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便是将近半个世纪。回顾1960年，一部反映土改后互助合作阶段中国农村社会风貌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悄然问世。关于它的思想与艺术评论颇多，争议也不少。集中到一点，就是小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因何展开，为什么见不到主人公梁生宝与其对立面的面对面斗争？思维惯性使然，人们总以为富农姚士杰最凶恶——梁生宝与其矛盾理应就是主要矛盾，亦即几条线索的主线。值是注意的是柳青同志在《延河》六一年十月号发表《创业史》第二部第七章末了曾附上一段不太为人注目的“作者附记”：“……作者愿趁这个机会，向所有改编和准备改编《创业史》第一部为电影剧本、话剧本、歌剧本、戏剧本和连环画脚本的同志们要求：最好暂缓改编，如果不得不立刻改编，请不要展开梁生宝与对立面的面对面斗争，……”。那时我正就读大学中文专业，拜读小说之后跃跃试作“《创业史》第一部的主要矛盾及矛盾开展的方式”，并将文稿寄给作者征求意见。旋即收到柳青回函。信中提及“……关于《创业史》第一部，的确象来信所说的那样，有些看法是主观的；但这不能损害作品，也不能影响它的作者，因此不需要理会他们。”来信之意似与“附记”一脉相承。
我的旧作对《创业史》第一部的矛盾展开方式尤为措意。起首就详论作者对梁生宝与梁三老汉矛盾的微妙处理：
“老汉走进小院，把笊筢斜立在草棚屋檐下。他朝着生宝信的草棚屋，做出准备大闹的样子站定：‘日头照到你屁股上了，还不起来吗？梁伟人！’屋里没一点动静。‘预备往天黑睡吗？’他提高了嗓音。‘你那是吆呼谁呢？’老婆在旧棚屋烧着锅问。‘咱的梁伟人嘛！谁能睡到这时不起？’老婆手里拿着拨火棍，走到门口，忍不住笑。‘你掀开门看看，宝娃在屋里不？’老汉掀开门一看，果然，炕上只剩下一个枕头，连被子也带起走了。
难道就是让“枕头”与梁三老汉冲突吗？当然，父子俩总是要照面的。眼看生宝买了稻种並把稻种分给了大家，梁三老汉用非常丧气的目光盯着生宝，嘲讽他给互助组买稻种弄得自家也不够。生宝听了只是“嗬嗬地大笑”，他笑继父的做人标准，但也只是笑。当生宝要借钱给互助组做进山的资金时，老汉提出：“我不管你进山不进山！反正卖荸荠的钱，得给我使唤几块！”生宝仍然只是笑。最后老汉甚至声称他要“下馆子”，“买汗褂”，而且五只母鸡生的蛋都不卖，要留着自己“早起冲得喝，晌午炒得吃，黑间煮得吃”，生宝听了也只是问一句：“你老人家舍得那样浪吃吗？”说毕，还是“嗬嗬大笑”。他也耐心地向继父做解释工作：讲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宣传必须走集体富裕的道路。但是，对一个背负着传统重担的小私有者来说，要启发他的觉悟光靠“讲座”是不行的。在庄稼人看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梁生宝相信将来能改变继父的看法——重要的是要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拿出事实做出榜样。
草棚院的矛盾是一个富有深刻和广泛社会意义的家庭矛盾，对立之统一则有赖于更尖锐更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解决。梁生宝与梁三老汉的矛盾在几条线索中不是最主要的，质而言之不过故事的引线而已。那么主线是哪条呢？最主要的矛盾又是什么呢？毛主席是这样论述这一时期农村的特点：“……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谁说鸡毛不能上天》按语）这是我们理解《创业史》第一部的主要矛盾、矛盾展开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的出发点，也是理解梁生宝这几个典型形象塑造的理论依据。作者正是按照这样的生活逻辑来组织这部长篇小说的材料，安排其情节，准确地表现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方面”。曾被节选为中学语文课文的“梁生宝买稻种”及“活跃借贷”、“上终南山割竹”等富有感染性的篇章不正是描写这“一个重要方面”吗？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郭庆喜、梁生禄和中农冯有义生活宽裕，只拿青稞喂牲口；一般中农除非不得已，夹带着吃几顿青稞——只有可怜的贫雇农种得稻子却吃不上大米，不得不将青稞和大米、玉米一样当主粮。生宝对此心里总不平服。他恨梁大的儿子梁生福，发誓离了他也要将互助组的稻种买回来。这位纯朴的庄稼人“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挟着用麻袋包着的被窝卷儿，” 虽然劳碌奔波于外，心里却回到家乡去了。买稻种资金来之不易令其一路上省吃俭用、因陋就简。他不进旅馆，“连两角钱也舍不得花。”乐滋滋地在车站宿夜，吃的是五分钱一碗的汤面。果然，他的毫无私心的行动在分稻种时得到了蛤蟆滩贫下中农的信赖。
作为和平竞赛的另一方是以郭世富为代表的富裕中农。书中只有一次写到梁生宝与他的冲突，却未将矛盾正面展开：
“……现在，郭世富把胡髭剪得很齐的嘴巴，安置到生宝耳朵来了。‘你能余多少稻种？’声音很低，很亲切。‘二三斗……’生宝大声地回答。‘一斗合计多少钱呢？’‘两块六角多一点。’‘我给五块钱，你卖给我一斗，行不？’……‘我不是稻种贩子嘛！’生宝对郭世富讽刺地笑说。
眼看矛盾已经迫在眉睫，一触即发，而恰好这时“大伙嚷起来了”，把世富老大轰走了。书中富裕中农的代表人物郭世富，无疑具有批判性的典型意义，但他只是希望与互助组搞竞富。梁生宝买稻种他也要买，甚至也学互助组农技员的办法务弄新式秧床。他雄心勃勃地想通过人力、物力的优势“服了人家”，企图把自己变成所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与我何有哉”的一派庄稼人的中心。此其所以坚持共同富裕的梁生宝互助组对追求个人发家的郭世富，采取既不同于贫下中农又有别于富农的另一种形式——即“和平竞富”的方式。为了揭示这一矛盾的严重性，小说又安排了另一个负面典型郭振山，作为个人发家的思想在党内的代表。梁生宝也没有与之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只是等待着郭振山，希望他会有觉悟的一天。至于梁生宝与富农姚士杰的矛盾，彼此在《创业史》第一部根本就没有打过交道。“和平竞富”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富农，但确是争取群众和孤立富农的十分有效的办法。作为小说中交织着各种矛盾的核心人物，梁生宝是一个少说空多做、埋头苦干的先进典型——其共产党人形象的教育意义将是永世长存的。
以上评述自然是就事论事，就书论书。五十多年来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日新月异，人们的思想也随之与时俱进。往事时时记起的不多，其中就有与柳青同志的通信。我初次通信仅寄上文稿，并附短信说明征求意见之意。其后又因见到“作者附记”以及有关“和平竞富”的论述，再次去信希望作者能将“不展开面对面”斗争说得再明白些。作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当时的我对于笼罩艺苑文坛的紧张空气感触不深。柳青回信言及“你的文章如何处理，请你自己考虑”——非仅答复，且是善意的提醒。忆往思今，希望和当年的我一样喜欢《创业史》的青年能顺便看看作者的“附记”与回信，或许对理解全书会有所助益。
2017.5
陈明光同志：
1962年10月21日和今年2月18日的两封信并稿件，都收到了。
我一贯不给评论我的作品的文章提意见。原稿或发表了的都不提。关于《创业史》第一部，的确像来信所说的那样，有些看法是主观的；但这不损害作品，也不能影响它的作者，因此不需要理会他们。我已经不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了。
你的文章如何处理，请你自己考虑。每年都有许多同志想我提出有关这本书的各种问题，我都无法回答。想来你可以原谅我的。祝你
努力学习！
柳青
1963、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