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了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口述史研究者所面临的一次法律和道德危机：是否要向联邦检察官交出他们手中的一些口述史材料。这件事其实在去年5月间就已经有《纽约时报》报道，当时美国联邦检察官就曾要求波士顿学院交出两名研究人员在北爱尔兰收集到的口述史材料，看来这件事一直到今天尚未解决。

这些材料是在1990年代末，由两位口述史采访员在北爱尔兰收集的。接受口述采访的是1970年代北爱尔兰武力冲突中的一些双方人士，有爱尔兰共和军方面的，也有效忠英国的。当时，口述史采访者向受访者作出了保密的承诺。

可是，10多年后的今天，英国当局要求得到由两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所作的口述陈述，为的是要用这些材料调查一些爱尔兰共和军人士于40多年前犯下的谋杀和绑架罪行，其中有一桩涉及9名爱尔兰人因向英国当局提供情报而失踪的案件。在英国当局的要求下，美国联邦检察官协助向波士顿学院强行索取口述史材料。

这两名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所提供的口述史材料中有涉及杰瑞·亚当斯(Gerry Adams)的内容，亚当斯是与爱尔兰共和军相配合的政治组织新芬党领导人。口述史材料提到说，亚当斯当年指挥一个专门从事绑架和消灭证人的秘密行刑队，亚当斯本人坚决否认与行刑队有任何瓜葛，他甚至根本不承认自己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

引起了人们重新关注口述史的一些伦理问题，其中包括口述史采访者能否为受访者保守秘密和口述史对历史罪行的证词作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主任克拉克(M ary M arshallClark)就保密问题表示，“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坏情况”。哥伦比亚大学要求口述史采访者们必须对受访者说明，口述材料在被法庭要求时，不再具有保密性，并要求他们接受这一采访条件。

保密性使得口述史的证词作用变得更为复杂。20世纪90年代以后，口述史的一个重要发展便是它的证词作用，口述史有了新的用途，那就是为侵犯人权的罪行提供证据。早在这之前，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口述史工作者就已经开始把口述史用作为特殊的历史凭证。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纳粹和殖民主义对人民所进行的政治迫害和造成的人道灾难作了口述记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对纳粹时期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所做的大量口述史工作。

至1990年代，口述史进入了一个多产时期，口述史收集者们的主要工作是为那些在专制压迫下被历史禁声的普通人找回他们的声音。前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等一些其他专制政权相继垮台，使得口述史有可能展开一系列为抢救普通人日常生活记忆而进行的记忆收集工作。这些工作有的是西方口述史家们进行或协助的，有的是那些国家中的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们自己进行的，这些都使得口述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

与此同时，随着南非白人种族隔离主义统治的瓦解，口述史还被用来帮助澄清过去事实、还原历史真相和争取民族和解，成为一种帮助社会重建的重要文化力量。在这之后，柬埔寨和前南斯拉夫发生的大屠杀也成为口述史关注的重点，口述史收集的大量材料包括杀戮、强奸等令人发指的战争和反人类罪行，也包括受害者和家属所遭受的巨大精神和心灵创伤。这些材料都为国际法庭的审判提供了第一手证据。

1990年代后的口述史发展使得人们对它的证词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在发生普遍人道灾难的国家里，文字记录的历史证据要么是被严重歪曲，要么就是根本不存在，专制政权对普通人的肉体压迫和心灵摧残的记录往往是一片空白。因此，口述史所提供的日常生活细节对于了解和揭示历史实情能提供极大的帮助。不仅如此，口述史更可以让人看到，压迫和残暴的权力对普通国民的心灵塑造和人格定型起到了如何的扭曲和奴役作用。尽管波士顿学院事件给口述史带来了一次法律和道德危机，但口述史一定还会继续发挥历史证词的作用，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

(作者系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