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
从前有座终南山，山里有座中宫寺。有貌如苦行僧名柳青者，在庙里写书，书名叫作《创业史》。
1951年5月，《中国青年报》创办者之一，编委、副刊主编刘蕴华（柳青）突然离开了首都北京，自己带着简单的行李，踏着最后一场潇潇春雨中的泥泞路，来到陕西长安的皇甫乡安家落户，直到1967年被强行“赶走”，这位曾经的“团中央高级干部”在镐河畔神禾原上的古庙里，像一个农民一样住了14年。
“脚上穿着烂皮鞋，裤腿上满是泥点子，手里拿着哮喘喷雾器，没日没夜在村里和田里转”，柳青给皇甫乡人留下的印象，使人想起他同时代的另一个传奇人物：上世纪50年代，古巴革命者切 格瓦拉舍弃了在古巴青年团和中央银行的领导职位，悄然离开哈瓦那，奔向艰苦的丛林游击战，在一个也许并不适合他肉体生存的地方，把自己熬成了一个丛林中的“野蛮人”。――而巧合的是，柳青与切患有同样的疾病：严重的哮喘，他们甚至都要依靠哮喘喷雾器才能维持生命。
著名的“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其实就来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费和积蓄换来了日本良种稻――矮杆粳稻，在小范围种植试验成功之后，第二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宝的原型）胜利合作社的1千多亩水稻获得了平均亩产710斤的大丰收，创造了陕西地区历史上最高的粮食生产纪录。1960年，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前的一个月，柳青就将所有的稿费一万六千零六十五元，捐给胜利人民公社，作为公社的工业基建费用，公社用这笔“巨款”修了一座农业机械厂，后来又建了王曲卫生院。为给村里拉电线，柳青更预支了小说第二部的部分稿费（《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于是柳青的后半生几乎就是在债务中渡过的，像一切苦行者一样，这个当代中国“发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时很可能一贫如洗，他盛年而逝，并不长寿（终年62岁）。
“往事并不如烟”。“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自然也不绝如缕。1990年代末，为了支持中国包产到户的典型安徽凤阳小岗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表日方向小岗村投资1000万日元，用于引进优质稻种，以改变小岗村农户自80年代后期以来粮食产量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据陈窗、曾德方《小岗农民访谈录》披露：2002年小岗遇到旱灾，许多家庭承包田的亩产降到200斤），与柳青的故事相似――稻种还是日本稻种，但是，此时的小岗村却遇到了当年《创业史》开头所描写的“蛤蟆滩式困境”：由于村里早已没有集体农田，更没有一个王家斌式的村干部愿意将自家的田用来试验新稻种，没有一个“梁生宝”自愿吃亏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结果优质稻种因为无地试验而无法推广，小农经济聪明反被聪明误，1000万日元投资自然打了水漂。1990年代末，1000万日元不过65万人民币，而在1960年代初，一、二两部《创业史》的稿费却远不止今天的300万人民币，在当时的农村几乎就可以开银行了。
2006年，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 尤努斯因为长期从事反贫困事业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获奖理由不过是：他长期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每笔20美元），只是不要利息和抵押而已，像尤努斯博士一样，柳青的事业更属于千千万万人，而且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所作所为比尤努斯更为彻底。
一，“时间小说”与作为“上帝”的小说家
“时代”是个奇怪的现代范畴，作为时光流逝中“看不见的手”――它总是在掩盖某些东西的同时，却刻意突出着另外一些。它还促使人们相信“当下”乃最重要的时刻，从而自然而然地由“当下”出发，去将时光整理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比如，当下的人们也许不知道，所谓“中国人放歌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历史，并非从宋祖英等“当下艺术家”开始。因为早在1951年，中国歌剧《白毛女》就轰动了维也纳，而在柏林和德累斯顿，当年喜儿的扮演者王昆，几乎被歌剧之乡欧洲观众热情的鲜花所掩埋，谢幕的时候根本无法下台。今天热衷于“超女”的人们也许不想知道，芭蕾舞剧《白毛女》至今依旧是世界上顶尖芭蕾舞团的保留节目（例如著名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至今在世界各地（除中国大陆外）巡演，长演不衰。
同样的，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历史也不能从1980年代、更不能从“当下”算起。例如，1964年新日本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创业史》上下两部，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创业史》版本（因为中国国内只出版了《创业史》的第一部）。日本著名学者冈田英树在《野草》杂志评论说：“《创业史》确实把中国长篇小说的已有水平引向一个新阶段”，日本读者“为其直视现实的敏锐目光而惊讶，为其生动的人物形象而兴奋，被作者对未来充满坚定信念的描写而征服。”
1978年，《创业史》英文本出版，柳青临终前在病床上翻看的书，就包括这本英文《创业史》。讽刺性的是：尽管1980年代开始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时代，而“当下”的中国作家能够阅读、翻译和运用外文写作者，却始终寥寥无几（张承志可以用日文写作，也许是唯一的例外），当下的中国作家其实是靠穆旦等翻译家的语言来完成他们对于西方文学大师的崇拜的，而可以肯定的是，迄今为止，当代中国小说家中英文最为熟练、或者说可以熟读英文原著的，其实是两个最土的“农村作家”：柳青和赵树理。
被“当下”遗忘的当代中国作家丁玲、柳青、赵树理，他们的域外影响首先是因为其对现代性的深刻理解，以及现代小说艺术的创新。普林斯顿大学的严海蓉和UCLA的颜海平曾分别指出：《创业史》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突出成就在于“心理描写”，这种心理描写揭示的是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农民的“内在主体性”逐步确立的过程，而且，比起获得土地和物质上的“翻身”，这种内在主体意识（主人公意识）的确立，则是漫长的中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遗产。而本文则想进一步指出，作为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另一个创新和成就首先在于：它将“现代时间观念”纳入到小说叙事，并将之运用于叙述中国农村。今天看来，这部以中国农村、乡土为内容的小说，在叙述方式上恰恰是非常现代、乃至非常“西洋化”的。以这样的时间观念来叙述中国农村，乃是几千年来的第一次，在这个意义上，《创业史》是中国第一部成功的关于“时间”的长篇小说，
在英文中，Time一词具有双重意义：“时间”和“时代”。后一个意义是现代的、或者比较晚近的产物，这种对于时间的特殊的理解（或者叙事），首先意味着把时间与一项巨大的“任务、使命和浩繁的工作”联系起来，或者说，使时间围绕着“劳动和工作”建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时间就成为对这项任务、使命和工作的规划和管理，时间本身甚至成为“任务”和“使命”的掌握者、督促者（taskmaster），――有趣的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高声吟诵的“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其实正是对中美共同拥有的“现代时间观”的隐喻，暗含的也正是费正清所提出的“中美必须在同一个‘现代世界’上打交道”的原则。
其次，现代时间观还意味着从“当下”的角度去叙述历史和预言未来，从而将时间纳入一个以“当下”为核心的结构中（过去从而成为“现在的倒叙”，未来成为“现在的必然展开”），在近代欧洲，这样的时间观，一开始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叙述、特别是报纸新闻业的视角逐渐被确立起来的，例如威廉 摩尔（William Morris）《来自当下的新闻》（News from Nowhere，出版于1891年），于是，“上帝是个新闻记者”这个说法，其实就是“上帝是时间的掌握者”一说的翻版或庸（通）俗化。只不过在当时，这样一种文学的叙述方式，还被视为“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剥夺”（stripped bare of every habitual thought and way of acting），即类似于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而已。
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现代生产方式本身，极大地促进了这种“现代时间观”的确立。“让时间督促我们工作”，或“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其中包含着合理地利用而不是浪费时间，以为“未来造福”的工商业精神，正是这种典型的清教时间伦理（Puritan time ethic），成为构筑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世界的支柱。当然，与威廉 摩尔的时代不同，今天的人们已经对这种“工作时间观”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也正是因此，今天的人们也就丧失了对这种现代世界观的“陌生感”，更难以体会它的确立，曾经伴随着的历史变革的艰巨深刻性。因为认同这种时间观，也就意味着，必须把我们的生命划分为分、秒、小时，以面对“时代”提出的使命和任务，以跟上“时代的脚步”。这也就是为什么――1953年，这样的工作（劳动）时间观念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旗帜下，第一次被引进中国农村之时，《创业史》这种完全不同意义上的中国农村小说才有可能产生。
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将《创业史》的诞生，理解为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大规模工业化和农村合作化――对于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面改造的标志，这种“全面改造”不仅仅意味着胡风一首著名诗歌题目所昭示的《时间开始了》，而且更意味着“时间改变了，”全面改造，当然包括对于中国人的时间观的改造，也包括了“勤俭创业”、“劳动光荣”的崭新伦理的确立。也可以说，正是这种与劳动、工作和使命伦理相关的时间观，才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根本基础。正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农村和农民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观念被彻底打破了，农民和农村被组织进现代工业化的时间体系中：“工分”完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货币化，土地在集体化的基础上被重新配置，在农林牧副渔的现代农业的意义上，劳动的合理分工得以完成。而《创业史》恰恰由于深刻地抓住、或者表现了这一根本性地变革，才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标志性的作品。
如同小说描写的：千百年来在“春闲天”里无所事事的农民和农村，如今一派忙碌景象，在潇潇春雨的田野上，到处都是梁生宝互助组那种进终南山背板、拉扫帚搞副业的汉子，农民们第一次热衷于“科学”种田（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通过技术来掌握季节和天气的无常变化），而“物资交流大会”在暮色苍茫中还没有散场，富裕中农郭世富在这个人声鼎沸的“市场”上与“国家”相遇――而在过去，柳青写到：“从旧历开头的整个正、二、三月漫长的春天，当农业生产还没有高度组织起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田地里的活路，”农民只能靠赌博、喝酒和“下雨天打孩子”打发时光。其实，《创业史》每一次优美而抒情的景物描写，也都可以看作这种“人勤春早”的工作时间观的申诉，毫无疑问，《创业史》虽然写的是农村，但此农村已非彼农村，《创业史》描写的农村已经是处于大规模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被组织起来“现代新农村。”
但1953年的春天，人的心情可是和过去的1952个春天，大不一样。
长眠在唐冢、汉陵的历史人物做过些什么事情呢？他们研究和制订过许多法律、体制和规矩。他们披甲戴盔、手执戈矛征战过许多次。他们写下许多严谨散文和优美的诗篇――不过，他们没有人搞过象“五年计划”这一类事情。
1953年春天，中国大地上到处是第一个5年计划的巨画、交响乐和集体舞。
1953年春天――你历史的另一个新起点啊！（小说384页）
于是，《创业史》这部关于中国农村的小说，竟然如同亚当 斯密描述英国农村的作品那样，是以“一般劳动时间”结构起来的，这也就不会特别令人惊异了。当千百万马铃薯意义上的小农被“时代”组织起来，对于时间、时代的思考，就构成了“农村小说”根本的叙事动力，以至于在“第一部的结局”这一章的开头，作者这样写到：“生活不断向历史车轮的推进者，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人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在这样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出现复杂的现象。”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农民和农村必须对滚滚而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时代车轮”作出回应――迎接挑战或者沉沦灭亡。在这里，时代和“时间”本身自然就变成了一个“督促者”和审判者，在“一般劳动时间”的压迫感中，在抓住和掌握时代和“时间”的悲壮努力中，我们读出的显然不仅仅是歌德《浮士德》的主题，而且更是斯密《道德情操论》和马克思《资本论》特异的目光。――这当然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全新的现代理解，而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而言，这则是多么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欧美的读者甚至倾向于将《创业史》当作“新教小说”来阅读，也许就是非常自然的。不仅仅是“互助组”创业的故事与“共济会”等“劳动组合”自我救赎故事的契合，而首先是由于小说中所渗透的类似于新教时间伦理的时间观念，――因为一旦这种观念在基层生根，社会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二，“宝娃”与“阿甘”：“鸡毛上天”的可能性
《创业史》的主人公叫梁生宝，小名“宝娃”。而汉语中的所谓“宝”有两个意思：一个宝贝，另一个则是“活宝”（即类似于“傻瓜”）。
梁生宝其实正是这样一个双面体：他是新农村千百万中国新农民的代言人，同时，他性格中也有“傻瓜”或者“活宝”的一面。对于已经不熟悉1950年代中国历史的当下年青读者来说，《创业史》的故事，其实最类似于广有影响的美国作品《阿甘正传》（Forrest Gump），“宝娃”与“阿甘”的故事，其实属于同一类型的现代小说叙事（“小上帝”或“小天使”叙事），这都是“鸡毛可以上天”、弱者和小人物办大事的故事，这两部作品也都是通过一个小人物，来写了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就是所谓“现代”。
如果用最简单地词来解释什么是“现代性”，那么我们可以说，所谓现代性也就是“可能性”（possibility）。今天的人们，其实可以在“市场”这个隐喻中得到对现代性的最现实的理解，市场意味着风险，意味着没有保险和最终承诺，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其实也就是“可能性”、或者仅仅是“对可能性的承诺”。在市场中，任何人的命运都是相对的――即他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和沉沦。
而在1500年以降的欧洲，现代性是伴随着迷漫全社会的精神和信仰危机、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而确立的。加尔文（John Calvin）的著名论断是：人的命运处于“双重前定”（double predestination）中：即“个人的选择”和“上帝的选择”。人可以选择，他可以选择得救或者沉沦，但是人却不能理解、代替上帝的选择，因为上帝神秘的力量是人所不能达到的。上帝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只不过那属于神的意志。正是这一著名的“加尔文论断”将人类的命运和“前定”相对化了，而这就意味着现代性的降临：一切都变成悬而未决，一切都仅仅是“可能性”。我们看到：路德和加尔文的“上帝”，其实已经有了“看不见的手”的影子，而“双重前定”则已经是非常明确的市场社会的隐喻。
因此，从宗教改革运动、特别是新兴的政治经济学中汲取了灵感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把上帝和命运的青睐加之于强者，这样一来，上帝“看不见的手”也就只为强者（有权力和财富者）掷骰子，这意味着在“生存竞争”中强者一定会胜出，强者甚至就是上帝的化身。
但是，与这种强者的神话相对立，马基亚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假说。他认为：如果我们回到宗教改革思想中所蕴涵的现代先声，那么恰恰是“弱者”和“穷人”才代表了路德和加尔文的“新上帝”――这个“现代意义上的上帝”，不过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形象，这个形象与穷人和弱者类似。他说，正因为贫穷和受苦，现实中的弱者和穷人身上才充满了自我更新和改变世界的不息的渴望和能量（ability to renew being），而相对来说，强者和富人则倾向于维护现状。正因为穷人和弱者命定的热衷于自我更新和改变现状，所以“弱者和穷人”比“强者和富人”就更容易倾向于创新和试验，弱者比强者在心理上更“开放”：因为在试验和创新的竞争中，弱者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他们失去的也许仅仅是锁链而已，但对于拥有既得利益的强者来说，事情则不然。强者已经拥有一切，因此，他不需要、乃至反对“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基亚维利会认为：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世界上，如同上帝一样真正具有预言能力的恰恰是穷人和弱者，这不但因为贫穷是一种现状，而且更因为贫穷意味着“改变现状的可能性”。贫穷不但是世界本身，而且贫穷也是“世界的可能性”（not only is the poor in the world ，but the poor itself is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the world）。在这个意义上，路德和加尔文的上帝，其实就是一个穷人和弱者的上帝，甚至可以说：穷人就是“上帝在人间”（The poor is god on earth）。
达尔文的现代性和马基亚维利的现代性，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现代观，决定了对于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现代化的源远流长的理解分歧。也正是基于马基亚维利对现代性的理解，现代小说中源远流长的“小人物”或者“小上帝”叙事传统得以形成：这意味着这样一种小说模式――上帝化妆来到“现代世界”，他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弱者和小人物，他以魔法和神奇和向我们昭示的“神迹”，也就是“鸡毛上天”和小人物改天换地、作大事业的“可能性”。
人们所熟悉的电影《阿甘正传》的开头其实正是这样的隐喻：一片鸡毛飘然上天，飞到傻子阿甘手上。而主人公阿甘喃喃自语的开场白是：“妈妈说过，生活就是一盒巧克力，在打开之前你永远不知道会遇上什么。”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这个“鸡毛上天”的意象更是别有深意：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亲自编辑了长达95万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资料集，并为每一篇资料加了按语。在一篇题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的文章前面，毛泽东这样写到： “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上天去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 “‘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而《创业史》和梁生宝，就是产生在这个“鸡毛可能上天”的时代。
在上世纪50年代，为什么互助组与合作社会成为中国农村和农民的选择？今天看来，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的瓦解、衰落和持续的危机，首先表现为农村政治领域的瓦解和“政治方式阙如”。如果把“政治方式”或者“政治领域”理解为处理社会力量冲突的中介(mediation)，那么这种“中介”的阙如、瓦解造成的结果就是：农村矛盾的处理、解决，要么是通过自相残杀，要么就只能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压制。一方面，由于没有政治中介，所以中国乡村生活就变成丛林原则下的生存，弱肉强食、谁能整算谁，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税收的加重，乡绅基本上沦为杜赞奇所谓“赢利型经济”，而一般没有组织、社会依托的单个农民也就无法抵抗国家的压制。这就是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给我们提供的近代中国农村的一般场景。而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互助组、合作社，就会看到，互助合作运动本身，首先意味着中国农村公共领域或者政治领域、政治方式的重建。梁生宝所率领的8户互助组，表现出的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政治能力”，它给我们今天提供的，首先是来自最基层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宝贵的政治经验。
第二，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的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权建设，而此后新中国面临两难处境是：一方面必须进行现代化和工业化建设，而另一方面则又要避免以广大农民为代表的小生产者，在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运动中沦为弱势群体。于是，组织起来，走现代化农业（农林牧副渔加农村集体工业）的道路，则成为在“发展”与“持续发展”，在“建设”和“社会保护”的双重主题下的必然选择。
第三，无论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也好，还是从所谓“计划”向“市场”转化也罢，在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里，如何保持社会团结，而非在“转轨”过程中造成社会瓦解乃至崩溃，这乃是一个极其重要、极其严峻的课题。因此，对于“转型社会”而言，一定要有两笔帐、两个目标：即不但是进行“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而且是如何将人“社会化”，而不是将一些人抛离“发展”的轨道。进一步说，所谓“发展”也不仅仅是增加个人能力乃至物质收益，更是积极创造各种社会文化空间，为人们提供精神享受和心理满足，因此，一个“转型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和支持那些人们自发组织起来“找乐”、乃至寻找“心理平衡”的组织形式，必须高度重视杜克海姆所谓以“社会自我平衡”为目标的组织过程（Regulation），而这其实也就是梁生宝互助组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在梁生宝的互助组中，愁眉不展的穷光蛋们收获得不仅仅是物质，而且还是团结、希望和欢笑，换句话说：互助合作的过程，其实更是一个从“无望”到“希望”的过程，是比赛“谁笑到最后”的追逐“欢笑”的过程。
正如Antonio Negri睿智地写到：“现代性是在拉伯雷的笑声中降临，带着穷人饥饿的肚子至上的现实主义。”这句话意味着：现代世界的“小上帝们”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翻身）的热望，并非来自灵魂深处神灵的感召，而完全是为他们咕咕叫的肚子所迫。人类因为匮乏不得不劳动，穷人因为贫困不得不生产，这就是“人性”之被动性的根本，而“我们想吃饭”和“鸡毛要上天”这种鄙俗的要求，必然会伴随着拉伯雷小说里大人先生们嘲弄的笑声：正如《创业史》第一章的开头，富裕中农郭世富的新瓦房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平地而起，而梁生宝老弱病残、饥肠辘辘的8户互助组，却在一片嘲笑中登台，接下来，宝娃这个阿甘式的人物，也正是在一片笑声中，如落汤鸡一样从潇潇春雨中向我们走来，头上顶着块麻袋片，身上扛着亩产710斤的新稻种。而在小说结尾，当富裕中农郭世富老汉在粮食自由市场上数着卖高价换来的几十块，以“龟兔赛跑”的预言嘲笑“宝娃这个宝货”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浑身都是麻袋片，如丐帮领袖的梁生宝，此时正和老弱病残钻在终南山扎扫帚――而他从信用社里领到的预付款就是750块――而且是“崭新的人民票”！
乌龟竟然爬过了兔子，而鸡毛也就是在这样一片哄笑声中，竟然上天去了。
一张白纸，没有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强者有强者的弱点，而弱也有弱的优势。美国人阿甘是个弱者，因为他弱智（IQ只有75），中国农民宝娃更是个弱者，因为他贫穷。两部作品的开头相似而又不同：童年的阿甘不敢下地，是因为他不会走路，童年宝娃不敢下地，则是因为他没有裤子穿。然而，也正是因为弱智和贫穷，在有了自知之明的同时，他们也就没有了、卸下了思想负担――这就是宝娃常挂在嘴上的：“自己有什么？全下堡乡谁不知道咱乳名叫‘宝娃’，本来没多大本领嘛！现在也并没有丢人不丢人的问题”（小说第357页）。没有了思想负担，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其实也就是鸡毛可以上天的第一步。
既然“没有丢人不丢人的问题”， 也就具备了常人所没有的自信与从容，既然智商比别人短半截，因而笨鸟就必须先飞，当阿甘为逃命被迫跌跌撞撞跑起来的时候，种地搞不过富裕中农的宝娃，也被迫去搞新稻种、去扎笤帚搞副业（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宝娃也象富裕中农一样迷信自家的二亩三分地，他就将更深地被“捆缚在土地上”）。于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傻小子，被自身条件所逼迫，就这样不约而同，从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到健步如飞，如风如电，在漫天风雨中他们跌到爬起，终于给我们留下了奔跑不止的“现代英雄”形象。
我想，这也许就是《创业史》中的宝娃与那个既得利益者郭振山的根本区别。既然宝娃本来就是大家嘲笑的对象，本来就是“喜剧人物”，所以他就没有什么面子问题。而郭振山作为土改中的“轰炸机”，却从来就是威严和权力的象征，结果，他害怕丢失的东西就太多太多，坛坛罐罐，哪一件都舍不得丢手。郭振山的“在党”，那是因为党是权力的象征，郭振山羡慕富农，那是因为人家是财富的榜样，郭振山爱当官，是因为官才是威严和面子的集合。但是，宝娃跟共产党走，是因为共产党怜贫惜孤，是因为共产党“把屁股坐在了穷人一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对宝娃来说不是空洞的信仰，而完全是咕咕叫的肚子的选择，――说到底，除了共产党外，谁还会要他们这些老弱病残呢？
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毛泽东如此感慨地写到：“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创业史》扉页上郑重地引用了这段话，这引用并不是为了跟随政治形势，而是因为恰是这段话表达了对于现代性的最为透辟、根本的理解：现代性是对“新事物”的追求，现代性其实不过就是“可能性”，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定会有两种前途，两种可能性。”
也就是说，在争取胜利的可能性的同时，必须洞悉“失败”同样也是一种可能性。这当然意味着，社会主义这个新事物道路艰难，一定会遇到挫折，只有那些不怕挫折，不怕失败，志向远大者，才会绝处逢生。社会主义是穷人的事业，是勇敢无畏的小人物的事业。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它却不过是傻子们关于“鸡毛上天”的幻想。――而这就是小说所蕴含的最深刻的“现代意识”。
三，“创业难”
打开1960年第一版《创业史》，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三个字：“创业难――”柳青的感慨，当然也是属于每个中国人的感慨。
1982年，柳青的三个子女来到皇甫村，睹物思情，他们这样写到：
站在神禾原的崖畔上，我们凝望着巍峨壮丽的终南山，望着山下的蛤蟆滩，当年种上的白杨，参天挺立，稻田纵横，满目苍翠。镐河出了终南山，自东南来，到了原下，转向西流。靠着神禾原，依着镐河畔，从东向西座落着庄稼人的院子，这就是皇甫村。
村子中间的一个土峁上，原来有一座破旧的古庙――中宫寺，这就是我们的家。父亲略加葺，住了14年。眼前，中宫寺已经夷为平地。冬青石榴没了，爸爸精心栽培的苹果、梨、桃，硕果累累的葡萄，也没了。他经营过的菜地荒芜了，他原来工作和起居的地方，都塌掉了―――地上长满了野草。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爸爸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眼前――
在柳青的骨灰面前撒下热泪的，本应该是所有高尚的人，而不仅仅是他的子女。然而，真实历史和人事变迁，却远比房倒屋塌、物是人非要来的更加残酷，以至于作为后之来者的我们今天重读《创业史》，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正如今天重新面对柳青，我们一时竞不知从何说起。远隔滚滚红尘，对于这部今天的年青人也许会感到非常陌生的杰作，我们甚至不得不从一个看来最惊心动魄、最让人挥之不去的部分开始我们的重读。
在长达505页的《创业史》第一部的中间部分（257－258页），作者精心安排了一场历史预言般的转折式对话，见惯了世事变迁的梁三老汉固执、突兀地追问生宝的“贴心人”卢明昌书记的一个问题：如果进终南山砍竹子、搞副业出了事故，你们是否会追究梁生宝的责任？如果互助组、合作社没有办成，或者办起来之后最终还是顶不住压力，散掉了，那么梁生宝作为领头人，是不是要进班房（“承担刑事责任”）？当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受挫或者垮台，梁生宝是否会成为替罪的羔羊？
正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去看，半个多世纪前小说里的这段“关于梁生宝未来命运”的对话或者“打赌”，读来竞是如此令人惊讶不已：
“唉！”老汉叹口气，说，“人，只能往吉庆处思量嘛！万一出了啥岔子，实在受不了。是他领得头嘛，他坐班房，我们家里人难受――”
卢明昌忍不住大笑，“看你说得啥？生宝为啥坐班房？出了事情，也是俺共产党的事情，怎么能叫生宝一个人坐班房呢？你不是说我们全姓共吗？”
梁三老汉放下了心中的负担，笑了。他站起来，说：“是这，我回呀！要是有三长两短，你们党里头高抬贵手。――
卢书记忍住笑，把老汉送出大门洞，搀着他下高台阶，说：
“你只管放心！啥事想不通，你寻我来，咱叔侄俩谈叙！”
然而，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梁三老汉农民式的“远见”和卢书记的“只管放心”的“包票”之间，似乎给出的是一个奇妙而近乎残酷的结论。而今天看来，《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之所以引起了更多研究者的重视，还不完全是因为严家炎老师当年所说的：梁三老汉是“更真实的农民形象”，而是由于他始终是小说所预示的“现代性的另一面”，他意味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可能失败”。
实际上，也正如《创业史》第二部描写的，正因为“鸡毛”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而不是在“真空”中上天，宝娃“鸡毛上天”的创业故事，首先也就不可能不触动郭振山这样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于是，1964－1965春节期间的“社教运动”中，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终于被小说中“轰炸机”郭振山的原型们“架上了楼”（即批斗），理由是搞社队企业就是冲击粮食生产，而王家斌“帐目不清”。是社队企业资金的捐献者柳青紧急从北京的作协理事会上赶回来，才避免了“梁生宝”进班房的命运，王家斌得以侥幸“下楼”。（潘维的研究指出：1964年底开始的农村“社教运动”是以保证粮食生产为目标的“现实主义”政策，对于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与合作化“激进政策“的反弹或反拨，皇甫乡的情况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潘的判断）。
然而文革爆发后一年的1967年春，陕西文联的“造反作家”们将柳青揪到西安隔离批斗，罪名就包括追查他“巨额稿费”的去向。柳青夫人马葳（她身上有小说女主人公改霞的影子）经不住压力自杀身亡，――小说中的小延安“杨副书记”自身难保（柳青自己曾经挂职长安县委副书记），从此他就再也不能给“梁生宝”撑腰、打包票了。
对于郭振山这样的既得利益者而言，革命就是为了夺权，说穿了也就是当“红色地主”，而地主们的逻辑是相同的，那就是保证既得利益的稳定。郭振山这样的“红色地主”当然是既不会理解、更不会赞成什么“互助合作”所谓“制度创新”的。郭振山式革命就是鲁迅所谓“从革命到革革命”。如果梁生宝的互助道路是协调农村尖锐矛盾的新型政治方式，那么郭振山道路则代表了这种新的政治方式的瓦解，预示着中国农村以“阶级斗争”的名义重新走向弱肉强食、自相残杀。也许正如一位当代的研究者（武春生）一语中的指出的：如果要反思历史上的“动乱之源”，那么最有代表性的并不是《芙蓉镇》里的王秋赦，而是《创业史》中的“轰炸机”郭振山。
1982年，柳青去世4年后，同为“小延安”的《白毛女》的作者贺敬之来到皇甫乡为柳青扫墓，亲耳聆听了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谈柳青和现实中艰难的“创业史”，感慨万千之余，诗人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床前墓前恍如梦，家斌泪眼指影踪，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农民不能写文章，在关于柳青的回忆和评论文字中，当然没有一篇出自最有发言权的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而涉及到王家斌的，也只有贺敬之这诗中形象的一句。
1997年，皇甫乡农民集体创业的带头人、创造了陕西水稻产量纪录的劳动模范，当年的 “梁生宝”――“皇甫乡的傻瓜、好人”王家斌在孤独中去世，据说临终前他还在忙着为村里打井、力图恢复当年的集体企业――可惜“宝娃”的“二次创业”后继无人。由于如今的年青人都已经奔驰在出外打工的道路上，村里剩下的是“389961部队”，据一篇感情真挚、题为《寻找梁生宝》的文章的描述――“当时天下着雨，村上没有一个乡亲来送行，棺木是用拖拉机拉到坟地的。蛤蟆滩仍活着的当年一批共同创业者如今只剩下高增福的原型了。” 王家斌的命运，读来令人不胜唏嘘
其实，早在1983年5月，柳青的一位故交，在一首怀念诗作中，就发出了“寻找梁生宝”、“柳青魂兮归来”的万千感慨：“下堡凄凉，生宝潦倒，长使故人心折。魂梦难与君会，想忙与村中父老、画长策。总算争得了，庄上晚来春色！风暖稀释秦岭云，魄归应念鄜州月；情无限，意难说！”
此后凡11年风风雨雨，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再次成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读书》杂志2004年第6期发表的武春生的文章《寻找梁生宝》（文章唯一的不足之处是将柳青夫人马葳误作马原），又一石激起千层浪，起码使“知识界”的人们重新想起了柳青和《创业史》，想起了王家斌和梁生宝。而对于知识界、特别是文学界来说，一个更为切肤的问题或许应该是：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去了柳青，我们又是在什么意义上与梁生宝擦肩而过的？正是这个问题决定了我们今天要到哪里去“寻找梁生宝”，――而且，恐怕还不仅仅是“寻找梁生宝”，而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为了建设和谐中国社会之路，为了这个和谐社会的远景，我们甚至必须象当年的柳青那样，在风暴来临的时候挺身而出“保卫梁生宝”。
――还是让我们用另外一个“宝娃”的故事，来继续对“失去的”梁生宝的寻找吧！因为这是一个与柳青的《创业史》相同、但又不同的故事。
1929年，另一个中国“宝娃”出生在江阴一个贫农家庭，他的名字叫吴仁宝。14岁时的一场大饥荒，宝娃的父母不得不把他的弟弟卖了，为的是换了几个活命钱。吴仁宝的故事与《创业史》题序中的描写完全相同，是上世纪前半页中国农村数不清的悲惨故事中的一个。而从此后，吴仁宝就铁心跟共产党走，成为当地土改的带头人。1952年，――这也就是王家斌互助组成立的那一年，吴仁宝领着全村最穷的13户人家成立了当地第一个“互助合作组”。1953年吴仁宝入党并当上了村长，自1957年华西村成立党支部以来，他就一直担任党支部书记。
正象梁生宝一样，1960年代的吴仁宝带领全村平整了土地，创出亩产1000斤的全国纪录。华西村也有自己的“徐改霞”和“素芳”，华西女劳模的名字叫陈毛妹。1970年代，华西村办起了社队企业（比皇甫乡还晚），但是华西的社队企业却一直顶风冒雨坚持下来，没有垮掉。而到1985年，在全国农村收入开始下降的时刻，华西村集体企业的产值首次达到一个亿。1950年的华西村，是当地最穷的村子，而如今户均收入22万美元的华西村，却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奇迹、一面不倒的红旗，是“中国第一村。”
象许许多多从中国泥土里涌现出的梁生宝一样，吴仁宝和华西村的故事，给了柳青的《创业史》另外一种结尾的“可能性”，也给了我们另外一种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也许就是吴仁宝这个朴实的农民所说的：“集体经济救华西，社会主义救中国”。
“咱们的天，咱们的地，咱们的锄头咱们犁。穷帮穷种上咱们的地，穷帮穷走咱们的社会主义。”探索一条团结互助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这是几代中国人的坚定意志与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粮食增产和丰收，连吃饭都谈不上，谈何发展；而仅仅依靠种粮食，农民却不可能增收致富，甚至难以脱贫。对于那些主张将粮食生产交给市场的“郭世富的子孙们”来说，他们或许根本不懂得增产不增收，谷贱伤农的道理，他们也可能完全不懂得单纯地依靠变化莫测的“市场”，会给农民带来怎样的灭顶之灾。
同样的，对于中国来说，不搞现代化、不搞工业化、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发展，从根本上说也就没有出路。但是，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如果不保护弱势群体，扶助老弱病残孤，而是听任他们被毫无保障地被抛入工业化、市场化的波涛汹涌中，那么工业化、市场化就不可能搞成功，――如果说工业化、市场化就必须以牺牲穷人、牺牲农民、牺牲老弱病残孤为代价，那么，我们还要中国革命干什么？还要马克思主义干什么？还要共产党人干什么呢？
“燕山高又高，清泉石上流。群雁高飞头雁领，书记带头向前走。”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新事物，它是夹缝求生，逆风起飞。在中国农村这样人口很多、资源很少的环境中，之所以需要梁生宝这样没有私心的“傻瓜”，需要许许多多的“宝娃”把穷哥们团结起来，带领大家走互助合作道路，甚至还不仅仅是为了中国农村的“发展”，而首先乃是为了维持中国农民的生存。或者说，为了避免农民彼此间围绕着有限的资源进行的自相残杀这种可见的结果。而这也就是毛主席1959年对吴旭君所作的如此令人心伤、又如此使人奋起的自我剖白：“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我现在还活着呢，怎么有人就这样！――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想认真过这个问题？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下》1390页，中央文献）
组织起来，走集体创业、共同富裕的道路，团结起来，去争取胜利；以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形式去应对城市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挑战，这就是几亿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几代中国革命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我们今天难道不更需要这样的想象力，难道不是更需要为这样的“可能性”而不懈奋斗下去吗？
是啊――无论多么幼稚、无论多么不成熟，无论世事多么艰难、道路多么难以平衡和容易摔跤，我们的前人，不正是这样步履蹒跚，披荆斩棘，顶风冒雨，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的吗？
“一个年青庄稼人，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身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抱着麻袋包着的铺盖卷，出现在渭河上游的黄土高岸上了。在雨里带雪的春寒中，他走得满身是汗。因为道路泥滑，他得全身使劲，保持平衡，才不至于跌跤。”
“春雨又下起来了，晰晰漓漓地―――”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我们的主人公梁生宝，正是这样肩扛稻种在潇潇春雨中向我们走来的。今天，我们是举起双手欢呼他，还是摇唇鼓舌批判他呢？是为他的重生和复活摇旗呐喊，还是为他的“死亡”感伤怀旧、乃至幸灾乐祸呢？是站在他们头上指手画脚，说什么农民素质差，人口数量多，中国农村乃至中国“根本无办法”，还是汇入他们之中去，为争取“鸡毛上天”的可能性去尽一把绵薄之力呢？
而这就是摆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课题，这也就是我们重读《创业史》的当下意义所在。
2006年5－6月间，访问皇甫乡，后至延安， 6月25日夜信步至枣园。皓月当空，万籁俱寂，人去园空，心潮起伏，得句：黎民号啕起哀兵，立马雕阴唱大风，山穷水尽主义在，星沉大地东方红。
2006-12-10，补识于京西燕清语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