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常燊(以下简称“陈”)：江老师，您好!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于国内学术前沿。以您的硕士论文《罗素的意义理论》为发端，历经维特根斯坦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英美与欧陆哲学比较、中西哲学比较到近几年的哲学拓扑学研究，您长达30年多年的哲学思考之旅，在哲学的中心与边缘之间、历史与前沿之间不断变换论题。请问其间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什么?能否为我们给出几个关键词将您数十年的哲学运思串联起来?
江怡(以下简称“江”)：的确，我的学术历程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算起的话，已经经历了30年的时间。当我1985年刚从南开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年轻教师的时候，我踌躇满志，立志要为中国的哲学事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当时自认为已经掌握了语言分析的基本能力，并力图用分析的方法处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当时的心情很像卡尔纳普在20世纪20年代的情形，不顾一切地反对以往的哲学研究方式，把凡是无法用逻辑和经验加以验证的哲学问题都斥为哲学上的“假问题”。但在与朋友们的思想辩论中，我逐渐感觉到自己并没有完全理解分析哲学家们的思想观点，也无法对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通过大量阅读，我开始意识到哲学问题的所在不是提问的方式，而是提问的内容，只有对哲学问题所涉及的内容有真正的认识，才能对哲学问题给出清楚的说明。这样，我就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随涂纪亮教授开始了语言哲学的学习。应当说，我对语言分析哲学的真正理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因为我认识到，语言哲学要处理的问题并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以讨论语言的方式解决西方哲学家们提出的哲学重要问题，其核心是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这就是我于1993年发表《语言哲学与形而上学》一文的缘起。之前，我还发表了《当代语言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复兴》、《哲学语言能够精确化吗?》、《对语言哲学的批判：维特根斯坦与康德》等文，都是为了弄清语言哲学研究的真实意义。1991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语言问题：一种思维模式的选择》一文，成为我在这个时期思考语言哲学问题的代表性文章。
正是用这种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方式，我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不断涉猎到许多看似不同但却在思想取向上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如知识论、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史研究等，当然主要是在英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研究中考察形而上学的意义和作用，发表了《现代英美哲学中的形而上学》、《20世纪英美实在论哲学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地位》、《论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知识论》、《形而上学与第一哲学》等文章，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也正是基于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我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试图说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哲学传统和文化背景中呈现出非常近似的表现形式。而哲学拓扑学正是我对西方哲学中始终作为基础存在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最新概括和总结，当然是以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态度处理概念的形而上学问题。这些思想主要反映在我的《思想的镜像》一书中。
如果要为我自己30年的研究工作选出几个关键词，能够集中代表我的思想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的话，我觉得首先就应当是形而上学；其次应当是分析与论证，这当然是分析哲学的主要方法；再次是语言与逻辑，因为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特征就是面语言分析或语言批判，无论这里的语言是指哪一种语言，而逻辑的思想方法也始终是一切哲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最后应当是智慧本身。哲学研究必须回到自身，也就是对智慧的追求。无论是理论智慧还是实践智慧，都充分体现出哲学研究的永恒魅力。这或许也是我能够坚持在哲学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重要动力所在。
陈：可以说，您的治学生涯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西学研究是基本同步的，您亲眼见证了分析哲学在国内的复兴和发展历程。作为一名亲历者和推动者，请问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江：我们这一代人的确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我高中毕业正好赶上了“文革”后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由此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四年后我又顺利进入研究生学习，成为现代外国哲学研究领域中的赶潮者。这些首先得益于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才得以了解大量西方哲学发展的最新资料，才得以与西方哲学家们开展直接的对话和交流，才得以直接参与国际哲学界的学术活动。我的确是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
应当说，在改革开放之初，随着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大量涌入中国，以实证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曾一时在中国的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成为人们用于质疑和拒斥以往奉为一贯正确的真理学说的重要思想武器。无论是维也纳学派的可证实性原则还是卡尔•波普尔的证伪理论，都成为当时的新潮观点。随着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观点被引进至中国哲学界，分析哲学中的逻辑论证方法逐渐被文化研究和社会—历史分析所取代，而当代欧洲大陆哲学中的存在主义、现象学、诠释学(或“解释学”)思潮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也使得分析哲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们(主要是一般公众)的冷落。但分析哲学研究在中国哲学界并没有停止和消沉，相反，研究者们更加关注对重要分析哲学家的思想研究，关注分析哲学在当代西方的最新研究进展，关注分析方法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1997年陈波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分析哲学的价值》，2000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分析哲学在中国》，这些文章集中讨论了分析哲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2001年，陈波教授主编的《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一书可谓是对当时国内分析哲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书中不仅包括了西方哲学家论分析哲学的经典论述，而且收入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的理解和推进。应当说，这本书还是对中国分析哲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路径和方向。
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重视。比如，国内哲学界分别召开了三次“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专题研讨会，并出版了相关的论文集，中国哲学研究者和分析哲学研究者共同对分析方法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应用提出了许多很有建设性的意见和观点。这些都为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当然，更有意义的是，2005年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了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这使得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有了专门的学术组织，分析哲学研究者们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从2005年成立起，每年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分析哲学研讨会，截至2012年共举行八届大会，参会人数从最初的20多人增加到140多人，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在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下，我们还连续出版了四本《中国分析哲学》集刊，并组织了旨在提携分析哲学研究青年人才的“洪谦分析哲学优秀论文奖”，该奖项已组织了三届，这些在国内哲学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直接推动了国内的分析哲学研究。
不仅如此，国内的分析哲学研究始终注意与国际哲学界的交流和合作。中英暑期学院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建立暑期学院最初的设想就是要在中国哲学界大力提倡分析哲学研究方法，以最为经济的形式高效率地普及分析哲学运动所产生的重要哲学思想，让国内的哲学家和青年学生不出国门就可以与当今西方最为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哲学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应当说，这种办学形式带来的效果是非常惊人的，20多年来暑期学院培养了近千名在西方哲学研究中取得明显成绩的国内哲学工作者，有的已经在国内哲学界乃至在国际哲学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外，我们还注意参与国际哲学界的学术交流活动，从参加多次世界哲学大会以及各类分析哲学国际学术会议，到我们自己多次组织国际分析哲学会议，其中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国内分析哲学研讨会也经常有国外学者(有的还是著名学者)参加，也以此名义组织过分析哲学国际会议，并在国际著名分析哲学杂志《综合》上组织“中国分析哲学”专栏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国际哲学研究的行列，来自中国哲学家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国际哲学界的关注。我觉得，目前国内的分析哲学研究正处于逐步上升的过程。
如果从罗素1919年访问中国算起，分析哲学被引入中国并得到传播和研究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而经过近30年的研究历程，我感觉到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西方哲学的逻辑理性传统与中国哲学的心性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的过程，正是西方传统与中国传统之间的交锋对抗过程，也是这两种文化传统之间不断适应和调整的过程。我把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对话就看作是这种文化冲突和适应的哲学表达方式。
陈：您曾经指出，分析哲学不仅仅是一个现代哲学思潮或流派，更是研究哲学问题的重要方法或视角。请问分析哲学中的哪些方法、视角或精神旨趣让您非常受用，并值得向其他哲学同仁推荐?
江：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分析哲学在中国》一文中给出了清楚的说明。同时，我在另一篇文章《实证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中也做了类似的分析。陈波教授在《分析哲学的价值》一文中也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我认为，分析哲学为我们的哲学研究提供的主要方法仍然是逻辑论证和概念分析。这里的逻辑论证并非只能以形式化的方法加以表达和讨论，这要求的仅仅是按照符合逻辑推理的规则对所讨论的问题给出清晰的说明。比如，当我们讨论如何论证知识的可靠性问题时，我们需要做的是，首先弄清知识概念的内涵，然后根据对这个内涵的理解提出论证的基本条件，即知识可靠性的基本条件，再对这些条件逐一做出符合逻辑的推论，由此说明这些条件的存在根据和合理性，也就是论证了知识在逻辑上成立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所谓概念分析，其实是指对某一哲学概念在其所在的哲学传统或思想背景中所占有地位或所发挥作用的分析，包含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语境分析范围之内。让我们还以知识为例。我们对知识的概念分析应当包括如下内容：首先是对知识的形式特征给出描述性说明，然后指出知识的外延性特征，最后对知识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给出符合逻辑要求的说明，如要说明知识与信仰、知识与科学、知识与认识、知识与世界、知识与宗教等等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对知识的形式特征的描述性说明，正是现代知识论讨论区别于传统认识论讨论的地方，这表明了对知识的概念分析必须放到当代知识论的语境中才有可能。而对知识的外延性特征的说明，则是分析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即外在主义的基本主张。对知识的地位和作用的说明，是为了更清晰地表明知识论讨论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是分析方法为当代哲学研究提供的重要资源。
当然，我对分析哲学方法感受最深的应当是澄清问题的方式。这就是对问题本身的澄清过程，而这个过程却正是哲学的特有思考方式。如果说人类的所有思想都是关乎世界和人类自身的，那么，哲学思考的特有方式则是关注人们谈论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方式。或者说，我们以何种方式思考和谈论这个世界和人类自身，也就是说，我们用于思考和谈论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方式是否合理或有效，这才是哲学思考的主要内容。按照以往的说法，这其实就是“反思”的原初意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思想的思想”。因此，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会议上，或者是在与人进行问题讨论的时候，我都有意识地首先关注到人们提出问题的方式，并询问问题的真实含义，然后再根据提问人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提问人试图用这个问题想要了解的答案给出自己的分析。我觉得，哲学研究的方式就应当说对问题本身给出说明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消除问题的方式。消除问题本身也对问题的一种解决方式。这或许正是分析方法所能提供的重要思路。
从我为《中国分析哲学》系列集刊所写的“卷首语”中可以看出，我对分析哲学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理解也曾有不断深化的过程。在2009年的文集中，我认为，分析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澄清概念的意义和分析命题的意义，主要特征在于与现代逻辑的密切关系、以语言为主要对象、以逻辑分析为主要方法。在2010年的文集中，我提出，分析哲学本身作为西方当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和传承着西方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即求物致知、问学获理。分析哲学的方法主要表现在用论证的方式处理各种哲学争端，以思想表达的清晰性作为理解哲学思想的重要标准，提倡思想的对话和交锋。在2011年的文集中，我进一步指出，分析哲学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能够按照客观有效的方式讨论思想的哲学，而这种方式显然是以自然科学为模本的。由于德国古典哲学是对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传统的反叛，因而反叛德国古典哲学的分析哲学应当被看作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真正回归。在2012年的文集中，我又更加明确了，分析哲学应当被看作一种哲学研究的科学精神，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思想及其表达的途径，同时，它也是一种处理哲学问题的态度，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哲学作用的态度。近两年来，我对分析哲学的性质和作用有了新的理解。我把分析哲学表达的理性精神看作是一种哲学上的民主态度，而把分析哲学所要达到的目标看作是哲学上的一种理想状态。
陈：我们知道，您是国内知名的维特根斯坦专家，您的博士论文和第一部个人学术专著都是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能否向我们介绍维特根斯坦研究的国际前沿和热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前景或未来倾势将会是什么样的?
江：我在2014年6月去德国参加了由勃兰登堡科学院爱因斯坦论坛、国际维特根斯坦学会和海德堡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的“维特根斯坦与人类学”研讨会，我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的维特根斯坦研究情况介绍的特别讲座。从会议上的主题发言中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家关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对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普遍影响。比如，从思想方法和表现技术上分析维特根斯坦与现代音乐创作之间的关系，强调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与人类学对身体性的关注，讨论社会礼仪和神秘之物之间的家族相似，突出语言游戏的实践特征，以及注重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社会科学意义等。从在奥地利的南部小城基尔希堡(Kirchberg am Wechsel)每年举行的维特根斯坦国际研讨会主题中，我们也大致可以看出国际研究的基本动向，虽然每年的研讨会主题都有所不同。例如，2014年的第37届会议主题是“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方法与观点”，有6个分会场，内容包括“维特根斯坦”、“客观性模型和目前对理性权威的挑战”、“事实与价值”、“直觉主义及其不满”、“具身与嵌入：自然化的和社会化的心灵”、“元哲学：各种各样的哲学探究”等。2013年的第36届会议的主题是“心灵、语言与行动”，有6个分会场，分别是“维特根斯坦”、“生成论与延展的心灵”(enactivism and extended mind)、“记忆”、“语言习得”、“意图性心理内容(与感受质)”、“能动作用的形式”。2012年的第35届会议的主题是“伦理学—社会—政治”，其中有7个分会场，包括“维特根斯坦”、“生活—治疗—死亡”、“正义—社会—经济”、“权力—伦理学—政治”、“人性—自然—技术”、“伦理概念的历史与理论”、“科学研究及其机构的伦理方面”等。应当说，基尔希堡的研讨会是每年国际性的维特根斯坦专题研究盛会，每次会议都能邀请到近40名国际著名的维特根斯坦专家做主题发言，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基本上在几百人之多。虽然每次会议的主题各不相同，但都会围绕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而展开讨论，并力图以维特根斯坦的方式去说明当代哲学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或许也是维特根斯坦研究在当代哲学中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在国际上被称作或自称为维特根斯坦学者的人数众多，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的以维特根斯坦为主题的各类会议也是五花八门，但很少有学者把自己称为“维特根斯坦主义者”，或者说，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维特根斯坦主义。几乎所有的维特根斯坦学者都是在使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方法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或者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提出各种质疑和批评，而不是坚持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在这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成为当代哲学家们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观点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也是维特根斯坦研究在当代哲学中经久不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前景或未来趋势，虽然不同的哲学家都会从各自的视角提出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不同理解，但有一点似乎是比较明显的，这就是，哲学家们都会努力从维特根斯坦的遗留文字中发现他的思想轨迹，同时，希望能够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与当代哲学的最近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或者是认为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密切联系，或者是认为两者之间完全无关。这两种倾向也代表了维特根斯坦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
陈：有人认为当代以自然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分析哲学中含有一种“去维特根斯坦”(尤其针对维氏后期哲学)路向。比如，斯图亚特•珊克(Stuart Shanker)甚至认为，维氏哲学和人工智能在哲学理路上呈现了水火不容之势。对于维特根斯坦与当代分析哲学主流(比如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之关系问题，您是怎么看的?请问，您对维特根斯坦在分析哲学的今后发展中的重要性是怎么看的?
江：这个问题就涉及我对前面一个问题的回答的第二个方面。我认为，维特根斯坦对当代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不仅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所谓正面的影响，当然是指当代哲学家们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获得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或启发，力图用维特根斯坦的方法讨论当代哲学中的问题，比如心理学哲学问题、心灵哲学中的问题、认知科学中的问题以及伦理学、宗教哲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中的问题。在这些方面，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的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在前面提到的我参加的爱因斯坦论坛中讨论的题目就是明显的例子，而在奥地利举行的历届维特根斯坦研讨会上更能感受到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在当代哲学中可谓无所不在。当然，也有负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所谓的“去维特根斯坦”倾向，也有人曾把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重要性看作是人为夸大的结果，并把这叫做“维特根斯坦现象”。我在1998年出版的《维特根斯坦传》中就讨论过这个现象。我在那里曾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维特根斯坦现象”，因为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重要性并非是人为夸大的，而是其思想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在当代哲学家中无人能够否认。而“去维特根斯坦”的做法，则恰恰是一种人为的行为。至于珊克的观点，并不能完全代表西方维特根斯坦研究的主流观点，相反，不少维特根斯坦研究者都持有与他相反的观点。比如，最近我看到国内青年学者徐英瑾的新著《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人工智能的对话》一书，他就完全反对珊克的观点，认为珊克关于“维特根斯坦—AI”关系的悲观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他在书中详细地批驳了珊克的观点，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徐英瑾的书。
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与当代分析哲学主流的关系，我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明。这首先要确定何为当代分析哲学的主流。如果说心灵哲学、认知科学是当代分析哲学的主流，那么语言哲学、逻辑科学、科学哲学还算不算主流?如果说它们都不算主流，无论哪位分析哲学家都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的。其实，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习惯于谈论主流了，似乎只有抓住了主流，我们就可以把握当代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向了。但可惜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于分析哲学来说，都不存在什么主流。因为分析哲学的基本思路是对问题的“零打碎敲式的”研究，无论采用何种分析方法，无论讨论的是哪个领域中的问题，只要目的是为了给出清晰的逻辑论证和思想说明，都可以被看作属于分析哲学的工作。我们常说，在20世纪70年之前，语言哲学在分析哲学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之后，这种主导地位则是由心灵哲学取而代之。其实，我们姑且把这种说法看作对分析哲学发展历史的一种描述，但绝不能把它理解为分析哲学自身，就是说，不要把这种历史描述看作是对所谓主流的说明，况且这还仅仅是一家之言。在当代分析哲学研究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人谈论所谓的主流，更不用说讨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与这种主流之间的关系。这从在奥地利召开的历届维特根斯坦研讨会的主题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事实上，我把分析哲学看作是可以被运用在不同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路径或方法，也可以看作是不同哲学研究领域需要共同走过的廊桥或通道。因此，无论是传统的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科学哲学或物理学哲学等等，还是当代的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心理学哲学以及实验哲学等等，都属于分析哲学研究的范围，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主流或分流之区分。而在这些研究领域中，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都可以被看作一种立场、方法、角度或观点。而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很难避开维特根斯坦，或者说，维特根斯坦哲学是当代分析哲学研究无法绕开的一座大山。这或许就可以被理解为维特根斯坦在当代分析哲学发展中的重要性。
陈：我们知道，您一直与走在国际前沿的那些知名哲学家有密切的学术联系。能否为我们介绍当前国际的分析哲学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以及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
江：201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由英国约克大学的迈克•比尼主编。在这部长达1161页的大部头著作中，当代英美最为活跃的重要哲学家都对分析哲学的历史和当代发展给出了权威性的论述，其中包括了泰勒•博奇(Tyler Burge)、约拿•丹西(Jonathan Dancy)、克拉•戴梦特(Cora Diamond)、哈克(P.M.S.Hacker)、彼得•希尔顿(Peter Hylton)、伯纳德•林斯基(Bernard Linsky)等重量级人物。他们从分析哲学的发展历史出发，对当代分析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说明。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了意义理论、理性与行为和意志、形而上学问题、元伦理学问题、分析美学问题、知觉与感觉材料问题、怀疑论与知识问题、严格经验问题、模态问题、推理主义与规范性问题，等等。当然，当代分析哲学家们讨论的问题可谓五花八门，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确定某些重要的问题。但如果你注意浏览西方出版的各类重要的(也就是在西方哲学界公认的有影响的)哲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你就会很清楚地知道当代分析哲学家们正在讨论哪些重要问题。比如，在2013-2014年间，《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主要讨论的还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综合》(Synthese)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主要关注的是逻辑学与知识论问题，特别是认知与知识、道义逻辑、与知识有关的语义学问题等，《分析》(Analysis)杂志主要发表的是关于语义学问题的讨论文章，集中在塔尔斯基理论、说谎者悖论、真理的语义学问题等方面，《心》(Mind)杂志也主要集中讨论的是语义学问题，涉及真理问题、可修正性问题、认识论问题以及反个体主义的第二人称权威问题等，《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Studies)侧重讨论的则是认识论和认知科学问题，或对某些重要哲学家的思想给出了重新评价，《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s)则是集中在心灵哲学领域，讨论了意识、真理与相对主义、形式化的认识论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当代分析哲学研究领域讨论的热点。近两年来，我目前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外国哲学学科组织编写了《国外哲学发展年度报告》，其中就包含了对分析哲学发展情况的介绍，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
说到分析哲学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这就比较复杂。因为针对不同的问题研究，都有各种不同的观点，目前还很难说在哪些观点上取得了大家一致的意见。但我可以大致地按照问题类型简单地描述一下。这些问题类型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对分析哲学传统问题的讨论，比如在语义学、认识论、逻辑哲学等领域中的问题研究，另一种是对分析哲学家们的问题讨论，比如罗素悖论、塔尔斯基的真理定义、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等等，还有一种是对当代分析哲学中热点问题的讨论，比如心灵哲学中的意识问题、认知科学中的模拟问题、心理学哲学中的行动问题以及知识论中的可靠性问题等等。应当说，当代分析哲学在这些问题研究上都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由此构成了当代哲学中的多样化局面。第一，在对分析哲学的传统问题讨论中，哲学家们主要关注的还是意义、真理、可能世界等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有意思的观点和理论。这在我们编辑出版的《国外哲学研究发展年度报告》中都有所反映。第二，在对分析哲学家们的问题讨论中，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到戴维森(Donald Davidson)、麦克道尔以及布兰顿等哲学家们提出的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几乎都有不同的哲学家提出各自的理解和解释，当然大多数都是持否定的态度。这些讨论主要反映在《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中。第三，在对当代分析哲学问题领域的讨论中，无论是在心灵哲学还是在认知科学中，或者是在最新出现的实验哲学中，目前各种观点林立，很难形成某些共同的理论主张。但从哲学家们的讨论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物理主义立场和自然主义倾向仍然是目前分析哲学家们讨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陈：有人认为，从当代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或物理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之争，乃是源远流长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在当代分析哲学中的“折射”。请问，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江：我不了解这个观点的出处。但如果真有这样的观点，我认为这是对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不甚了解的结果。其实，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科学主义，而反自然主义也并非人文主义。根据自然主义的理解，我们对知识的确定和对真理的追求，都是按照事物向我们呈现出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按照我们通过理性方式构建出来的模式。自然主义通常又被看作具有两种不同形态，一种是作为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也就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还有一种是作为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在当代分析哲学中，自然主义主要是被用在方法论意义上，在这种意义上，一切科学研究都不需要借助于任何超自然的方式或用超自然的原因对自然现象加以解释，因而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自然的方式加以说明，比如观察证据或实验手段等。而本体论意义上的或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则更强调一切科学研究的对象都只能是用科学的方式把握的对象，并不存在任何非物质的或意向性的对象。虽然在伦理学中这种自然主义受到了严重挑战，但在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认知科学等分析哲学的主要研究领域，自然主义倾向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虽然分析哲学的发展历程与科学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但这并不说明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就是科学主义，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一种人文科学的自然主义，即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式去说明人文现象，而不是求助于超自然的或非物质的精神本身。换句话说，人文科学也是可以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同时，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也并不冲突，因为它们完全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前者是本体论或方法论上，而后者则是在历史观上或是对历史的描述。事实上，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也可以被看作一种人文主义，或提倡的是一种人文精神。关于这一点，陈启伟先生就曾表达得非常清楚。他在一次访谈中就明确指出，如果说分析哲学提倡的是一种科学精神的话，这种精神一定应当也是人文精神。所以，在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中并不存在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当然也就不会有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之间的对立比附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了。
陈：近年来您致力于哲学拓扑学研究，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早在2007年，您就应邀赴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做了关于“哲学拓扑学”问题的专场报告，并于2010年出版学术专著《思想的镜像：从哲学拓扑学的观点看》。但即便是一些哲学专业的人也未必知道什么叫哲学拓扑学，也不太明白它对于哲学研究有什么意义。您可否简要回答这两个问题?
江：“哲学拓扑学”是当代英国哲学家蒙特菲尔提出的一个概念，旨在解释概念变化中的连续性问题。这显然是借用了几何学中的拓扑学概念，把追问图形变化中的不变因素作为几何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而在当代哲学的基本格局中，哲学家们已经把概念解释的多样性作为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断裂、非连续以及否定、去魅等等被看作是概念演变的一种自然现象或者说是概念解释中的关键所在，这种所谓的“非线性思维”或“非连续性思维”成为当代哲学家们趋之若鹜的思想取向。然而，在当代哲学研究中还存在另一种更为深刻的思想取向，这就是通过对哲学史的概念考察，去寻找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的真正起点，并对这些问题给出更为符合历史也是符合理性要求的解释。在这种思想取向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形而上学研究。当代形而上学研究已经不再是对某种世界本质或根源的追问，而更多的是探索当代思维方式或概念体系的最终根据或终极原因，是对思维本身性质的追问。如果把思维活动看作是一个可加以描述的地图的话，概念就是这个地图上的地标。我们对概念的关注不是要对概念本身的内容给出说明，而是要解释每个概念在这个思维地图上的位置和作用。根据几何学拓扑学的解释，拓扑学是要说明图形的变化中不变因素，也就是变化中的图形共同具有的同胚性质。而哲学拓扑学也就是要说明概念变化中的不变因素，这就是概念在思维地图中的确定位置。从上面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来，哲学拓扑学是一种形而上学研究。应当说，这种形而上学研究的思路，我主要是受到了当代哲学家斯特劳森的启发。他提出，我们需要对思维中的结构给出自然主义的描述，而这样的描述本身恰好揭示了我们的概念系统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不变的特征。用他的话说，人类思维的最核心内容是没有历史的，有些范畴和概念就其基本特征而言是完全没有变化的。斯特劳森正是通过对描述的形而上学的分析，说明了人类思维中具有相同的概念结构。我也试图用哲学拓扑学来解释人类的概念结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这样，我同时把哲学拓扑学理解为一种哲学研究方法，具体地说，就是一种概念分析的方法。所谓概念分析，就是强调每个概念与其所在的概念框架的关系，通过对概念在框架中的作用的解释去说明这个概念的意义。从方法论上理解哲学拓扑学，就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它对哲学研究的具体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历史的研究，也就是对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概念解释给出全面的说明，由此表明概念内容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是逻辑的研究，也就是对概念结构的逻辑分析，说明每个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所以，哲学拓扑学并非简单地把几何学中的拓扑学方法直接用于哲学分析，而仅仅是借用了其中的视角和精神。从概念分析的角度看，哲学拓扑学更重视的是每个概念的内在结构及其具有的超越时空的逻辑特征。我在《思想的镜像》一书中曾对哲学拓扑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和方法论意义都给予了清楚的说明，并用这个方法处理了一些哲学史上的重要概念。我希望这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哲学概念变化中的基本内容。
陈：我们知道，您在关注前沿研究之外，还特别重视对分析哲学史的研究。您的两卷本专著《现代英美分析哲学》即带有很强的史论性质。您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也与此相关(比如最近发表在《世界哲学》2014年第3期上的《当代西方分析哲学史研究现状分析》)。有人认为，这种“史”的研究是对当前分析哲学重前沿轻历史做法的一种“矫正”，对于了解分析哲学的发展脉络以及回答“什么是分析哲学?”这一问题都有重要意义。对于分析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学术意义，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
江：的确，对分析哲学史的研究目前已经是分析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也是当代英美哲学家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所表明的，为该手册撰文的都是当今分析哲学研究中重要的有影响的哲学家，他们把自己的研究视野转向分析哲学自身的历史，就是要表明当代分析哲学的研究应当是这个历史的延续，而且，分析哲学的产生并非是对传统近代哲学的完全断裂，从问题层次上则是对传统哲学的深化和重建。我曾在《中国分析哲学》集刊的卷首语上多次表达了这个思想，说明了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我认为，分析哲学对自身历史的关注其实也应当属于对哲学性质的重新解释。当分析哲学家们把自己的哲学发展看做是以分析、论证等为基本特征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就已经把某种特殊的哲学研究方法理解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无论不同哲学家对这个任务的理解存在什么差别，他们似乎都毫不怀疑哲学研究就是要按照分析的方法进行。这的确可以解释分析哲学这个名称的基本涵义。比尼认为，分析的方法为分析传统提供了基础，从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主义开始，它们在具体纲领中的应用，提供了在它们相互联系和共同形成分析传统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分析、方法、论证、概念、信条、转变、立场、文本、主题和理论。当然，这些分析和方法等等没有一个单独就能够定义这种分析传统。但一种有哲学洞察力的、有历史敏感性的解释，能够使潜在的互相关联性显现出来，这就是基于方法的概念的因果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许多互相支持的方法，例如比较各种分析、使得方法语境化、重建论证、明晰概念、认识早期哲学中的理论预见、解释在争论中所发生的转变、在考察批评者和解释者的反应中改进立场、探索文本之间的互引、指出隐含的主题、综合各种理论等等。正是这些方法构成了当今分析哲学在对其自身历史研究中的主要工作内容。从这种意义上说，分析哲学家对自身历史的关注就不仅仅具有“纠偏矫正”的性质，应当说，这是对分析哲学历史的重新定位，也是对分析哲学性质的重新定位。
不仅如此，对分析哲学家们重新讨论其自身历史的关注，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他们重新认识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更是对分析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关系的重新认识。我在不少地方都表达过这个观点，特别是在最近的几篇文章中(包括你提到的文章)，分析哲学的产生不是西方哲学对其自身历史的完全否定，而是以一种与西方传统不同的方式处理传统哲学的问题。而且，随着对问题讨论的深入，分析哲学家们提出的理论观点越来越表现出与传统哲学的密切联系。这不仅反映在西方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热点上，比如对近代或古代以来的哲学家思想的重新研究，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家思想的重新研究，而且反映在当代哲学的创新基本上都来自于对哲学传统的重新认识，比如麦金泰尔的德性伦理学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布兰顿的规范语义学来自于康德和黑格尔，霍耐特的承认政治学来自于黑格尔等等。这实际上表明，西方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断发生革命性变化，但这些变化最终都被证明不过是以某种新的方式重复着传统中的问题。而且，西方哲学已然形成的思想传统从来没有被完全放弃或断裂，相反，每次貌似的革命所带来的结果却是对传统的巩固和推进。这就是我现在对哲学史(当然也包括分析哲学史)的基本观点。
陈：谈起分析哲学史，它与科学哲学的缘起密不可分，因为科学哲学的早期流派——逻辑实证主义正是发源于分析哲学。但是，对于分析哲学是如何使科学哲学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及分析哲学在当今日益成熟和日益多元化的科学哲学中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对于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的亲缘与互动，我们想听听您的见解。
江：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回答它就会涉及整个分析哲学的历史发展以及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简单地说，从起源上看，分析哲学在现代的产生最初就是以科学哲学的面貌出现的，或者说，早期分析哲学就是科学哲学。但这里需要对“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这两个概念做一些必要的澄清。根据通常的学术定义，“分析哲学”主要是指发生在20世纪英语国家的哲学运动，当然最初也出现在德奥国家中。而“科学哲学”则主要是指以科学理论及其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研究领域。显然，这两个概念并不属于同一层次的范畴，一个是哲学流派，一个是哲学领域。不同的哲学流派可以在同一个哲学领域中展开研究，而相同的哲学领域中也可以存在不同的哲学流派。可以说，正是由于早期分哲学家们对科学理论(包括科学发展规律、科学理性形成、科学与想象等等问题)以及科学史的研究，才使得科学哲学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哲学研究领域。历史地看，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们对科学观察与科学术语之间的关系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力图通过对科学陈述的意义分析解释科学观察结果的真实意义，由此确立科学真理的逻辑基础。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被看做科学哲学中的逻辑主义的重要代表，这种哲学的主要特点就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到了语言表达式上，试图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处理科学陈述的意义。直到20世纪40年代，哲学家们对逻辑的关注以及物理主义方法论在科学哲学研究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虽然50年代之后的科学哲学发展走向了一种历史主义道路，但科学哲学家们讨论问题的方法和基本思路依然是以分析为见长，以论证为特征的。库恩通过对科学史上科学家们关于物理现象描述的分析，给出了关于科学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说明。拉卡托斯根据科学革命的基本结构论证了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纲领，而费耶阿本德则完全通过分析的方法彻底消解了科学理论中所承载的真理因素。所有这些都明显地表征出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分析哲学特征。21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语境主义似乎成为哲学家们在讨论科学理论形成和实验观察之关系时共同持有的基本立场，而科学—技术—社会的研究范式(STS)则把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包含在确定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考虑之中。这种语境主义立场和STS研究都是以“语言转向”后的语义研究为基础的，尽管这些是以“语义下行”为主要方式的。无论是“语义上行”还是“语义下行”，它们都表明了一种以语义分析为特征的哲学研究方式。最近的科学哲学研究又有了新的变化，更加强调经验观察重要性的实验哲学和行动哲学成为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但这些哲学的真正特征并不在于实验和行动本身，而是在于人们对是实验和行动的理论论证过程。虽然一切实验哲学都要依赖于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在这些成果基础上形成的实验哲学却主要是由理论论证以及大量具有思辨性质的逻辑想象构成的。行动哲学固然也是基于经验的，但作为一种哲学研究的分支领域，它更侧重于对行为活动的理性解释，特别是对行动者的理性能力的说明。这些都表明了概念分析和逻辑论证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历史地看，分析哲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不仅如此。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体现在历史的起源和相互影响的发展进程中，而且体现在两者共同具有的思想特征，这就是实证主义的思想传统。作为第三代实证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的是以何种方式能够表明被看做具有真理性质的表达式是可以被接受的，这完全符合早期实证主义者孔德和斯宾塞等人提倡的实证哲学原则，即哲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发现真理，而是为被认为是真理和科学的命题给出可以得到证实的方法。所以，几乎所有的实证主义哲学家都没有自负地宣称自己是在追求真理，而是表明自己的立场在于澄清命题的意义。如果存在可以和值得追求的真理，那也一定是符合逻辑必然性要求的命题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不仅代表了实证主义的基本精神，而且直接表达了科学哲学的基本立场。这就是要求，科学哲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科学研究本身提供某种或某些统一的更加权威的标准或规则，而是为澄清和更好地理解科学理论中的命题陈述与经验观察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或者说，科学哲学研究是为科学命题意义的澄清提供一个更为宽阔的平台。由此可见，正是实证主义的思想传统为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而这也是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密不可分的原因所在。我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科学哲学在当今发生了多少变化，科学哲学研究的模式具有何种多元化的格局，科学哲学都仍然沿着实证主义的精神发展。
陈：对于欧陆现象学—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在传统上的隔阂，人们逐渐意识到沟通的可能和必要，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在这两大传统之间展开“对话”，但总体上离“合流”相差甚远。您作为一名分析哲学研究者，从来没有忽视欧陆哲学研究，相反主动参与到这两种哲学传统的比较研究中来。比如，您主编的《走向新世界的西方哲学》中的“海德格尓”和“列维纳斯”两章恰恰出自您的笔下。此外，您还翻译了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的《解读欧陆哲学》。请问，您认为欧陆哲学在哪些方面可以给英美分析哲学的研究带来助益?同时是否主张欧陆哲学的专业人士不妨也读读分析哲学?
江：是的。事实上，我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始终是站在比较欧洲大陆哲学的立场上。你还记得，我的博士论文《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就是试图从比较两种不同哲学传统的角度去分析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思想背景，据此出版的我的第一部著作《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文化》更是明确地把维特根斯坦哲学看做沟通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桥梁。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之间沟通对话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等。后来，我就解释与理解、意义与真理，以及形而上学等问题分别发表多篇文章，详细讨论了这两种哲学传统在这些问题上进行的对话和交流，并指出了当代哲学发展的趋向正是两种传统之间的合流。虽然经过多年的阅读学习，我越来越感觉到这种对话交流的困难和合流的多样性，但我依然相信，来自分析传统和欧洲大陆哲学传统(特别是现象学传统)的哲学家们都把问题研究作为可以共同开展讨论的核心，而不再拘泥于自己所在哲学传统。例如，他们都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给予了强烈关注，对当代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问题也开展了广泛的讨论。特别是，实践哲学和应用哲学成为当代哲学家们共同关心的研究领域，这也是当代哲学承担的时代使命。例如，在去年举办的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围绕实践哲学和应用哲学的主题会议就多达上百场，参加报告和讨论的学者来自世界各国，特别是来自英美国家和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对当代社会、政治、科学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哲学家们在这些讨论中虽然能够看出各自不同的哲学立场和哲学传统的影响，但共同的问题关注使得他们的观点之间的交流和交锋具有了更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这种意义上，对共同问题的关注也使得他们超出了各自的哲学传统。
当然，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更多地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取长补短。如果说在20世纪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存在着深厚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的产生，曾有学者认为主要来自英美分析哲学，因为“欧洲大陆哲学”这个名称就是由分析哲学家们最初使用的，而早期分析哲学的非历史特征也使得分析哲学家变成了对西方哲学传统的革命者)，那么21世纪的西方哲学则开始表现出这两种传统之间的相互承认和借鉴。应当说，自从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之后，对语言的关注和对意义问题的讨论不仅限于英美分析哲学，也出现在欧洲大陆哲学的不同思潮中。例如，胡塞尔现象学的开端就是对语言逻辑的充分关注，并且与弗雷格一道开始对语言意义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后来的海德格尔更是把语言问题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核心。欧洲大陆哲学中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语言转向”对哲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虽然他们对语言问题的理解与英美分析哲学家有很大的不同。根据最新的研究，语言分析的方法已经被欧洲大陆哲学家们普遍地使用在自己的问题研究之中，他们用分析方法研究西方传统哲学家和当代欧洲大陆哲学思想的成果被普遍看做是最有成效的。不仅如此，分析方法目前已经在欧洲大陆各国哲学研究中被看做是普遍适用的方法，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特别是在北欧国家，分析方法都被用作主要的哲学研究方法。这种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对概念意义的澄清，对逻辑论证的强调，以及对思想发展逻辑的特别关注。此外，欧洲大陆哲学家们对英美哲学家们的思想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许多英美哲学家受到了欧洲大陆各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青睐，被多次邀请到欧洲大陆开展学术交流，一些哲学家的思想也得到了欧洲大陆哲学的全面研究，比如，塞尔(John Searle)、戴维森、布兰顿(Robert Brandon)等人的著作被欧洲大陆哲学家们反复讨论。同样，欧洲大陆哲学家的思想和著作也在英美各国得到了普遍重视，特别有趣的是，目前海德格尔、德里达、胡塞尔的研究中心主要是在英语国家，这也说明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并非为欧洲大陆所独有。我们知道，事实上，类似德里达、哈贝马斯以及霍耐特等人的思想正是在英语国家中开始引起哲学界的普遍重视，并产生世界性的影响。虽然这其中有英语语言作为国际性交往语言的特殊作用，但也反映出英语世界对各种不同哲学传统和思想的最大包容和接受。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表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宽容性(charity)。这也是分析哲学对待欧洲大陆哲学从早期的极端主义态度到当今的宽容主义态度的重要转变。
陈：您曾经说过：“作为学者，我有义务向西方宣传中国的哲学和文化，让中国人在西方话语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您非常乐意和热心扮演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角色。您不仅积极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哲学，也身体力行，对中国古代哲学(比如像《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给出过分析哲学的阐释。请问您对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哲学的国别性与哲学的全球化之关系有什么样的看法?
江：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刚刚开始。虽然我以往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但仍然属于初级阶段。的确，我始终相信，中国的哲学研究不应当是自我封闭的孤芳自赏，而应当是以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世界各国的研究者。这种开放并非是完全接受来自西方的或外国的哲学思想，也包括了对世界宣传我们自身的哲学文化。这种宣传也并非简单地介绍中国的传统哲学，而是在与世界各国哲学家的问题讨论中引入中国的哲学传统和思想方法，特别是在与西方哲学的交流中体现出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换言之，中国的视角和方法才是我们在国际哲学研究中获取独特地位的明显标志。进一步地说，中国的哲学传统也是在与西方哲学以及世界哲学的交流中得到不断完善和补充。所以，我充分利用自己的国际学术资源，在一切可能的场合都力图用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参与国际哲学问题的讨论。例如，我在著名的英文期刊《中国哲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比较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在无限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侧重指出了中国哲学家的独特思想方法。在国际著名的分析哲学杂志《综合》上，我与白彤东教授合作发表了专文《分析哲学在中国》，介绍了中国哲学家在分析哲学领域的研究进展，并突出了中国哲学传统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哲学系以《如何有意义地理解中国哲学》为题发表专题演讲，主要讨论了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现状和基本特征。在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哲学系，我也以同样的题目与荷兰哲学家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些都被看做是中国学者首次以此题目在西方著名哲学系进行专门演讲或专题讨论。我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工作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哲学同仁纷纷与我展开了更为深入的交流，在第22届和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期间，都有来自日本、印度、俄罗斯、意大利、法国的学者与我展开交流，他们非常希望能够深入了解中国当代哲学的研究现状。
我关于这方面的最新思考是在今年第二期《哲学动态》上发表的文章《中国的哲学研究在国际哲学界的现状与困境》。这是我参加了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后形成的一些认识，在许多学校演讲过这个主题，最后形成了文字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是就中国的哲学研究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粗浅看法。我的总体感觉是，中国哲学目前在国际上的形象主要停留在传统哲学上，特别集中在儒家和道家学说上，而且以先秦两汉以及唐宋时期的哲学为主体，魏晋以后的哲学(尤其是明清后的哲学)基本上很少被西方哲学家们所了解，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也在国际哲学舞台上没有自己的声音。这些都严重妨碍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整体形象，“中国哲学”在国外哲学家心目中基本上属于历史研究，缺乏哲学研究的当代维度。我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有历史的和政治的因素，使得中国哲学的整体历史发展很少为国外哲学界所了解，另一方面还有我们自身的因素，即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特质和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特征。我在文章中提出自己的希望，呼吁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应当建立真正的学术规范和研究机制，让中国的哲学研究真正进入国际哲学的学术共同体。
陈：您不仅关心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更关注分析哲学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众所周知，您数十年如一日，为营造一个“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学术共同体、为分析哲学界的“中国声音”可谓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您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下面发起成立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并担任会长多年，您连续多年担任“中英澳(中英美)暑期学院”中方主席，您主动承担“中国分析哲学学术年会”的大量会务组织工作，您编辑出版《中国分析哲学》集刊、设立旨在提携年轻学人的“洪谦奖学金”、发起成立“中国维特根斯坦研究会”……很多人都被您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对繁荣中国分析哲学、提携哲学新人的满腔热血和无私精神所感动。请问您为中国的分析哲学事业的精神动力来自哪里?
江：过奖啦!我并没有认为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哲学界的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如果没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各位同仁的支持以及国内分析哲学界的各位先生们的鼎力协助，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也不可能成立，洪谦奖也不可能设立，分析哲学年会也不可能顺利召开，《中国分析哲学》集刊也不可能出版。这些工作和成绩都不能算在我个人身上，应当是国内哲学界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唯一能够做的是要感谢大家对中国分析哲学研究事业的支持和帮助。如果问我投身于哲学研究事业的动力来自哪里，我想最为重要的是来自我的老师们，来自我的本科生导师骆天银教授、硕士生导师车铭洲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涂纪亮教授，以及无数学术界的前辈们，是他们对哲学事业的热情和对真理的追求感染和鼓励了我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是他们的谦逊品格和忘我精神指引我在学术研究中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我相信，哲学研究事业虽然主要来自个人的不懈努力，但哲学共同体的建立则是保障这个事业不断发展的基础所在。我为这个共同体的建立所付出的一切，也是我对前辈所开展的哲学研究事业的继续和发展，我个人不过是这个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我希望有更多年轻的学者能够继续推进这个事业的更大发展。
陈：我们知道，您一向以对学生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著称。请问您对提高我国哲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分析哲学素养、培养重分析重论证的治学方法有什么建议?我们在课程设置、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上还有哪些需要改进之处?
江：学生培养的确一直是我十分关注的方面。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指导过博士生，并给研究生和博士生开设了分析哲学课程，包括分析哲学家的原著选读等课程，并到国内一些高校讲授分析哲学。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后，我坚持每年给本科生开设西方哲学史课程，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解读哲学史上重要哲学家的思想，给研究生开设分析哲学专题研究课程，带领学生阅读分析哲学经典文献，给研究生还开设西方哲学专题研究课程，试图以哲学分析的方式引导学生重新理解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此外，我还出版了《分析哲学教程》一书，旨在为国内学生提供一个较为全面了解分析哲学发展历史的材料。当然，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我在西方国家大学所接受的专业训练，我把西方大学中的学生培养方式和课程设置等内容直接引入我的课堂教学，比如训练学生直接阅读哲学家原著，包括英文著作，要求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课程论文，组织学生的课后讨论，以及用电子邮件、QQ群等现代通讯形式与学生建立直接联系。学生们普遍反映，这些形式的教学使他们获益匪浅。我始终相信，哲学研究是一项需要相互对话和理解的事业，而哲学训练则是对这种对话和理解能力的培养。如果哲学研究不满足于哲学家的沉思冥想，更要把自己的思考结果公布于众，那么，哲学训练就是要帮助思想者了解如何能够使得自己的思想结果更好地得到表达，进而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对学生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学习如何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要求完成思想的表达，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十分强调学生课程论文写作的主要原因。文字表达的清晰，包括了概念的清楚界定，论证的逻辑推理，材料的充分运用，观点的有力捍卫或反驳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应当接受的基本训练。要学习掌握查阅最新研究资料的能力，掌握从现有的资料中发现问题的能力，掌握从已有的观点论证中发现逻辑错误或推出更新观点的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需要指导学生大量阅读现有的专题文献。我们的学生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阅读量的匮乏，对已有资料的掌握非常有限，也不会从现有观点中寻找问题所在。我们的学生更满足于接受一切现有的观点，把这些观点作为正确无误的真理加以接受，而我们现有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也培养了学生的这种虔诚式的接受。
要改变这些，我们就必须首先改变现有的教学理念，不再把教学活动看做是知识的简单灌输，而是在于训练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在于培养学生获取更多知识的能力。这就需要教师运用大量的资料帮助学生学会对资料的分析和对观点的论证，学会举一反三地得到更多有效的知识和得到有力论证的观点。这些就是我们改变现有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基本方向。遵循这个基本方向，我们的确需要对教学中的课程设置、培养方案、教学方式以及手段等加以调整。例如，在课程设置上，除了基本的导论性课程之外，大量的专业课程设置应当以研讨课为主，课程内容主要是原著选读和专题研究，特别是对研究生的课程要求，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教师辅导学生阅读理解，帮助学生掌握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在培养方案上，本科生侧重于培养对学科基本知识的了解和初步的分析能力，对高年级学生可以提出研究性课题，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做好准备；研究生侧重于培养对本学科中主要问题的分析能力，要求学生能够独立地对某个具体问题给出自己的论证和观点。在教学方式和手段上，教师应当更多地采用引导和启发式的教学，在给出问题讨论的基本框架下鼓励学生更多地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并帮助他们梳理自己的观点陈述。当然，必要的现代教学手段或许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直观感性地理解所要讨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及其相关材料，并为他们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提供必要的帮助。我相信，这些改变不仅是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式所要求的，更是哲学研究和哲学教学的根本目的所要求的。
陈：好的，江老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