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倾心交往五十年——胡耀邦和陈丕显的友谊
党徽、团徽、队徽既是一种组织的标志，又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的象征。它们本无生命、意识可言，但集合在其徽下的成员都是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并有一定信念和组织纪律的人。我国加入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累计人数，大概会超过我国十三亿人口的一半，这是多么巨大的一种政治资源和社会力量，他们之间的目标是否一致，信念是否坚定，情感是否亲密，思想观点交流是否通畅，无形之中将影响、决定着所在组织的活力、生机和命运。本文是纪念陈丕显叔叔的回忆文章，我愿意记述他和我父亲胡耀邦在儿童团、共青团、共产党内工作、生活的一些往事。
初闻尊名
1952年7月，我父亲从南充川北区党委调北京工作，一行四人，其中有秘书曹令中、警卫员蓝天禄和我。
父亲上京时的兴致很高，意气昂扬，真有一股事事争上游、处处比先进的劲头。那时也有“小广播”，人们风传他要去中央人民政府正在筹组的建工部任副部长。部长的后备人选是陈正人同志。陈正人同志早年随毛主席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的夫人彭儒同志也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士、老资格。胡陈二人相识很久，彼此关系很熟，我父亲很愿意在他领导下工作。
人民掌权后的南充，一片勃勃生机，新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大家的面前。当时四川撤省建置行署，行署为省级建制，父亲作为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对经济建设十分热情，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我记得，我当时曾听到他用极为兴奋的口吻说过，川北可能发现大的油气田，准备修建飞机场，考虑嘉陵江从南充到重庆如何才能通航运货等问题。在南充的市建工程中，他也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他主持修建的市中心“五星广场”，修得很宽敞，形状为五角星，每个角的尖端都辐射出一条马路，马路包括两侧的人行便道宽为40米，三条通向嘉陵江边，一条通向现在的火车站，一条通向大巴山区。“五星广场”又名“五星花园”，广场的中心是一座直径为40米的大花坛。现在南充广大干部群众都认为五十年前这一杰作至今还未过时，尽管各种车辆成倍增加，车辆的行驶仍然通畅，绝少堵车现象。组织部门推选他到建工部任职，也算知人善任吧！对农村道路的建设，他更是热心。区党委、行署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修建了县县通的公路网，大大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西南行政大区则更大胆，一无国家重大项目立项，二没要国家拨款，单凭自己的财力便建成了成渝铁路，圆了辛亥革命前四川人民在保路运动中的铁路梦。这一切怎么不叫人产生一种继续为人民建功立业的豪情遐想呢。在我今天看来，当时坐飞机上京，他真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样子。
在北京翠明庄，有一天我看到父亲匆匆从外边回来，径直一人走进客房，一下坐在床上，右腿盘在床边，左脚垂落在地，半晌没有言语。沉思一会儿后，他慢慢抬起头来，面带一丝笑意看了看我，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做青年团的工作？哼，没有想到。真没有想到……”边说边摇头，一扫来京时的兴奋。
事后不久，听周围的同志们讲，那天是刘少奇同志找他谈话，分配他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对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有两位候选人，一为胡耀邦，一为陈丕显。名单上报党中央时，毛泽东同志圈定了胡耀邦。父亲当然服从了中央的决定，但他独自一人发的轻微牢骚，恐怕只有我一人知道，同时陈丕显的名字也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那时他正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那里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毛选五卷中的一篇讲话
《毛泽东选集》前四卷已成不朽之作，将永传于世，第五卷却不能享有这种声誉，但其中也不乏睿智之作。我认为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谈话——“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就是一篇绝妙生动的演说，如果今天的学生、青年听到这篇讲话，也会兴奋雀跃不已。
父亲到团中央工作的当年，毛泽东同志就给他出了两道题目：一个是党如何领导团的工作；一个是团如何做工作。第二年，毛主席借团代会召开之际，亲自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毛主席讲话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青年团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早已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团的独立工作，而不是闹独立性。”他高屋建瓴的判断和气势一下子吸引了到场所有的听众。正当大家关注毛主席怎样阐述党团关系，什么是独立性这样重大严肃的政治问题时，毛主席却话锋一转：各地党委反映，对青年团的工作是满意的，现在要来个不满意，就是说青年团的工作还没有适合青年团的特点搞些独立活动。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候，他们的学习和工作负担都不能过重，青年人就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蹦蹦跳跳，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他们一要身体好，二要学习好，三要工作好。在场听众怎么也没想到毛主席会讲出这么一番话。体贴入微的话语叫人凝神屏气，讲话时的魅力风采又令人赞佩倾心。毛主席意犹未尽，又谈到学生的睡眠。他认为8小时不够，要9小时，因为学生们容易神经衰弱，经常睡不着醒不来。这真是对青年慈父般的关怀。说到这里，毛主席态度一转断然说道，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要强迫执行。革命带来许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这是谈话的第一个层次。
谈话的第二个层次是怎么选拔青年干部。团中央提名的团中央中央委员，三十岁以下的只有9个。经毛主席、党中央审议后增加到六十几个，毛主席认为人数还不多。他说三国时期，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孙权任命他为东吴统帅，老将们不服，孙权的任命不改，结果周瑜大败曹贼，火烧曹营连环战船。他认为干部的威信是逐步建立起来的。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他还诙谐地说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团中央的威信已经相当高了，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
谈话的第三个层次是讲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主席在十五天之前刚刚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此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在对青年团干部的讲话中，他先是从青年特点、生理需要、青年工作娓娓道来，最后归结到党的总路线，话语不多，画龙点睛。“青年团如何执行这个总任务，你们应当按照青年的特点，作出适当的规定”，他的结语既指出了青年团今后十五年的奋斗方向，又为团中央今后独立工作留下了广阔空间。
多次披览此文，掩卷思索，真让人有如坐春风、如临碧波之美。毛主席说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所指何人呢？我认为这里既指个体，又指群体。红军时期的“红小鬼”就是一个群体，现在这批幸存下来的“红小鬼”都变成了“小伙子”，成为党政军中的领导骨干。在我父亲任青年团第一书记的当年，毛主席签署文件，调“小伙子”陈丕显同志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因为第一书记陈毅同志在华东军区上班，第二书记刘晓、第三书记刘长胜即将离任，中央对陈丕显同志所寄托的信任可想而知。
“红小鬼”的沉浮起落
“红小鬼”在文革时期先由江青叫响。1966年8月她在群众大会上先说胡耀邦从“‘红小鬼’变成‘胆小鬼’”。1967年4月她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又气急败坏地把陈丕显“红小鬼”骂作“黑小鬼”。另一个“红小鬼”谭启龙在党的九大之前还未解放。不管怎么骂“红小鬼”，似乎在革命人民的心目中，“红小鬼”仍是一种亲昵温暖的爱称。陈丕显的同辈人和上级都不叫他名字，总叫他阿丕。难怪《长征组歌》的作者肖华上将在文革中被迫检讨时，总要说一句“我是一个‘红小鬼’”！
1929年，陈丕显、谭启龙、胡耀邦同时参加革命，谭15岁、胡14岁、陈13岁。他们都做过地方儿童团的工作。三个人在肃反过程中都被打成过“AB团反革命分子”，丕显叔叔又多了一项罪名——“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他们三个人最后均侥幸存活下来。1933年，我父亲和陈丕显同在瑞金的中央苏区团中央儿童局工作，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他们在儿童团共事的时候，丕显叔叔是我父亲的上级。他是团中央儿童局书记，赖大超同志负责组织工作，李秀英同志负责福利工作，我父亲负责宣传并兼《时刻准备着》杂志的主编。他们一日只能吃两餐饭，吃的菜既无油又缺盐，但革命热情很高，生活也很愉快。一首《共产儿童团歌》反映了红军时期小小儿童团员们蓬勃的朝气和争取未来的远大志向：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
我们是中国共产儿童团。
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
小兄弟们啊，小姐妹们啊！
我们的将来是无限好啊！
携起手前进，时刻准备着，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
红色的儿童，时刻准备着，
拿起刀枪参加红军，
打倒军阀地主，保卫苏维埃，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
不难想像，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红小鬼”，打着小鼓，吹着小号，接受检阅，后来拿着刀枪，冲入战场，牺牲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长眠在雪山草地和湘赣闽粤的苍山林海中，幸存下来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存活下来的人最后毕竟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亲历了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历史过程。
当时的儿童团就是现在的少先队，儿童局就是现在的团中央少工委。凯丰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刘英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张爱萍任少先队中央总队长。1933年8月，他们结识了毛泽覃同志。毛泽覃是作为“邓毛谢古”帮派被批判的重点对象。因有被共同打击的经历，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很多很多。此时毛主席也因“右倾”离开反围剿的战场而赋闲，经常来看他这个倔强的胞弟。以后，丕显叔叔调往闽赣负责团省委工作，赖大超同志接任中央儿童局书记，我父亲升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抗日战争初期，共青团随之改名为青年救国会，我父亲和丕显叔叔又在延安会面。丕显叔叔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年书记、青年部长，我父亲任西北青年救国会常务委员，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政委。革命阵营扩大了，抗日局面打开了，我父亲经过长征，丕显叔叔经过三年游击战争，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两人的友谊更加深厚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团中央工作十年，后到湖南、陕西。丕显叔叔则在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工作达23年之久，其见识、经历很丰富，工作的繁忙程度要超过我父亲。父亲关心上海方方面面的发展，丕显叔叔在繁忙之中也不忘支持、指导上海市的青年工作。
忽然一夜文革来，一时天旋地转，人伦颠倒，批判、夺权、斗争席卷全国，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反动路线”要斗，“走资派学术权威”要斗，“黑五类”要斗，“红小鬼”要斗，“刘、邓”要斗，还有带枪的“刘、邓”最后也跑不了。我父亲1966年8月就被停职打倒。1966年10月，丕显叔叔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当时他的心情复杂、彷徨、心中无底，遇到的熟人也都紧张而忧郁。“什么是党内走资派？”他的心理活动正像他的回忆录描写的那样：“这种提法实在是令人不安。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在心里暗暗为自己划线。我们是当权派，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扪心自问，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说工作中的错误，肯定是有的，但不仅没搞资本主义，连想都没想过。因此，我们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看看周围挨整挨打的，被斗自杀的，都是和我差不多的人，像田家英、邓拓在运动之初就自杀了，何长工、张霖之被点名，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没有哪个有安全感，随时准备被揪斗，这样看来，运动的重点又好像是我们……我很惦念耀邦，他被揪出来了……”
毛主席给全党、全国人民出了一道难而又难的难题，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什么人是“走资派”？正当丕显叔叔绞尽脑汁，费尽心思，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很快上海就变成了文化大革命夺权的中心和焦点。正如一则谚语所言：寓言换个说法，指的就是你自己！何苦多想，那时的当权派就是走资派，陈丕显是当权派，必然也是走资派，如果不想当走资派就必须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跟着中央文革的指挥棒走。
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共产党”***产党真是天下第一奇闻。夺权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就出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首当其冲的人物就是陈丕显。1967年1月l日凌晨3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陈丕显，指示他担负起领导责任，维持革命秩序，“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文革这一条线却策划着一场夺权阴谋。1月4日《文汇报》夺权，1月5日《解放日报》夺权，1月12日凌晨上海造反派冲进市委大楼，抢走了市委大印，宣布夺权成功。同时在人民广场召开几十万人大会，扣押了陈丕显、曹荻秋等领导人。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社论。社论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个无产阶级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作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张春桥为此作注：“苏联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至此，丕显叔叔带着鼻咽肿瘤，开始了八年囚禁的囹圄生活。
寄语囹圄
我父亲1971年告别了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京家居赋闲。随着父亲的到来，家中的客人也多了起来，热闹起来。先是我们兄妹的同学来，同学又带着他们的朋友来，接着受到冲击的干部来，以后没有受到冲击的干部也来……我父亲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方方面面的信息也使他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情况，开始了新的思考，也开始他和客人、来访者的谈话。他戏称自己是没有分配工作，没有职务，不在台上，但仍然可以在台下做些工作的老家伙。一次丕显叔叔的长子陈小津来到我家，他向我父亲述说了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他父亲的经历和仍被关押的现况。以后他往来更加频繁，粗略统计，约有三四十次之多。十分感谢丕显叔叔的遗作，他对这些谈话作了真实的追述。
我父亲以他的亲身经历，结合当时文革的感受和他对毛主席的了解，就丕显叔叔的问题不断对小津讲：“毛主席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错了？当然，要认错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种是不可取的。一种认错方式就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要求解除监禁，恢复组织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种，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他还具体告诉小津给主席的信应该如何写：“要在信中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过去主席经常耳提面命，经常能听到主席教导。这么多年没有见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虽然没有见到主席，但一直在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继续跟战争年代一样，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跟毛主席一起干革命。”
父亲给狱中战友的寄语，对“红小鬼”时的朋友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力。1974年9月9日，丕显叔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我时常想念着您，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过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一点我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此信真灵，毛主席八天以后作了批示，丕显叔叔才摆脱了八年的囚禁囹圄之生活。我父亲这样劝导丕显叔叔完全是真诚的，他们倾心相交几十年，当时他所处的环境太残酷了。
正如毛主席二十年前对青年特点的分析那样，青年们要玩，要娱乐，要学习，要工作，要恋爱结婚；我们这些青年，也到了恋爱的年龄。父亲常批评我和一些年轻人，不要认为恋爱求婚是羞于启齿的事，年轻人应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家庭。同时，他也不赞成一味地强调晚婚，认为应该适当晚育。他还为四对男女青年作过红娘。一次他对小津讲起丕显叔叔在苏区儿童团与一个叫八妹子的姑娘相好的故事。小津把这故事告诉他父亲，丕显叔叔一下子就猜到是耀邦说的，因为这个秘密只有我父亲知道。丕显叔叔也还以颜色：“耀邦年轻时候的故事，我也不是不知道啊。”关押监禁的生活也没有止住丕显叔叔对人生情趣的回忆。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小津匆匆跑来看我父亲是否安全。父亲送他出门时脸色凝重，声音坚决地对他说：“今后要丢掉一切幻想，告诉阿丕不要再想出来工作了。”
未竟的事业
文革结束，经过全党的努力，改革开放的大业如春潮而起，我国的经济体制要改，政治体制要改，思想文化体制要改，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也要在改革中加强，在改革中发展。
父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事业看得很重。他对丢弃事业一味大树特树什么思想、权威、接班人的作法向来不以为然，文革中，他多次让我看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时写的文章。毛主席说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制，推动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到2001年，也就是到21世纪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段话深深地感动了他，但现实和理论相距太远。我父亲说，像文革这样搞法，不要说建成什么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连饭中国老百姓恐怕都吃不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逐渐明确了所要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我父亲先是大胆为解放老干部而效力，后又为识别、选拔年轻干部和四化干部而努力。因为他知道改革开放的事业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中国共产党要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走自己的路，真正将中国建设成一个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寄希望于从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年轻人。他明白自己也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事业是一个未竟的长期事业。
为政谋国，他十分积极，虽有困难但也无法遏制他在所处职位上的责任感和热情。同时，他的两位“红小鬼”出身的战友也处处帮助他、提醒他、规劝他、配合他。谭启龙同志文革后先任青海省委书记，后任四川省委书记，1982年在他68岁时，率先向中央提出辞去领导职位，退居二线的请求。丕显叔叔则在1980年就向邓小平同志推荐38岁的年轻干部王兆国同志。这有《邓小平文选》二卷为证，下面是小平同志1982年7月4日“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
“前年，我同陈丕显同志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个副厂长陪同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人不错。我说他不错指什么？一个那么大的汽车厂，他是技术骨干，工作胜任，这是讲能力。他的年龄那个时候是三十八岁，现在四十多。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的，他是反对打砸抢的，以后一直是表现好的，包括对待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问题在内。这样的人才特别可喜。这样的人有的是，而且容易鉴别。这件事要放在我们经常的日程中间。我们讲了几年了。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件大事，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解决选择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这位副厂长就是王兆国同志。在小平同志和丕显叔叔的推荐下，我父亲不敢怠慢，并代表组织亲自作了考察。
我父亲和丕显叔叔从中央苏区儿童团、团中央时相识，直到五十年后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共事，在党的历史上确实罕见。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大好年华所从事的民族伟业，使他们深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他们越是接近暮年的夕阳岁月，越是对德才兼备的人才、年轻干部、专业人员、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充满着希望和期待。“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是我父亲1958年在南阳隆中诸葛亮草堂改写的一副对联。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两人在一次会议上，又为在场年轻人挥笔寄语：“致力四化建设，勿忘振兴中华。”为了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更多地提拔年轻干部，1983年，党的十二大以后，党中央以干部四化为标准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又于1985年召开了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给年轻干部的筛选、任用再铺设一级台阶，再进行一次全党性的选拔。这次会议得以召开，丕显叔叔无疑是个积极分子、促进派，其作用应充分肯定。
我父亲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他的墓地在江西共青城的一座山丘上，面对开阔的鄱阳湖，墓碑后是一排茂密的青松。墓碑上刻有他的头像，撰有他的生平。他双眼凝视的前方镌雕着党徽、团徽、队徽。三枚徽章代表着一个组织整体。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赖大超只是这一整体中的一分子、一滴水，由于整体的存在，他们将永远不会干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广大党员的成长、奋斗密不可分。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的执政地位，绝不是与生俱来的，否则何以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和牺牲；同时这种执政地位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否则何以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同样奋斗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会顷刻瓦解覆灭。今天的共产党人应该面向未来，重视自己的历史，让党的历史陪伴着党的生命，如影相随，继续谱写出史诗般的壮丽画卷。
2004年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