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座楼叫爱默生楼，属于哲学系。访问哈佛大学期间，我在这里听过不少课，还参加了两个十分有意义的会。一个是“德雷本教授纪念会”（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晚上），另一个是“奎因教授纪念会”（二〇〇一年三月二日下午）。前一个会比较随意，后一个则经过认真准备，显得有些隆重。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奎因是著名哲学家，享誉国际学术界。相比之下，德雷本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只要在哈佛呆上一段时间，就会知道德雷本的重要，因为人们经常谈论他，而且言谈中还表现出对他极为尊重。
德雷本（B.Dreben）是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在哈佛大学哲学系工作多年，退休以后受聘于波士顿大学，直到一九九九年去世。他一生主要从事逻辑和哲学的研究与教学，同时长期担任哈佛大学学术领导职务。德雷本是奎因的学生，也许可以说是奎因的得意门生。他从四十年代投师奎因门下，以后成为奎因的同事和终生的朋友，两人合作五十多年。他自己常说，在整个哲学史上，再没有两个人之间有过更长的工作关系。德雷本与奎因的关系确实非同寻常。我在哈佛听过一个故事：在前两年开的世界哲学大会上，人们让奎因谈谈自己的学术思想，奎因年事已高，结果是德雷本把奎因的思想谈了一通。奎因评价说，他了解得比自己还清楚。有幸的是后来我得到了这份未发表的文章。文章不长，题目是“奎因论奎因”。这可以说是一篇奇文！它几乎完全是用奎因自己的话写成的！德雷本教授的夫人弗罗依德（J.Floyd）教授对我说，她手里有文章的手稿，里面有奎因所有这些话的出处。我没有进一步打听这篇文章是先讲后写的，还是先写后讲的。从文章来看，它似乎是在开会前就已经写好的。这样的话，与我听说的故事显然有些距离。不过，与众不同的人有些传奇色彩也是很正常的。
德雷本与奎因有一点十分相似。奎因的严谨学风和科学态度，在哈佛有口皆碑。他的名著《语词和对象》被称为二十世纪两本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这本书他写了七年。当时没有复印机，在交出书稿以前，奎因把它放在一个旧皮包里，挂在门把手上。他对儿子说，如果房屋失火，这是第一件要拿出去的东西。他儿子回忆说，这使他感到“某种重要的东西”。但是，就是对这样一部著作，奎因有不同的评价。他晚年亲口对弗罗伊德说，在他的著作中,《语词和对象》不属于他最喜欢的。他更喜欢他写的逻辑教科书，因为它们比他那些思辨的哲学著作给他更大的满足感。奎因这种“真诚坦白”的态度令弗罗伊德“非常吃惊”。我想，奎因的这种看法可能会有许多因素，但是严谨大概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从追求完美的角度说，逻辑著作可以做到没有错误，哲学著作却很难做到。
德雷本恰恰也是如此。在他的纪念会上，许多人都称赞他在治学过程中态度严肃，学风严谨。他经常对学生说，急于写东西是错误的。而他自己，一九五六年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准备写一本《判定问题的系统方法》，结果写了二十三年。最典型的一件事是格尔德法尔博（W.Goldfarb）教授讲的一个故事：他是德雷本的学生，毕业以后参加过德雷本教授一项写作工作，德雷本教授修改了三十遍，结果他在打字机上从头到尾打了三十遍。
治学严谨是德雷本与奎因的共同之处，无疑也是大师风范。然而使我印象最深，感触最大的却是他们的一个差异。奎因的地位是同他的学术成就联系在一起的。他关于本体论承诺的论述，他对分析和综合这一传统区别的批判，他提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的观点等等，如今几乎成为哲学讨论中的常识。而且，这样的讨论并不仅仅局限在分析哲学中，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讨论中也频繁出现。而在国际学术界，奎因有二十多部著作被翻译成五十多种语言，影响之大，不言而喻。仅从我国来看，奎因的思想也有一定影响。他的名著《从逻辑的观点看》、《逻辑哲学》和《真之追求》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目前他的翻译文集也在准备出版。相比之下，德雷本教授没有博士学位，发表的东西不多，只有一本专著和几篇论文。但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学术地位非常高，说话很有分量，对周围的人影响很大。帕森斯（C.Parsons）教授说，当初自己准备做博士论文时，也不知道做什么好，觉得似乎应该做数学哲学方面的东西。有一次他去找德雷本交谈，德雷本对他说：“我觉得你在数理逻辑方面可以做一项很不错的工作。”结果，他选了证明论方面的题目，由此也走上了研究逻辑的道路。当时德雷本并不是他的导师，而只是一个助教。格尔德法尔博教授说，奎因在其关于本体论的六篇重要文章中五次提到德雷本，一次由于建议，一次由于批评，两次由于讨论，还有一次是由于指出文献。由此似乎也可以看出德雷本对奎因的影响。后来我专门就这事问了别人，得到的回答是，奎因是个天才,写东西很快，文笔也很漂亮。他写完东西经常给德雷本看，而德雷本总会指出一些问题，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最后奎因一定会接受德雷本的意见。欣迪卡（J.Hintikka）教授对我说，他在五十年代就认识了德雷本，很谈得来，成为终生的朋友。他们两人在一些哲学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但是德雷本对他的批评促进了他的主要哲学思想的发展。
迈坎（E.McCann）教授在纪念会上谈到德雷本教授对自己有三点影响，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一点是德雷本教授说的“在谈论哲学的过程中搞哲学”。迈坎教授后来向我解释了这话的意思。他认为，这是一种研究哲学的方式。从根本上说，这是苏格拉底从事哲学研究的方式。一些人进行哲学讨论，他们观点不同，甚至冲突，每一个人都试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反驳对方的立场，由此形成思想的交锋。在哲学史上，对话式的著作并不少见，如柏拉图的对话、贝克莱的《海拉斯和菲罗努斯之间的三个对话》、休谟的《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莱布尼兹的《人类理解新论》等等，其中都可以使人体会到这种方式。按照我的理解，迈坎教授的体会大概不仅来自德雷本的这句话，而且还来自德雷本教授的哲学实践，因此也可以说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德雷本教授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并且影响周围人的方式。长期以来，在他身边一直聚集着一个哲学群体，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产生思想交锋和碰撞，引人启发和深入思考。而在这样的讨论中，德雷本教授是中心，他的知识背景,材料把握，思考深度，总是可以使讨论者受益。据说，每次讲课和讨论班，德雷本教授总是捧着高高的两大摞书来。他从不信口开河，而是非常严谨，引经据典，但是他又不是仅仅单纯地拘泥于文本，而是把问题放在比较大的知识框架里进行讨论，提出自己十分深入和深刻的思考结果。尤其是，这个群体的成员不仅是出色的，而且是流动的，自然而然也会把这里讨论的思想成果以及这样讨论的方式带到其他地方，或者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
德雷本是奎因的学生，也是奎因的朋友，又在一起工作合作那么多年。因此，人们在纪念德雷本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谈到奎因，后来在纪念奎因的时候又多次谈到德雷本。这是丝毫也不令人奇怪的，尤其是在哈佛。但是，对我来说，这里却有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和现象。奎因不仅在世时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而且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保存在他留给后人的那些著作中，成为人们学习、研究和讨论的资源。德雷本生前在哈佛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他能够成为一个历史人物吗？虽然他也有著作和论文留下来，但是它们的作用和影响能够与奎因的相比吗？今天在哈佛，人们常常把他和奎因联系在一起来谈，但是，多少年以后还会是这样吗？
我对一些美国教授提过这个问题，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奎因和德雷本都是大师级的哲学家，一个可以成为历史人物，另一个却可能会被人们遗忘。在这种意义上，德雷本显然无法与奎因相提并论。但是，德雷本也为哈佛做出了杰出的成就和贡献，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偶像。特别是，像德雷本这样的人的思想和影响，从哲学史的著作中往往是不容易读到的。他不像苏格拉底那样提出什么学说，通过学生的文字使自己的思想得以广泛流传。但是他通过教学，通过指导学生，通过日常的学术讨论，在自己的周围产生出现实的、活生生的而且也是重要的影响。因而哈佛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也为培养和造就出他这样的人物感到骄傲。
然而遗憾的是，一些美国教授对我说，德雷本这样的人以后会越来越少，有人甚至认为几乎不太可能再出现了。原因很简单，制度使然！西方学术机构的基础是博士制度，而博士制度的结果导致博士头衔成为获得学术职位的必要条件。在德雷本的纪念会上，格尔德法尔博介绍德雷本的生平时以欣赏赞许的口吻谈到他没有读博士学位，但是立即幽默地补充说：“我并不是提倡这样。”西方的博士制度是从中世纪延续发展过来的。博士学位与学术职位的挂钩，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必要条件，似乎并不是非常明确。从德雷本的情况看，至少在六七十年代，美国还没有这样。英国哲学家黑尔（B.Hale）教授于九十年代初受聘于格拉斯哥大学，也没有博士学位。不过这可能是个特例，记得他当时对我说过，博士学位已经逐渐成为进入学术岗位的必要条件了。
今天，西方哲学家对博士学位的要求本身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异议，基本都赞同博士学位是一种专业资格。他们的意见主要集中在目前教育的行政体制对研究成果要求的量化以及所谓成果引用率上。英国著名哲学家达米特（M.Dummitt）曾对这种制度和现象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认为，维特根斯坦一九二二年出版了《逻辑哲学论》，自那以后直到一九五一年去世，只发表过一篇短文。弗雷格在世的时候几乎默默无闻，他的著作很少被提及。如果处在今天的制度下，根据今天的标准检验，这两位思想巨匠大概是无法生存的。达米特十分尖锐地指出：“并不是说量不是惟一的标准，而是说它是纯粹有害的（positively harmful）。”尤其在哲学领域，更是如此。而且，最大的受害者实际上是学生。这样的制度和要求导致博士生不得不尽快完成博士论文，论文完成之后还要尽早发表出来。一旦走上学术岗位，他们还要循着这一轨迹前进，他们必须拼命发文章，出专著，以便在学术的阶梯上攀登。
学术的标准从来都是可以讨论的，文科和理工科的区别也很复杂。即使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从人文学科的角度，尤其是从哲学专业的角度出发，我更觉得德雷本的形象具有现实意义。从事研究的方式是多元的，产生影响的方式也是多元的，甚至培养、造就和成为大师的方式也是多元的，那么，仅以量化这一种方式作为衡量和评判学术水平的标准，是有道理的吗？具体一些说，奎因对人类的思想文化做出非凡的贡献，无疑在哲学史上将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能说德雷本这样的人就没有对人类的思想文化做出重要的贡献吗？一种人文环境能够造就奎因这样的人当然是理想的，但是如果不能为德雷本这样的人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难道就不感到遗憾吗？
原载于《读书杂志》2002年第9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