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当代哲学家围绕分析哲学的性质问题还存在各种不同观点，但分析哲学成为当代哲学的基础内容和基本方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性质的讨论，一方面是出于历史的考虑，另一方面缘于分析哲学研究进入世纪后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哲学家们需要不断澄清这些变化是否影响到分析哲学本身，或者说是否改变了人们对分析哲学的传统理解。从分析哲学家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工作完全不是在论证思想，而是在讨论对思想的表达方式；他们的工作虽然不属于自然科学，但他们对思想的客观性的理解和表达，却能很好地使哲学的思想可以直接被运用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之中，由此对自然科学研究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出于反叛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的分析哲学，应当被看作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真正回归。因此，分析哲学其实是康德之前的西方近代哲学在当代的思想延续。

关键词：分析哲学  哲学的性质  思想的论证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阿迪-维克·派特瑞尼教授在《分析哲学的起伏：方法、制度与传统》一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分析哲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引起了我对分析哲学性质的重新思考。[1]　虽然至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对分析哲学的统一定义，但学者们在讨论分析哲学的发展历史和重要问题时却不断在内心问自己：究竟什么是分析哲学？如何去规定或描述分析哲学？

一、对分析哲学性质发问的原因分析

什么是分析哲学？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历史地看，“分析哲学”名称的形成是与“大陆哲学”一词的出现密切相关的。无论是从1936年恩斯特·内格尔那里发现哲学家第一次使用“分析哲学”一词，还是在阿瑟·帕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著作中看到的对“分析哲学”概念的明确使用，或者是在费格尔和塞拉斯编辑的著名的《哲学分析读本》（1949）中感受到的分析哲学的强大力量，人们都会清晰地感觉到，“分析哲学”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与另一种哲学传统明确区分开来了。甚至有人说“大陆哲学”这个术语也是分析哲学家们制造出来的，因为分析哲学家们力图使自己的研究不同于来自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的工作。在英美哲学家看来，“精确性、概念的清晰和系统上的严谨，这些就是分析哲学的财产，而大陆哲学家则沉溺于思辨的形而上学或文化解释学，或者是依赖于人们的同情，沉溺于胡思乱想、平庸乏味”[2]这种说法典型地刻画了分析哲学家心目中的“大陆哲学”同时也清楚地说明了“分析哲学”的明显特征。但是。对“分析哲学”特征的刻画还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达米特在《分析哲学的起源》中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认为分析哲学的主要特征应当是与对语言的研究密切相关的：

分析哲学有各种不同的表述，而使它与其他学派相区别的是其相信：第一，通过对语言的一种哲学说明可以获得对思想的一种哲学说明；第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种综合的说明。[3]

虽然这个观点并没有被所有的分析哲学家们所接受，但它却代表了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性质的一种独特理解。当然，还有的哲学家强调了分析哲学的其他特征。例如，“分析方法的首要性”，“逻辑上的反心理主义”，“抛弃形而上学”，“逻辑的地位”，等等，以及派特瑞克提到的“对基础问题的追问”。但是，所有这些规定的背后似乎都隐藏着一种内在的要求，这就是要清楚地说明分析哲学作为一种与其他哲学传统不同的哲学立场和哲学方法的合法性地位。

对这个要求的说明在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种并非紧要的工作。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在当今西方许多大学哲学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以分析传统为学术背景的哲学家们，而那些在“大陆哲学”研究领域引领风骚的哲学家们却主要是在哲学系之外，例如，比较文学系，心理学系，社会学系，宗教学系，等等。这个现象说明，分析哲学的合法性，无论是作为一种哲学立场还是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在当今西方哲学界已经得到了事实上的认可，因此，无需对此提出进一步的担忧或质疑。另一方面，当代西方哲学最为活跃的发展领域，主要表现在当代科学和社会发展取得最大成果的地方。例如，认知科学，生命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而正是在这些领域，分析的方法也被用作哲学家们直接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途径。所以，分析哲学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和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分析哲学已经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和作用，为什么哲学家们还要讨论分析哲学的性质问题？为什么还对其自身的合法性问题提出担忧或质疑？

对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当代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性质的讨论，主要出自历史研究的考虑。正如达米特在《分析哲学的起源》中考察的一样，哲学家们关心的是分析哲学的起源是否符合人们通常对分析哲学性质的理解。如果把“分析哲学”理解为一种完全独立于“大陆哲学”的思想传统，那么，历史的考察则会揭示早期分析哲学家的思想产生与“大陆哲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这里，对“大陆哲学”概念内容的重新讨论则成为弄清分析哲学起源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分析哲学研究进入21世纪后发生的深刻变化，也使得哲学家们需要不断澄清这些变化是否影响到分析哲学本身，或者说，是否改变了人们对分析哲学的传统理解。因为，“分析哲学”早已不再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潮存在于西方哲学之中（当然，也可以说，它从来就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思潮），而是成为了当代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分析的方法也被看作是分析哲学留下的主要思想遗产。因此，在当代哲学中，当研究者们需要讨论分析哲学本身时，其实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分析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立场或思潮早已进入历史，因此，学者们的讨论本身就变成了一种哲学史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就不再是认识论的或形而上学上的研究，这就难以推进分析哲学本身；但如果把分析哲学依然当作一种认识论或形而上学研究，研究者似乎又在重新树立分析哲学作为一种立场或思潮的研究，这与目前的分析哲学研究现状并不符合。所以，讨论分析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实际上是在它已然形成了自己的历史传统的背景中才有可能。笔者在这里并不是要为分析哲学的合法性提出一种证明，也不是为分析哲学的特征给出某种更为完整的论证，而仅仅是要表明，当研究者按照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式讨论真正具有根本性的或关键的哲学问题时，究竟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更有价值的思想。

二、对思想的追问还是对思想的论证

之所以提出“对思想的追问还是对思想的论证 ”，是想提醒研究者是否应当考虑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哲学问题的研究究竟是要追问思想还是要给出对已得到的思想的论证？第二，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式究竟应当被看作属于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

关于对思想的追问还是对思想的论证，似乎是哲学史上一个久远的话题，如果说柏拉图的思想可以被看作是前者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工作就应当被看作是后者的代表。当然，这样的说法似乎过于简单，很容易抹杀类似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所做的在论证中追问思想的工作。但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在以往的理解中，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似乎主要是在完成着对思想的论证，而对思想本身的研究却成了大陆哲学家们的主要工作。这样一种理解的错误就在于，把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完全看作是与思想无关的，或者正如达米特所说的，仅仅是通过语言才能与思想发生关系的。我之所以把这看作是一种错误，是因为，首先，分析哲学家们从来没有把思想与语言截然区分开来，相反，他们正是基于对思想的独特理解而使得对思想的研究变成了对语言的研究；其次，他们并没有完全背离传统哲学讨论思想的方式，而是用他们特殊的分析方法揭示了思想的内在结构和构成方式或表达方式，由此完成了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对思想的追求并非完全不需要对思想的论证，相反，正是在对思想的论证中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思想；思想的表达本身就是对思想的论证过程。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完全不是在论证思想，而是在讨论对思想的表达方式。

长期以来，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被看作更多地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科学研究。应当说，这与早期分析哲学家提倡的哲学研究方式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当今的分析哲学研究也的确更多地采用逻辑的和科学的方式。这些都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分析哲学应当属于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科学。然而，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印象。这个错误是混淆了分析哲学所追求的哲学研究目标和分析哲学本身的研究工作。分析哲学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能够按照客观有效的方式讨论思想的哲学，而这种方式显然是以自然科学为摹本的。哲学作为一种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始终是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家们讨论的核心。分析哲学家们把这里的科学概念完全理解为自然科学，并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确立哲学的普遍有效性和严格客观性，这不过是分析哲学家们的一种哲学理想。但这些哲学家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本身却完全是按照哲学的方式进行的。准确地说，是按照逻辑的方式进行的。因为哲学的本质就是逻辑，一切哲学讨论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也只能是逻辑。虽然每个哲学家（无论是分析的还是大陆的）对“逻辑”的理解各不相同，但他们都相信，哲学研究就是要探究人类思想活动中最为根本的规律，对这些规律的认识和表达只有通过逻辑才能完成。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并不属于自然科学，但他们对思想的客观性的理解和表达，却能很好地使哲学的思想可以直接被运用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之中，由此对自然科学研究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当代科学研究的最前沿领域，始终伴随着哲学家们的身影，无论是在人工智能、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领域，还是在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人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家们的工作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有意思的是，活跃在这些科学领域中的哲学家，主要是来自“分析哲学”的阵营，而不是“大陆哲学”的阵营。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分析哲学家的工作总会被看作属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关于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性质，我愿意援引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哲学家们的工作并不是为建构某个大厦而处心积虑地设想方案，也不是为了使得已有的方案如何有效而提出各种补救的措施或给出可行性论证。相反，哲学家的工作应当是考虑如何让我们通常的想法不去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也就是说，让我们自以为正确的某些观念完全被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所取代。他说，

哲学绝不能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所以它最终只能去描述这些用法。因为它也无法证明它。它会让事情保持原样，它也会让数学保持原样，数学上的发现并不能推进它。“数理逻辑的主要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类似其他问题一样的数学问题。哲学的工作不是根据数学的或逻辑—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而是要让麻烦我们的数学现状可以得到概览——这是在解决矛盾之前的状态。这里的基本事实是，我们为玩一场游戏而制定了一些规则、一种技术，然后，在我们遵守这些规则的时候，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出现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被卷入我们自己的规则之中的。使我们卷入这些规则的是我们想要理解的东西：这就是要概览。……哲学不过是把事情摆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推出任何东西。——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解释。因为必须隐藏的东西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哲学”这个名字可以赋予那些在所有新发现和发明之前可能的东西。哲学家的工作在于为一个特定的目的整理收集物。

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至少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第一，哲学应当是让事物保持原样；也就是说，哲学并不去干预日常生活的一切。第二，哲学应当提供对一切事物的概览；也就是说，哲学应当从宏观上把握事物。从这两个重要思想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哲学应当是以概览的方式让一切事物保持原样；或者说，哲学应当以对世界的总体性批判的姿态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三、重新审视分析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

学术界通常认为，分析哲学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断裂，被称作哲学上的另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如果认真考察早期分析哲学在发端时所反对的西方哲学传统，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分析哲学的创始者们反对的不过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唯心主义思维方式，他们希望能够把哲学研究重新引入到人们的日常实践，这些实践是可以用科学的可验证的方式加以说明的。如果再仔细考察德国古典哲学之前的西方哲学传统，人们就会发现，那样一个哲学传统正是基于哲学家们对经验世界的理性追问，正是关注于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哲学反思；可以说，德国古典哲学才是对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的“彻底反叛”。这个反叛带来的是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出于反叛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的分析哲学，就应当被看作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真正回归！

这个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分析哲学本身作为西方当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和传承着西方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这就是求物以致知，问学以获理”[5]。这里的“求物以致知，问学以获理”，指的是西方哲学家们对知识和真理的探究和追问，而这正是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的传统。可以说，无论西方哲学在现代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无论分析哲学家们如何声称自己与传统哲学彻底决裂，西方哲学的这种追问真理和知识的根本精神从来都没有被放弃过。从早期分析哲学家们提出的哲学理想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哲学家们之所以举起了反对黑格尔哲学的大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正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辨哲学背离了从事物本身追问真理的方向。在他们看来，“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发生在哲学问题被提出，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答它们的时候。”[6]只有以自然科学研究的方式从事哲学研究，才能使哲学回到自己的康庄大道。可以说，正是对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完全背离了科学研究之路的不满，分析哲学家们才提出以具体问题的研究方式反对理性构建的宏大叙事方法，用更为客观的形式分析代替揭示思想的内容阐述。可见，这种研究方式所改变的并非是西方哲学的传统，仅仅是改变了近代西方的一种特有的思辨的思维方式。

罗素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他反对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黑格尔的唯心论主张以概念自身的推演说明外部世界的存在，这完全与人们的常识背道而驰。他说：

我们的世界不完全是一个推理的问题。……常识有理由认为我们很多感觉是由我们体外的原因所引起的。……但是常识错误的地方是，它以为无生命的东西在本质上和所引起的知觉是相似的。[7]

这样，罗素就从一个早期的唯心论者彻底转向了实在论者。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在刚一得到解放的欢畅中，我成了一个朴素的实在论者，极为高兴，认为草真是绿的，即使自洛克以来所有的哲学家们都持相反的意见。我不能一直保持这种愉快的信念的原有的力量，可是我再也不能把自己关在一个主观的监牢里了。[8]

其实，正如冯·莱特指出的，罗素的主要哲学追求在于不可动摇的真理性知识。因此，这就毫不奇怪地看到，他对逻辑和数学的热爱，对休谟怀疑论的驳斥以及对笛卡尔的绝对认识论前提的要求，都表明他把哲学看作一门科学的基本立场：“罗素对确实性知识的追求把他带到了逻辑。在为数学提供基础方面，逻辑是最不易受到攻击的科学。并且由于构成哲学的核心，它允诺归根结底要赋予哲学以科学的确实性和精确性。”[9]这种把哲学作为科学、以科学为摹本重建哲学的理想，正是维也纳学派创立自己哲学的最终理想，也是整个分析哲学运动最初努力的方向。而这一点其实也是康德之前的西方近代哲学家们努力的方向。

沃特林（J.I.Watling）认为，“笛卡尔的哲学试图把他那个时代的信念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这种基础可以将确实的东西与概然的东西区分开来，将概然的东西与纯粹的迷信区分开来，由此发现新知识，解决新问题。他的形而上学论证具有实用的目的：它试图帮助解决类似医学的实际问题”[10]。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谈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时明确指出，“我们应当搜寻出意见和知识的界限来，并且考察我们应当借着什么准则对于我们尚不确知的事物，来规范我们的同意，来缓和我们的信仰”[11]。索尔（Ruth L. Saw）在谈到莱布尼茨思想的基本立场时说，他的基本观点产生于他的科学试验过程之中，而且也是对伽利略、牛顿、开普勒、笛卡尔和惠更斯的新科学所提出的时间、空间、运动和物质等概念的面检查的结果”。[12]罗素则这样评价休谟哲学及其对后代的影响：“他把洛克和贝克莱的经验主义哲学发展到了它的逻辑终局，由于把这种哲学作得自相一致，使它成了难以相信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代表着一条死胡同：沿他的方向，不可能再往前进。自从他著书以来，反驳他一向是形而上学家中间的一种时兴消遣。在我来说，我觉得他们的反驳没有一点是足以让人信服的；然而，我还是不得不希望能够发现比休谟的体系怀疑主义气味较差的什么体系为好。”[13]

从这些哲学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康德之前的近代哲学家们大多把自己的哲学目标确定在对确定性知识的追问之中，强调以自然科学和经验常识的方式讨论哲学，反对把哲学研究当作纯粹思辨活动。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都是以科学研究成就而在科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哲学思想直接来源于当时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洛克和休谟则从经验研究中得到了关于如何构成知识和观念的基本规则的理解，把知识问题上升到规范问题，把如何构成科学知识的形式规范和道德行为的社会规范作为哲学研究主要任务。正是这些思想方法和哲学理念，造就了西方近代哲学根植于科学和经验的社会形象：康德以前的近代西方哲学中几乎没有一个职业哲学家，他们或者是自由旅行者（笛卡尔），或者是磨镜师（斯宾诺莎），或者是政府职员（洛克），或者是私人图书馆馆长（莱布尼茨），或者是大主教（贝克莱），或者是私人家庭教师和驻外使节（休谟），但他们都把自己对人类的感情和对知识的渴望浓缩到自己的哲学之中；同时，正如黑格尔所说，这也体现了那个时代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他们全都是一举一动无不与世界相联系,全都是在国家里面与其他的人处在相同的地位上；他们并不是特立独行的，并不是了无挂碍的。他们生活在公民关系中，也就是说，过着政治生活；换句话说，他们虽然也是私人，他们的生活却并不与其他关系隔绝。（他们是包括在当前的条件中的，是包括在世间的工作和进展中的。这样，他们的哲学就仅仅是附带的，是一种奢侈品、一种饰物了。）[14]

而这些哲学家们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为后人提供了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源，也为当代哲学的发展树立了重要的思想典范。当然，当代哲学的发展也以自己的方式推进了近代哲学的思想。正如弗卢（A.C.N.Flew）指出的，“逻辑经验主义的原则可以很好地服务于休谟的方法论的目的。在心理学普遍化无能为力的地方，逻辑经验主义的原则可以支持他的论点，那就是用人类经验来解释有意义的表达的意义。它也可以使休谟摆脱其心理主义所带来的一些困难”[15]。这恰好表明了，当代分析哲学更是康德之前的近代哲学在当代的延续，而不仅是对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反叛。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维特根斯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研究（12BZX055）、北京市2012年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分析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发展）的阶段性成果]

[1]Ahti-Veikko Pietarinen, The Ups and Downs of Analytic Philosphy:Its Methods, Intuitions, and Traditi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6th National Annual Meeting on Analytic Philosophy, Taiyuan, China,2010.

[2]Simon Critchley, Contiental philoso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4.

[3][英]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第4页，王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Wittgenstein,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revised 4th edition by P.M.S.Hacker and J.Schulte, Wiley-Blackwell,2009,§§124-127.

[5]江怡：《卷首语》，见《中国分析哲学·2010》，第1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6][德]赖兴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第3页，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7][8][英]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第17、54页，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德]冯·赖特：《分析哲学：一个批判的历史概述》，见陈波主编：《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第6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10][德]沃特林：《笛卡尔》，见[美]奥康诺主编,《批评的西方哲学史》，第326页，洪汉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11][英]洛克：《人类理解研究》，上卷，第2页，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2][德]索尔，《莱布尼茨》，见[美]奥康诺主编，《批评的西方哲学史》，第416页.

[13][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196页，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4][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167-168页，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5][法]弗卢：《休谟》，见[美]奥康诺主编,《批评的西方哲学史》，第483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原载于《学术月刊》2012年10月，第4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