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2年主要是一个政治与法律年份，从历史来看，民国立国一百年，新中国之现行宪法（1982宪法）颁布三十周年。在这一历史节点上的中国具有多重的复杂性：其一，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世界经济决策权与大国责任均与之不相称；其二，改革顺利转入社会与文化建设阶段，但共和宪政并未成熟，国内群体性事件与维稳体制之间的恶性诱导与互动关系没有明显改观。中国的经济成就可以类型化为两个指标：一是对外贸易领域的外汇，二是国内财税领域的财政收入。这些经济成就正承受着如下维度的严重消耗：一是内部维稳成本不断飙升，二是对外援助上的非经济性支出。相应地，中国的国家政治呈现出威权政治形象，而其国际政治则呈现出资本主义乃至于殖民主义形象，有“新殖民主义”之嫌。中国政府在多个场合重申中国的“非殖民化”立场，但并未获得有效谅解。中国在非洲等地的大型国家投资也面临着发展援助与资本主义逻辑的冲突性困境。

更重要的是，中国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层面，无论涉及经济事务还是其他事务，都在中西文明冲突的意义上挣扎与煎熬。从世界历史来看，由经济巨人而进一步成为一个健全的世界大国，必须经历政治成熟和文明成熟的阶段，必须在内部政治构造和外部文明输出的意义上适应其经济规模。因此，中国国际化进程包含着深刻的文明逻辑与资本逻辑相互交织的特点，如何运筹这样的双重逻辑是中国国际化进程中根本性的战略选择问题。本文即拟对中国国际化进程中的文明与资本主义的问题进行具有战略意义的初步思考。

一、历史的辩证法：文明古国、野蛮国度与负责任大国

政治问题往往源自技术问题。在人类各文明体相互区隔、主要以自然为征服对象的古典古代，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极其稀罕，欧洲的短途航线和中国的丝绸之路根本不可能支撑文明间的常规接触乃至于冲突。在那样的各行其道的时代，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创造了长期领先的农业文明典范，令处于西方中世纪黑夜边缘的启蒙思想家们艳羡不已。“文明”曾经是中国的一种历史现实。在农业社会可支持的技术范围内，中国属于无可争议的“文明古国”。

进入近代，人类通过自然科学和技术革命实现了生产方式的工业化，规模生产、远洋航海和常规性殖民成为优先转变生产方式的族群的经常性实践活动。可以说，近代以来的文明变迁首先是以经济技术变迁为指标的，经济技术构成了区分文明与野蛮的经验性根据。这种经济技术及其生产组织形式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基础，而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则为这一新生产方式的巩固和扩展提供保障。在此意义上，西方首先通过经济技术的范式更新掌握了支配世界历史结构与方向的优势条件。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技术长期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商业的发展并未有效改变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政治结构方式，由此造成中国式的文明循环与停滞特征。这是“李约瑟难题”的症结所在。在工业化之后的西方人看来，中国人不再是古朴厚德的文明人，而成为野蛮族群，需要确立治外法权并反复诱导中国“全盘西化”。在西方的文明论看来，野蛮国度的现代转型没有第二条道路。

1840年以来，中国被西方的文明力量裹挟着进入现代化过程。然而，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中国的文明连续性与政治自主性得以保持：一是中国文明相对其它非西方文明的成熟性，使得其政治组织和社会精英能够在短期内“变法图强”，旧邦新造，这一坚韧的族群适应力使得中国没有沦为完全殖民地，始终保持着内部政治主权，保持着内部人选择发展道路的自主性；二是西方的大分裂与现代性一元论的破产。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转化实际上正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思想的一次长距离的创造性发挥，而其彻底的民族化则构成今日执政党在国内政治中成功转型的根本疑难。通过顽强坚持和借力使力，中国重新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国，或者“负责任的大国”--尽管这不完全是一种现实，却是一种具有合理基础的预期。我们的问题是，如何顺应历史的辩证法，做好“负责任”的大国。

二、责任模式：文明与资本的较量

中国需要对世界负怎样的“责任”？这是困扰中国大国崛起的要害问题。按照美国的定义，中国需要进行内政外交的双重演变：内政上民主化，模仿西方进行标准化的民主改革；外交上紧密配合美国的世界秩序战略，为美国分忧解难。在美国的定义中，中国尽管经济上成功，但在文明意义上是没有实体内涵的，是缺乏文明表达的现代资格的。如果说美国是世界文明警察，负责全世界的民主改革和人权事务，则中国只能充当联防队员的角色。显然，这是符合美国利益但基本不符合中国利益的角色设定。实际上，如何对世界负责的问题所提问的就是中国文明如何回应世界秩序主要危机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有着日显苍白的表现：一是在大多数国际事务中坚持不干涉立场和抽象的国际法准则，难以正面表达自己的文明观点；二是遭遇自身国家利益的海外危机时诉诸大规模撤侨行动，缺乏责任自觉与担当。

至于中国的资本输出，存在两个层面的悖论。首先是国家层面的发展援助，混杂着人道主义援助、传统朝贡贸易、外交战略以及国家资源需求目的，以“人民币”作为中国和平友好不干涉形象的代表。其次是企业层次，以矿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为主，遵循严格的资本逻辑，受到非洲等区域部族力量的某些抵制。中国的资本输出包含着过重的金钱外交的功利目的，缺乏文明论意义上的战略规划与项目统筹。

于是，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尽管得到本国资本的强力支持，但却遭遇到优势西方文明背景的有力狙击。撇开西方政府与媒体的推波助澜，但就非洲等地而言，我们所面对的也绝对不是土著性质的非洲人，而是经过西方殖民数百年的非洲族群。非洲诸多国家尽管在20世纪纷纷获得非殖民化和政治独立，但在政治思想、法律制度与文明标准上仍然沿袭西方，而尚无能力寻找并完成自身文明在现代世界的系统化表达。在此意义上，中国的海外输出战略就不能仅仅诉诸资本主义甚至殖民主义，这些理论或手段在经典殖民时期或许奏效，在今日则不敷使用。而单纯的非经济性援助可能诱导经过严格商业逻辑熏陶的非洲精英采取功利化的策略性接受行为。

因此，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必须超越经济层面来思考责任模式问题，必须诉诸自身的文明资源进行有效的理论表达与实践。这是一个长期的经验更替过程，即中国若欲真正获得世界认可与尊重，必须通过巨大群体在海外的“知行合一”式的长期社会和政治存在来实现。通过具体生活过程传递文明信息与文明优势是最好的文明输出模式。在此意义上，中国文明需要一批西方当初的“传教士”群体，需要他们对人类真正的超越种族的爱，需要他们长期艰苦而真诚的知行合一，尽管我们并非“传教”，而是传播“文明”。在这方面，孔子学院的战略规划可以更加开阔和具体。

三、走向世界：探索中国国际化的“文明资本主义”路径

穷国是走不到别的国家的。没有资本意义上的大国基础，中国国际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然而，仅仅具有资本基础，在预设了西方文明背景的发展中地区的发展援助与文明传播也未必就能够取得持久效应。因此，必须是“文明”为体，“资本”为用，探索一种中国国际化的“文明资本主义”路径。

所以，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必须摆脱单纯的资本逻辑或“人民币”逻辑，而诉诸一种文明逻辑或“人民”逻辑。如何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激发中国人个体化与民间化的文明传播道德热情，如何创造中国人与发展中地区人民在特定体制框架下的共同生活和情感，是文明实践的重要机制问题。“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是古代中国人的文明德性，现代中国人仍然需要内修文德，然而对“远人”则不能仅仅是等待，还需要关怀--这种关怀也未必是西方的强制传教模式，而可以是生活诱导与体验模式。

田飞龙，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