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农业的“土地”与“生产”
“农民问题”的根本在我个人看来，还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根本又在于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殊不知，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农民对于荼土地的所有权被“没收”之后，农民就此对于土地只能拥有使用权。肖来青认为，农村土地问题的要害是：集体所有权已被悬置，农民承包经营缺乏自主权，地方干部越界用权严重，从而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土地效益得不到应有发挥。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在于：还地于民，还地权于民。而实情是：1956年改造前，土地是以小农所有制为主的私人所有制。就是说，土地被分成一份一份的，归农民所有，这个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完成的；56年改造后，土地收归国家，收归集体，土地属于公有制，农民对土地只拥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
对于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当代又可以放在“转型社会”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去思考。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其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笔者看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农民对于自我的生产更多是在于如何使用现代化工具来代替农耕时代的“牛耕地、人扛粮”的人力活。如此，可以简单的认为，农村对于粮食总量（以“户”为准）的期许与生产，更多的是在一定总量的基础之上来如何使得生产逐步改进为机械化操作。
在进行机械化操作的境况下，我们不得不对以户为生产单位的家庭式耕作的土地面积进行思考和核算。总的来说，从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以农民与工人为双重身份的“农民工”有“抛荒”（已垦田地因天灾人祸等任其荒芜）之实，但是，很多都是将自己的土地以出租的方式进行着“土地流转”，而此时，从根本上讲家庭生产模式的农业生产并未在土地面积上得到多大的扩大。由此，农民的收入也随之没有多大的扩大。
对于单一化的种植，以油菜和小麦“两季”生产来说，农民最关心的倒不是土地有无所有权，而是土地的使用者与耕种者的有无。很大程度上，当自己的子女以教育的形式流入到城市社会中，农业社会就缺乏了基本的劳动力。即便是机械化的生产，也需要一个或者两个主要的劳动力来进行智能操控。以湖北中部城市的农业区而言，土地在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手中还可以大面积的耕种，以使得土地不至于被荒弃，但是其中的很大部分收入基本花费在教育与医疗支出之中。特别是前者，深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思维的影响，故此基于这样的一种模式，很大一部分农田很可能会受到抛荒或者是“没有人耕种”的窘境。但是，以“土地出租”（入股）在重庆得以实验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全国推广，这样的一种模式的确是可以有效的解决农村劳动力日益匮乏这样的一个困境。而农民（小土地出租者）（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在土地改革时，对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贩以及因从事其他职业或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不以地主论，其出租土地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200%的，均保留不动。 ）也是很欢迎这样的一种生产方式。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进行“农田改革”，譬如说将田地进行重新整合与划分，新田并没有原先的农田那么富有“种植价值”。据农民说，如果需要达到以前的种植效果，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或者更长。那么，在为土地入股之前而热身的这次农田整合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农民的生产收入存在了威胁呢。不然，对于某些农民而言，在子女教育支出上，很大程度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农田整改”。因为其意味着对生产收入一定的损失，且还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将土地肥沃起来，这需要化代价去修缮农田和购买肥料（包括种植时所花费的肥料）进行“肥田”。甚者，还有一些农田在整改之后，有田埂漏水的实情，这也构成了农民的焦虑之一。而日益增长的物价与并未有所增长的粮食价格（据悉，3月下旬，籼稻价格保持强势：目前，湖南省荆州市普通中晚籼稻收购平均价格每百斤136元，早籼稻每百斤133-135元，优质中晚籼稻每百斤141-142元；襄阳市本地普通中晚籼稻收购平均价格134-135元/百斤；黄冈市本地2011年产普通中晚籼稻收购平均价格每百斤135-137元，2010年产中晚籼稻收购价格每百斤129-130元。米价持续弱势：据省内大米加工企业报价显示，湖南省荆州、孝感市、武汉市等地标一中晚籼大米的出厂平均价格由月初的每市斤1.97-1.98元下跌到每市斤1.95元，优质大米“黄花粘系列”出厂平均价格在每市斤2.38-2.40元，“两优系列”出厂平均价格每市斤2.03-2.05元，分别比月初下跌了0.05元/斤；由于本地糯米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特一糯米出厂价格本旬每市斤2.15元，比月初下跌0.03元/斤；标一糯米出厂价格每市斤2.06元，也比月初下跌了0.04元/斤左右。参见http://www.zhujiage.com.cn/liangshi/201203/131135.html）加之农民对于生产的耐心，都几乎意味着这样的“改变”是多余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意对农业投入如此之大的生产耐心与成本。
二、日常中农民的积蓄与成本
对于农业而言，严重的说意味着国泰民安。但是，小农思想积聚在农民的身上对农业的发展是存在一定的危害的。只是，对于实用主义位居考虑问题的根本前提，农民还是希望能够靠着微薄的收入达到将子女抚养为“城里的人”。甚者，无子女读书的农民们，还将积蓄拿来到城市中购买房产。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农民对于自我身份的“决裂”，从文化层面上来说，这样做对他自己而言是值得的。何况，有一处城市的房产对于自己的子女娶妻生子也是有利的。故此，鉴于消费作为一种权利（阎云翔 2012），农民的消费只能说为城市的发展与城市化的浪潮添加了一份动力。而对于积蓄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其更愿意将此转化为实体的，不会贬值的产权，例如房产。反之，其不是将这些积蓄用于改造农具与对农田更加科学化的管理，亦或是进行进行农作物的管理成本之中。也就是说，只要“种的可以”就行，而不在乎“种的是否最好”。相比较以往而言，“种田种的好不好”，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但是，农民的医疗与保障也在这样的一种举措中得以“保障”。购买房产本身也就意味着一种对积蓄的管理，那么在农民需要进行医疗救助的时候，其也可以变卖房产。这也是其一个“最后的救命草”。理性的农民，并不是为了在其中获得多大的房地产升值的增值收入。而是为了三点：①身份的改变；②生命的保障；③子女婚姻的需求
而基于这一点而言，农民的焦虑在于如果说有两个子女，特别是有两个儿子的家庭，那么买一套房产用于结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得“一碗水端平”。故此，这对于农民自身而言，仅仅是靠着种植农作物是远远不够的。再者，城市居民对于从农民转变过来的“城里人”，并不是那么的认同。从根本上说，其还是没有改变其农民的身份。而对于绝大多数农民而言，子女作为第一位需要考虑的对象，在自己病困的时候，更多的是不愿意接受花费巨额资金进行身体的疾病救治，而是选择“自杀”，或者“等死”。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几乎都是一样的观念：这么大的年纪或者也没有多大用处，而重要的是子女过的幸福就好，不需要花费这个冤枉钱。另外，所谓孝道，那就看子女对于父母的态度。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上述中所呈现的情况。
三、幸福感与农民有多远
故此，农民在两个程度上是存在一定的焦虑，而在大多数学者眼中，农民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说平常的消遣方式，对于解决农民自杀问题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也就是说为何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热的自杀率要低？因为其在老年可以有消遣的对象，其老年生活更加的丰富。
还有一个不可争论的事实是，当政府对农业种植给予补助的时候，农民不是将其变为“积蓄”来对待，而是“一种意外的收获”。这与传统型的农民心态是一致的，由此这样的“意外之财”往往会是这样的遭遇，农民可能用于“家庭现代化”，也可能用于赌博等非法活动。抑或是其他。这样的补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起到对农业生产积极性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调查。而在社会场所中的不断个体化（阎云翔，2012）农民，真正需要关切的还是农民自身的收入与支出是否成正比，有这样的前提，农民才有所谓的“幸福感”可言。
而农民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所谓的土地问题，收入问题，医疗问题，子女教育成本支出问题，老年生活保障与精神消费问题，农村选举问题等。基于农民的幸福感，我们需要分析与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有待“农民的焦虑”被解决的社会事实也很多。笔者认为，之所以谈及农民所关心的这些问题，恰好是从反面来印证农民的幸福感，在当下并不强，而是“有小日子过”就可以的“农民心理”，难道真正的就那么容易去满足吗？恐怕事实还能如此简单化的分析，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作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