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26日，武昌起义发生半个月了，对中国十分了解的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写信给山西大学的新常富（一位来自北欧的传教士）说：“军队里有广泛的不满情绪。革命运动正在迅速、和平地展开。这场运动组织得这样好，引导得这样好，以致人们现在谈起这种可能性，即革命党人可以兵不血刃地得到他们需要的一切，而使政府投降。……大批官宦走到革命事业一边。”
“中国通”莫理循的其他判断大致上是准确的，要是说那个时候就有“大批官宦走到革命事业一边”则未免夸大，那时，江苏巡抚程德全也没有起来响应革命。但是，在朝廷官员当中确实有人早在辛亥前夕就倾向革命，并尝试建立秘密组织。世人都知道“共进会”的推动武昌起义的两大组织之一，很少听说辛亥前夜京津还有过一个流产的秘密组织也叫“共进会”。
1910年，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许世英、京师高等审判厅检察长徐谦（季龙）一行，代表中国参加华盛顿举行的万国监狱暨司法制度会议，并考察欧美十国的司法制度。他们在伦敦与王宠惠（亮畴）、伍朝枢（梯云）及罗文干等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相识，受到影响。回国之后，他们试图秘密组织“共进会”，“作为革命的响应”。许世英回忆：
在当时，革命肇因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所以我们在谈论革命时更自然的会谈到满清政府。我和徐季龙先生都是满清政府的官员，他们的谈话促使我们反躬自省，对于他们所指摘的，更有深刻的感觉，而且毋宁使我们感到这样的政治，实有加以彻底改革的必要。……我不欲夸大地说当时的伦敦聚会使我燃起了革命的意念，但的确使我益发认清了国内的政治环境，和深恶这样的政治环境。以后我道经俄国，看到了帝俄的警察滥肆拘捕，肆意屠杀，正和满清政府的捕杀革命党人相仿佛，在重重的感触之下，使我也益发憧憬于政治的改造。
因此，我回国以后，藉口要整理考察的资料，撰拟报告，决定不再回任奉天高等审判厅。为了避人注意，我从北京迁居天津，和徐季龙先生密谋如何去响应革命。我的辞官，使当时的至友甚至家人为之深惑不解，……
但是，我们的进行必须秘密的。因为清廷畏惧革命，它们所用的暴力镇压，常常甚至会罪及无辜；而且，我的把兄弟即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当年授首于菜市口刑场，使我记忆犹新，如果我们要使我们的理想得到实现，必不能以个人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为满足，我们必须秘密，就是这个原因。那时与我联络最勤的，就是王亮畴博士，他以他的丰富的经验，深湛的见解，和对于革命的了解，对于我们共进会的筹备和组成，贡献最多。但我们这一组织尚没有发生积极的作用时，又因为我被派为山西提法使，离开天津，以致使这一组织暂时搁置。
王宠惠是广东人，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曾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留美时与孙中山来往密切。他们三人都有法律背景，许世英和徐谦还是司法部的官员，但辛亥前夜他们已在寻求新路，只是尚未下定最后的决心，所以许世英的任职变动，就让“共进会”的组织计划流产。到辛亥冬天，时局发生变化，已担任山西布政使的许世英与山西巡抚张锡銮等联名电奏，呼吁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体。此时，大批官宦才真的走到了“革命事业一边”。
（进入民国以后，王宠惠因为孙中山的关系，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徐谦在袁世凯的北京临时政府做了司法次长，许世英先后出任过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国务总理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