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四十周年研讨会主题演讲

傅高义 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亨利福特二世讲座教授，《邓小平时代》作者

2004年1月5日

原载:

http://www.usc.cuhk.edu.hk/PDF/Vogel_20KeynoteSpeech_chs.pdf

http://www.usc.cuhk.edu.hk/PDF/Vogel_20KeynoteSpeech.pdf

[根据英文原文校阅, 作了一些修正.]

我们今天在此祝这一独特的学术机构成立四十周年，同时也对开创中心的功臣，对使它日愈成长，并带领它迈向未来的人，也对所有曾为中心一份子的人，表示敬意。

没有这个中心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整个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如果不是来到香港，得到中心的支持，我们何以了解当时中国人每天的生活？我们在此学到东西，成为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当代中国最核心的内容。这些教授教出来的一代代学者、记者、政府官员、律师、商人，其后均成为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桥梁。众多到中国来的出色外国律师及大部份高档的生意人，都曾直接或间接从中心获益；好些位曾在中心待过的研究者都成了出色的政府官员，例如Steve Fitzgerald 成了澳大利亚第一任中国大使，Dick Solomon 在中美早期接触时曾任基辛格的助手，而Mike Oksenberg则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起了关健作用，卫奕信爵士 [Sir David Wilson] 则后来成了香港总督。常期以来，中心每年经费其实不过二十万美金。越战，中苏分裂，毛对西方开门，文化大革命，周恩来、毛泽东逝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天安门事件、收回香港主权，中国经济起飞，知识复兴，我们如初出道的记者一般，关注着每桩变故，热衷地争辩事件的影响，中国的走向。这一系列四十年间在亚洲发生的重大事件影响着中心学者的研究，讨论。

我们其实代表了对中国及西方之看法的不同声音。我们中间有人反对越战，有的同情红卫兵，也有的反对共产主义，还有人权活动家。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浓厚兴趣则是大家的共同之处。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令我们不能接受外国对中国的极端的看法，当中国与西方彼此敌对时，我们仍将中国人当成人类社会一员看待；当中国开始对外开放，一些天真热心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180 度大转弯，我们并没有忘记中国仍有许多问题，重重困难。天安门事件后，一些人打算孤立中国，而我们仍保持与中国接触。中心一直以来主要由美国不同的私人基金会支持，有70%的学者来自美国，但资助者明智地将中心向世界各国学者开放，越来越多的学者来自其它地区，使中心免于成为美国观念的一统天下。

我们也来自各个不同的学科，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还有法律，甚至一些人文学科。在各自的学院里，我们须用理论去解释研究的发现，而在中心，理论及学科并未防碍我们去探究复杂纷繁的中国现况。也有学者从国际关系的层面观察中国，但那时研究的重心则是中国内部的发展变化。学者最为重要的认知来自我们对寻常百姓生活的了解，对居民委员会、工作单位、生产队、公社、学校的班级、工厂等等基层组织的审视。与大陆移民的接触，让我们比那些未曾到香港来的研究者，对中国有了更为生动具体的认识。

香港历来是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我们这些学者热忱地关心着中国发生的变化，一并在这里有机会接触对中国有兴趣的记者，政府官员和商人。

中心的创建

设立大学服务中心的构想最初起于Lucian Pye [鲁白恂] 教授与Bill Marvel 之间的一次谈话。前者那时在麻省理工大学任教，后者为教育与世界事务基金的主席，基金旨在强化美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美国原本有着不少教授中国历史、语言文学的教授，但五十年代麦卡锡得逞，令各大学及基金会对开展当代中国研究小心翼翼，怯步不前。待麦卡锡失宠，教中国学科的教授趁机启动新的研究项目。基金会也纷纷合作，他们意识到对中国这个泱泱大国无知，对谁也没有好处，要了解中国，必须资助独立于政府驾驭的学术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及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会成立了不同学科的学术委员会，商讨为促进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必须要做的事。卡耐基、米兰，福特基金会都打算提供援助。Bill Marvel 曾担心支持当时忆忆最强的两个中国研究中心之一，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或哈佛大学，都有可能造成分化。两个中心的两位主要人物，华大的George E. Taylor [1905-2000] 和哈佛的费正清在二战期间共事时就不咬弦。中国研究者称George Taylor 作“西大王”，他比较同情国民党，反对共产党；而费正清这位“东大王”对国民党在二战中暴露的弱点感受至深，对中国人民将会支持共产党抱开放态度。

Lucian Pye 建议Marvel 不如就将中心设在美国学界论战的中立地带香港。 Franz Schurman [树方兹] 在香港住了一年后，1959 年写了简单的建议书，倡议在香港设中心。这里可以令学者从来往大陆与香港的移民中，也从中国传出的书面数据及传言中了解中国大陆，还可以吸引学者从世界各地前来。经过几年学者咨询，并得到卡耐基基金资助的承诺，1963 年秋，Marvel 派了一位部下Bob Gray 到香港来创建中心。那时香港政府颇紧张建立这种机构会惹恼中国，威胁到香港这块仰仗中国的鼻息才得以存在的殖民地。Marvel 担心破坏精巧的政治平衡，Gray 亦处处小心。他到香港数月仍未能令中心成立，被召回国。Marvel 于是打电话给那时放假在香港，加州大学法学院的学者Jerome Cohen。很快，Cohen 开始中心的运作，地点设在半岛酒店附属的马可勃罗苑。

几个月后，我们找到亚皆老街155 号这座残旧的小花园洋房。四分之一世纪中，这里成了我们可爱的家。中心学者有自己办公室，可在此查阅数据，访问到过中国的人，彼此交换见解。多年来中心的餐厅热闹非凡，大家聚在此讨论问题，听演讲。那时香港友联研究所收藏最多中国研究资料，友联由所谓既反共产主义又反国民党的第三势力创办，初初主要做出版发行，也藏有丰富的中、英文资料。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友联研究所厚厚的剪报卷宗，为做专题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极大方便。友联的主任Anderson Shih [ 史诚之]同意中心按期付费，让学者可以借阅友联的卷宗和图书。1966 年以后友联渐渐衰落，不再订阅报刊资料，中心别无选择，只好自己开始收集书刊。

回首当初，我们这些进入不了中国的学者，曾多么无知，天真而兴奋地洗耳恭听新近从中国出来的游客、难民，还有当时可去中国的一些外国政府官员。中心成立时，我们连最简单的中国组织架构图都见不到，仅仅开始对政治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对公社的架构，工分、居民委员会，单位有所领悟。

我们当中有些人，由Franz Schurman 开头，象我们那些研究克林姆林宫的弟兄一般，磨练揣摸大陆报刊字里行间之意的本领。我们学会去识辨可能发生运动的征兆，按各种线索去揣测其严重性，运动开始后又去捉摸其形式。官方新闻的好处是一旦某事见了报，便不必去怀疑其政策含义。我们学习小心辨认对某些人的批判，不仅了解什么人牵扯在内，也要看到制度本身的倾向。我们还不能进入中国，便对大陆新闻措辞用句的细微差别培养出相当的敏感性。香港报刊对大陆官方新闻后面的含义有各种謡言与传闻，要衡量其可靠性可不容易，只能尽量去分辨真假。中心成立之初，我们大多数人都渴望直接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来客，但那时可没有谁会来。尽管我们一厢情愿，想与中国沟通，想建立能客观研究中国的学术领域，但却被视为敌人，当成是稍加掩饰的间谍中心。许多年之后，才有些香港的统战人仕小心翼翼地开始接受邀请到访中心。

对大陆移民访谈也颇为敏感，许多难民害怕到中心来会被看成是支持此方或彼方势力。一些香港政府官员要求我们避免可能引起反共之嫌的举止。对愿意前来的移民，有时也很难分清到底他们所说的是真实情况，还是想当然，或者謡言。仅访间一个人难免会被误导，但对许多人访谈，询问具体的细节，我们则可以知道他们在当地的日常生活。当然，对北京的高层政治斗争，他们所知也不比我们多。

就在中心成立前的一年，1962 年，大批移民获准越过边境涌进香港，之后移民和游客陆陆续续来到。总的说来，透过对他们的访问，我们对大陆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大致不偏的看法。

想当初，我们这些在中心做研究的学者大都只二、三十岁，创建中心的Jerry Cohen也不过33 岁，我们这些研究生或年轻教员在学校受制于各自的教授，在中心却不受权威左右，一班学者无上下之分。不时到中心来的资深学者如Lucial Pye 和 Doak Barnett [包大可]是众人出色的师长，但他们的影响力来自其学识、见解而非地位。

里程碑

中国于1971 年对外开放，某些西方人觉得毛出卖了革命事业，但对大多数那时在中心的学者，中国的开放标志着新时代的来临。中央政府开始接见学者访问团，告诉他们中国的发展近况；访问团回来再向大家传达。亚洲研究学者委员会的第一次美国年青学者访问团中，便有好几位中心学者。团员回到香港举行报告会，记得第二次亚委会学者从中国访问回来的报告会是在1972 年。对我们这些渴望去到中国学子，在70 年代等待机会的过程何等漫长。我们焦急地盼望能被纳入访华团队，一有机会便申请以游客身份前往。

阅读过大陆报刊，也访问过移民，我们觉得胸有成竹，进入中国后仍有新发现。我看过除四害运动的成就，但一到中国人家就给我一顶蚊帐晚上用，我猜想并非所有害虫都己消灭了吧。

中心早年的主任两三年一换，早期的主任，两位年轻学者Bornie Frolic 和 Martin Whyte 只做了一年。 John Dolfin 上任后，中心各方面渐次走向自立。他从1974 年到1988 年在任。John 做博士生时研究西藏，做中心主任之前已在香港住了好几年。他的中文非常好，对如何在香港办事精明在行，不论你做哪方面的研究，他都能提供有用的建议，告诉你应该与谁联络，如何去研究，他也耐心地告诉新来的学者去哪里租房子，吃好吃的东西。John 经营中心时经费节据，许多年甚至不知道下一年经费的着落。他总是设法少花钱而买到好的图书数据。友联研究所不再收集资料后，中心仍不断扩大收藏，John 的成功之举其中一是没有花费太多，便收集到完整的一套中国地方报纸。美国基金会一般注重开展新的项目，而非对之长期资助。就象福特基金所称，他们的角色是播种、浇灌幼苗，而树木须自己生长下去。大学服务中心这时已是棵大树，不可能再得到捐助或每年的经费去维护这棵大树。再说中国已经开放，大家都去找基金会支持他们前往中国或邀请中国人访美。香港已不再是中国唯一的大橱窗。到1980 年代，米伦〈Mellon〉,卡耐基、鲁斯，福特等基金会相继撤走对中心的支持。中心是否能撑持下去，还是将其图书数据分给各个大学？我们董事会必须认真考虑中心何去何从。

香港几个大学都有兴趣接管中心，问题是他们能否继续支持中心相当规模的资料收集，能否令中心保持对世界各地学者开放？香港中文大学的秘书长，当时也是大学的第二号人物陈方正来找我和另一位董事会的成员Lucian Pye。我们讨论了中大是否能持续支持中心的图书收藏，并对各国学者开放，不论其政治立场如何。八十年代后期，陈方正，关信基、金耀基、翁松燃，还有几位在中心做过研究的中大教授一道在校内游说，并接触港府。大家意识到国际学术界的支持对九七回归后确保香港可以继续进行对中国大陆的客观研究十分重要。港督卫奕信和政府中的一些人亦深信如此。于是成立了中心的国际顾问委员会。

1988 年中心关上亚皆老街155 号的大门，将图书搬到美丽的中大校园图书馆侧。中心在校内仍然独立运作。中心的主任关信基确保中心新的发展方向，熊景明则是一位出色又尽职行政人员和图书馆员，她在原来中心的学者中建立起特殊的友谊圈，并利用现代技术手段使中心的收藏能为更广大学者服务，成就非凡。所有试图建立当代中国数据收藏的人都知道，要建成完善的研究图书数据，不单单按常规选购图书，而是要建立不同的渠道，搜罗各种非商业出版的书刊。景明在资料收集、整理、新技术应用等方面均贡献杰出。她和关信基令世界各地来的中国观察家宾至如归。

到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学者也开始来使用中心的数据，中国内地有图书馆的某种收蔵会超过中心，但没有一所图书馆如此管理完善，方便使用，数据如此齐全。不少学者发现许多课题在中心做研究要比在本地图书馆方便得多。香港本地也有越来越多学者与中国建立联系，他们也更需要使用中心数据。

熊景明和中心的同仁努力使中心对中国研究资料收藏保持领先地位，并且尽量使其方便读者利用。

总结

1963 年，我们谁都不清楚中心今后的四十年将何去何从。如果我们有远见一一卓识，恐怕会这样想：我们希望在中心做研究的这批学者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有深刻的认识，中国研究学术领域得以发扬光大；我们希望中国能对外开放，而我们的研究能够为有助于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能与中国大陆学者携手合作，加深彼此的了解。我们希望心怀喜悦走过这段路。四十年后，时过景迁，大约花了几百万，无数的努力，就象大陆官员所说：完成了我们的历史使命。让我们祝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祝贺所有过去、现在、未来有幸参与这一使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