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村的选举就好像公共汽车。眼巴巴等半天，最后一下子来三辆。上周，这个敢于抗争的广东渔村在喜庆的气氛中举行了投票，推选一个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本周末，他们将推选负责监督的村民代表。最后，在下个月，如果他们还没有厌倦所有这些投票活动的话，他们将选举新的村委会，取代去年12月被他们逐下台的原村委会。面对这一系列公民活动，人们不禁纳闷他们还有没有时间出海打渔。

在迎来民主之前，乌坎村发生了一连串不寻常的事件。事情从去年9月开始，当时村民们冲击了村委会办公室和派出所，他们对一系列据称腐败的交易剥夺了村里相当大部分集体用地感到愤怒。

作为报复，警察殴打抗议者并逮捕了带头人，其中一人在看守所死亡。去年12月，抗议者进行了反击，控制了村子。这是1949年英国喜剧片《买路钱》(Passport to Pimlico)的翻版（在该片中，伦敦一个地区的居民宣布独立），只是矛盾更为尖锐。乌坎村民设置了路障，把自己隔绝了起来。他们还设立了一个媒体中心和一个负责对外交涉的临时理事会。

接着，武警包围并封锁了乌坎村，试图迫使断粮的村民屈服。当时许多人预料，乌坎村将遭到镇压，使天安门事件重演。可是，广东省高层官员同意乌坎村重新举行选举，并调查相关土地交易。

乌坎村浓缩着中国当前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土地、公平和代表。而且，由于村民们懂得把事情捅到媒体上，乌坎村事件的发展曝光于世人眼皮底下。成千上万起类似的抗议则被悄悄地制服，领头人遭到威逼利诱。

土地是这场争端的核心。中国在过去30年中取得的经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从公有财产谋取个人财富的把戏。赢家和输家之分，就看谁获得了土地，以及他们为这些地付了多少钱。在农村，官员们最喜欢玩的把戏就是征收农地，然后投入更有价值的商业用途。就这样，有些人发了财，有些人失去了土地。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在欢呼本国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对此抱着极大的怀疑。在欧洲和美国，决定谁是贵族、谁是农民的无疑很残酷的事件，被笼罩在史海的迷雾中。而在中国，这些事正在人们的眼皮底下上演着。一些人把公有财产转化为自己的地产财富，还有一些人则继续在土地上耕作，还让子女去工厂里当农民工。户籍制度加重了这种不公平，它赋予一些人城市居民的身份，享有特权，同时迫使另一些人依靠土地为生。

随着乌坎事件的曝光，当局不得不至少在口头上安抚村民。刊登在官方报纸《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上的一篇文章表示，涉及土地征用的权力滥用“损害了农民权益”。文章称，一些基层干部已经“丧失宗旨意识”。中国总理温家宝表态说：“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温家宝听起来很进步的感叹很少与实际政策合拍。

另一个是代表问题。乌坎村民沉浸于他们的民主盛宴当中。他们制作了木质的投票站，摆出了新的亮闪闪的投票箱。在村民们踊跃参与投票之前，他们聚集在树下讨论选举流程。

但人们不应夸大乌坎可能给全国带来的影响。该村领头人明智地把自己的行动框定为抗议当地官员腐败、而不是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全国层面，党不会借助投票站来选出下一届领导人。

当局也尚未满足村民们的主要诉求。政府迄今没有对土地征用问题好好展开调查，也没有归还死于拘留期间的薛锦波的尸体，以让其入土为安。薛锦波家人拒绝接受补偿，也不同意在宣称其自然死亡的档上签字。看一眼尸体上的伤痕与血污，就让他们确信他不是自然死亡。

当局大胆起用了抗议者，将乌坎短暂自治期间的领头人林祖銮任命为该村新的党总支部书记。各方认可的乌坎故事，到头来可能是党从当地官员的淫威下救出了可怜的村民们。的确，乌坎村打出的标语之一是：没有中央，我们解决不了任何事。这可不像是可能让北京方面不安的口号。来源: 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