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1954年完成《创业史》第一部的第一稿，此后增删修改多次，1956年完成第二稿，1958年改定第三稿。1959年《延河》杂志连载了《创业史》第一部。1960年小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②就在这7年(1954-1960)里，新中国处于建国后的再一次巨变过程之中：诸如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商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从单干、互助组发展到合作化社会主义的高潮阶段，随后又推进到“大跃进”中的人民公社，以期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可能性，等等。《创业史》的创作修改虽然历经多年，但实际只写了1953年这一年关中蛤蟆滩的社会变迁(题叙部分单独叙述了24年的社会主义前史，可除外)。小说对这一年的历史实践状况并没有全盘刻画，而是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选择、浓缩、扩展，从而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创业史》风云画卷。我们不妨把柳青《创业史》中打造的国家—社会—村庄图景，看作是他对自己亲身投入的新中国建国初期历史实践经验的某种再认识和再反思(而不是直接再现)。如果考虑到《创业史》的出版时间是在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6)一书之后，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氛围对于作家认知的规定性，我们会发现柳青在小说中对历史经验的某些认知和整理，与中共的政治认知共享了不少相同的结构性内容，比如使用阶级论来结构村庄人物关系与两条路线斗争等；不过，我们仍能从《创业史》中发现，柳青在构想中国人进入社会主义这一历史瞬间时，提供了诸多超出当时官方政治认知的独特感受与视野，而这些正源自他对自身历史实践和文学实践的独特认知与理解。
从这个角度来说，《创业史》中的每个字词每段话每个人物的构成都可能叠加和缠绕着1950年代中后期官方的政治认知及其引导的文学创作观念与机制、柳青自身对1953年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某种认知、感发和期盼，以及柳青在创作时有意或无意透露的社会生活中的某些观念意识及认知状态。这使得我们需要拉开建国初期的创业史(尤其是1953年的历史实践经验)、柳青创作过程中党在政治观念和政策上的变化及其对文学创作观念和机制的影响、柳青自身对社会主义实践的认知理解和构想，以及《创业史》所呈现的文学图景等几个方面的距离，仔细辨析柳青以怎样的认知和感受方式，在怎样的历史实践和处境中，构造他所理解的新旧中国和新旧中国人。
我们且看《创业史》正文之前的三段题记：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毛泽东
创业难……——乡谚
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中国农村格言
第一段题记引自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第四篇《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道路》。③在1956年该著出版之后，如果柳青想引用此书中的话，原本可以有很多既更加配合当时政治形势需要又符合一般所理解的《创业史》主旨的其他选择。比如，柳青可挑选《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这篇中突出党的路线与人民结合将战无不胜的词句：“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④，或《严重的教训》中突显政治挂帅的口号：“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⑤，等等；这些都能更配合1950年代后期各种政治运动的思想倾向。他也可选择一些突出合作化优越性、必然性的段落，比如“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⑥，或“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⑦，等等；这类句子在书中并不少见。他还可以摘录书中凸显合作化的中国史意义甚至世界史意义的段落，如“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⑧。而柳青在《创业史》题记中所引毛泽东的这段话强调的是，即便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仍会顽固地走老路，但是当社会主义再次发展和变化到另一个历史状态时，这些顽固者也可以改变态度。柳青题记中所选的这段话并没有紧密配合1956年后党中央所期待的宣传口吻和政治态度，他的选择毋宁说体现了他对建国初期创业史实践的内在发展逻辑的理解转移到了其他方面。
这一点如果结合第二句题词“创业难”，更能看清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大量案例，大多叙述的是一个人只要特别投入并赞成党所指引的方向，就很容易跟党中央保持思想上的相通性，新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将势如破竹。而柳青这里的“创业难”要说的是，旧中国整个社会状况不理想，大部分人要创业，很难；但即便到了新中国，创造社会主义大事业，先进者要让那些顽固者改变态度，仍然很难。也就是说，柳青用这两句题词来指认他所理解的新中国的创业史经验时，其所内含的方向性和倾向性，跟《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和此书出版后的整体社会政治氛围，并不完全相符。柳青所认知和要强调的新中国创业史实践经验中的内在逻辑，一开始就以题记的形式被凸显出来，区别于官方在1956年后对新中国初期实践经验的主导叙述。
这一区别也可以在第三句题词“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中再次看到。柳青在这里强调的不是剥削和压迫的问题，而是人们如何从内部被分裂，又怎样才能再次团结的问题。团结的社会效果之一当然是可以避免来自外部的政治经济上的剥削和压迫，但强调团结，而不是单纯地关注经济和政治维度，可将我们的思考牵引到社会构成的深层问题上，诸如顽固者为什么顽固、如何才能把包括顽固者在内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以及对此我们自己需要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做出什么调整等问题。相反，如果过于强调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则可能诱导我们以经济效益和权力关系为基准，简单机械地按照阶级论将某些实际上可能转变的顽固者排除在社会主义之外。其次，我们常见的有关合作化的叙述中，合作化的必要性之一是如果新中国的农民不团结合作，就会有新的剥削和压迫产生。这强调的是“团结”作为社会组织行为的政治经济功能。而在《创业史》第一第二卷中，柳青不断强调，旧中国之所以不好，是旧社会把人的“性气”扭曲了。他通过文学实践实际上偏离了中共的历史叙述，他认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重新把中国人的“性气”捋顺。柳青希望能在社会主义打造的新社会中，每个人的性气都能得到正面的发抒。从这个角度而言，柳青这段题词是说，在中共当时所面对的中国社会里，其实存在两种人，一种人重视家业，家业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中有不少人在建国初期经由土改逐渐富裕起来，可是富裕起来的人如果不能团结，而是分裂，那每个人的生命状态仍然不会令人满意。还有一部分人就想超越这种状态，特别典型的就是梁生宝。梁生宝这样的人就会感到性气正的人在新的社会氛围下发抒自己很容易。在老农民王瞎子眼中，中国古代社会曾经可以使人富而好礼。一定程度而言，中国近现代时期，社会内部仍然存在着这样的人，并且同样继续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中共在面对这样的社会时，面临的一个实践再造任务，就是如何使梁生宝这类想超越糟糕社会状况的人，能发挥积极作用，进而克服家业使人分裂的社会状态。柳青认为，那些因“求家业”而分裂了的人，那些顽固者，他们也不是不可以改变。只是，“变”不是容易的事情，不能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确立而自然达成，需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开展出某些特别的社会组织、工作、交往方式，才能带动这些人转变。
而题叙中最后提到的矛盾和统一，其中的一个矛盾(“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与统一”)就是家业和想超越家业的矛盾。但这并不是说，梁三老汉身上不存在可以超越家业的因素，而是说，梁三老汉在某些历史情况下会被以家业为重的方向所左右，可一旦超越家业的现实契机出现，他就可以转变。这一转变实则意味着社会主义具体形态的变化，意味着柳青所理解的新中国的“新”之所在。柳青在《创业史》中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和结构方式，对历史经验的选择性呈现，对诸如《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等官方叙述的偏离，都体现出他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带给人和应该带给人哪些历史变化的独特思考，体现出对于新中国到底要如何构成的理解。从这个角度说，他对创作的更加负责的认真探索，也就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到底要走向何处的更加负责的思考。下面我们根据《创业史》的文本具体来谈这些问题。
《创业史》的不少地方都以新/旧中国、新/旧社会的对照来展开人物命运，推进故事情节。从这点来说，其文学构架的确分享了1950年代中后期政治所要求的历史叙述方式：推翻旧政权把持的旧社会，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新/旧关系的历史叙述在这个意义上也的确对应了历史事实。这种历史叙述即便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历史实际，但在认知上，中共或柳青对历史的这种叙述既简化了历史，也使文学结构变得过于简陋。不过另一方面，柳青又有自己的着眼点，并没有完全按照官方的政治要求叙述历史，这就使得我们仍需继续考察他在作品中到底是怎样对宏大历史认知框架进行具体拓展和改编，怎样具体展现这样的历史认知框架中的社会及人的变化，并怎样由这些改写来呈现他对社会主义到底要构造何种社会的独特理解。柳青的这些理解和思考如果能被我们恰当地加以思想化，就可以反过来撬动或矫正一般历史叙述所提供的历史认知。另外，柳青通过文学对政治的重编和改写，与一般意义上文学对政治的偏离不同。某些文学对政治的偏离(如“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重要的认知意义和对历史实践的校正价值。因为在某些时候，文学对政治的偏离很可能是在文学对政治的排斥或封闭之后，形构出的某种“艺术性”或“艺术标准”，我们不能用这种“偏离”方式来理解柳青和柳青的创作。⑨柳青创作方式的特别之处在于对现实政治和社会实践过程保持着高度的介入性，进而在作品中再理解和再叙述了实践中的进展与困惑。革命实践需要被再检讨，而文学也与民族兴衰紧密相关，以此形成了他对待革命事业和文学事业的严肃态度。要理解《创业史》中的文学构造，我们需要把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文学叙述的特定视角、构造方式结合起来反复考量，单纯从艺术性或思想性、政治性来认识柳青，反而可能轻看了他的创作对于我们认知历史和文学的挑战性和开放性。
我们且以梁三老汉和梁生宝为例。他俩常常被看作是《创业史》中体现新旧社会鲜明对比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关系之一。不过他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构成新旧矛盾的两极，起初梁家父子同心同德，都想发家致富而不得，直至中共在历史中出现，梁生宝参军，从蛤蟆滩的社会空间中消失。随着他的再次返回，梁三老汉发现，梁生宝身上出现了他无法理解的变化，被“换上一个热衷于工作的心”，开始变得不喜欢创立家业，“而对公家的号召着了迷”⑩。至此，梁三老汉和梁生宝才构成了围绕家业不断发生新/旧、公/私矛盾的一对人物。
梁三老汉通常被视为具有小农自私意识的典型人物。有学者认为，小说题叙中所描述的那一场梦，特别能够体现梁三老汉的“私”和“旧”：
有一天，梁三老汉在睡梦中忽然间恍恍惚惚觉得：他似乎不住在草棚院里，而住在瓦房院里了。过了一刻，他的这种模糊的感觉，才更加明确起来：不是别的地方，就是他早年拆掉的那三间房，现在重新盖起来了。那一东一西的稻草棚棚，现在也换成瓦顶的东西厢房了。啊啊！这是一座三合院嘛！
噢噢！梁三老汉现在是一个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了。穿着很厚实的棉衣裳，腰里结着很粗壮的蓝布腰带。暖和倒暖和，行动起来却有些笨手笨脚，怪不灵便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儿子和媳妇给自己做下了嘛！为了不辜负他们的一片孝心，只好穿得像一个客人一样，在院子里走出来走进去。
“你们有孝心，我有疼心！”梁三老汉忠厚地想着，更带劲地干着庄稼院永远干不完的杂活。
后院里是猪、鸡和鸭的世界。前院，马和牛吃草的声音很响。管理着所有的家畜和家禽，对梁三老汉来说，活儿已经不轻了。但他不把这当做劳动，而把这当做享受，越干越舒服。猪、鸡、鸭、马、牛，加上孩子们的吵闹声，这是庄稼院最令人陶醉的音乐。梁三老汉熟悉这音乐，迷恋这音乐。
但是当他醒来的时候，他依然睡在破草棚屋的炕上。……(11)
这段梦境有时被论者用以证实梁三老汉并不只是讲求实际利益，他也有自己的梦想，这一梦想甚至被看作是小农生产者梁三老汉的主要生活热情。(12)这种分析实则把人物本质化和固化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梦境，是由作家柳青构造出来的。如，柳青控制着梁三老汉做梦的时机(题叙里，土改颁发土地证后)以及梦境的内容(稻草棚与瓦房院的对照、新棉袄等)、情绪(对家景和声音的陶醉)和界限(只有房屋，没有土地，没有村民)。这个被构造出来的“梦”，刻意凸显了某些内容而略去了其他。从梦境的内容(主要是对更好生活条件的向往)来说，它当然对应着相当的历史真实性。不过如果柳青把梁三老汉做梦的时机放置在1949年或1953年秋收之后，或者放置在《创业史》第二部的某处，似乎也并不会显得特别不合理。因为柳青把这个梦境构造为一个静态的家景，家景之外无外人。这个梦境并不涉及现实矛盾和历史发展状况，单纯承载了梁三老汉对于改善生活的渴望，因此被放置在合作化之前或之后都并无不妥。而柳青刻意安排梁三老汉在此时做梦，意味着梁三老汉在精神上被新中国土改这一历史境况的突变所带动，对家业的渴望被再次激发。我们可以推测，梁三老汉在1930年代对家业的渴望并不会弱于此时(那时他也不知道自己发家的梦想会破灭)，但柳青不会让他在那时就做这样的梦。即便在此时(颁发土地证后)，柳青虽然让梁三老汉做梦以确证新中国带给旧农民的变化，但他并没有赋予梦境更多的社会内容，也就没有简单地划定梁三老汉的阶级属性。柳青只是说，在经历了颁发土地证这样巨大的历史变动后，梁三老汉这样的人就会被激发出相当大的新的生活热情(13)。但这是否就是梁三老汉的全部生活内容和目标？柳青认为不全是。梁三老汉所追求的父慈子孝和家和业兴，能够带给他、他人、世界的安慰感、满足感，本可以是他的全部。但新中国还要把中国社会推向更好，当建国初期的历史实践构造出新天地时，当这个历史动向推进到更深层面时，梁三老汉可以再变，而且实际上也的确变了，变得更加有尊严感，并为命运将他带入到如此深广的境地而落泪。到《创业史》第一部结尾梁三老汉转变的时刻，柳青不但没有否定梦境中梁三老汉的生活理想，反而把它包孕在更具扩展性、包容性的尊严感之中。
梁三老汉在庄稼人们谈论灯塔农业社和社主任梁生宝的时候，他想起了他爹和他两辈子创业的历史。实在说：那不算创业史！那是劳苦史、饥饿史和耻辱史！他爹和他合起来，在世上活了一百来年，什么时候倒在一个冬天同时穿上新棉袄新棉裤来？总是：棉袄是新的，棉裤是旧的；几年以后，棉裤是新的，棉袄又是旧的。常常面子是新的，里子是旧的，或者絮的棉花是旧的。土改后，梁三老汉曾经梦想过，未来的富裕中农梁生宝他爹要穿一套崭新棉衣上黄堡街上，暖和暖和，体面体面的！梦想的世界破碎了，现实的世界像终南山一般摆在眼前——灯塔农业社主任梁生宝他爹，穿上一套崭新的棉衣，在黄堡街上暖和而又体面！秋收后，宝娃子对他妈说，旁的什么都不忙，先给他爹缝全套新棉衣，给老人“圆梦”要紧！老汉说：
“宝娃子！有心人！好样的！你娃有这话，爹穿不穿一样！你好好平世事去！你爷说：世事拿铁铲子也铲不平。我信你爷的话，听命运一辈子。我把这话传给你，你不信我的话，你干吧！爹给你看家、扫院、喂猪。再说你那对象还是要紧哩。你拖到三十以后，时兴人就不爱你哩！寻个寡妇，心难一！”
但生宝娘俩，还是坚持给老汉“圆梦”。老汉想起这些，感动得落泪了。人活在世上最贵重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人的尊严吗？
当排队的庄稼人顾客知道这是灯塔农业社梁主任他爹的时候，一致提议让老汉先打油回去，老汉上了年纪，站得久了腿酸。梁三老汉不干，大伙硬把他推拥到柜台前面去了。
梁三老汉提了一斤豆油，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他知道蛤蟆滩以后的事儿不会少的，但最替儿子担心骇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14)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柳青认为，社会人群中就是存在梁三老汉这样的人：他们并没有本质规定性，他们的梦想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只是梦想的变化有时容易，有时困难。原因之一是，梁三老汉在新的历史情境下被激生出的梦想，是由他所身处的特定社会结构内在决定的。当社会结构内部只做出幅度相对不大(合作化之前，国家虽然巨变，但村庄内部的经济、生产、社会、组织等变化并不大)的正面调整时，他们的变化就可以比较容易跟上(社会经济状况也能与之配合)，梦想被激发也就顺理成章。这种梦想当然很好，父慈子孝，家和业兴。但当社会历史的推动速度和幅度超出他们的感知和构想，相应的社会互动又不足以让他们对历史推动者产生足够信任时，他们就会严守自己已有的感知界限而观望。直至历史推动者撬动局面达到一定程度，并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梁三老汉这类人对基于人心人情的交流沟通的需要时，他们才会慢慢觉得“他自己在精神上和王书记、卢支书、生宝他们挨近着哩！”他们也才会逐渐随着人际关系、人心亲疏、人情厚薄等的改变而改变。一旦他们固守此前社会状况所给定的观念意识，无法理解历史推动者的工作，即便他们会动心，也很难进一步跟进。如《创业史》第一部第七章里，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第一次正面谈心时，梁三老汉本来被生宝关于剥削的道理说动了心，可是当他一听到那些他所认为的不着边际的空谈时，便又恢复如初。(15)其实关于剥削问题，原本就是梁生宝从上级会议中生硬地学来的说辞，一定程度上也超出了梁三老汉能理解的范围。梁三老汉觉得“动了心”，一方面源自某些感性经验，另一方面也是被梁生宝跟他谈话时的耐心、恳挚所营造的家庭亲和氛围所感染。也就是说，梁三老汉在动心的一瞬，其实已经超越了经济地位对他的规定性，但要继续扩大这一突破口，既需要经济层面的实际动作，也需要梁生宝开展更加深入人心的沟通和交流。梁三老汉的顽固，有时恰恰表明了他对后一层面的渴求。只有当梁生宝对他“心回肠转”，以及卢支书等人与他进行态度和蔼亲切的谈话、互助组其他成员与他有了更多沟通之后，梁三老汉的心，才会在第一部结束时被群众议论深深震动，并为梁生宝感到自豪。如此受人尊重的儿子又如此善待和尊重自己，梁三老汉感到了更强的尊严感。到第二部，他的“性气”也在新的历史状况下被释放得更具有社会性。这时梁生宝的“公”才有可能真正地带动梁三老汉的“私”在历史中朝着“公”的方向运转。道德伦理在历史中、在不同人身上的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因条件、因个体而有所差别，这同样是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的区别。经由梁生宝这种更具精神超越性的人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努力开拓，旧社会梁三老汉式的旧梦境、旧理想仍然保留在了新社会中，创立家业的私人梦想在一个更加追求公义公德的新社会里，得到了包容和扩展。如果我们结合小说的叙事过程看，柳青在颁发土地证不久让梁三老汉做梦，是用这种构造性来凸显旧社会农民在新历史状况刺激下产生的精神状态，又在第一部结尾处让梁三老汉的梦想得以延续，毋宁是要凸显梁三老汉本身的被动性，他总是被更具超越性之人推动的历史变动所带动和赋形，同时这种新形态，也是他觉得更好的自我状态。
从这个层面说，我们就不能同意以下看法，即认为梁三老汉的转变，不决定于谁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他的经济地位，取决于党对农民的领导和党的政策的贯彻。(16)此类过于简化的论述，实则遗漏了柳青对合作化实践进程里中国人与中国社会之间更复杂关系的理解和观察，并把梁三老汉的顽固性回收到了以经济地位作为划分标准的阶级论之中，同时也简化和忽略了梁三老汉在合作化实践中对梁生宝、卢支书等人有着更多基于人心人情的渴望和要求(如他虽然觉得跟他们精神上接近，但为何长时间有距离感)。他的确顽固，但这个顽固本身是历史情境构造出来的性格状态，它也可以在历史中被再次打破和重塑。用阶级论将梁三老汉本质化，其实强化了只要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便能“自动”获救的历史认识。这种历史认识，不但取消了梁三老汉转变过程中实际存在的对社会关系的探问和对社会伦理的诉求，而且会误以为从私到公不需要更复杂的互动和过渡，从而以为只需要确立公有制，就可以让私自然地融入公，而退出历史舞台。但柳青在《创业史》中的叙事恰恰观察到了社会主义在确立其制度性优势时的复杂性。“公”要克服顽固性的“私”，需要拥有更多更有效的实践方式和更多更有包容性的耐心，比如在认知上不能将顽固者本质化为自私狭隘的小生产者，以及需要对顽固者看似拖后腿的情绪给予更积极的回应和互动等。由此，我们才有可能通过柳青的历史观察和文学实践意识到，要改变“创业难”，并不必然要全部依赖经济条件的改变，社会的成功改造也并不只是依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就能顺利完成的。梁三老汉对合作化的抵制，并不完全是他作为小农生产者的“个人发家”的经济意识所规定的。对于他的顽固性，我们也应该从社会结构重组与互动的角度加以理解，并在工作意识和方式上给予充分的重视并进行创新。如果以柳青开启的这一视野来看建国初期的创业史，进一步去打开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实际上也会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公”的感觉和体认，这同样涉及我们到底如何认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中国社会到底还可以如何构成的问题。
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把“公”更深地扩展到整个国家社会系统，这包括社会经济制度层面对合作化的逐步推广。如果说前文谈到的梁家父子的公私观念的嬗变更多地体现出党内先进分子与党外群众的碰撞、牵引与磨合，那么在合作化实践中，“公”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是否会在基层党组织内部引发新的问题？
我们以小说中郭振山的变化为例。
有论者认为，郭振山是“抱着个人目的参加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又没有得到很好改造的人，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在更为艰巨的革命任务面前，往往跟不上革命的发展，被现实生活甩在后面，甚至成为革命的绊脚石”(17)。的确，柳青在《创业史》中也说，“活跃借贷的失败，中农纷纷退互助组，粮食自由市场的紧张，使这个经济上还在向富裕中农发展的郭振山，头脑中已经形成了富裕中农的意识了。”(18)有人由此认为，“革命事业迅速地向前发展了，他却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个人主义迷住他的眼睛，使他看不清社会主义发展的远景，认为这是一条渺茫的漫长道路。”(19)
但郭振山并非一开始便如此。《创业史》在拉开蛤蟆滩的帷幕时，郭振山是这一社会空间里创世般的英雄，蛤蟆滩新局面的开创与他的勇武行为息息相关，似乎整个蛤蟆滩只回响着他的说话音和脚步声：
土地改革的风浪，涌到动荡不安的下堡村来了。郭振山在稻地中间的路上走过去，踩得土地都在颤抖。他是蛤蟆滩第一个要紧人。他的热烈的言词和大胆的行动反映着穷佃户们的渴望土地和生产条件的意志。由于缺乏睡眠，他大眼珠经常罩着血丝网。(20)
这个英雄般的党员一开场并不是孤立的个人英雄，而是能深刻影响和左右蛤蟆滩最出色的青年之一改霞的英雄。改霞眼中的这个新中国造就的新英雄，就与梁三老汉眼中的能人形象不同：
这个很会说话的强有力的农民共产党员，在下堡乡五村，是改霞最崇拜的人物，他最会解人心上的疙瘩。蛤蟆滩流行一种私下的议论，认为论办事的能力，郭振山不在他乡支书卢明昌之下；振山光是户大口多，贪家事，才没脱离生产。改霞在心里同意这种看法。妈告诉过她：郭主任年轻时，地不够种，担着瓦盆串乡村卖。他把担子放在某一个村当中一吆呼，召集起许多妇女。他会把那些仅仅来看看他的货色而根本不想用粮食换瓦盆的妇女，说得高高兴兴改变了主意，并且暂时认为：只有在那一天用粮食换瓦盆最聪明，最合算。郭振山就是这样善于运用语言的魔力！
……改霞崇拜郭振山，还因为这个精明的庄稼人对她是兄长般动机纯洁地关怀。他把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的女儿，引导到下堡乡五村的政治舞台上来，使她这个农村闺女，尝到了她所没有梦想过的社会斗争的生活滋味。现在她是下堡小学的团支部委员。她觉得解放后，天也比解放前蓝，日头也比解放前红，大地也比解放前清亮。她内心投向社会事业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总觉得她要有所作为，才不枉解放，才不枉党的教育、培养……(21)
改霞眼里心中的郭振山热情真诚、友爱纯洁，而且在她看来，党所带来的解放时代是与郭振山的这些品质共生的。蛤蟆滩当然还有其他党员，但青春期的改霞在观念认知上的成长，她对社会和时代的感觉与理解，主要是经由郭振山伸出的双手的力量和温度来实现的。郭振山的双手能帮助改霞剥离多少旧社会、旧道德的外壳，她就能感受到多少时代解放所带来的阳光，以及阳光所能照亮的深度，并顺着阳光的方向滋长自己的革命欲望。尤其这几年，在郭振山之外，我们见不到蛤蟆滩任何其他人跟改霞有实质性的互动。
郭振山的影响力不仅如此，他在蛤蟆滩的荣耀还在于他对全村的贡献：
郭振山站在桌旁，背靠着白泥墙讲话。泥墙上，两面缎子锦旗发光：一面是一九五○年夏征红旗竞赛，本村是全黄堡区第一；另一面是为了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爱国运动，本村搞得最热烈。这两面奖旗是郭振山领导下的下堡乡五村的荣耀。任何人走进这草棚屋，他都要增加几分对郭振山的敬意，心里暗暗对自己说：“噢！这是个先进人物哩！”(22)
郭振山不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能人，更重要的是，他曾是能够配合国家的政治运动、带领村庄获得国家荣誉的“先进人物”。两年前(仅仅两年前)的他热爱家业，但同时与国家所要求的“公事”并不矛盾。他是两年前公私统一的典范。如果单纯从《创业史》题叙结尾处所谈的矛盾与统一性本身来说，郭振山也曾符合柳青的要求。
但问题恰恰出在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之后。两年后的郭振山的确让村里人觉得变了。当国家政治在新的历史状况下要推动合作化，重新打造新的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运作机制时，就需要引导农民去重新构想，也势必要求党员和干部具备应有的品质和伦理精神，而郭振山却仍以他在之前历史状况下塑造出来的处理方式来应对问题，因此农民认为他不够贴心，认为他变了。此时，“公”的历史内涵变了。比如高增福是这样感受的：
高增福在回转的路上，心是凉的，腿是软的，脑袋是木的。他感觉到郭振山对他的关心和表扬，是空洞洞的，没有价值的。他感觉到自己前途茫茫，往后的光景难混了。他承认不该挡富农的粮食，郭振山比他更懂得政策。但是郭振山的言词，他说话的神气和他的笑，却表现出他现在已经变富了，不再能体会困难户的心情了。他再不能像解放初期，特别是土改初期发动贫雇农的时候那样，对穷苦人说些热烈的同情话了。这个在村里威望极高的共产党员的变化，给可怜的高增福精神上增添了负担。(23)
“哭做啥！”他责备自己软弱，“骨头挺硬！到哪里说哪里的话！你不是从旧社会也熬出来了吗？即便郭振山靠不上了，共产党不是只他一个人，怕啥！”(24)
郭振山的确变得不能像梁生宝那样，去发现并体贴农民在新的社会状况下的艰难处境，并敢于把农民在活跃借贷中的不幸遭遇担当起来。可至此为止，郭振山都不能算一个应该被排除在革命事业之外的人，更何况他仍然还是党员。但我们自始至终没有看到任何上级党组织(无论卢支书还是王书记、杨书记)或同级党内同志(梁生宝还曾与他愉快共事)，用无比耐心地对待梁生宝的方式来对待郭振山。卢支书与他的谈话更多是批评指责，梁生宝则总是囿于个人情绪而尽量回避与他谈话，其他的互动方式更是看不到。当梁生宝进山砍竹推动合作化进程中碰到任何困难时，党总是出现在他身边，给予思想上、物质上的帮助。但郭振山发生“天人之战”时，他是独自一人。
郭振山啊！郭振山啊！有几千年历史的庄稼人没出息的那部分精神，和他高大的肉体胶着在一块，难解难分。旧社会在他的精神上，堆积了太多的旧思想，卢支书已经批评过他了，他刚才开始进行自我分裂。是共产党员郭振山战胜呢？还是庄稼人郭振山战胜呢？
家人们散去以后，他浑身冷汗，独独躺在被窝里。共产党员郭振山痛斥庄稼人兼卖瓦盆的郭振山：
“你胡思乱想个啥？你想往绝路上走呀？放清醒点！你把眼睛睁亮！你怎敢想离开党？要在党！要在党！离开了党，蛤蟆滩的庄稼人拿眼睛能把你盯死！离开了党，仇人姚士杰会往你脸上撒尿呀！”
在一霎时间，事物在创业的庄稼人郭振山眼前，显得比较清晰了：党是伟大无比的力量！它现在有效地掌握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它的政策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它使饥饿者食饱，使奢侈者简朴，使劳动者光荣，使懒鬼变勤，使强霸者服软，使弱者胆振，使社会安定，使黄堡镇的集日繁华……而他郭振山呢？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只有在执行党的政策前两年，人们才真正重视起他来。离开了党，他就重新只剩下一个高大的肉体，能扛二百斤的力气，和一个庄稼人过光景的小聪明啰！
水嘴孙志明来看代表主任，给郭振山带来村内的新消息……郭振山听了难受。他这代表主任已经失去控制蛤蟆滩局势的能力了。村内的事态，离开他的影响，各自发展着：富农对他似乎不再有所畏惧；贫农对他好像也没有什么指望了。梁生宝和冯有万，也不来请教他，要求他指点他们进山应注意的事项。他听孙水嘴滔滔不绝地说着，听着听着，脑子里就明确了一点：他已经被自己的自发行为，拉出了蛤蟆滩的斗争行列。他已经变成革命的局外人了。难怪卢支书拿不喜欢的眼光看他哩。(25)
郭振山已经从一个危险的思想里，苦斗出来了。他竭力往宽处想，往亮处想。他警告自己：只要和姚士杰居住在这同一个行政村，就永远也甭离开党！姚士杰和他的仇恨，在两人同时都在地球上活着的时候、是解不开的。他倒是经过土改，解了点心头之恨；而姚士杰则更仇恨他了，其所以不敢向他龇牙咧嘴，仅仅因为他这阵站在好汉台上。对他来说，离开党等于自找苦吃。一对一，他怎么能拼过姚士杰呢？他想开了，决定接受卢支书的批评：把投资给韩万祥砖瓦窑场的大米，改成定买砖瓦，推脱“做生意”的指责。至于互助组，他只有忍受卢支书的批评和王书记的冷淡了。他只有等待看生宝最后能弄成什么样子，再说话。他不能拿十几口人的光景孤注一掷嘛。自己既不愿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就不能像土改时那样好叫人表扬了。他决定：闷倒头过日子吧！(26)
当然，郭振山以自我分裂的方式展开“天人之战”，是由作为作家的柳青设置的。此处我们暂且跟随柳青给出的逻辑来理解：看似共产党员的郭振山战胜了庄稼人兼卖瓦盆的郭振山，他仍然决定依靠党，但这时的他在组织结构关系中完全变得不同。党被界定为与姚士杰斗争的工具，因而党的社会目标的任何调整都变得与郭振山没有内在关联，郭振山只需要亦步亦趋地跟随党即可。郭振山把自己理解为党-富农姚士杰利益结构关系中的产物，当他越是依靠党与姚士杰争夺利益和势力，他也就越是把自己规定在了姚士杰的范围之内。而这之外的其他因素，即便曾经对他很重要，但在他现在的思想意识和精神伦理结构里，也不会再真正被重视。比如他曾无私且真诚关心过的改霞，最后责怪他，疏远他，对此他认为：
他给改霞出主意，一片好心肠，只是碰得时机不巧。自己没什么歪心眼，他问心无愧！改霞不高兴他吗？他不到柿树院去串门，不结了吗？谁离了谁，过不了日子呢？至于互助组，是个临时季节性的互助组。改霞她妈找到门上，互助上两回；不找他，拉倒！什么了不起！27
郭振山在这里表现出的对改霞的情绪上的不耐烦，与我们在前几章中看到的他与改霞家的亲密无间的互动形成了巨大反差。即便郭振山觉得改霞无礼，按照他最初与改霞家建立亲密关系的逻辑，他完全会有耐心等事后去找改霞妈妈谈心了解情况。可当郭振山把自己界定为党—姚士杰结构关系中的存在时，他其实很难在这个新的结构中恰当地安放之前多年乡里乡亲患难交往所产生的生活情谊。这实际上会影响一个人感觉生命世界里那些看似软心肠实则有重要意义感的部分，这些部分在他新的结构图景中变得可有可无。如若有，他也会重视、高兴；但若出现其他状况，他也不会努力解决：“谁离了谁，过不了日子呢？”这部分内容即便不会在他意识中被淡化，也很难经受误会、谣言等波折和考验。当面临这种小波动时，郭振山可能更多地会像这次对待改霞的态度那样，没有耐心再去细致处理。当这些护持生活意义的空间和激发生命意义感的因素在生活中变得没有重要位置时，郭振山也就会越来越觉得一切印证了他的话：谁都离得了谁，除了能给予他权力的党。在郭振山自我意识的构造关系发生变化之后，他的整个生活空间也在随之变形，而他自己对村庄社会的感受方式、情感反应方式，也会随着空间的重塑(不断切割、压缩和窄化)而变得向某些特定的方向发展。比如，他会比之前更加无需自责地在政治上投机。
但我们也看到，郭振山的自我意识构造方式并不必然会在历史中变成这样。尤其与梁生宝在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帮助相比(柳青指出梁生宝的每一次进步都与党的指导分不开)，郭振山几乎一开始就被党组织指责、孤立。我们当然可以责怪此人在革命事业中的蜕变，但如果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更耐心地对待这样的党员，及时引导和纠偏，郭振山并不必然会走向“性气”如此扭曲的人生。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共在这一时期的工作方式上，实际上还是存在过于关注某一具体运动目标范围所及的人和事，对于村庄社会构造和对于地方党内组织结构中非常重要的、暂时偏离或疏离于该运动目标范围的人和事，则缺乏认知上的重视、政策上的空间和工作上的耐心。
另外，我们很难把郭振山的性格发展逻辑，单纯看作是柳青为构造人物关系的需要而设置的。对于柳青而言，如果建国初期合作化运动的实践经验充分展示了如何恰当对待郭振山这类农村干部的工作方式，那么很难相信他会为了小说故事的构造而回避现实中这么重要的经验。更大的可能是，中共的历史实践既没有在农村实际变动中耐心对待郭振山，柳青也没有在文学书写机制中通过人物构造来反思历史经验中存在的这一问题。比如，从郭振山“天人之战”的自我处理方式来说，他对自己经验的整理，几乎没有涉及他当年如何与郭世富斗争，并在稻地赢得威望，被贫雇农当作被压迫者的领袖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当时党的力量还没有进入蛤蟆滩。也就是说，郭振山的威望并不必然要依靠党，即便依靠党，他与党的关系的构成也并不只限于利害得失。柳青让郭振山在最关键的自我斗争中忽略这一点，并非是柳青刻意的文学技法，而是柳青共享着1950年代中后期便开始的关于合作化的官方叙述：合作化是中国农村的必然且正确之路，必须无条件不犹疑地投入到党所规划的国家发展方向上，没有别的选择；一切犹疑都是障碍，党的工作正确无比;只存在“私”无条件服从“公”这一种形态。正因如此，柳青才会让郭振山自我反省，但又不让他充分反省自我经验中的重要部分。柳青对历史的认知决定了小说人物和情节的走向与变化。
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理解历史中每个时刻的实践所面对的那个被“理”所确指、实际上又更为复杂的社会体？卢支书、王书记、杨书记的确帮助了梁生宝很多，这对于梁生宝的成长、合作社的成立，都非常重要。和睦顺畅的干群关系也是我们今天仍然肯定初级合作社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原因。但在我们肯定的目光之外呢？那看似被历史自然淘汰的往日英雄、如今没落的郭振山呢？如何才能让他回到我们讨论文学和历史的视野之中？看似辉煌的历史中有没有暗淡灰色的背影？在新中国的那段辉煌历史中，如何才能给他一个恰当的位置，并用这一重构的视野重新讨论我们对于合作社的理解，对于“实践”的理解，对于“社会”的理解呢？
从这样的分析出发，我们也许可从对柳青《创业史》的再讨论中，打开1950年代历史经验的诸多思想意涵。
比如，我们很容易认为《创业史》以文学的方式高度配合了中共的政治叙述。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柳青以文学的方式叙述了他所理解的更为复杂的历史动力机制所在：梁生宝、梁三老汉这样的中国人重新被带动和被激发，他们的“性气”在社会组织结构中重新被抒发，才是1950年代初期新中国获得巨大成就的关键，而不只有赖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建立。中共在建国初期政治实践中所激发出的新的人心性气，使得我们在理解何为“中国人”时，可以超越之前的固定化理解。而柳青的《创业史》努力去把握和描述的，正是在这段历史里中国人的旧状态是如何被改变，新状态是如何被塑造的。
《创业史》同样也挑战了我们之前对历史的认知和叙述。我们一般都认为建国初期历史实践获得的成就巨大，柳青实际上也非常肯定这一时期的实践成果。但我们通过对郭振山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一实践过程内含隐患。当中共在建国初期频繁推动工作计划时，它的这些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往往会在社会层面形成各种新的道理，比如小说中的郭振山、梁生宝就比较擅长学习完阶段性政策之后回村传达。而传达的这些政策文件，又在村庄里形成舆论(梁三老汉就差点被梁生宝所传达的文件中关于剥削的“道理”说动了心)。中共所颁发的政策文件随着对现实状况的认识的变化而变化。这些政策文件触及中国社会的程度有所不同，有些会与中国社会中既有的观念、意识、伦理、情感等磨合，并在不同阶段的实践中激发和塑造出不同性格能力的人，以配合中共所希望推动的实践工作(如土改时期的郭振山)。但“时”有所变，有些应“时”而生的“理”也要变。这些变化了的新的“理”有时能相当有力地回应现实的新状况，激发和塑造新的性格能力之人(如梁生宝)。反过来，这些新人自身努力到一定程度，又会引发村庄社会情势的变化，人们的日常交往、伦理感情也会因势再生再造(不断调整发抒“性气”)，并在这种再生再造中积淀、形塑和重构中国社会的感觉意识与伦常习俗。比如，人们会逐渐肯定梁生宝的“公”，贬斥郭振山的“私”。可这些历史构造过程的每一步都需要重新检讨。也许在取得最辉煌成就的时刻，恰恰就隐藏了极大的危险。需要追问的是，“公”的形成一定与“私”势不两立吗，“公”与“私”的内涵是如何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的？郭振山的“私”必然与“公”无缘吗？他对“私”的感觉意识的变化，本身是否也是随着“公”的内涵边界的移动和施压而在不断变化？实际上，在建国初期的历史实践经验中，公与私可以在社会运转机制下形成彼此更加包容的关系。在建国初期历史实践获得高度成就的时刻，其内部却已然包含着危机和克服危机的可能。
这也是柳青《创业史》的独特视角为我们提供的重新理解和认识中国的契机。我们看到，建国初期的良好社会状态，更多地体现在中国人的“性气”在社会生活中的抒发顺畅，并在这基础上使得整个社会组织和工作的运转达到一个高度。这不只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组织方式问题，更是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伦理以何种方式才能被重新打开，进而重组现代社会的问题。抽象地肯定柳青作品的政治性或伦理性，其实都缺乏内在于柳青作品的历史穿透力：建国初期实践经验的关键之一恰恰是既能激发中国人的“性气”，又能将这种中国人重组到社会之中，从而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公与私、集体与个人、国家与社会并非必然互为排斥，两者在历史中有可能建立起互为支撑的生长关系，进而形成互为需要的有机体。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或许便可在历史经验之中重新讨论“现代中国”如何构成的问题。也是在这样的视野下，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自由主义式个体和高压式的集体主义之外，柳青以《创业史》的文学书写表明，新中国的历史经验曾经提出了“再造中国”的另一条路。
①本文的写作受到贺照田老师的直接启发，文中关于“性气”的解读是他提供的，在此表示感谢，还要感谢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诸位朋友多次对柳青的讨论。
②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482页。
③史树芳：《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道路》，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7页。
④《唐山农民日报》(1955年4月30日)：《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第5-6页。
⑤阎广洪：《严重的教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第123页。
⑥中共曲阜县委：《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75页。
⑦中共肥东石塘区委员会：《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第578页。
⑧中共安阳地委合作运动办公室：《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第778页。
⑨这也是严家炎在发表关于《创业史》的几篇论文后，被柳青和当时诸多批评者反驳的原因之一。参见孟广来、牛运清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⑩柳青：《创业史》第一部，《柳青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11)同上，第18页。
(12)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364页。
(13)从小说的逻辑来说，这时梁三老汉虽然有了土地证，但他的生活处境跟解放前其实类似，仍然有创业失败的危险，比如很难抵御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等无常之变。所以让梁三老汉在此刻做梦，更能看出梦境只是在修辞上凸显了新中国的新局面，并不能承载更多的内容。
(14)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433页。
(15)同上，第99—100页。
(16)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364页。
(17)徐斗文：《蛤蟆滩的“三大能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383页。
(18)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405页。
(19)徐斗文：《蛤蟆滩的“三大能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381页。
(20)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56页。
(21)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41-42页。
(22)同上，第47页。
(23)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70页。
(24)同上，第71页。
(25)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157—158页。
(26)同上，第160页。
(27)同上，第4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