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一篇文章说起
我不知道郑永年先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英国人或者新加坡人，但我知道他是“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重大而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也包括笔者本人，我从郑永年先生那里汲取过很多思想营养，他是我长期追踪阅读的为数不多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之一。
我喜欢郑永年先生的文章，除了其视角独到、切中肯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隔”，他的思维是中国式的，他的语汇也是中国式的，有时候，如果不看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头衔，我常常误以为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这也是一件奇事。
郑永年先生最近有一论，曰：“政治改革激进化对中国可能是一个噩梦”（原题《期待十八大后社会改革加速》，2012-1-11，《环球时报》），他这里的“社会改革”一词是相对于“政治改革”使用的，原话是：“社会改革包括几个方面，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保障房等。”不包括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现在而今眼目下，即使残存百分之三十智力的人都知道，中国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政治改革了，郑永年先生作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智力当然不会是百分之几十，应当属于高智商之类，所以他更应当无法回避。那么，他是怎样谈论这个问题的呢？在这篇文章中，郑永年先生专门列出“提防政治改革激进化”作为小标题，然后一路说下去——
中国社会蛋糕分配不公现象很严重。但不能把社会改革简单理解为分蛋糕。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以更公平的方式分蛋糕。简言之，就是以更公平的方式做大蛋糕。目前经济改革深化不下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改革跟不上。
社会主义是欧洲的产物，如果欧洲没有社会主义运动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欧洲社会制度。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拯救了市场经济，也拯救了资本主义。苏联消灭了市场经济后走了一条贫穷社会主义之路，所以走不下去了。一个很好的社会是既有经济发展，也有社会公平的。因此，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做好社会制度的建设。……
中国的崛起能否持续，取决于国内，取决于中国能否做好经济转型，把自己的经济结构调整好。国际环境对中国是不利的，美欧危机不是两三年就能走出来的，需要很长时期，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目前欧美也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需要结构转型。欧美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来应付解决危机，问题是欧美现在产生不了强有力的政府。很多问题西方自己调整不了，就怪发展中国家，怪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中国的发展很不利。
有人颇为惊讶，问：“亲爱的郑先生，您是说，是社会主义拯救了市场经济，也拯救了资本主义？您是说，中国的崛起能否持续取决于能不能做好经济转型？取决于能不能把经济结构调整好？我没听错吧？”
郑先生悠然地说：“你没听错，我就是这个意思。”
“问题是，”听者说，“最近一些年我们成天都在调整经济，我们把经济都调整到让人恶心的程度了，并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呀！相反，特殊利益集团进一步变本加厉，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愈加突出，社会到了爆炸的边缘，您难道不认为中国目前最要紧的是启动政治改革么？”
郑先生伸出手指，严肃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要在政治上找改革的突破口，很容易出现政治激进化现象。有些人动不动就说，改革进行不下去，要搞政治改革，似乎政治改革可以解决一切。政治改革当然要进行，但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政治激进化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噩梦。如果能在社会改革上找到突破口，那么中国社会稳定就有了基础。
“郑永年先生，”听者站起身，“我现在知道了，不管你是哪国人，不管你过去发表过多少高论，就你刚才这番话来说，说句不客气的话，你这是隔靴搔痒，你这是拿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寻开心，你这是对中国人智慧的蔑视和侮辱……”
我与这位听者感同身受。
2.改革在改革中死去
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按照中国社会目前政治成熟的程度，带有浓厚皇权专制主义色彩的“南巡”之类的词汇应当被摒弃了，你听说奥巴马最近带领白宫一干人衣冠楚楚地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纪念尼克松发表“东巡”讲话40周年了么？肯定没听说。然而，在美国没有发生或者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国却每天都在发生，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专家学者严肃认真地讨论起了邓小平20年前的南巡讲话。
如果我们是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一定会说：“你们怎么都不穿衣服啊？”会让专家学者们很尴尬，然而我们都是经历了一些事情的人，所以我们不这样说，因为我们知道，在当下的中国，如果不抬出正统的权威，有些话题——譬如关于自由的话题、民主的话题——是不能公开讨论的，专家学者自有专家学者的难处，他们是在借邓小平的酒浇自己的忧愁。
郑永年先生的这篇文章也打着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的旗号，但是，也许郑先生在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活得很滋润，没有什么忧愁可浇，所以拿在他手里的邓小平这杯酒是欢快喜庆的，我们来听一听他对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描述——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整个80年代都在实验，但一直没有突破口。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才找到了突破口。而从2002年提出来开始的社会改革，到现在内容也在不断丰富，目标逐渐明确，比如社会低保、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保障房建设也开始慢慢做……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主要是进行经济改革，但经济改革带来一些负面效果。从2002年十六大开始，我们开始提经济转型、科学发展观，提出社会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橄榄型社会等等，中国改革也随之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1992年南巡讲话后所产生的突破口有几个：1994年的税制改革，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以及后来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入WTO，这些都构成了目前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制度。
这里有政治改革吗？没有！然而这怨不得郑永年先生。1989年风波之后，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确停滞下来了，甚至被排除在了改革开放之外（邓小平南巡讲话也没有扭转这种局面），“改革开放”丧失了应有的内容，变成了一种流光溢彩的社会配饰，改革在所谓的改革中死去了，郑永年先生没有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责怪他。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这种排除了政治改革的所谓社会改革——或者换一句话说，这种在改革中死去了的改革——绝对不像郑先生描述的那样如同田园诗般美好，所谓带血的GDP，所谓特殊利益集团对整个国家的绑架，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掠夺之血腥和野蛮，所谓寡头统治之颟顸和愚蠢，所谓500个特权家庭垄断中国，所谓巨大环境透支导致的“国在山河破”……都是在郑先生津津乐道建立“构成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出现和最终形成的，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包括最黑暗年代）中，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力量能够像中国权贵们这样野蛮和猖獗，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力量能够像中国特殊利益集团这样上下其手，如入无人之境，借助于国家机器的保护，疯狂地饕餮社会资源，无止境地榨取民众财富。
宏观的历史图景是通过微观的个体命运细节展现出来的，我们还可以罗列仔细一些——
黑窑工（他们当中很多是十几岁的孩子）像原始社会奴隶一样劳作；国家公民因为没带身份证就被国家统治机器末梢的工作人员殴打致死；国有企业一夜之间被权贵们掠夺为私有，“国家主人”瞬间成为“光荣的”下岗工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流散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流民；无数反抗强拆的人把自己烧死在房屋前，或者被人用汽车碾死、用棍棒敲死；在“利出一孔”的社会价值系统重压下，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责任，放弃良知，在精神上整体失贞，蜕变为被国家权力御使的工具，一个伟大民族精神创造的翅膀被折断；本来应当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们精神羸弱，道德苍白，远离社会，远离人民，远离生活，在作家协会体制豢养下，热心于在狭小的圈子交换利益，互相吹吹拍拍，孤芳自赏，成为最堕落的一个群体；大学成了蝇营狗苟之地，教授们斯文扫地，从事一些难于见人的勾当，在产生蔡元培、胡适等文化大家的地方，竟然游荡着一些既没有学术修养又丧失道德操守的权力者、犬儒和疯狗；对参与所谓群体性事件的老百姓动辄使用武装力量进行“解决”的强大国家，竟然对官员每年上万亿元的公款吃喝束手无策，管不住官员的汽车轮子，对官员财产公示长时间面露难色；权力腐败已经到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程度，秦始皇时代也绝不会出现的“裸官”，竟然在这块土地上人模狗样地对人民颐指气使……与上述图景相对应的是，把自己喂肥了的官员纷纷投向他们宣称“绝不搞”的资本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
这就是郑永年先生所谓“我们开始提经济转型、科学发展观，提出社会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橄榄型社会等等，中国改革也随之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发生的事情，怎么说呢？这就好比我们明明经历了一整天风霜雷电的摧残，有人甚至死在了路上，黄昏的时候，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却笑嘻嘻地说：“感谢老天爷，今儿的天气真好！”
上述种种骇人听闻的由权力罪恶主导的社会罪恶为什么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再发生？在我们这个经济规模号称世界第二的国家，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人民的生活还如此困顿？谁来收束政府以超额税收和资源垄断方式掠夺社会的缰绳？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一个我们经常引以为自豪的礼仪之邦，在广泛的人群中，道德为什么会畸变？良知为什么会泯灭？人性为什么会扭曲？就是因为在它的历史发展中，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事业中，人民被完全彻底地从社会政治过程中剥离了出来，成为了游离在社会之外的“异在”；就是因为国家权力渗透到了民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成为了一个个单独面对国家机器的“碎片”，再也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具体到我们的话题，就是因为政治改革缺位，就是因为人民手里没有那张选票。
政治改革缺位难道一定会产生如此严重的社会后果么？人民手里没有那张选票难道一定会产生如此严重的社会后果么？是的，一定会产生如此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件事就像“1+1=2”一样毋庸置疑。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越复杂就越简单，越简单就越复杂。“1+1=2”简单极了，但是要说明其中的道理，却需要细致的论证，譬如，我们就很有必要用社会动力学的观点来考察：政治改革缺位在客观上造就了何种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又是怎样把中国推到目前这种危险境地的？
3.在改革旗号下纠集起来的黑暗力量
说到政治改革，很多人都在谈论民主。什么是民主？我理解，民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承诺，具体说来就是通过两党或更多的政党提供不同的领导人和不同的政治纲领供人民选择，以此切断政治权力和特权的联系，防止固定等级（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在民主的许多种特征中，我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们最近一直伸长了脖子眼巴巴看着海峡对岸发生的事情，看国民党和民进党争相用政治许诺讨好台湾人民，听马英九和蔡英文为了争取选民在风雨中就台湾福祉和社会发展进行激辩，两位参选人和无数选民握手，一直握到虎口破裂……我们羡慕得不得了，这是因为我们在极近的距离之内（台湾民众和我们一样都是同种同宗、文化同源的中国人）看到了中国人居然还可以有另一种活法：人民在权力面前可以站立而不必跪倒一片；人民可以质疑权力而不必担心被排挤出社会主流；人民可以公开反对权力而不必担心遭到逮捕和枪毙；人民可以不必感谢政府而政府必须讨好人民；人民可以将任何有贪腐行为的人（包括最高领导人）送进监狱而不必担心遭遇灭门惨祸；人民意志至上，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谁对国家实行统治，由人民而不是由看不见摸不着的黑暗力量决定……我们看得热血沸腾，眼睛酸痛，到头来也只是干咽一口唾沫，说：“唉！那里是台湾啊！”一下子坠回到了现实当中。
现实是怎样一番情形呢？
2012年1月8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先生在“中国改革（2011）年会”上指出，中国当下已经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团：第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第二是以官员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第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与之相对应，中国社会也产生了三大富豪群体：权贵富豪、经营垄断富豪以及地产资源富豪。
汪玉凯认为，所谓的利益集团就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利用权力和垄断取得巨额利益，并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一种群体聚集效应。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有足够的权力资源；二、有足够的垄断能力；三、有影响政府政策制度的渗透力，甚至决断力；四、通过利益形成边界获取集团利益。
论说到此，汪玉凯先生也同样面临我们上面提出的问题：政治改革缺位在客观上是不是造就了一种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是怎样把中国推到目前这种危险境地的？汪玉凯先生的回答是：短短30年多年就快速出现了如此成形的利益集团，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未能配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导致弱势群体在利益博弈中渐渐失去了话语权，以及部分官员道德缺失、权力滥用；政府公平公正权威流失、政府部门利益泛滥；国有企业改制和资源开放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这里有一个过程，即从改革之初的利益分化开始，到利益博弈，形成利益集团，把既得利益固化下来，就逐步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体制。
汪玉凯先生没有把“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体制”归纳为本文标题所强调的那种力量，然而在我看来，他们就是操纵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的黑暗政治力量。他们的作用已经远远大于执政党，远远大于国家政府，如果把中国比喻为一艘巨轮，正是这些人，暗度陈仓，左右包抄，事实上已经占领了轮机舱，把握了这艘巨轮的速度和方向。这种黑暗的政治力量借助于所谓的改革每往前迈进一步，都将导致他们进一步坐大，人民进一步变得羸弱，这就是知识分子大声疾呼“改革死了”，广大人民开始非议改革、抵触改革、反对改革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种局面的出现也从反面印证了我上看说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承诺，具体说来就是通过两党或更多的政党提供不同的领导人和不同的政治纲领供人民选择，以此切断政治权力和特权的联系，防止固定等级（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的观点。在非民主的政治体制下，国家和社会缺乏的恰恰是这种承诺，这样的体制无法通过两党或更多的政党提供不同的领导人和不同的政治纲领供人民选择，无法切断政治权力和特权的联系，无法防止固定等级（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结果是，政治权力和特权必然发生联系，权力和资本必然会纠集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黑暗的政治力量。
4.黑暗政治力量辨析
所谓政治力量，一般是指参与政治活动并对政治活动产生影响的各种政治派别和政治集团，包括阶级、政党、政治集团和各种政治组织、政治联盟，等等。如此说来，我上面关于“最黑暗的政治力量”的描述，是不是就不准确了呢？不是的。如果你把目光从概念和定义上延伸到现实之中，你会发现，关于黑暗政治力量的所有概念和定义都能够在当代中国找到活生生的对应物。
阶级——官僚特权阶层（包括他们的子女）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事实上就成为了一个新的阶级，这个阶级以无所不在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和文化特权，横亘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任何形式的专政都是有产阶级专政）。改革开放以后，正是他们利用手里的特权翻云覆雨，肆意饕餮国家财产和国民财富，逐渐成长为无人撼动的政治力量——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前两年的一份联合调查报告透露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也就不足为奇了。更有甚者，他们可以左右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于国防、外交政策的制定，人们痛陈“官僚特殊利益集团绑架了整个国家”，指的就是这些人。
政党——在没有反对党、民众又缺乏质疑和监督的权利和手段的情况下，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党各级组织不可避免会出现异化，尽管我们不能说这种异化是全局性的，但基本上可以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政党蜕变为某种形式的自利黑帮集团，是极有可能的，这已经为无数惨痛的事实所证实：你能认为浮夸亩产16万斤稻谷而又同时饿死16万人的县和让16万农民失去土地而又同时造就16个房地产大亨的县是中国共产党管辖的县吗？你不能这样认为了，否则，你就是在给中国共产党抹黑。但事实上那个臭名昭著的县的确挂着“中国共产党××县委员会”的红字招牌，它的一切作为都是在党的领导名义下进行的，这你又如何说呢？我们只能说，至少在那个县，政党蜕变成为了与人民为敌的力量，成为了最终汇入到“最黑暗政治力量”中的一股脉流，这就是最近几年经常被学者提及的“基层权力黑化”的典型现象之一。
政治联盟——必须注意到，汪玉凯先生所概括的三大利益集团（权贵利益群体、垄断利益群体和地产资源利益群体）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三大富豪群体（权贵富豪、经营垄断富豪以及地产资源富豪），绝不是彼此绝缘的，他们实际上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权贵和垄断利益群体对军工、金融、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八大行业的垄断，地产资源利益群体通过官员审批对土地的野蛮掠夺，使他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勾结，遥相呼应，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政治联盟，这个政治联盟的政治动员能力、左右政策制定的能力，早已经超越了国家和政府的执政力，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国中之国。
行文至此，我觉得基本解释清楚了政治改革缺位在客观上造就了何种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怎样把中国推到目前这种危险境地的问题，但有一点似乎还没有触及：在一个具有超强社会控制力的国家，在可以动用武装力量轻而易举处置数万人参加的群体性事件的国家，在“政治”具有极度敏感性、一般人绝不敢贸然涉足的国家，这种黑暗的政治力量的强大政治联盟怎么就形成了呢？除了政治改革缺位的原因之外，还有没有更重要的原因呢？
我的回答是：有。
5.黑暗政治力量对社会的裹胁
我们假设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县级政权，为了叙述方便，借用我经常在长篇小说中作为社会背景使用的“崤阳县”这个地名。
现在，崤阳县恰巧出现了汪玉凯先生概括出来的权贵、垄断和地产资源三大利益群体，他们的出现，除了我们上面分析过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原因——
至少在崤阳县，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纪委、县武装部五大班子，全部被这种三大利益群体构成的强大政治联盟绑架了，县级权力机构事实上成为了黑暗政治力量的支持者、纵容者和参与者，他们的一切作为都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旗号下进行，县级权力机构在每一个阶段都为这个政治联盟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一句话，崤阳县政府、人大、政协、纪委、人武部本身就成为了掠夺社会的分赃集团。
我很不愿意在文章中提及极权专制主义之类很不好听的字眼，但有时候你就是绕不开，譬如现在，即使你考证西北地区这个不为人知的崤阳县的政治运作，也无法回避这个字眼，所以我恐怕还得说一说这个东西。
什么是极权专制主义？教科书有很多解释，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解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极权专制主义是以各种方式在政治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的国家行为，寡头政治是其最为显著的标记。寡头政治将政治寡头与他的人民分离开来，把自己与政府和国家视为一体；政治寡头为了防止自己的权威遇到挑战，首先要垄断权力，拒绝其他阶层的政治参与，宣称只有他们代表国家；在极权专制主义状态，反对政府就是反对国家——我们可以具体想象一下那些非议县委、县政府的普通人的可怕处境——可以被加上种种罪名予以制裁。
下面是美国政治学教授莱斯利·利普森的有关论述，我在括号里用宋体字将他的论述与崤阳县的现实图景相对应——
“独裁政体之最典型的邪恶表现还在于它假设那些当权者十分优秀、永远正确（在崤阳县，你敢对县委书记说一个“不”字么？）。事实上这种情形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虽然有些独裁者的确十分仁慈，也有些政治寡头的确具有非凡的治国才能，但即使这些人也有很多愚蠢、奢侈和野蛮的行径，粗暴地践踏人的尊严与价值。独裁政体极力夸大少数精英（具体说来就是崤阳县大大小小的权力者）的优秀品性而认为其他人低人一等，野蛮无知，在这种狂妄信念的支配下，它用统治集团（县五大班子成员）的特殊利益（对自然和社会资源的掠夺和占有）来代替社会共同体（崤阳县人民）的普遍福祉，……独裁统治的实质是一种特权统治。由于无法取得人民的同意（崤阳县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独裁政体必须使用武力和警察手段（武警和公安）来维护自身的存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结合起来，高度组织化的他们加上他们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常常使他们比无组织的大多数更有力量。独裁政体转变了武装力量用来保护全体人民安全的国家职能，把它变成了保护统治阶级安全、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的工具，由此建立起一个大家熟知的警察国家（这也是崤阳县委、县政府维系本县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秘诀）。……这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反发展形态。……这种警察国家的统治方法也使统治者陷入了困境：它无法超越现存秩序进入更公平的社会（崤阳县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差距不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缩短，而是越来越大，因为劳动者用劳动获取财富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特殊利益集团用权力掠夺财富的速度）。少数统治者已经有效地和多数被统治者达成默契，按照他们的说法是：要么安全，要么自由，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他们看来，统治阶级既然为被统治阶级提供了安全，被统治阶级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再奢望自由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对他们的状况都采取一种默认的态度的原因（崤阳县至今也没有发生群体性事件）。在一些国家，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同以前相比确实有了提高，在教育、工作医疗和社会保险扩大到穷人身上的时候，令西方人引以为自豪的公民自由就显得不那么迫切了（崤阳县的现状证明，这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特权的危险的默认）……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那些没有按照这种默契行事的独裁政体会陷入绝境的原因。”（摘引自［美］莱斯利·利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第10版，1997年）
你看，所有这些东西，我们从崤阳县的政治运作中都清晰地观察到了（我在以崤阳县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中对此作了很多文学描绘）；莱斯利·利普森这段话并非针对中国的话语实际上也为我们上面提出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凡事都有一个限度，“当人们普遍认为统治者贪得无厌，而人民连最基本的食物和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时候，尽管军队、警察和监狱都在统治者手中，人民也会奋起抗争，推翻他们的统治者，只要看看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事情就很清楚了。独裁统治灭亡的根源在于它们自身的不道德。”（引文同上）
乌坎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所有群体性事件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6.向人民借力推动改革
回到开头。
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听到郑永年先生关于“政治激进化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噩梦”的话语的，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狼在吃人，眼看着吃了很多人，大家看到鲜血和白骨，纷纷惊骇起来，喊叫道：“得打它呀！不打它可就来吃我们了！”跃跃欲试，这时候郑先生站出来拦阻住大家，说：“你们千万别惊扰它，否则矛盾就会激化，到时候很不好办！”
推动政治改革就是政治激进化吗？推动政治改革怎么就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噩梦了呢？我辈愚戆，实在不得其解，很希望郑永年先生费心再次指点。我约摸那只狼是不会去撕咬郑先生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你至少应当看到它对人民的撕咬吧？如果连这个也看不到，你的道义和良知又在哪里呢？
我之所以不满意郑永年先生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回顾和概括，是因为他有意无意回避开了中国政治改革缺位问题；他回避开了那种给中国造成迫在眉睫危险的黑暗的政治力量；在最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际，国家领导人即将进行权力交接——他回避开了对政治改革的正面呼吁，我认为这是一个学者的失责，尽管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个国家的学者。
2012年1月18日，胡耀邦史料信息网、搜狐微博召集了“2012，思想中国”学者聚会（我们前面提到的汪玉凯先生在会上重申了他的观点），从学者们的发言中，我强烈地感受到思想涌动的力量，感受到对推动政治改革的热切期盼……历史再次进入到重要的选择关头，一切都可能发生，一切都可能不发生，这就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经过30年改革开放，尽管我们所期望的政治改革没有如期推进，尽管中国社会目前已经处在极为危险的境地，然而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在完全不同的国际和国内条件下，就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度来说，现在的中国已经不能与1989年同日而语了，用一句俗套话来说，当下的中国既面临挑战也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这种情势将是对新的国家领导人智慧、眼光和魄力的巨大考验。
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那种由各方政治联盟组成的黑暗力量多么强大，他们都将无法抗拒人民关于政治改革的呼声了，他们再也不能抗拒了。也就是说，政治改革已经不是可为可不为的或然选项，它成为了国家与民族生死之间的必然选择，改革则生，不改革则死，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也是我们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毛泽东1945年有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句真理。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需要伟人，更需要人民的支持。现在，人民已经做好了准备，就像1976年等待邓小平一样，中国目前也在等待一个伟人。这个伟人只要做一件事就可以了，这件事是：把人民的还给人民——把人民的政治权利还给人民，把人民的经济权利还给人民，把人民的文化权利还给人民。人民在呼唤，人民在等待，时间不多了，历史留给中国的时间确实不多了。
2012年春节来临之际，很多人在微博上抒发着这样的感慨：“天佑中国！”
我相信，天是听得到的，天是会护佑中国的。
2012-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