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当邓小平退居幕后的时候，他已完成了150年来中国历任领导者孜孜以求却未能达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但在达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他还主导了一场中国本身的根本性变革。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国家治理机制和社会体系都发生了改变。邓小平卸任之后，中国继续飞速地变化，但邓小平执政之下发生的基础性结构变化至今已延续了20年，并可能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延续下去，当然其中也会伴随一些调整。的确，邓小平执政期间的结构性变化，可称得上中国自2000年前帝国成形的汉朝以来发生的最具根本性的变化。
中华传统的博大精深、中国社会的广度和多样性、当时各国际组织的性质、全球体系共享技术及管理技巧的开放态度、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以及大量勤劳且富有创造力的人民共同造就了邓小平时代的变革。但它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当时最高领导人被赋予了极大的自由，以引导政治进程并做出最终决策。这一变革也是由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来推动。当然，这一重大变革背后的深层理念来自许多人，但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完全预料到事情未来将如何演变。邓小平也并非是一开始就设计好了变化的所有细节的设计师。事实上，那个时代并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设计。
邓小平更应该说是一个总的管理者，他在变革期间领导了各方面的工作。他梳理了整套理念并把这些理念以可接受的方式和节奏呈现给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及社会民众。在经历剧烈变革的时候，他在最高层向人们伸出了一只坚定的手，给人们以信心。他亲自挑选并带领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努力，启动并执行了各项改革。在解决国内和国际问题时，他努力研究出各利益相关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他培育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治理结构，在中国人都努力适应突飞猛进的新时代时仍能保持统治力。他领导人们在变革过程中分清轻重缓急，并找出实现首要目标的对策。他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向民众宣传其政策方针，描述他们面临的整个局势以及需要采取哪些具体应对措施。
一旦出现争议，他在做出最终决策以及决策实施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尽量缩小各方之间的裂缝。他支持为实现目标而采取激励手段和机制，但前提是目标要现实可行，人们不至最终痛苦失望。他主张给科学家、经济学家、管理者和知识分子等专业人士足够的自由，使他们努力工作。不过，一旦他担心危及脆弱的社会秩序时，他们的自由就会受到限制。他主导改善了与其它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并建立了与国外领导人的沟通。在他所有的工作中，邓小平始终坚信：采用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科技和最有效的管理技巧将给中国带来最伟大的发展—而对全体中国人民来说，嫁接这些科技和技巧可能给国家体系带来的破坏是可控的，也是值得的。
在邓小平卸任后才逐渐成长起来的人们，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很难了解邓小平在变革初期面临的问题有多么复杂和困难：国家封闭、排斥全新的思考方式，“文革”中曾受抨击的人们与抨击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裂痕，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充满敌意，城镇居民不愿接受逾2亿的农村移民，仍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与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之间出现争论分歧。
不过，邓小平在负责变革中的各方面工作时也享有极大的优势。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国家已经基本统一。他接手了一个运作良好的执政党和政府。很多经验丰富的高层官员赞同他的观点，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改革。他掌权时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其他国家愿意分享他们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技巧，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组织。
邓小平还拥有很多难得的个人品质，使他有能力主导中国的这场变革。当时的其他任何人恐怕都很难拥有他那样的权威、丰富的经验、策略意识、自信、人际关系和政治判断力，使中国的变革取得如此的成就。
继任者的挑战
邓小平卸任之后的几十年中，这场变革给他的继任者们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而且在未来的几十年，这些挑战可能仍将持续。这些挑战包括：
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在邓小平时代，政府雇员，包括国企员工，享受单位提供的医保和福利津贴，但这些雇员仅占人口的小部分。政府预算太少，难以为每一个人提供退休、医疗及其它福利津贴。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市场的力量增强，收入高的人们能够自己出钱享受良好的医疗并获得其它保障。但相当多的中国人仍无法享受医保和福利津贴。
邓小平的继任者们发现，对福利保障不足的议论越来越多。工作单位无法提供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加导致的社会保障需要，而政府预算和专业医疗人员缺乏，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后，农村没有集体单位可以提供急救和初级医疗服务。随着房产的私有，以及国有企业在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中面临竞争压力，即使是那些大的工作单位，福利保障也常常不足。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在于，要在有限的国家预算内，扩大专业医疗人员的人数、升级设施，并建立一整套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为全体人民提供保护，包括那些住在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要建立这样的一套体系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另外一个挑战就在于，对现有资源和设施的分配要显得公平、合理。
重新定义和管理自由的边界。也许邓小平当初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设定自由的边界，既可以满足知识分子和公众的要求，同时又保证领导者能够维持公共秩序。
随着现代通讯越来越复杂，而且人们逃避管控的方式越来越难预料，国家领导人能否找到形成公共观念的方法并防止骚乱？
遏制腐败。邓小平在任职期间主张对重要腐败案件要坚决严惩，但当一些地方官员为了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和加快经济增长在规则上变通时，他也愿意采用其它的处理方式。对于邓小平的继任者来说，问题在于各级官员已找到规定工资之外的增收渠道。公务人员、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收红包”已经习以为常。政府官员为新项目建设批地，不仅直接收钱，还接受公司股份、低于市场价的房产、奢侈的宴请和豪华汽车。这些现象已蔓延开来，有太多的官员和官员亲属都牵涉在内，更高层的官员要处理这一问题是非常棘手的。
保护环境。在邓小平时代，大范围的贫困和发展经济的渴望极为强烈，经济发展任务是优先于防止污染的—尽管邓小平本人特别关注植树造林和扩大公园面积。然而，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工业大规模扩张，而诸如燃煤烟气、水资源短缺、河流污染、酸雨、环境恶化导致健康问题、食品安全等诸多环境相关问题与日俱增，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摆在官员面前的问题在于，如何改变这种严重破坏环境的发展方式。在一些贫困地区，采煤以及使用煤等各种资源已经严重地破坏了环境，但经济压力之下这样的发展模式仍在持续。这样的问题极难解决。此外，其他国家纷纷指责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机动车数量每年增长上百万辆，以及重工业发展可能增加煤炭的使用，中国对此又该如何回应？
维护合法性。毛泽东在打赢内战、驱逐帝国主义侵略者和统一全国的基础上取得了统治的合法性。邓小平通过对“文革”拨乱反正、实际解决国家难题以及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取得统治合法性。那么，邓小平的继任者们又将如何在新时代树立他们的合法性呢？
邓小平的继任者们面对着腐败蔓延和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的压力。而未来的压力可能更大，因为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全球经济动荡的背景下，可能相当一部分的人民还没来得及享受早期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福利，中国经济就已开始下滑了。为了做好准备应对这样的可能，中国的领导人必须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外寻找合法性，加快解决公众最关注的问题，包括减少腐败和财富不均，将全民医疗及福利提高到合理水平，以及在官员选拔过程中尊重民意等。（傅高义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来源: 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