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德·维尔蒙 著 

吴万伟 译

在过去7年中，我在弗吉尼亚大学帮助创立了两门课程，一门是为艺术科学学院的本科生开设的新通识课程，一门是为工作的成年人开设的文科课程。在这段时间的大部分时候，我和家人生活在校园的核心，和300名本科生在一起，因为我在弗吉尼亚大学最古老的住宿学院担任学院院长。在此阶段，我尝试理解这个已经不仅是我的工作而且是家庭居住地的机构，我在这里写书和文章，涉及知识和大学历史。但是，直到去年我才意识到大学理念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住宿学院和大学不同，更显著的是住宿学院体验是多么不同。

我自己有关学院的本质、任务和目标对象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今天，作为德国研究和历史教授，学院是我生活和吃饭的地方，玩《人类大战僵尸》和视频游戏爆破枪手（Nerf blasters）的地方，和三个孩子以及几十个18岁到22岁的孩子们阅读科幻小说经典的地方。它也是一种被期待的体验，迫使数以百计的弗吉尼亚大学大一新生的校园生活体验，要求他们严格遵守全球疫情期间的防疫措施要求。是塑造家长养育孩子和组织自己经济生活的思想和道德理想；是将美国社会区分为大学本科学位持有者和非本科学位持有者两类成年人的社会过滤器；是诱发美国十多岁年轻人感到焦虑的社会理想。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受到良好教育的精英经常写挽歌和颂歌为大学哀叹，呼吁大学的复兴或者赞美其复苏。但是，从1952年的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到今天的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这种文化批评体裁——大学作为整个文化的缩微图或诊断仪器——已经倾向于将美国大学和其他众多附属机构变成了巨无霸。如果大学是个人体验和我们集体确认的一切，因为它的名义而相信和希望，将众多机构和体验聚拢在一起，大学话语也常常强化大学理想的规范性力量。

接下来是解析其中某些体验以及它们如何与大学本质的观点相关的尝试，通过描述我工作时交往的三个不同群体：弗吉尼亚大学本科生、弗吉尼亚大学前沿成人课程的工作的成年人，他们拥有大学学分却没有学士学位或根本没有上大学体验）以及研究生、求职者和博士后。虽然他们对大学的概念认识不同，这些群体的大学体验的相似性和差异同样重要。最著名的是，各自都理解其潜在能动性因为焦虑、异化和愤怒等情感而受到阻碍。这就向我们关心高等教育的人提出了重要问题：为什么本来应该赋予人们力量和打开未来大门的大学却成为令这么多人感到羞辱和无能为力的源头？

另一个大学：道德生活管理

四年前，我认为我知道大学是什么。我在领导一场全面性的本科生通识教育项目改革，它还没有沦为唇枪舌剑的争吵。我在艺术和科学预算和计划委员会以及教学指导委员会，我阅读和写了有关巴黎和巴尔的摩大学的很多东西，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让我准备好看到大学的另一面：三百个本科生生活的住宿学院，我2017年8月担任这个学院的领导。

我花费几天教学和论证（说服）在艺术和科学学院如何最好地教育本科生和组织知识；晚上和周末我和本科生呆在一起。在那段时间里，我只遇见了一个本科生是曾经自己决定上大学的。弗吉尼亚大学大部分学生，上大学不是拥有确定开端和确定无疑结尾的独特行为。它是一种习性倾向，推动他们沿着一条精心照料的道路前进的现成渴望，它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在接到弗吉尼亚大学录取通知书时达到高潮。大学命名了走向其上层中产阶级合理地位的必然运动——这条道路在很多情况下是费尔法克斯县来，随后再返回费尔法克斯县（Fairfax County）。1

但是，因为这条道路包围了学生，大学也是无法逃避的轻声嗡嗡响的焦虑之名，中间被实际压力巨大的阶段所打断，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彻底受不了的崩溃。学生试图管理这种情绪，他们总是将经验插入现有成就、成功和期待的叙述中。但是，他们的生活并不总是适合那些故事，因此化学期中考试的糟糕表现就被体验为他们通往医学院的突然的大豁口。

意料之中的提高AP考试(Advanced Placement面向高中生开设的大学先修课程考试——译注）成绩的培训和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和美国医学院入学考试MCAT的暑期辅导，以及法学院和医学院申请，变得很脆弱，有时候成为导致进入期中课程退学的死胡同，请假缺席上课，或者校园警察携带手戴手铐的学生前往紧急救助室接受心理评估。

作为建设者之一，我知道弗吉尼亚大学的新通识课程是基于一种信仰：伦理推理、审美判断、经验性证据和观察和参与差异是人类繁荣的核心——我也论证说是心理健康的核心。

但是，在我呆在住宿学院期间，我了解到课程只构成学生大学期间体验的很小一部分。就像全国其他富裕学院或大学一样，弗吉尼亚大学已经确立了一种旨在不仅应对学生心理健康需要而且管理其在学院期间个人发展的基础设施。这种课外管理机构——可以从大学组织机构图中辨认出来如学生事务、学生生活、学生处主任——是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学院日常生活核心。我喜欢将其称为另一个大学。

另一个大学没有老师，它有一帮拥有专业学位和高等教育管理博士学位的职工。另一个大学没有开设课程但有项目：健康与幸福，多元文化意识，社区外展活动，个人生活丰富和职业规划顾问等。在另一个大学的管理道德观内，这些不是讨论和发现的话题，是需要内化和遵循的信息。

但是，另一个大学的项目和学院教学课程的区分不仅是法则和管理框架的存在——任何大型公立大学都要求健康的官僚体系——而是另一个大学的法则和目标的固定性。如果老师们渴望指导学生在开放性探索的学术研究，另一个大学则要求学生符合现成规范和学生不久就要进入的专业世界的复杂机构性框架价值观。如果老师们是教导学生，另一个大学则是培训学生。因此，不是帮助学生获得对自身价值观的清晰性，另一个大学强化本科生已经善于从事的资格证书游戏，将如何生活的问题变成可以营销的技能和证书问题，如何度过一天的挑战变成工作生活平衡的算计，对未来生活方式的渴望转变成实习和未来工作的竞争，心理挑战变成与集体和课程生活隔离开来的最好个别对待的精神疗法。

结果是一种自相矛盾，这反映在很多本科生逐渐对其大学感到不信任和怀疑。我们试图在课堂上给他们真正教育所要求的信任和值得信任，这是一种不仅仅是机械依赖性的感受而且还有对他人判断的开放性和脆弱性。与此同时，正如学生事务部网站宣扬的那样，即使它声称“支持学生，支持学生作为公民领袖的发展”，另一个大学给他们相互的义务和如何在校园里共同生活的潜能，这常常破坏学生的公民素质发展。因此，另一个大学进一步缩窄了推动学生上大学的道路，强化了一些条件，使得焦虑和无力感受就像早晨的迷雾一样漂浮在头顶。

成人学习者

如果弗吉尼亚大学本科生从来没有决定上大学，我在该校成人学习者前沿项目中遇到的学生当然做了上大学的决定。上大学是他们很多人做了很多次决定的事，但从来没有完全成功实现过。解释和叙述这些渴望、决定和事件（流产、怀孕、亲人死亡、军事部署、监狱、待遇优厚的工作、吸毒）成为我们课堂讨论的焦点。我们甚至发明了自己的术语来描述上大学的工作：“生活发生了”，“生活遭遇障碍”或简单的“生活”。

今年的2月到8月，我为60个“成人学生”上课，这个词被用来和弗吉尼亚大学常规大学生区分开来。他们的年龄大概在20多岁到几乎70岁，他们都属于美国成年人的大类（大约3600万）拥有肄业证书、培训证书或不同数量的大学学分但没有学士学位。他们都缺乏一毕业证书，这或许是美国最确定无疑的社会断层线。

虽然前沿项目学生在年龄、生活经历和知识上相互之间有很大不同，这种缺失把他们团结起来。刚刚从弗吉尼亚大学实习项目结束如今在校园里担任管道安装工的20出头年轻人；曾经在田径比赛售票处工作的60多岁寡妇，即将退休；曾经住监多年后来开设自己的互助项目的30岁男子；在秘书岗位上工作多年而没有进展的50多岁女子。他们缺乏学士学位成为相互认可的源头，同样也是改变自身的愿望，其方式和理由却没有办法充分描述清楚。他们渴望的不仅仅是他们相信学士学位能提供外在收获如工资更高、得到提拔或地位改善，而且是成为曾经上过大学的那种人。

我们的课程集中在每周一次的在线讨论，有关周三晚上在线会议前3天的学习。每个周四早上，我贴出本周的阅读书单和一系列问题，旨在鼓励学生发现某些东西（一个词、一个观点或一个段落）使其无法欣赏或感到沮丧之处。到了周一晚上，每个学生帖出最初的回应，对此，同学们可能做出回应。

在这个学期进行中，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习惯和个人和集体阅读、写作和思考模式：M打断的、箭头指向的每周阅读摘要，伴随着他自己大胆的评论；L抒情的旁注，不仅沿着书页边缘而且紧挨着斜体内引用下面；C集中术语和短语的句子，一个一个堆积在一起直到用大的段落标识符隔开，或被没有解释或没有注明出处的济慈诗歌隔开。

对这些学生来说，大学是什么？在课程的开始和结束，我询问每个人对如下问题做出回应：

你和你的同事如何每天创造、接受、分享知识和将知识应用在工作中？这些知识来自何处？这些知识和大学、大学学位以及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他们的回应中，有两个独特线索。首先，他们对自己的技能、技巧、行业都写得很清晰和充满自信，但在描述这些是知识时最初有些犹豫不决。他们不愿意为自己或自己的工作索要这个荣誉。但是当我介绍了这个术语，在柏拉图、笛卡尔和美国作家社会学家崔西·麦克米兰·卡敦（Tressie McMillan Cottom）等文献的帮助下，他们开始承认自己。他们也开始辨认出自己在系统和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不仅构成自己的生活而且是他们所处的工作场所和机构的地位：知识对技巧，任务对手艺，专业对工作，受过教育对没受过教育。其次，当他们说到大学时，他们的回应语言和口吻变动显著。充满自信的长句，激动人心的高亢情绪突然破裂，垮塌成为简单的宣言式话语如“我没有学士学位”和“我因为没有学位而无法得到晋升。”不是承认他们的确拥有什么，他们描述的是自己所缺乏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大学不是机构或社会过滤器而是个人失败或羞耻的源头。

当我们谈论知识时，这些学生表现出他们能做事的骄傲和尊严；他们显示出看到事物不同方面的可能性。当我们讨论大学时，他们表现出疏远和羞耻。不仅仅是大学和知识不是一回事，而且是激烈搏杀的对手。大学成了威胁，可能破坏他们是阅读之前从没有接触过的文本的快乐、论证的检验、发现的分享以及集体的和强有力思考和交谈的快乐和满足。

研究生、求职者和博士后

我的前沿课程学生称弗吉尼亚大学为“工厂”。在他们看来，弗吉尼亚大学是雇主。但它也是社会边界，他们非常明白地与本科生并肩努力获得学校奖励，与已经获得奖励的其他职工和老师一起工作。

在我认识的研究生，一起工作的研究生，在阅读过的数千份申请书中遭遇的研究生中，我发现他们处于类似的矛盾处境中。他们例行公事地常常感动人地验证有关大学及其解放性力量的观念，但是他们也将大学描述为一份工作，只不过现在条件已经遭到破坏，未来前景也不乐观。

我在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2007年开始我的终身教职岗位，这是雷曼兄弟公司崩溃以及随后的学界就业市场崩溃的前一年。不久以后，我自己的院系被迫“暂停”研究生招生（暂停却一直在等待取消暂停），我亲眼目睹同事和新毕业研究生朋友艰难地决定未来是否能在学界找到就业岗位。

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最初被称为“辞职/退出文学”（quit lit）出现了，主要来描述这种突然崩溃造成的个人后果和无能为力感。在过去十年，辞职文学发展成为极具扩张性的批评样式，采取的形式有社论、随笔有时候甚至是博士、或即将获得博士学位（ABDs）者和其他接受过超级教育的就业不足者的著作，他们持续从事新思想界零工经济中的系列临时工，接受短合同和低廉工资。但在作为忏悔开始之后，后来的辞职文学发展成为劝告激励性分析，强调无力感和高等教育国家拨款减少、教师兼职化以及大学溃败等现象之间的联系。虽然辞职文学先驱如丽贝卡·舒曼（Rebecca Schuman）刻画的焦虑感、异化和愤怒等，现在的作品很多坚持类似情感，服务于一种政治目的。虽然辞职文学在个人脱离学界方面已经耗尽，今天的“兼职教师文学”涉及到直接的道德强制令：焦点集中在学界劳工的物质条件，加入工会、组织起来，成为“批判性大学研究”的实践者。

鉴于过去50年国家立法减少对高等教育资金资助的决策以及高等教育管理者放弃终身教职岗位使其转变成为临时劳工，我认为，这增加了人们对结构性条件和机构规范的关注，称赞集体行动应该是必要回应。但是，我欢迎这种言论转变的理由在我看来并不同于那些促使很多支持者采取行动的动机。

偏斜

我在弗吉尼亚大学工作时接触的本科生、研究生和成人学习者在某种方式上拥有冲突的体验和学院理想。但是，他们的焦虑感、异化和愤怒拥有一个共同源头：学院的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塑造了他们的生活，其影响远远超过理想化的四年大学体验。无论大学遭遇多么不同，这三个群体都在大学实际上是什么以及最广泛感受到的影响之间的挣扎：偏斜转向过程。

按照哲学家科拉·戴蒙德（Cora Diamond）的说法，偏斜（Deflection）给出了目标和目的分散和转变成为不同形式的名称，我对此概念稍微做了一些修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为什么做某事或我们对某个行动带来好处的理解发生变化。我们常常开启一项活动，当初对活动结束时我们将成为什么样子或我们为什么采取该行动只有模模糊糊的感觉。我使用这个术语，偏斜给出了不仅是发展过程（或简单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而且有这些理由的减弱和扭曲。偏斜减弱，不仅仅通过转变我们继续实践或做我们在做之事的欲望和理由，而且用看起来更少这样的东西替换看似清晰的可交流可管理的价值观和利益。

最近，我受到推动反思了我自己上大学的理由，我在自己的书架上发现了藏在《歌德文集：诗人与思想家》（the Dichter und Denker）后面的一本廉价简装书。该书是拉文（T.？Z. Lavine）的《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哲学探索》面向大众的简装本，是根据1979年马里兰州公共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系列片修改而成。作者拉文是在乔治·梅森大学教书的哲学教授，曾在哈佛大学的美国实用主义者拉尔夫·巴顿·培里（Ralph Barton Perry）和刘易斯（C.？I. Lewis）手下学习，他试图从囤积知识为自己所用的大学教授手里夺回文学、哲学和知识的领导权，将其交还给每个人。她告诉《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在系列片播出十年后，人们写信给她说感谢你，或描述阅读柏拉图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拉文说“人们对这种节目似乎有一种饥渴。”《波士顿环球报》的文章接着说：

她说如果苏格拉底当今还活着，他可能出现在电视上。没有与世隔绝的象牙塔类型，就他自己。这个人在外面与人交谈，惹人生气，最终为理念而死。

他们不是在美国喝毒药死亡，有些人的确把脖子伸出去，提高传统主义者的血压，他们感受到哲学家在大学和时代的地位。走出学界在过去十年已经到来，部分因为文科预算缩减，部分因为这个古怪疯癫的世界能够使用一些优秀的思想家。

阅读《从苏格拉底到萨特》时，我刚上高中。我不知道苏格拉底是谁，萨特是谁，或拉文是谁，也不清楚大学出版社的专著和面向市场的简装书有何差别。我是在去打篮球或踢足球的路上看的——不顾一切地不受任何阻碍地阅读。除了黑体通栏标题（柏拉图、笛卡尔、休谟等）和组织这些章节的“牢不可破的问题”，我可能不记得书的大部分内容了，但我仍然使用《从苏格拉底到萨特》作为简装书的购书清单：柏拉图的《申辩篇》、休谟的《人性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等。我阅读这些书籍寻找观点、术语和形象，摘选我收集的东西并宣称那是我自己的观点。语境、历史和二手文献并没有让我慢下来，我了解得不多，也不在乎它们，更不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尴尬。

我首先学会仔细阅读或思考其他解释并不是在大学进行的。我是从观看父亲的作为学到这些的，他没有学士学位，他准备其圣经学习使用的是书籍中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词语索引、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词汇表和评论。不过，是英语教授的确教导我重复阅读和缓慢阅读；德语教授教导我拿着铅笔阅读，政治理论教授教导我带着疑问阅读、充满怀疑地阅读、阅读其中的隐含意义，他们结合起来教导我认识到文学和哲学的差别。

一方面，上大学将我改造成为不同的、更训练有素的和更知情的读者。它开启了一个过程，在研究生期间这个过程进一步加快，我逐渐将阅读（写作和思考）和我自己联系起来，在我的能力和做这些事的资源（时间和金钱）发生改变的时候，我的阅读方式也有所不同了。另一方面，大学也重新指导我的注意力从最初的、有时候不顾一切的努力通过阅读解决自身问题转变为培养一种能力将思想和道德问题转变成为需要抽象的议题，再接着进行考察、研究并最终写成文章。大学也鼓励我思考我从前的习惯不仅需要改善和练习而且需要超越；为了成为我渴望成为的那种读者，我必须居高临下地看待我曾经的“坏”读者。将这个过程视为一种偏斜就是承认，我那没有经受训练的、非专业性的阅读方式不仅仅是我更成熟更专业化的阅读的不成熟版本，而且是完全不同的阅读。

至少是1960年代末期以来社会科学家上大学的方式体现了一种更具社会性的、放大的偏斜过程，而且产生了类似后果。比如高等教育的社会学家已经成功地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将研究大学与思想欲望的讨论、认知和学习的内在好处或者思想共同体割裂开来，相反选择将焦点集中在更容易观察到的，可量化的效果和价值上，以及更容易转化为社会改革建议的东西上。当社会科学家讨论大学效果时，他们很少指人们在上大学期间发生的变化或直接改变（或间接改变）。他们的意思是特定样本中拥有或没有学士学位的那些人可观察到的社会和经济效果）。

在其有关拥有和没有学士学位者的人生期待差异的最近研究中，普林斯顿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他们对高等教育学习缺乏兴趣：

我们也并不首先关心这个问题，教育是否直接带来更好的健康或是否获得额外教育是否让个人的寿命延长。我们的根本推动力量是生产技术的变化和他们如何使用人类技能，而不是教育本身以及有关教育的问题。

但是，用强调大学的最显眼能指和最容易交流的价值来评价大学的人不仅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请考虑辞职文学从个人忏悔向结构性分析和称赞转变的后果。必须将焦点直接和首先集中在批评和学术的物质条件上的命令或许刺激某些读者关注构成高等教育机构的等级体系和权力关系。但是，这同样的力量和紧迫性也能鼓励学术辩论和思想冲突转变为可预料到的机构崩溃担忧，反过来，有关机构崩溃的担忧转变为学术方法或思想实践的辩论。比如，在文学研究领域，有关最近“后批判”阐释模式的辩论已经变成了适当行动的道德和政治判断指标。这些过快的换位将美德——认真关注知识的基础设施和物质条件——变成了实用法则。理论和实践都受到损害。

辞职文学和兼职教师文学的焦虑和异化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专业梦想和承诺的职业前景——-自主的、不受约束的、有意义的专业研究生活被打折扣的表现，也是专业等级体系中处于下层的人本来有资格期待的文化地位和资本遭到剥夺的表现。因为继承专业主义特权的前景越来越黯淡，这些最新形式的辞职文学拒绝辞职；相反它们挑战和越来越多地拒绝专业学术知识以及维持它存在的系统规范，一个他们不再承认自身的系统。

焦虑、异化和愤怒的个人体验在某个意义上是绝对性的。这些感受构成了一种主观性现实。但是，这些感受也得到相对理解。为了理解大学的社会效应，比如理解那些根据临时合同或兼职合同为大学工作的人表达的感受也非常重要，不仅依据自己的条款，而且与学院其他人如本科生和“成人学习者”所感受到的焦虑和异化感受有关。除非这些感受得到承认是更大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坚持代表陷入危险的机构抗拒和组织可能就过于狭隘了。不是争取人人都获得高等教育的乌托邦理想，我们最终却在捍卫相对新近的特殊专业主义。

大学种种话语的讽刺在于，它们是多么异口同声地将注意力从学习的快乐、学术研究的满足感以及追求真理的重要性上转移开去。大学的喋喋不休让思想欲望安静下来。我认为，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本科生、成年学习者和研究生的异化、焦虑和愤怒是在我们想象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和大学实际上是什么样子之间广泛感受到的鸿沟。学院甚至比大学更清晰地表达了思想共同体的渴望，思想卓越和学习、认识和思考内在好处。但是，它也指明了特别的焦虑、异化和愤怒体验，他们本来有获得社会地位、资格、专业成功和经济安全的潜力却常常感受到学院的阻挠。当资格、金钱、地位、专业成功或社会改革成为大学的直接目标，中介目标也就变成了直接目标。但是，这种偏斜过程如此广泛以至于它现在影响到不仅是大学话语而且影响到我们大部分人的大学体验。

志向抱负

诸如学术专业主义和学术使命等理想当今的确还存在，但对多数人来说处于僵尸状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本来应该服务的目标保持距离。大学老师或许不生产物质产品，正如马克思曾经写到的学校老师，但她是生产性劳工，除了教育学生之外，她也是“像牛马一样工作为学校所有者发财致富。”虽然资本的形式或许比文化形式多（比金钱更有地位和名望），大学老师和大学直接服务的利益所有者之间的关系类似。对高等教育劳动力群体的大部分人来说，针对现有劳动条件做出唯一合理的回应就是组织起来。

那样做的命令的大部分从假设的共同前提获得话语力量：即思想生活的好处，克莉丝汀·斯默尔伍德（Christine Smallwood）在她最近的有关兼职教授的小说《思想生活》中首要目标是留在大学内或作为大学的一部分。如果大学垮塌了，这个假设不复存在。“思想生活”也就无所依存了。（这种垮塌过程已经开始出现，或许就是斯默尔伍德的标题本来要表达的讽刺，我想。）但是，我认为区分对大学的担忧和对笼统思想生活条件的担忧仍然很重要。我们知道知识的快乐和满足感不应该存在，但它们的确存在。

我认为我接触的本科生和成人学习者努力上大学可能是当大学老师、研究生和博士后，但我愿意认为，他们可能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来争取创建新形思想共同体。我最近认识的“成人学习者”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在证书授予游戏中被淘汰之后，他们生活在失败的偏斜阴影下，决定关心一些新东西。就像偏斜，阿格尼斯·卡拉德（Agnes Callard）在其同名著作中解释说，“志向抱负”过程指的不仅是我们做的事，而且包括我们对活动的观念塑造生活体验的方式。但是，和偏斜不同，志向抱负产生新欲望和新关爱，不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容易管理，而是为其填满我们可能开始去把握的可能性。就在我们为大学工作的人组织起来时，我的更大更具乌托邦色彩的希望是我们不仅为一种职业和捍卫地位的垄断地位而奋斗，而是与渴望和立志认识和理解斑驳陆离的世界的每个人一起奋斗。

作者简介：

查德·维尔蒙（Chad Wellmon），弗吉尼亚大学德语教授，著作《有组织的启蒙：信息过载和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发明》和与人合编《研究型大学的崛起读本》、《永远的危机：怯魅时代的人文学科》（2021）。

译自：Degrees of Anxiety by Chad Wellmon

https：//thepointmag.com/examined-life/degrees-of-anx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