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分析哲学家分析其它概念时，他或她必须首先分析“分析哲学”这一概念。什么是分析哲学？或，分析哲学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给“分析哲学”下定义。下定义有两个入手点：内涵和外延，相应地就有了内涵定义和外延定义。外延定义只是指出哪些哲学家是分析哲学家，哪些哲学思想是分析哲学思想。严格地说，外延定义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不能帮助我们真正把握分析哲学。内涵定义的经典模式是“分析哲学是……的哲学”，省略的部分需要填写的正是分析哲学所具有且其它哲学不具有的特性，并且需要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把这种特性表达或概括出来。当然，严格的定义，应该是在定义项中不出现被定义项的词汇或术语。如何给一个概念下非循环的定义，这本身是一个哲学问题。下列有关“分析哲学”定义，仍然是循环的，因为每个定义都使用了“分析哲学”中的“分析”和“哲学”这两个关键词汇或术语。

就分析哲学说，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定义是大家一致同意的。我们这里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穷尽所有定义。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列举若干定义，由窄到宽排成一个序列，分析每一定义的指称和意义，从中寻找一个适度定义。

定义Ⅰ （ａ）分析哲学是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解构形而上学，建构科学理性的哲学。（ｂ）分析哲学是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解构形而上学的哲学。（卡尔纳普）

众所周知，卡尔纳普有一篇著名文章，叫做《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1]这篇文章反对形而上学，坚持科学理性，主张语言分析，强调逻辑分析，影响了人们对于分析哲学的认识。[2]在所有分析哲学定义中，这是一个最窄定义。大概只有石里克、卡尔纳普所代表的维也纳学派才能完全满足这几个基本特点。我们的分析将首先表明：虽然分析哲学是以坚持科学理性、反对形而上学为历史背景形成的，但是解构形而上学，建构科学理性不是分析哲学所特有的。

人类固有两种理性思维方式：一是分析，二是思辨。[3]思辨（抽象思维）是指纯粹概念思维，亦即扬弃了个别、特殊、相对而达到一般、普遍、绝对，这一纯粹概念思维往往终于某个最后的或最高的、不可再抽象的“本体”；分析是指从整体到部分，往往终于某个最小的、不可再分析的“单位”。与思辨相对应的具体思维、与分析相对应的综合都涉及到经验、实证方面，因而主要不是哲学思维方式，而是（具体）科学思维方式。在古希腊哲学里，分析以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为代表，思辨以柏拉图的理念论为代表。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则是两者之间的折衷。因为亚里士多德既认为“个别”是实体（第一实体），也认为“属”或“种”是实体（第二实体）。当然，在任一哲学理论体系中，分析中有思辨，思辨中有分析。但是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原子、“个别”是分析的结果，理念（亦译“相”、“型”、“式”等）、“属”、“种”是思辨的结果。到了中世纪欧洲，亚里士多德的两个实体理论转换成为唯名论和唯实论关于“个别”和“共相”的争论。其中，唯名论的传统影响到了近代英国的经验论和现代英美的实证主义思潮，从注重个别到注重经验、注重实证科学，这就构成了英美哲学传统的基本走向。反之，唯实论的传统影响到了近代欧陆的理性论和现代欧陆的人本主义思潮，从注重一般到注重理性、注重人文精神，这又构成了欧陆哲学传统的基本走向。总起来说，近代经验科学、实证科学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英美哲学传统。当然，近代科学的兴盛并不局限于这样一种精神激励，因为欧陆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也同样是近代科学昌盛的推动力和催化剂。因此，当我们分析分析哲学的特点时，不能把建构科学理性作为它独有的特点。分析哲学更不等于科学哲学，虽然二者经常交叉重叠，但是研究科学划界标准和科学进步机制等等问题的科学哲学并不等于应用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分析哲学。科学理性是启蒙以来普遍的文化精神，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表现。分析哲学以科学理性为时代背景，即分析哲学只能在科学的时代和理性的时代成长起来。

科学不是英美文化的专利，它也是欧陆文化所追求的，科学本来起源于欧洲，但却为整个世界文化所趋向，只是各个文化对科学的理解不尽相同。比如英美文化主要把科学理解为经验科学和实证科学，而欧陆文化则主要把科学理解为理论科学和形式科学，牛顿和莱布尼兹就是这两种科学文化的代表，前者立足于近代科学的实验基础，后者着眼于数学工具在科学中的应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素区分了“数学派”和“经验科学派”。[4]正是理论科学、形式科学与经验科学、实证科学的相辅相成，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

但是，科学理性并不等于一般理性，在科学理性成为主流之前，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一直是形而上学理性，希腊科学之所以还不是经验科学和实证科学，是因为它不以科学理性为基础，而是以形而上学理性为基础。自苏格拉底以来，理性形而上学就成为希腊文化留给人类的重大遗产，当柏拉图将世界区分为理念世界和事物世界，并确立理念世界对事物世界的宰制地位之后，理性形而上学就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理性形而上学的标志是在生活世界之外或之上确立一个更为“本真”的形上世界，并认为这个世界只能通过纯粹理性去把握。理性形而上学是启蒙以来现代性的基本表征，它奠定了现代思维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基础，并最终确立了理性对人类生活的统治地位，从而剥夺了人们生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就像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为了将生活世界从理论王国中解放出来，后现代思潮开始了一场解构现代性，特别是解构理性形而上学的运动，这场运动的主旨是推翻理性的统治地位。如果说启蒙运动是以理性和自由为旗号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后现代思潮就是要进一步把人们从理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虽然分析哲学是以解构形而上学为发端的，但解构形而上学也同样不是分析哲学所独有的特点。毋宁说它是整个后现代运动的特点，也是分析哲学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

因此，解构形而上学和建构科学理性仅仅是分析哲学产生的两大历史背景，而不是它的基本特点。因为问题不在于反对形而上学和坚持科学理性，而在于如何反对形而上学，反对什么样的形而上学和怎样坚持科学理性，坚持什么样的科学理性。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显示了分析哲学和其它哲学思潮流派的根本区别，显示了分析哲学的特点。

定义Ⅱ （a）分析哲学是逻辑分析的哲学。（b）分析哲学是语言分析的哲学。（达米特）

根据达米特定义，分析哲学基于两个信念：“首先，关于思想的哲学说明可以通过关于语言的哲学说明而得到；其次，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种全面的说明。”[5]在哲学史上，哲学中心问题出现过三次转向：古代哲学的本体论转向、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即达米特所谓“语言的转向”）。[6]作为一场哲学运动，分析哲学把一切哲学问题处理为语言问题，这正是它解构形而上学和建构科学理性的基本路径。用语言世界替换形而上学的本体世界，用语言分析替换心理主义的思维研究。当分析哲学以语言分析为研究方法时，与语言学以语言为研究对象是根本不同的：分析哲学处理语言的方式不是语言学家的方式，而是哲学家的方式。对语言的分析不是分析哲学家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语言分析解决哲学问题。因此，当分析哲学把哲学问题处理为语言问题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就把语言问题处理成哲学问题。

但是，严格地说，分析哲学不仅是把哲学问题处理为语言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处理语言的方法是现代逻辑方法。没有现代逻辑，也就没有现代分析哲学。按照罗素说法，传统逻辑是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近代逻辑是培根、伽利略、穆勒的归纳逻辑；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不是逻辑，而是形而上学；而现代逻辑则是莱布尼兹以来，更进一步，从布尔到皮亚诺、弗雷格、罗素和怀特海以来，逻辑斯谛或数理逻辑发展的方向。[7]罗素认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8]现代逻辑在分析哲学中的这种显赫地位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分析哲学家基本上都是逻辑学家，或者至少是掌握了一定现代逻辑知识的人。虽然如此，分析哲学家与逻辑学家还是有区别的，就同一个人而言，当他或她被当作逻辑学家提及时，与被当作分析哲学家提及时，谈及的问题虽有部分是交叉的或重叠的，但总体而言差异还是明显的。

分析哲学包括两个基本派别：一指逻辑分析，如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早期、石里克、卡尔纳普所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二指语言分析，如摩尔、维特根斯坦晚期、奥斯汀、塞尔所代表的日常语言哲学或语言分析哲学。二者后来有所融合。语言分析是分析哲学的必要条件，而逻辑分析则是分析哲学的充分条件。因为对哲学问题进行逻辑分析一定是分析哲学，而对哲学问题进行语言分析不一定是分析哲学，但不进行语言分析一定不是分析哲学。理想语言适用于逻辑分析，日常语言适用于语言分析如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归根结底，语言分析趋向于逻辑分析的目的，亦即达到意义的确定与明晰。[9]

因此，分析哲学是在西方文化科学理性的背景下，在后现代解构现代性、解构形而上学的背景下产生的一场哲学运动，这场哲学运动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语言分析，二是逻辑分析。分析哲学与语言学、逻辑学的区别在于：分析哲学不论进行语言分析，还是进行逻辑分析，它的目的既不是研究语言，也不是研究逻辑，而是研究哲学问题本身。

定义Ⅲ （a）分析哲学是应用分析方法的哲学。（b）一切哲学都是分析哲学，分析哲学之外没有哲学。（普特南）

分析哲学作为一场哲学运动不过一个世纪历史，但分析哲学所倡导的精神即分析精神却可以追溯久远。这种分析精神就是把事物或世界分析为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单元，中国哲学传统中的“端”、印度哲学传统中的“极微”、希腊哲学传统中的“原子”，都是古老的分析传统的表现。李约瑟曾介绍过原子论的起源：“在所有这三个文化区（中国、印度、希腊——引者）内，人们都砍伐木材，并把木材和其他材料锯成各种长度，因而某些好深思的人们便不难想到，把这些东西继续锯下去，直到剩下的东西己小到不能再锯成两半的时候，该会出现什么情形。这时，哲学的思考就会推想到，用这些小物体的排列和运动便能解释一切事物了。”[10]当罗素、维特根斯坦早期将他们的哲学思想命名为“逻辑原子论”，研究所谓“原子事实”、“原子命题”等等问题时，就已经显示了分析哲学在古老的原子论分析传统中的思想渊源。

但是，分析精神、分析传统并不等于分析哲学。毋宁说，分析哲学是分析精神、分析传统的现代形态。或者说，分析哲学是发展到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分析精神、分析传统。雷谢尔将分析哲学划分为两方面：一是它的“意识形态或学说的方面”，二是它的“方法论或程序性方面”。[11]分析方法、分析程序几乎在所有哲学中都存在着，这不表明所有应用了分析方法、分析程序的哲学都是分析哲学。因此，将分析哲学历史上溯至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是将分析方法、分析程序等同于分析哲学。弗雷格之前没有分析哲学。分析哲学只是随着语言的转向和现代逻辑的出现得以形成和发展。弗雷格之后才有分析哲学。

但是，当代分析哲学出现泛化趋向。普特南宣称“无须称自己为‘分析哲学家’。”他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只做‘哲学家’，而去掉那个形容词呢？”[12]这就出现了关于分析哲学的宽泛定义。我们将普特南作为定义Ⅲ的代表。毫无疑问，定义Ⅲ（b）比定义Ⅲ（a）更极端。在所有分析哲学定义中，这是一个最宽定义。[13]当我们在“分析哲学”与“哲学”间划等号时，我们要么缩小了“哲学”的领域，要么扩大了“分析哲学”的领域。就前者而言，即使我们将非分析哲学如现象学和解释学等驱逐出“哲学”领域，也不能够从根本上消灭它们。就后者而言，当“分析哲学”企图代替“哲学”时，它自身就被取消了。

诚然，以蒯因、普特南、克里普克、戴维森和刘易斯为代表，当代分析哲学已经具备了崭新的特点：首先，分析哲学在它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完成了从拒斥形而上学到恢复形而上学的历史循环，形而上学已经成为分析哲学一个基本领域。其次，当代分析哲学不再以语言哲学为核心领域，而是朝着传统哲学各个方向广泛发展。从形而上学、知识论、语言哲学到心灵哲学，从政治哲学到社会哲学和社会理论，当代分析哲学显示了自己的广阔前景。最后，当代分析哲学作为框架，正在接纳其它哲学，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对话、与解释学的对话等等，已经突破了分析哲学属于英美哲学传统，现象学—解释学属于欧陆哲学传统这一固定界限。正如罗斯所说：“人们确实希望，分析型哲学和现象学型哲学之间的鸿沟将被填平。人们同样也希望，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之间的鸿沟，以及有些欧陆大学中哲学系与语言学系之间更大的鸿沟，也将被填平。”[14]但是，不管分析哲学发展到了何种地步，它仅仅是哲学的一个可能的向度。哲学的无限的可能是任何哲学思潮流派无法穷尽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确认定义Ⅱ为适度定义（其中定义Ⅱ（b）为必要条件定义，定义Ⅱ（a）为充分条件定义）。换句话说，分析哲学是以应用语言分析并且（尽可能地）应用逻辑分析来研究一切哲学问题的哲学。

总之，分析哲学始终以哲学的“问题域”为自己的“问题域”，但分析哲学并不穷尽哲学；分析哲学是通过分析的方法和程序研究哲学问题的，但应用分析方法、分析程序研究哲学问题并不等于分析哲学；分析哲学必须满足语言分析这一必要条件；进而分析哲学应当（尽可能地）满足逻辑分析这一充分条件；分析哲学始于解构形而上学，但却终于在更高和更新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形而上学；分析哲学是科学理性的表现，但不穷尽亦不等于科学理性。分析哲学与其说是英美哲学传统（唯名论—经验论）的继承，不如说同样受到了欧陆哲学传统（唯实论—理性论）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素认为“逻辑分析哲学”就是把“数学派”和“经验科学派”结合起来。[15]分析哲学是属于世界的，正是这样，怀特称20世纪为“分析的时代”。[16]

二

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一个主要思潮，分析哲学在其产生不久就传播到中国。但是，自踏入中国这片土地起，分析哲学就面临着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严峻挑战。除了理性形而上学和科学理性的匮乏[17]之外，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遭遇的重大困境主要是分析传统的匮乏，既包括语言分析的匮乏，更包括逻辑分析的匮乏。

首先，总起来说，中国匮乏原子论式的分析传统。中国古代也有类似原子论的思想。所谓惠施“历物十意”，其中第一意是：“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18]“大一”就是最大的、包罗万象的宇宙，“小一”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原子（或点）。这里就包含着朴素的原子论思想。所谓“辩者二十一事”，其中第二十一事是：“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19]这种事物无限可分思想是反原子论的，但也具备分析精神（无穷分析）。后期墨家提出了“端”的思想，批驳了辩者关于事物无限可分的思想。《墨经》规定：“端，体之无厚而最前者也。”又规定：“端，是无间也。”“无厚”、“无间”说明“端”就是原子（或点）。《墨经》指出：“非半不著斤则不动，说在端。”又指出：“非，著斤半，进前取也。前，则中无为半，犹端也。前后取，则端中也。著斤必半，毋与非半，不可也。”[20]“端”是极微、原子。但是，与古印度的极微论、古希腊的原子论相比较，中国古代端论毕竟没有形成理论系统，没有成为主流思想。因此，人们在比较中西文化时的一般说法是中国人重综合，西方人重分析。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总体特征是朴素的系统论，在整体性把握中追求不确定性，推崇模糊性。这在中国主流哲学——儒家和道家以及释家中都有体现。这种倾向也表现在语言、逻辑以及对语言、逻辑的态度上。

相对西语而言，汉语是一种结构比较松散的语言。王力在《中国语法理论》一书中曾这样比较过两种语言的结构和语法：“西洋语的结构好像连环，虽则环与环都联络起来，毕竟有联络的痕迹；中国语的结构好像天衣无缝，只是一块一块的硬凑，凑起来还不让它有痕迹。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的；中国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的。惟其是硬的，所以西洋语法有许多呆板的要求，……；惟其是软的，所以中国语法只以达意为主。”[21]所谓汉语重意合，西语重形合，就是这个意思。显而易见，汉语是中国人忽视分析这一思维方式的一种固化，反过来当我们用这种语言来思维的时候，它又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思维方式。对于这种语言来说，语言分析不易，逻辑分析更难。

其一，中国匮乏语言分析的传统。我们以三个哲学家：孟子、庄子、惠施为例，讨论一下中国传统哲学对语言的态度。孟子自称“我知言”，“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22]这就是说，所谓“知言”就是认识语言中的伦理—政治蕴涵，这样就杜绝了纯粹形式的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必要与可能。至于庄子，“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瓌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23]这就是说，庄子不是以逻辑的方式，而是以修辞的方式对待语言。比较儒家、道家分别以伦理—政治的方式、艺术—审美的方式对待语言这样两种态度来说，名家是就语言来研究语言的，因而表现了语言分析的特点。“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偏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已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24]有这样一个传说是：“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25]庄子与惠施的“濠上之辩”，关键之点在于庄子强调的是语言的心理体验的内容，因此“我可知鱼之乐”（同于“庄生梦蝶”式的“物我两忘”）；而惠施则强调语言的逻辑表述的形式，既然“我非鱼”，因此“我不可知鱼之乐”。这是纯粹名词—概念分析。两者大异其趣。但是在中国传统中，名家的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如同昙花一现，在古代中国漫长历史岁月中，再也没有绽放。从玄学所谓“辨名析理”、佛教所谓“连类格义”，到理学所谓“格物致知”，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名辩风气早已被忘却了，语言始终为伦理—政治锁链所禁锢。在“言意之辨”中，中国传统主流追求的是“意在言外”（“意在象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审美境界。语言只有在忘却中才有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得意忘言”（“得意忘形”）。

其二，中国匮乏逻辑分析的传统。名家惠施和公孙龙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分析精神。名家的分析包括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惠施的“历物十意”和“合同异”、“辩者二十一事”、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和“离坚白”，正是这样一些分析。尤其公孙龙区分“指”与“物”，为纯粹的名词—概念分析奠定了学理的基础。墨子后学提出墨辩逻辑，中国墨辩，与印度因明、希腊亚氏逻辑一起，被称为世界三大逻辑传统，是中国分析精神的代表。在后期墨家经典——《墨经》中，逻辑思想占的比重很大，且已初具体系：“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26]《墨经》对于“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等思维形式都进行了探索。《墨经》还记录了墨家在自然科学上的研究成果，堪称中国科学精神的杰出代表，其涉猎的领域有力学、光学、几何学等，它所概括的机械运动若干原理、光的运动与反射原理以及几何学的基本概念，时至今日有些仍有其科学价值，是中国古代科学史的宝贵资料。如果墨家思想成为主流，崇尚科学、崇尚理性也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也许“李约瑟问题”就会被颠倒过来：“近代科学为什么在中国文明中产生而不是在西欧文明中产生？”遗憾的是，墨家学说没有成为主流，在儒家正统思想统治下，墨家思想被当作是“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墨经》连同墨家整个学说便遭排斥，遂至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即使近代墨学复兴也不能够挽救它的历史命运。因此，在古代中国漫长历史岁月中，墨家尤其墨辨逻辑是被悬置了的。中国传统知识的逻辑构造既不是通过演绎（从一般到个别），也不是通过归纳（从个别到一般），更不是通过思辨（从一般到一般），而是通过象征、类比（从个别到个别，其中具有一定类的概念，但是抽象概括不够）等等修辞（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曾逐一分析过的五行说、阴阳说和《易经》等等）构造知识。五行说是以水火木金土五种元素及其相生相胜作为原型，通过类比，建立种种符号关联。阴阳说是以阴（--）阳（—）两种元素及其互补作为原型，通过类比，建立种种符号关联。《易经》是以阴（--）阳（—）两种符号不断排列组合，形成8~64个卦象，象征万事万物。儒家（孔子）的“仁”——所谓“忠恕”（“克己”“爱人”“复礼”、“能近取譬”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家（老子）的“道”（“道法自然”）等等都有类似特征。满足于现象，而不深入于本质；用对于符号的兴趣取代对于事物本身的兴趣，用对于文本的兴趣取代对于世界本身的兴趣；用艺术的想象取代科学的探究，用艺术的修辞取代科学的逻辑；仿佛什么都解释了，其实什么都没有理解；仿佛包罗万象，其实牵强附会。这便是科学与迷信混杂的所谓“易学”的根本问题所在。

当体现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的分析哲学传播到中国时，它所遭遇的正是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但是，这些障碍反过来证明了分析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对于一种文化来说，引入一种异质性因素往往比引入一种同质性因素更具有其意义和价值。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外，主要的是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分析哲学。1919—1920年，杜威和罗素先后来华讲学。胡适是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代表；而张申府则是以罗素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主要代表。虽然分析哲学在社会—文化—思想影响力上不如其它哲学思潮流派，但在学术影响力上却为其它哲学思潮流派所不及。20—40年代是分析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阶段，洪谦对于维也纳学派的介绍进一步推动了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应用分析方法构造的具有分析特点的哲学学说代表了分析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最高成就。总起来说，分析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注重语言分析甚于注重逻辑分析；二是建构形而上学甚于解构形而上学；三是既注重建构科学理性，也注重建构人文精神。此后，由于内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分析哲学在内的其它西方哲学思潮流派一度只是在港台和海外继续传播和发展。50—70年代是分析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中断时期，直到80—90年代恢复为止。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外，主要的是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和分析哲学。但是这一时期迄今为止，分析哲学，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的传播和发展仍然没有达到我们在学术上、在思想上所曾经达到的高度。[27]

分析哲学之所以在中国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和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它代表了英美文化的精神，除了苏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短暂影响之外，整个20世纪，英美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堪与欧陆文化在中国的影响相比。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中国文化，尤其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分析哲学不具有经世致用的特点，与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和启蒙革命的时代精神相背离。因而，它迄今为止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影响力因子并不是我们衡量一个事件意义或价值的唯一尺度，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许还要假以时日，才能潜移默化，真正影响到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但是，吊诡的是，当某些中国学人津津乐道分析哲学时，分析哲学在西方似乎已经由盛入衰，人们已经开始谈论起“后分析哲学”了。中国学人曾经赶上了一趟首班车，其间中断许久，还要搭乘这趟末班车吗？是的，我们认为是需要的。因为狭义的分析哲学由盛入衰就意味着广义的分析哲学由窄入宽。“后分析哲学”也意味着“泛分析哲学”。分析哲学作为流派、思潮、运动迟早会隐退，但分析精神却会持续下去。

与许多宏大的哲学体系相比较，分析哲学家们默默地研究着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细小的问题，他们坦诚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其意义是有限的，这种只务实、不务虚的工作态度其实正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分析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也依赖于这样一种工作态度。

罗素在介绍自己隶属的“逻辑分析哲学”时如是说：“这个学派的目标不及过去大多数哲学家的目标堂皇壮观，但是它的一些成就却像科学家的成就一样可靠。”“在混乱纷纭的各种对立的狂热见解当中，少数起协调统一作用的力量中有一个就是科学的实事求是；我所说的科学的实事求是，是指把我们的信念建立在人所可能做到的不带个人色彩、免除地域性及气质性偏见的观察和推论之上的习惯。我隶属的哲学派别一向坚持把这种美德引入哲学，创始了一种能使哲学富于成果的有力方法，这些乃是此派的主要功绩。在实践这种哲学方法当中所养成的细心求实的习惯，可以推广到人的全部活动范围，结果在凡是有这种习惯存在的地方都使狂热减弱，而同情与相互了解的能力则随之增强。哲学放弃了一部分武断的浮夸奢求，却仍继续提示启发一种生活方式。”[28]

分析哲学某些特定形态已经、正在或者即将消亡。但是分析哲学本身还在不断发展，尤其分析哲学所倡导的分析精神已经渗透并附着到人们的思维方式中，从而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产生影响。分析精神不朽！

（原载《世界哲学》2010年第6期）

注释：

[1] 参见《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陈波、韩林合主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2] 例如陈波就将“（1）关注语言，（2）尊重科学，（3）运用现代逻辑，（4）拒斥终极真理”作为分析哲学四个基本特点。（陈波：《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看分析哲学的价值》，载《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陈波主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713页。）

[3] 例如王路就说：“哲学有思辨与分析两种方式，从思辨到分析体现了哲学的进步。”（王路：《走进分析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43页。）但是，就整个哲学说，除了思辨、分析两种形式之外，还有其它形式，譬如直觉、内省等等。思辨、分析只是理性思维方式。两种形式并存而又并行，不必区分什么进步退步。

[4] 参见[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389页。

[5] 迈克尔·达米特：《语言的转向》，江怡译，载《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133页。

[6] 参见同上。黑尔在《当代认识论》中将这三个转向描述为：“古代哲学研讨存在问题，近代哲学研讨认识问题，而现代哲学研讨意义问题。”（转引自洪汉鼎：《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上“语言学转向：分析哲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页。）研讨存在问题就是本体论，研讨认识问题就是认识论，研讨意义问题就是哲学语言学。这两个表述是一致的。

[7] 参见伯特兰·罗素：《逻辑是哲学的本质》，陈启伟译，载《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辩证逻辑虽然不是狭义的逻辑，但却是广义的“逻辑”——人类行为的“逻辑”，生活本身的“逻辑”，等等。

[8] 同上。

[9] 许多分析哲学定义除语言层面、逻辑层面外，还有意义层面。我们将意义层面隶属于语言、逻辑层面，不再单列。例如江怡只将“现代逻辑、‘语言的转向’、分析性”作为分析哲学三个基本特征。（参见《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八卷“现代英美分析哲学”，江怡主编，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725-744页；江怡：《分析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9页。）

[10]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译，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32页。

[11] 尼古拉斯·雷谢尔：《分析哲学的兴起与衰落》，张力锋译，载《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123页。

[12] 希拉里·普特南：《从内部看哲学的半个世纪》，王义军译，载同上，113页。

[13] 例如朱菁定义：“这里所谓的分析哲学，是一种宽泛意义的分析哲学，而不是仅仅指弗雷格、罗素的哲学，也不是上世纪50年代的牛津日常语言哲学，而是对应于当今英语世界的主流哲学。这种哲学追求对语言和概念运用的精确与明晰，看重思维与推理的严格和周密，对概念进行辨析和对论题进行论证是其中心任务和主要活动。这样一种哲学传统可以一直往前追溯到苏格拉底，而事实上，这样的标准和旨趣是为几乎所有的人类学术活动所共有的，不管是自然科学、数学、社会科学以及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其核心就是将学术探究视为一种说理活动，有话好好说，把话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别玩儿深沉装大尾巴狼。在这种意义上，哲学是学术，而不是（文艺）创作。” （拍案惊奇：《分析哲学之三国演义》，原载哲学合作社http://www.twinsphere.org/phil-commune/）

[14] J.J.罗斯：《分析哲学：风格问题》，李国山译，载《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242页。

[15] 参见[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389页。

[16] 参见[美]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7] 中国传统哲学长期停留在宇宙论水平上，如《周易》的“阴阳”说、“五行”说等都是对世界图景的描述。本体论转向并不明确。形而上学传统主要不是通过理性思维方式确立，而是通过非理性、反理性方式确立，如道家（老子）的“道”论，《管子》稷下黄老学派、王充、张载的“气”（“精气”、“元气”）论、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等。这里既没有什么分析，也没有多少思辨，而是主要通过直觉去领会，通过内省来体验。伦理—政治哲学始终居支配地位，如儒家（孔子）的“仁”学等，表现了实用理性的特点，在历史上始终起主导作用。至于中国传统科学，长期处于技术领先、科学滞后状态。一方面是理论科学和形式科学的落后，另一方面则是经验科学和实证科学的停滞。

[18] 《庄子》“天下第三十三”。

[19] 《庄子》“天下第三十三”。

[20] 《墨子》“经上第四十”、“经说上第四十二”、“经下第四十一”、“经说下第四十三”。

[21]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141页。

[22] 《孟子》“公孙丑上”。

[23] 《庄子》“天下第三十三”。

[24] 《庄子》“天下第三十三”。

[25] 《庄子》“秋水第十七”。

[26] 《墨子》“小取第四十五”。

[27] 参见江怡：《分析哲学在中国》，载《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632页；胡军：《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分析哲学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这部著作对于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估计是否适度？是一个还在讨论的问题。例如朱菁将中国分析哲学划分为四个谱系：金岳霖谱系、洪谦谱系、江天骥谱系、涂纪亮谱系，可以参考。（拍案惊奇：《分析哲学之三国演义》，原载哲学合作社http://www.twinsphere.org/phil-commune/）

[28]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389、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