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从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来谈现今价值秩序的重建问题。众所周知，自近代中国承受西方挑战以来，民族主义就是中国人眼中一种极为重要的价值。在中国人看来，在险恶的外部环境压力下，整个民族是一个大的共同体，大家会为捍卫整体家园利益而献身，这可以成为人生意义的一个来源。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长期受到外国的屈辱与压迫，常常陷入极端恶化的生存环境之中，因此民族主义在中国士大夫里或者在知识分子的心目当中仍具很高价值，现如今强调的爱国主义，实质上就是民族主义的官方版本。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非个人本位的、集体本位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我们传统文化精神又是有着丰富的连结性，民族主义对我们现今中国而言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因此，以民族主义为切入点讨论价值重建很有必要。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的民族主义思潮中，有一种值得重视的类型，那就是激进的民族主义。可以认为，激进的沙文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它认为，在国际问题上，为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可以而且必须牺牲其他一切价值，视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在谈到这个问题以前，我个人首先要做一点自我反思，十多年以前，在认识民族主义问题上，我曾有过一种颇为天真的判断。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大概是国内最早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民族主义做出一个正面、完全、积极、肯定的判断的学者之一。1995年我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正面肯定民族主义的文章《民族主义和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原本的革命意识形态已经无法聚结中国的人心，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代替革命意识形态的民族聚结力的新资源。我还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儒家主流文化相结合，将使中国人获得新的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料到，这篇文章在国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外国记者对我进行采访。国外人士认为，这篇文章表明中国开始自觉地摆脱意识形态上的国际主义，重新回归民族利益本位。在其后的多次访谈中，我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我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绝不是一种好战的、向外扩张的主义，首先中国的儒家文化本身就具有温和性。其次我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点，从历史经验来看，是作为受害者的一种应激性反应。中国的民族主义无疑是一种只有在对外部压力作出反应时才会呈现出来的一种温和的民族主义，我把它与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称之为反应型民族主义。甚至在几年前，我在法国参加中欧论坛讨论时，也谈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乐观的前景，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企业家阶级已经开始成熟了，他们是比较温和而理性的新兴社会阶层。
然而，中国当下民族主义思潮并非我想象的那样令人乐观。近年来，一种高调的、激进的、强硬的、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思潮正在国人中发展起来，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这一现象让我逐渐认识到原来的观点过于片面。
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几年前，某将军竟在国际场合公开提出惊世骇俗的高论，大意是，如果美国干预台湾这个中国人的核心利益，中国宁可把西安以东让出来，和西方来一场核大战。请问他作为一个军人，有什么资格在中央以外，公然提出与和平发展完全对立的这种观点？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把西安以东的中国和美国核战，他本人与他的家属是在西安以东还是以西？另外，又有一将军提出，中国如果不能成为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中国必须做超级大国。又如，某上校公然提出，判断南海某岛屿是否是中国领土，不能根据国际法，而只看它在历史上是不是属于中国。按照这种逻辑来推导，中国似乎应和周边的所有国家开战，而周边所有国家，也可以根据这一理论，同中国发生战争。
类似的观点还有许多。更可怕的是，这样的观点并非是孤立的，其背后存在许多的支持者。这种态势很强，我们有些官员也深受这种高调的、亢奋的强势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在国际场合说话没有分寸，弄得原先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几乎所有周边国家，这些年来纷纷与中国疏离开来。这使我感觉到，我过去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族主义的温和化理性化的估计，有很大的差异。在这一方面，我个人是值得反思的。
为什么这种具有激进色彩的大国沙文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潜流能够存活于中国？当中国步入强盛，在国际上拥有发言权时，为什么民族主义并非如我想象那样回到儒家的有守成性的、温和的中产阶级式的民族主义？为什么这种激进的民族主义能造如此之声势？我分析出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是因为中华民族有沉重的历史记忆，因此会产生一种长期受压抑的历史悲情。一旦国力强盛起来了，似乎就有了宣泄这种长期受抑制的屈辱感的本能冲动，潜伏在中国人心中一百多年的屈辱，终于找到报复的契机与条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教科书的片面性也在其中起到不小的消极作用。我们过去的历史教材，只是强调我们受欺侮的这一面，其实，许多历史上的国际冲突有着复杂的原因。例如，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与封闭愚蠢的清王朝把西方谈判代表三十多人当作人质，并杀死其中一半人的人质事件有关，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我们只知道自己就是外国侵略的受害者，却很少考虑复杂的多元的背景。
第二，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并不是通过民间社会发展走向现代化的，而是将整个专制帝国的官僚系统，作为一个子系统，纳入到整个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这样，具有家长制的传统的国家体制同时嵌入其中。借用一个经济学概念叫做“嵌入型的现代化”。比如德国、日本都是没有经过公民社会的发育，凭借整个国家实体，通过政策创新才实现有效的资源动员。这种嵌入型现代化的过程，只要统治者进入世俗理性化，就可以通过现成的专权国家官僚体系，强势整合社会资源，这就比其他分散型的、多元的资本主义国家，能更迅速地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步入现代化潮流，并取得相当成效。
然而这样的方式也会产生一种弊端，即会产生对现成国家系统的崇拜。这种国家崇拜尤其在后发展的、受到屈辱的集权性国家之中表现最突出。国家崇拜可以说是支撑国民心理上的扩张性民族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中，社会力量对国家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国家强势的声音、好战的鼓动和扩张性的声音，反而使社会力量日渐式微。我记得许纪霖教授在不久以前写了一篇长文，对当下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潮有很好的分析。他特别提到在知识分子当中在这些年来出现的国家主义思潮，并列举了非常具体的例子进行说明，在此我就不再赘述。
第三个因素是我们民族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个世俗化的过程，是个商业市场化的过程。商业经济的特点就是讲金钱、重物质、讲事功，务实而注重成效，缺点是不能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持。如果人们有精神需要，却没有宗教或是人文主义的社会关怀，来实现其内心超越性价值追求，从而使内心精神满足，那么人生意义该如何体现？扩张性的民族主义似乎为追求理想的人生价值的青年人提供了获得人生意义的一种解决方案：那就是作为一个战士向“帝国主义”抗争，向侵犯我们利益的邪恶势力抗争，此时的我们的生活就似乎能“拒绝平庸”，获得一种世俗生活中难以看到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浪漫体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国家主义中获得的虚幻的人生意义崇高感，能够弥补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平庸感。这是一种对平庸这一“现代病”的一种替代解决路径。对于理想主义而言，高亢的民族主义是很好的精神消费品。
从伦理角度来说，它具有很高的替代作用，它的集体主义，较之现代化过程中随处可见的个人主义，具有超越性的意义升华。第四个因素是中国通过共产革命产生了一种红色革命政治文化，它在很多情况下和强势民族主义在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上有很强的同构性，如自我道德优越感，非白即黑、我对你错的单极思维，不讲妥协的零和游戏思维，斗争哲学，敌我两极分类，这些都是红色革命文化所具有的特点，具有不妥协的精神。双赢游戏在革命文化当中是不存在的，革命就是全输或者全赢，这种文化对我们民族深层文化建构极具影响。这些文化思维在革命时代无疑有其正面作用，然而，它作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无形中支配着我们行为与选择的“深层”的文化心理，几十年里积淀在我们思维模式中，积淀在我们的政治精英、知识分子当中，尤其是相当一些北京大院的革命干部子弟当中。革命干部子弟由于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使其离革命文化与激进的民族主义只有一步之遥。正因为二者具有极强同构性，所以很容易转化。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在北京大院里鼓吹民族沙文主义、激进主义的人很多，而在南方平民子弟中却很少，而一般的平民子弟出身的企业家当中没有或是很少有。
第五个因素是存在的一种政治机会主义。我们民族这种情况目前来看并不明显，然而一旦中国经济发生了困难，贫富分化严峻，国内矛盾尖锐，就会有些野心家、机会主义者通过转移社会矛盾的方式，通过对外的斗争，来转移国内矛盾。这种机会主义从历史上来看就有很多案例，许多法西斯主义者一开始是属于左翼的，比如日本二战以前非常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与理论家北一辉，他自认是代表反资本主义的劳苦大众利益的左派，他认为日本社会上的两极分化严重，是国内的资本主义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的结果。因此，反对国内的资本主义与反对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就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此时他就从社会主义左派转变为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者。所以，我认为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要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与严重性，防止左翼的社会主义转变为极右翼的法西斯主义、民族扩张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日本历史上发生过的左右翼的转换，很可能在中国新的历史情况下回潮。因此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应当成为我们对当代思潮研究的一个方向，对当代的社会伦理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来源: 《天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