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注意到，许多人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情绪和情感要比在日常生活中远为夸张、激烈和极端。而且，大多数这类没有自我节制的情绪或情感都是负面的，故意要对他人造成伤害。带有敌对、仇恨、鄙视、嫉恨情绪的言论经常诉诸尖酸刻薄、恶语伤人和愤世嫉俗的暴力语言，既是粗暴和粗鄙的，也是犬儒主义的。
犬儒主义经常借助夸张的情绪宣泄，是一种被情绪性看法左右和摆布的生活态度——看穿一切、看透一切、绝对怀疑、对什么都不再相信，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功利主义、道德虚无主义、鄙视是非判断、假面扮相、说一套做一套、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
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在《心灵的炼金术：理性与情感》一书里指出，“情绪”既可以被理解为短暂发生的即发性情感，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性格倾向(emotional disposition)。即发性情感指各种体验片段，如愤怒、害怕、妒嫉、高兴、乐观等等。性格倾向则是指具有产生某些情绪或情感的潜质，例如，暴躁、胆怯、鲁莽冲动，阴险毒辣。埃尔斯特指出，人们平时所说的“性情开朗”（sunny）、“厌女”（misogyny）也属于情感倾向。 “犬儒主义”是与此同类的情感倾向，其特征是害怕、绝望、怨忿、沮丧、自暴自弃。
说性格中有情感的潜质，是说可能性比较大，但并不就是必定如此。性格暴躁的人并不随时都发怒，而发怒的人并不一定性格暴躁。同样，有的人缺乏自信、多疑、不信任别人、凡事都朝坏处想、随时猜疑别人有对自己不利的坏心思，这样的人容易在性格（看待事物的习惯倾向）上成为犬儒主义者。但犬儒主义并不只表现为自以为是的疑神疑鬼和凡事都不相信。
在思想不自由的环境中，犬儒主义结合了心甘情愿的自欺和毫无内疚的欺人，把假面人生、人格分裂和乔治•奥维尔在《1984》中描绘的那种“双重思维”（doublethink，“在头脑里同时拥有并接受两种互相矛盾的信念”）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生存常态，对它既没有改变的意愿，也不相信有改变的可能，然而，即使不相信，也照样随波逐流，心安理得地与之配合、协助、同流合污。
无论是一时的情绪反应，还是长久的性格倾向，情感都有人类心理的普遍性，但同时也打上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印记，犬儒情绪和心态也是一样。犬儒主义必须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来讨论。
与人们可以自由表达思想的社会不同，在言论受到严格限制的假面社会里，犬儒主义呈现出远为复杂的形态。不同社会阶层的犬儒主义者——权贵者、知识分子、职业人士、普通民众、底层弱者，他们对社会道德的危害程度和性质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言。
但也都显示出具有共性的道德腐败，那就是不真实和自我欺骗。今天的社会和生活中，虚假、欺瞒、诈骗、伪善、背叛、失信、讹言谎语随处可见，已成为道德沉疴，在这个社会文化环境里的犬儒主义，它的不真实和自我欺骗更成为整体社会堕落的一个征兆。
互联网时代的犬儒主义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我们联网”和“情绪联网”的时代。美国康乃狄克州大学哲学教授麦克•林奇(Michael Lynch)用“我们的互联网”（The Internet of Us）来为他论述互联网知识的专著命题，是很有意思的。他说的“我们”不是人们平时所说的“我们大家”或泛称的“所有人”，而是“我们自己人”。我们的互联网就是在我们自己人之间联网，不仅是信息联网，而且更是情感联网。
互联网上的“自己人”是在与“他者”的区分、隔离，甚至敌意和对抗中产生的。在这个空间里，人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成孤立的部落小群体。这是“自己人联网”和“同类情感联网”的必然效应。
互联网时代的自己人或同感联网可以从“信息流瀑”和“回音室”效应得到解释。“信息流瀑”(或“信息流串”information cascade)，指的是个人处在一群人当中，有意无意接受别人的影响。不管自己有没有想法，都跟着别人学样。所学之样可以是直接模仿，也可以是凭猜测或推断别人的意思。
现代群众社会一直有这种从众现象，但便捷、快速的网络社交大大加剧了这种“流瀑”的冲击范围和力度。“回音室”（echoing chamber）效应指的是意气相同者聚在一起，同声相求，相互反馈，不断互激。
这两种效应都能使不同的意见越来越分歧，激烈和极端化。同声相求必然造成“比嗓门”的效果，在一个大家都在嚷嚷的屋子里，人们听到的是那个嗓门最高的声音。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到，所有的人都会把嗓门越拉越高。在情感联网的时代，同一种观点或情感也一样会因为“比嗓门”而变得越来越激烈和极端。
群众社会里一直就存在着非理性的“比嗓门”的现象，例如，在比谁最苦大仇深，阶级觉悟最高的“斗争会”上，强按在被斗争者头上的罪名会变得越来越离谱。“情绪联网”大大加剧了斗争和争吵时“比嗓门”的激烈程度。
对同一事件有不同情绪反应的人群是相互对立而敌视的，绝对不允许相互混杂，谁要是想站在中间立场说公道话，谁就一定会被双方都视为敌对一方的奸细。例如，人们对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有迥然不同的情绪反应，形成互相隔绝和对立的情绪圈子。哀伤的人聚在一起，高兴的人也聚在一起，双方互相仇视、敌对，根本不可能到另一个阵营去倾听对方的不同的感受。
互联网上的信息源多到无可胜数，但每个人喜欢并经常访问的网站就那么几个，社交网站更是把人带入一个个意气相投者的小圈子里。来自这些网站和朋友圈里的信息都是被“同道者”过滤和筛选过的，因此看了会令人觉得特别满意、开心、赞同。同一种声音越是听到得多，越是会让人觉得，这么多人有同样的想法，说明一定正确。这就是心理学所说的“社会证明”（social proof）（又称“信息性社会影响”（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
人们越是对复杂情况缺乏独立思考和辨析的能力，越是没有自己的主见，就越是会认为他人所采取的是正确的行动。而且越多人采取同一个行动， 就越证明这个行动正确。人一旦受到这种先入为主和认知偏见的影响，便会对不同的意见和情感变得更加讨厌和排斥。
犬儒主义一般都是从某种本能的情绪或情感开始的，也是以这样的情绪和情感来扩散的。普通人厌恶权贵人物的伪善和虚伪，鄙视他们说一套做一套，痛恨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公不义，害怕一次一次被伟大理想欺骗和愚弄，或者对现有秩序的正当性产生幻灭，对政治、道德、职业、文化、知识权威深感失望，积郁既久，便迸发成犬儒主义。互联网时代，由于高效的“情感联网”，犬儒主义情绪的扩散和感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便利，更广泛。
这种影响的范围已经远远不再局限于亲朋、好友、同事、熟人，而是广及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只要对什么事物有相同的感受和情感，人们便可结为好友，引为同道，视为同志。犬儒主义不是一种理论，无需用许多文字来论述，情绪是最有效的联络方式。只要一个冷笑话，一句痛骂、挖苦、诅咒，或是寥寥数语的插科打诨、讽刺嘲笑，就能充分把人的情绪调动起来，也就能找到生动有力的表达，这正是网络语言最擅长的语言手段。
对许多人（包括网民）来说，犬儒主义是一种对生活世界的看法，也是一种活得憋屈，但却无以解脱的应对方式。犬儒主义开始是无奈的，但可以经过心理调适，转变为主观选择，甚至是自以为自由的选择。康德说，我们居住和看到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取决于看待者的头脑和心灵素质。人的头脑并非不变观念的被动容器，犬儒主义者的绝对怀疑和绝对不相信，决定了他们所看到的那个令人绝望，毫无改变希望的世界。
康德的重要发现是，人总是为世界的表相所困惑，那表相就是限制和影响我们对世界看法的观念和经验。犬儒主义企图将对世界表相的困惑转变为一种本质的清晰：不要相信你看到和听到的任何东西。然而，这本身就是一种限制和影响犬儒者对生活世界看法的观念和经验。
犬儒主义的“情感智力”
今天，人的情绪和情感已经在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里被深入广泛地研究。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詹妮弗•勒纳(Jennifer S. Lerner)和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达契尔•克特纳(Dacher Keltner) 在为《社会心理学手册》所写的《情感》一文中指出，“人性的概念来源于对人的情感的信念。人天生是竞争、侵略的，还是合作、仁爱的呢？人是寻求私欲的最大满足，还是也提升别人的福祉呢？什么是人的理性呢？什么是通往好生活之路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维系于对情感的理解上”。
可以说，康德对人的思考和心灵素质的看法预示了现代心理学的洞见。社会心理学家斯托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思想的材料》（The Stuff of Thought）一书里用康德的观点揭示人的思考如何反应在人的语言之中。他指出，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如何由人的观念和目的，而不是自然法则构建起来的，人的思维模式又是如何将人的意义赋予了这个世界。
同样，现代心理学对情感和情绪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是由人对世界的情感反应方式构建起来的。犬儒主义就是不同情感反应方式中的一种。对犬儒主义的认识不能改变世界本身（我们无法知道它究竟是怎样的），但能够改变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观念，特别是改变我们接受这个世界的意愿和理由。
认识犬儒主义的情绪还能对我们如何看待人本身（人的本性）产生积极的影响——人不是命运的奴隶，即使在不自由的逆境里，人也可以选择一种不随波逐流，不放弃良善希望的生活态度。
犬儒主义经常伴随一些性格上的缺陷：情绪冲动、武断偏激、孤僻离群、对人不信任，凡事疑神疑鬼，难以与他人合作。这种性格缺陷也是“情感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不足和欠缺。
牛津大学出版社《心理学辞典》(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第三版)对情感智力的定义是，人可以用智力来“认识自己和别人的情感，辨析不同的感情，给予合适的称谓，并用情感信息来指导思考和行动”。情感智力的四个要素是，一、自我意识，二、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自我发现问题，自我分析问题，自我解决问题）， 三、社会意识（同理心，empathy），四、人际关系管理（relationship management）。第四要素涉及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也就是处世和做人。
作为一种情感智力，犬儒主义的自我管理缺乏理性思考的节制，因此处于偏执和极端的状态，有着明显的自我欺骗特征。这会对一个人的处世与做人（人际管理）造成限制和形成阻碍。犬儒主义者情感智力不足，不仅在于他的极端怀疑主义和非理性的死活不信，而且也经常在于他在待人处事中的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冷嘲热讽、尖嘴薄舌。
犬儒主义的性格缺陷和情感智力不足与它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和“补偿效应”(compensation )有关。溢出效应指的是，如果在一个领域中形成某种情绪性格，也就容易发生在别的领域中。
普鲁塔克在《如何受惠于敌人》（How to Profit from One’s Enemies）一文中谈到了妒嫉，“既然争强好胜、妒忌、妒嫉是人生而共有的本性……（一个人）把这些情绪发泄到敌人身上将使他大获其利，也就是说，这使他不会把这些情绪发泄到他的同事或亲戚身上去”。 这个推理类似于雷锋日记里说的，“对待朋友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
但事实上往往并非如此，对敌人斗争狠毒的人，对同志同样狠毒，而对敌人宽厚的人，对同志自然也会宽厚。这就是溢出效应。犬儒主义也是如此，对公共权威的极度不信任（往往是有理由的）很容易变成无论对什么——善恶的区分、是非的辨别、普遍价值、做人的道德原则——都一概不信，一概拒绝。在犬儒主义者眼里，自私自利是人性的不变之道，任何良善、利他的行为都有着不可告人的利己目的，必定是心怀叵测、暗怀鬼胎的阴谋诡计。
补偿效应指的是，如果在一个领域中情绪发泄受到阻碍，就会在另一个领域中寻找出口。托克维尔认为，当政治没有办法满足人们对权威的需要时，他们便会转而通过宗教的途径来满足。今天中国人求神拜佛之风极盛，连官员都如此，在一个号称无神论的国家，岂非怪事？
还有一种更为奇诡的补偿，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甚至到了今天，我们仍看到有些人，他们以为不敬上帝便是弥补了当初对政府区区小吏唯命是从的过失，他们抛弃了大革命信条中最自由、最高贵、最自豪的一切，却以忠于大革命的精神自矜，因为他们仍旧不信上帝”。
有的人在自己国家里对什么都不敢啃声，却会更加起劲地对别国大声说“不高兴”。今天中国社会里的犬儒主义基本上是在不自由状态下对自我行为的不得已调适，当公共权威无法满足人们的信任需要时， 许多人并不是就此完全放弃了信任需要本身，而是转而从其他地方去得到补偿。他们相信怪力乱神、佛道巫蛊，相信各种商业诈骗，相信朋友圈里的流言蜚语。这类轻信看上去与犬儒主义的死活不信相互矛盾，但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彼此互为里表。这是因为，信与不信都是情绪性和非理性的。
补偿效应和溢出效应对犬儒主义情感智力不足和不道德有很大影响，犬儒主义的极端怀疑和不信任经常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对统治者、权贵的不信任，经常导致对朋友的不信任，不合作。
对政治权威的鄙视和幻灭经常导致对任何政治制度，不管是专制还是民主，是独裁还是宪政法治的一概否定。犬儒主义在公共道德和伦理问题上也总是抱虚无主义和极端相对论的态度，认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是非、正邪的区别，一切不过是争权夺利、阴谋诡计的手段和说辞。犬儒主义还认为，这个世界从来就无公道可言，永远只能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谁有权谁说了算。
因此，犬儒主义者在无权的时候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但一旦掌握了权力，则又会奸诈巧伪、阴险毒辣，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无权的时候，犬儒主义者无足够的情感智力助他心怀希望，有效反抗；在掌权的时候，犬儒主义者则又会把有限的情感智力滥用成不道德的权谋和反道德的权术。
犬儒主义和“自欺”和道德缺失
犬儒主义者以彻底怀疑和死活不信为他的人生信条，但他却从不怀疑自己的犬儒信条。他自以为已经彻底看透一切，看穿了这个世界，看穿了一切“知识”“权威”“是非”“道德”的虚伪本质。他确定，彻底的怀疑和与之相一致的玩世不恭和愤世嫉俗已经带给他最重要、最核心的人生智慧。这其实是一种由自我欺骗造成的认知幻觉，必定伴随着许多常见的逃避策略：对现实不公不义装聋作哑、冷漠旁观、首鼠两端、心口不一、假面扮相、睁一眼闭一眼。这些造成了犬儒主义自我欺骗的严重道德缺失和不道德。
在一般的哲学中，激烈情绪的破坏性影响通常是在“自欺”（或一厢情愿）和意志薄弱的议题中论述的。自欺是一种意志薄弱的特征，可能呈现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不顾自己行为的后果而冒失行动，第二，违背自己更加理性的判断而草率行事。如果说非理性的乐观（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或诗人“气质”）属于第一种情况，那么非理性的追求则属于第二种情形。“大跃进”（或者一些别的政治运动）便是这样的情况。过分膨胀的自负使人干出了事与愿违的事情来。
就个人来说，如莎士比亚剧作的麦克佩斯，缺乏对后果的考虑，一厢情愿，情感可以搅乱理性，使人陷入本能的愤怒、恐惧、妒嫉、傲慢等等，导致不可挽救的失败或悲剧。这样看到自欺，是从自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来着眼的，并不构成道德批评。
道德哲学看待自欺的角度不同，它把自欺看作是对真实人生的威胁和阻碍，而不真实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美国哲学教授麦克•马丁（Mike W. Martin)在《自我欺骗与道德》一书里指出，苏格拉底让我们把认识自己当作具有道德意义的人生的必要条件。然而，“虽然我们希望人生具有这样的意义，但当它威胁到我们的自尊或幸福感时，我们就会逃避真实。
因此，获得真实的自我认识成为一项面对我们自己的逃避（逃避自己和逃避世界）的任务”。 自欺之错在于，自欺逃避的真实知识是有价值的，而自欺造成的“无知”则会带来有害的后果。
历史上有无数的事例证明，自欺的“无知”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18世纪英国道德哲学家、自然神学家巴特勒(Joseph Butler)指出，自欺侵蚀人的道德，窒息人的良心。他认为，人的良心指引人分辨对错和善恶，良心是来自人自己的良知光亮，为人的道德思考和行动照路。自欺是扑灭这一光亮的黑暗，由于自欺，人能够犯下各种错误，而浑然不觉。
巴特勒说，人的自欺，根子在于自我偏执，由于自欺，“人会无限度地作恶：压迫他人、利用他人，甚至明目张胆地对他人施行不义”。巴特勒如此严厉地谴责自欺，是因为自欺可能造成严重的罪恶后果。自欺者的“无知”会使一个聪明人干下伤天害理的恶行。自欺摧毁道德，也败坏作为道德基础的正义原则本身。
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赞同巴特勒的观点，他毫不怀疑，自欺会令人“眼瞎”，丧失判断力。他指出，自欺的人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永远正确，在犯错之后，会百般狡辩，逃避责任，文过饰非。因为他只有这么做，才能维护自己虚假的良好形象，“意识到自己会犯错，这会让他极不舒服”。
对当权者来说，承认错误甚至还会危及他的权力地位和荣华富贵。斯密认为，自欺阻碍人对自己的认识，使他不能知错就改，反而会无视错误，掩饰错误，甚至拿别人当替罪羊，嫁祸于人。如此一错再错，再也难以在道德堕落的路上改弦易辙。
巴特勒和斯密对自欺之恶的剖析更适用与把握权势或对国家社会有影响力的人士（名流、作家、专家、知识分子），而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犬儒主义的道德之恶与自欺之恶类似，对社会最有害的是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他们口是心非、嘴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自己不认错，还要强行封住天下人之口，不让人说；他们明知自己靠说谎欺骗不了天下人，但还是照说不误。德国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里所说：“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
在一个充斥着虚伪和谎言的社会里，这些“在上者”是犬儒主义的始作俑者，而“在下者”普通人的犬儒主义大多是不得已调适生存策略的结果。因此，不能把犬儒主义的道德之恶平摊给犬儒社会里的不同个体。对不同的自欺需要作不同的道德判断，也是这个道理。巴特勒和斯密对自欺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与此不同的是另外两种更加着眼于道德责任区分的看法，每一种也都适用于辨析不同犬儒主义的不同道德责任。
第一种看法提出，不应该忽视那些不涉及道德问题的自欺，自欺并非总是有不道德的动机和行为。例如，人们对自己的容貌、艺术才能、智力水平、志向、抱负、幸福感会有不真实的想法，作出不同程度的高估，但这并不有害于他人。
有的心理学家甚至认为，这种自欺能起到提高自信，保持乐观，提升幸福感和希望的积极作用（觉得自己幸福，是真幸福；觉得自己聪明，是真愚蠢）。有的犬儒主义也是无害于他人的，是弱者保护自己，防止上当受骗的生存手段，甚至还有清醒识别现实中虚假和伪善的积极作用。那么，又该如何从道德上看待这种无害的自欺和犬儒主义呢？马丁在《自我欺骗与道德》一书里分析了巴特勒的自欺不道德说，并提出，自欺并不一定导致不道德的后果，但是，“倘若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我们就应该批评它，而且按照犯错和性格缺陷的不同严重程度，予以不同的批评”。
而且，由于不直接有害的自欺也会扭曲人的理解，并可能导致错误，所以我们也还是应该批评自欺本身。这就是批评自欺的“衍生错误原则”（Derivative-Wrong Principle）。以这个原则来批评自欺，是把自欺视为一种相对于“首要错误”的“次要错误”。正是由于次要错误，首要错误才有可能，或甚至不可避免。例如，自以为是的爱国豪情是一种自欺，并无害于他人。
但是，这种看似无碍的自欺可能导致严重的错误。2012年9月， 在北京的保钓游行活动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以为自己最爱国（次要错误的自欺），因为观点不同，他两次打一名80多岁老人耳光，并毒骂这位老人是“汉奸”（暴力伤害他人是首要错误）。直到今天，也未见他悔过道歉（另一个首要错误）。类似的爱国伤人和毁物事件屡有发生，都源于肇事者的爱国自欺。
第二种看法是，巴特勒和斯密批评自欺不真实，是因为事情没有自欺者想得那么好，但是，有的时候自欺会把事情想得很糟糕，而真实情况是，事情没有自欺者想得那么坏。悲观主义者或犬儒主义者都有这样的自欺，把事情想象的比真实情况更为黯淡而无希望。美国哲学家，伯克利加大教授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在《欺骗与区分》（Deception and Division）一文中分析了这种情况：如果悲观主义者相信世界比实际情况要糟糕，那么可以说，这是自欺的结果。
但是，如果悲观主义者对现实的看法，虽不完全正确，但比其余的人更接近于实情，那么，我们便不能说他们是在自欺。这可以从美国心理学教授劳伦•阿洛伊（Lauren B. Alloy）和林•阿布蓝森（ Lyn Y. Abramson ）提出的“沮丧现实主义”学说得到解释。他们认为，沮丧者经常比不沮丧或乐观者对事情有更为现实的推断。尽管沮丧的人有“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会自动把事情往坏处想，但他们对事情的估计经常比较准确，而乐观者对事情的看法其实也是有认知偏误的。
民间的犬儒主义者经常就是这样的沮丧现实主义者。在官贪政贿的社会里，他们会不假思索，不作分辨地将当官的一棍子打死，坚信“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看法虽然未必真实，但比起“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关系”的说法，也许更接近于真实的情况。
对犬儒主义的道德评估不能武断地一概而言，对在互联网上传播的犬儒情绪和情感也是一样。犬儒主义一直被当作一种有理性或缺乏理性的行为选择，今天我们知道，它也是一种不能完全用理性来解释的情绪或情感方式。情感比理性更深层地支配着人类的想法和行为。
乐娜和凯尔特纳说，“人性的概念来源于对人的情感的信念”，人性自然是对活人而言的，对于死人来说，人性也就不存在了。人不能没有情感而生——心如止水或哀大莫若心死也是一种情绪；人甚至不能没有情感去死——总是最强烈，最不能忍受的情感让人最后作出避生向死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说，情感就是生命本身。
乐娜和凯尔特纳说，“回答人性是什么这个古老的问题，包含着对情感的设想。随着对情感的经验科学日臻成熟，许多关于情感的观点——情感有破坏性，是非理性的，不利于社会秩序——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情感涉及非常复杂的问题——展示、生理学、语言、表现和经验。这些都使人们能够适应变化的社会环境，融入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情感是普遍的（如进化论者所说），也具有文化特征（如建构论者所说），情感在人类最重要的判断和决定中起着中心要素的作用。而且，情感在社会交往中形成，也影响社会交往。只有当不同的情感得到平衡时，我们才会懂得什么是好的生活。”
人的情绪和情感素质不只是个人的，而且也影响着群体生活的品质，因此，每个人情感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管理便有了公共的意义。
在情感联网的时代，这种自我克制和自我管理正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但是，既然情感的问题是如此古老，情感联网带来的问题其实是古老的新问题。我们不可能在“消除”的意义上去“解决”这些问题，但可以像前人那样尽量智慧地思考这些问题，并将之当作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的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