎不出“听党的话”，“绝不辱没党的名誉。”“为了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值得那么值得吝惜的了。”这是何等可怕和恐惧？陈先生竟然说“理解这种人物形象，就无法从它是否‘真实’，是否可信去理解。梁生宝也是典型的‘史诗式’的人物”，如此一番故作高深之论，连简单的青红皂白也分辨不出来，只能用“想象”来遮掩。

柳青虽然是“听党的话的作家”，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我们不能在今天的历史环境中去作苛责之论。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他去作幼稚的辩解。柳青的悲剧，是一个优质作家遭遇劣质时代的悲剧。在无数的《创业史》研究文章中，都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创业史》文本中的裂缝以及由此窥知的作家的矛盾。比如在小说中，梁三、梁大兄弟，郭二老汉，郭世富三兄弟，都是在蛤蟆滩落脚的外来创业者。除梁三老汉特别倒霉之外，他们都创业成功了。蛤蟆滩只有来落脚的人，并没有因创业失败而离开的。旧社会的穷人们凭借自己拼命努力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而新社会的贫农高增福和任老四会怎么样？历史已经给予了答案。我想，以柳青在小说上的禀赋材质，不可能不想到这个问题。在“现实的需要”和“心灵的指示”（肖洛霍夫语）之间，柳青这个“永远听党的话”的作家也要寻找一个稳妥的“平衡点”。如果找不到的时候，他就引用“毛主席语录”，《创业史》的前言部分如此，在第一部的结局，他又引了一段。在我看来，柳青之所以如此处理，显然受到了他很崇拜的肖洛霍夫的启示。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面对农业集体化的偏激作法，肖洛霍夫引用了斯大林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来作批评，我想柳青很大程度上亦是如此。这里我就肖洛霍夫对柳青的影响略作阐发。

作家沙汀和安旗聊天时，安旗告诉沙汀：“柳（青）特别敬佩萧（洛霍夫），他的书房里只有一张照片：萧洛诃夫的照片…”［9］从两个文本的比较来看，《被开垦的处女地》应该是对《创业史》影响最大的作品，不过柳青却对《被》极不满意。［10］梁生宝的形象虽然一现实生活中的王家斌为原型，但我们可以看到柳青在塑造这一形象的时候，很明显受到了达维多夫这一形象的启发。达维多夫和梁生宝一样，都对旧社会充满仇恨。达维多夫的母亲靠卖淫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梁生宝的母亲则是因为逃难而和梁三老汉结合。二人的“内心独白”蕴含的感情也是同样丰富和一致：“这里既有贫穷的、缺少欢乐的童年时代的痛苦，也有关于幸福未来的充满信心的理想，为了幸福的未来今天花去多少力量啊。”［11］达维多夫按照区委书记“提前两个月实行百分之百的集体化”的指示，在格内米雅其村领导贫雇农进行了四个回合的斗争：消灭富农、牲畜家禽公有化、谷种征收和春播。《创业史》通过扩大借贷、进城买稻种、进山掮扫帚、密植水稻和统购统销五个场景的描写，表现了下堡乡第五村（即蛤蟆滩）的合作化进程。《被》中达维多夫既受到了“毒蛇” 罗加里亚的纠缠，也赢得了十七岁的赶牛姑娘华丽雅的纯洁爱情。梁生宝曾受到“坏女人”素芳的纠缠，同时也赢得了徐改霞的爱情。罗加里亚和素芳一样，都是那种别有所图的不顾羞耻的“爱情”。梁生宝为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事业，“拿崇高的精神控制人类的初级本能和初级感情”（《创业史》第三十章）——爱情，徐改霞最终进城当了工人；达维多夫为了让华丽雅出人头地，也作出了自我牺牲，派她去成立学习 “当农艺师”。素芳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中罗加里亚的变异。罗加利亚是一个轻佻的妇女，她背着懦弱的丈夫拉古尔洛夫和铁摩菲和偷情，并勾引达维多夫，她觉得达维多夫为了工作，“血发了黑”，“心在可怜的躯壳里冻硬了。”［12］达维多夫最终还是没有控制住情欲的强烈诱惑，也和真诚的革命同志拉古尔洛夫发生了裂隙。素芳在柳青的笔下，是一个被旧社会腐蚀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她渴望爱情，向爱慕的梁生宝表达以后，受到了其严厉斥责。梁生宝保持了革命“新人”的纯洁，素芳最终落入了其姑夫姚士杰的魔掌。

从人物原型和艺术师承上，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民是如何而来的，既有现实原型，亦有艺术上的借鉴。我们不能说这个形象没有生活的基础，但这个却被净化成了一个苍白无力的政治理念人物、艺术上的“扁平人物”，可以说是作者主观意图筛选并制造出来的一个克里斯玛型人物（charisma），作者想通过这个人物，来起示范作用和道德上的教谕作用。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个净化了的人物典型是没有血液和生命的。除此之外，柳青在创作《创业史》的间隙，为何要写《咬透铁锨》，塑造一个不被理解的热衷于合作化的老农的悲壮遭遇，那种凄婉悲壮的格调显然与《创业史》格格不入，这又是为何呢？

《创业史》所取得的成就无须赘述，柳青对于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历史转型时期心态的把握无疑是大手笔的，塑造的梁三老汉、改霞的形象也是非常饱满生动的，这已是共识定论，也是包括他的同行沙汀、林斤澜等诸多作家非常认可的。需要注意的是，一厢情愿地甚至矫情地从《创业史》中来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为现实建构时代想象的作用意义”，显然是美化这部杰作的“瑕疵”。就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功绩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它为我国的工业的起步作了有力的保障。当然，这种保障是以牺牲农村、农民的巨大利益为代价的，并且衍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城乡差别问题、户口问题等，其影响一直辐射到现在。我们不但要客观公正地看待农业合作化，也要冷静理性地分析包括《创业史》在内的农业合作化小说。我们斥责那些玩世不恭地嘲笑或者挑剔那些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目标和激进主义精神的浅薄之论，同时也要警惕那些美化历史、掩饰事实的矫情之论。对于《创业史》，我怀着拉马丁在读博纳尔的著作的心情——“我读这些作品时怀着对过去诗一般的热情和对残垣颓壁产生的崇敬情绪，”但绝不会去“虚美”、“隐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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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2期。

[2]柳青：《柳青文集》，第4卷，第16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3]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第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年。

[4]袁凌：《1953：皇甫村里的创业史》，《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15期。

[5]《人民日报》1960年1月7日。

[6]柳青：《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柳青文集》，第4卷，第119—1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7]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487—488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

[8]《创业史》（第一部），第87—88页。

[9]沙汀：《沙汀日记》，1962年2月28日。吴福辉编：《沙汀日记》，第166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10]徐民和：《一生心血即此书——柳青写作<创业史>漫议》，《延河》1978年10月号。

[11]列?雅基缅科：《论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转引自孙美玲编选：《肖洛霍夫研究》，第23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

[12]周立波译：《被开垦的处女地》，第27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

原载《粤海风》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