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马克思的三位中国圣徒——王炯华教授谈李达和毛泽东、陈独秀】
王炯华是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他从事李达研究二十多年，出版过《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等多种。最近，他的新著《李达评传》（2001年度“国家社科研究项目”）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又见到客串讲学的王教授，并特约进行了两次长谈。以下发表的就是经过王教授本人审订过的访谈录。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早在十多年前，我就读过你的大著《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印象很深，如今你又出版了《李达评传》。可以说，你是国内“李达研究”最权威的专家了，你最了解李达。我想请你专题谈谈李达和毛泽东、和陈独秀之间的恩怨。
王炯华（以下简称“王”）：真正作学问的都不是当权者，可以威风八面，所以权威谈不上。你要我谈李达和毛泽东、陈独秀的恩怨，其实说恩怨也谈不上。
向：那你就谈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吧。
王：那还是先谈李达吧。马克思主义从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到现在已经历一百多年了。李达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
向：李达是湖南人吧？
王：李达是湖南零陵（今永州）人，1890年10月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1913年，他从京师优级师范考取留日官费生东渡，后因病辍学回国。1917年春，他第二次东渡，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理科。他想学成后报效祖国，可国家战乱频仍，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使他深感迷茫和苦恼。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李达开始从日本报刊和书籍中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似乎看到了祖国和民族命运的转机，于是在日本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给上海的《国民日报》“觉悟”副刊发表。1920年8月，他从日本回国，就开始进行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活动。
向：筹建中国共产党你能谈得更具体一点吗？
王：1919年7月，身在日本的李达，寄给国内发表的文章中就有建党的思想。1920年1月，李大钊著文呼吁创建工人阶级的政党。2月中旬，李大钊在送陈独秀离京赴上海途中又相约建党之事。李大钊对陈独秀说：“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吧。”4月初，联共（布）派魏金斯基（又译“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使者身份等来华，随从翻译是俄籍华人杨明斋。魏金斯基来华后，取了个中国名字“吴廷康”（一说伍廷康，笔名魏琴）。 魏金斯基一行先在北京会见李大钊，同李大钊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问题。李大钊很高兴，并介绍他去上海找陈独秀。4月下旬，魏金斯基一行便到上海与陈独秀商量建党事宜了。
在魏金斯基的帮助下，1920年5月，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以新青年社为中心，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经常参加座谈讨论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沈雁冰、戴季陶、张东荪等人。讨论中，多数人认为中国有建立共产党的必要，应立即着手建党。但戴季陶、张东荪等持反对意见，不久他们便声明退出。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始筹建共产党组织。8月，李达从日本回国到上海，拜访了心仪已久的陈独秀。他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谈得非常投机，在组织共产党和社会革命等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一致。于是，他就寄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的亭子间。
就在这个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8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共产党”这个名称，是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确定的。陈独秀向李大钊写信询问是否叫“社会党”，而李大钊回信说就叫“共产党”。第一次会议推举陈独秀为书记，拟定了一个类似党纲的东西，叫“劳工专政，生产合作”，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同时单独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赵世炎、周佛海、李季、袁振英、刘伯垂等人也陆续加入。每次开会时，魏金斯基都来参加。
向：后来陈独秀和李汉俊之间闹矛盾，据说是为经费的事情？
王：是的。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时，陈独秀担任书记。11月，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赴广东出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汉俊代理书记，并主编《新青年》。当时党的经费十分困难，虽然每月只用二三百元，却也难以筹措。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书社，生意还不错，李汉俊给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二百元做党的经费，陈复信没有答应， 而且连李汉俊主编《新青年》每月一百元的编辑费也不按期支付。于是，李汉俊认为陈独秀私有欲太重，两人为此闹起了意见。尤其是，陈独秀、李汉俊还为党章草案发生了严重分歧。
向：陈独秀这个人很有个性。
王：众所周知，陈独秀虽然是民主斗士，但他自己却并不那么喜欢民主；相反，他那时是主张共产党集权的，也就是集中。他寄给李汉俊的党章草案提出党的组织采用中央集权制，工人组织则主张产业工会。李汉俊是主张分权的，也就是民主。他认为陈独秀的党章草案是要实行党的独裁，他以“不能拥护陈独秀独裁”为由，根据自己的意见，也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寄给陈独秀，主张党的组织采用地方分权制，工人组织则主张先组织职业工会。陈独秀看了非常气愤，便一面写信与李汉俊激烈辩论，一面写信劝李达反对李汉俊。
向：李达按陈独秀的意见做了吗？
王：李达觉得，党刚刚发起，只有那么几个同志，就闹起分裂来，不好。但陈独秀是党的主要发起人，李汉俊又是相交颇深的留日朋友，李达似乎两边都不好说什么，只得周旋于陈、李二人之间，竭力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可李汉俊想不通，便不肯再当代理书记，把党的名册和文件统统交给李达，要李达做代理书记。李达自己也许并不想做，但陈独秀不在上海，李汉俊又不干，就只好勉强接手了。于是，李达从1921年2月起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全面主持党的筹建工作，直到一大的召开。
这里还要说说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王会悟小李达八岁，浙江桐乡人。其父是晚清秀才，私塾先生。王从六七岁起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并与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茅盾(沈雁冰)同学。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还提到王会悟。1921年4月，王会悟与李达结婚。他们没有举行仪式，只在陈独秀寓所办了一桌酒席，请了沈雁冰、沈泽民兄弟和几位朋友。婚后，他们搬出了陈寓，租住在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后来，这个住所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一个名址。中共一大的筹备和召集是由代理书记李达负责的，而一大外地代表的食宿和一大的会务，则主要是由他们夫妇联袂负责的。
向：中共一大李达具体做了些什么。
王：李达具体做的可多了。1921年2月李达代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以后，集共产党筹建中的宣传、组织、联络于一身。除了负责同各地共产主义组织联络外，当然还要同陈独秀函商党的筹建事宜。到6月，除上海以外，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都已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东京留学生和旅欧学生中亦有党的发起活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还成立了工会组织，开展了初步的工人运动。因此，李达和陈独秀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也已成熟。
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到达上海，来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马林（1883-1942）是荷兰人，原名亨德立克思·斯内夫利特。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1914年在爪哇组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因同情俄国革命被驱逐出境。1921年受列宁委派为共产国际正式代表来华。他同李达接触后，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筹建情况，建议李达早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于是，根据以前的酝酿和马林的建议，李达与陈独秀联系，商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他又与李汉俊商量，将会址安排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寓所——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李书城(1881-1965)系同盟会人。这时他一家人都去苏州避暑了，房子正好空着。
向：李达与毛泽东的相识就是在中共一大期间，据说毛当时还不是党员。
王：一大是李达通知开会的。他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因是秘密召开，所以通知只说是开会，至于开什么会，自然不便说明。其中李达给长沙共产主义组织的信是寄给长沙新文化书社毛泽东的。几十年后，1962年党的生日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两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1]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这就是说，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他们是参加一大才成为党员的。所以李达在这次讲话中说：“党的一大的最大功绩是发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
向：据说李达这次讲话成了“文革”挨整的一个因素。这是怎么回事？
王：李达回忆毛泽东、何叔衡来参加党的一大的情况，其实他早在1957年党的生日时，就同武大哲学系的青年教师说过。不料李达这次在湖北省委党校讲话，终于在“文革”中被武大历史系某教员揭发而出了大事，说他不仅否定毛泽东是党的缔造者，而且公然抬高自己。
向：你觉得李达是在抬高自己吗？
王：李达这样说，不排除有自己表功的一面，但更重要的还是推崇毛泽东。1949年他在其自传中谈党的一大时说：“毛泽东同志后来做全党领袖的作风，在这时已经显露了端倪。”1958年，他又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得到了毛泽东同志出席参加，这是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光荣。”
事实上，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时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写信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陈仲甫”即陈独秀。这表明毛泽东知道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共产党，也表明他本人或长沙方面当时还没有组织共产党。易礼容在1979年回忆《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中说，“湖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只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是对的……毛组织了青年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2]
向：我也看过易礼容的这篇文章。易在文章中还说，“毛参加‘一大’后，大约8月回长沙。他回来不久到朝宗街文化书社找了我。”“他说要成立共产党。我说：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三千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要是死三十个人，救七十个人，损失太大，我就不干。他说：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是瓜熟蒂落。我说：瓜熟蒂落，就干吧。”几天后，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就在清水塘决定了要成立党。他们三人就被叫做“三人小组”——时间是1921年九、十月间。 [3]
王：1945年毛泽东在筹备党的七大时回忆党的一大也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情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部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4]毛泽东这段朴实的话语讲到“小组”，显然是比照苏联共产党说的。
向：我们还是说一大开会吧。
王：说是20日开会，但由于交通原因，直到23日，各地代表才全部到齐。这天晚上八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书城寓所宣告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日本东京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的派遣参加了会议（但包惠僧晚年坚持说自己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选出的正式代表，而不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会议推举富有组织活动能力的张国焘任会议主席。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以及尼科尔斯基，共十五人。
向：会议期间毛泽东是否显得很活跃？
王：据我看到的史料。开会时，各地代表们互相交换意见，都认为应当在各地从事组织工人运动，但对于党的工作如何进行，却没有多加讨论。那时候，与会代表都还年轻，还多少带有一点罗曼蒂克，相互见面时总要谈起恋爱的故事。但“毛泽东同志却始终沉着，常常独自一人，搔首寻思，绝不他顾。同志们见了他这种神气，总说是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5]
向：从李达这几句回忆看，我觉得，毛当时和与会者有一种明显的隔膜和距离，也许还夹有一点自惭形秽——别人要么是留洋的，要么是名教授；毛内心里，却又是瞧不起这帮书生的。
王：很可能是这样。
向：下面你谈谈中共一大后的陈独秀吧。他做了党的书记是否就回上海了？
王：一大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并决定在陈独秀回上海前，由周佛海任代理书记。闭幕后，周佛海、李达、张国焘三人就举行了中央局第一次会议。当时，他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经费。开会时，各地代表也都说筹措经费不容易，因而中央也无法要求各地分担费用。于是，他们将一大的情形及新中央局所面临的困难写信告诉了陈独秀。因暑假即将结束，周佛海就要去日本继续学业，他们就催促陈独秀赶快回上海主持工作。8月中旬，陈独秀才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上海专任党的书记。从此，中央局就在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办公。这时，李达已辞去中华书局编辑，是自由职业者，其夫人王会悟是上海蒲柏女子学校教师。
李达后来还回忆一大说，马林、尼科尔斯基几乎每周都要约集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三人开一次会，听取他们开展工作的报告。李达的工作是每周都有书刊出版，他所担任的宣传主任，实际上也只是一个著作者兼编辑。张国焘则把他每周所接触到的两三个工人的经过，用佶屈的英语，作冗长的报告。陈独秀的报告却很少，因为当时的工运，主要都在京汉和陇海两铁路方面，汉口段由武汉支部主持，北京段由北京支部主持，中央只派出一人到郑州主持，所以上海方面就没有多少可以报告的事。
那时，陈独秀不住在自己的寓所，另外找了个女人住小房间。他除了隔几日来和李达等人会面外，大家都不知道他的住所。他究竟每天做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他除了到李达寓所取几封信回去作答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工作。所以与马林他们开会，报告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他后来还与马林大吵， 要闹独立。陈独秀说，“每月只拿他们两千多元（共产国际每月给党的津贴），事事要受支配，令人难受。中国一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这样，陈独秀接连几个星期不来与马林会面。
向：当时李达对此是怎么看的？
王：李达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如不与国际相联系，简直太闹笑话了，所以他和张国焘几次去劝陈独秀。但陈独秀个性倔强，坚持己见，好不容易才劝来他和马林会面。
向：我看过罗章龙1979年写的回忆说，“马尝称仲甫为‘火山’，又一次在中央会议上，仲甫与马因争论，致使会议不能进行，我当时任三大中央常委会秘书，只得宣布暂时休会。马林心平气和去邻室抽烟，陈仍余怒未消。片刻后我说：‘时间已到，继续开会。’马问：‘火山是否熄了？’我说：‘熄了！’马林说：‘革命党头脑应该冷静。’时润之也在场，会议结束后，润之提议，以后开会，大家不能发脾气。我们均支持，作为公约。”[6]罗章龙对马林的回忆基本上都是正面的。
王：据张国焘回忆,马林这个人确实也不是很讨人喜欢。张国焘说，李达自己也不大愿意与马林打交道。那是因为马林“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威金斯基迥然不同。他与李汉俊及李达第一次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虽然“李达很注重我们与共产国际间的关系，自己则不愿和他们打交道，故希望我能与马林谈得来。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我当时想到马林和李达也许是两个戆头，恰好碰个正着”。[7]
张国焘还回忆说：“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活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已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到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谈吐往往过分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来，就觉得他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8]这也许是马林不能与陈独秀们共事的原因。
向：李达后来脱党，据说就因为和陈独秀闹翻了。
王：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邀请去湖南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到了1923年暑期，李达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对国共合作事宜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国共合作既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是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际需要；但是怎样合作和采取什么形式合作，无论是共产党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都有不同的意见。就共产党来说，当时担任党的书记的陈独秀，他考虑中国革命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因而采取了后来被称为的右倾立场，主张共产党全体加入国民党，全心全意做国民革命，等到将来条件和时机成熟以后，再做社会革命，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次革命”。但李达却坚持他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的立场，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本身应当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
这时，陈独秀就以家长制作风来对待李达。李达后来回忆说：“暑假时，我去到上海，会见陈独秀，谈起这个问题，他是主张党内合作的，似乎已经由他决定了。他问我的意见怎样？我回答说，我是主张党外合作的。我的理由还未说完，他便大发牛性，拍桌子，打茶碗，破口大骂，好像要动武的样子，幸亏在座有一两位同志劝住了。我心里想，像这样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但他在当时已被一般党员尊称为‘老头子’，呼‘老头子’而不名。我当时即已萌发了脱党的决心。”[9]
向：要是没有这次分歧，李达就一定会留在党内吗？
王：这也很难说，况且历史从来是不能假设的。李达原本是很尊重陈独秀的，从日本回上海就寄住在陈独秀寓所，又在党的筹建时期受陈独秀之托担任党的代理书记。现在见陈独秀这样独断专行，大失风度，他也一气之下，拂袖而去，直返长沙，脱离了他亲手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说，李达脱党主要是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又受不了陈独秀家长式的霸道作风。
李达后来——特别是革命胜利后，屡次检讨。1949年12月，他重新入党时沉重检查了自己“当时脱离组织的动机”，说：一是不满意于陈独秀的鲁莽暴烈的草寇式作风。说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并无研究，在1922年党的二大前，他所发表的东西，只是当时一个新闻记者的水平。在陈独秀和张东荪论战中，陈对于张东荪主张中国要有资本的话，作了如下的反驳，说：“蠢才，我们反对的是资本家，不是反对资本。”（见《新青年》第六期）说这样话的人，他配做共产党的领袖吗？至于陈独秀在二大以后所发表的东西，主要是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代笔的，他自己并无主见，以蔡、张、彭等人的意见为意见，陈独秀只是领着所谓“老头子”的头衔而已。二是不满意张国焘的阴谋诡计的伎俩。三是不愿意参加示威行列。四是不愿意做国民党员。五是要专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愿分心于他务。六是他自己当时患着肺病。七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负担颇重。八是在主观上，自以为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即算是对党的贡献，在党与否，仍是一样。最后李达归纳说，小资产阶级意识过于浓重，以致思想与实践脱节——这是当年离开党组织的总的原因。[10]
向：我觉得李达所检查的八个方面的原因，是符合实际的，同时又表明他实际上是看不起陈独秀的。
王：就是看不起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而不仅仅是陈独秀的霸道作风。
向：李达所谓陈独秀的“反对资本家”而“不反对资本”就不配做共产党的领袖，从资本的原始积累来说是有道理的，但从市场经济来说却未必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与资本家不仅不能划等号，而且还是可以分离的。
王：李达也有其局限嘛。但是另一方面，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来说，又常常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李达、陈独秀毕竟都是书生，陈独秀不行，李达也未必行。他即使留在党内继续做党的领导人，不是陈独秀，也很可能是瞿秋白、李立三。李达自己也认为，实际上他的长处是做理论研究。而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理论准备不足，它一成立又立即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理论研究显得十分薄弱。李达脱党，但并不脱离革命，更不离经叛道。从李达一生看，他脱党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
1928年冬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李达坚持著译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在上海和北平的大学讲坛上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货币学和社会进化史等课程，成为蜚声学界的“红色教授”。这一时期他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社会学大纲》等专著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河上肇著)、《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卢波尔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等著)等译著。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给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带信说：“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1949年5月，李达在中共华南局组织的护送下，由长沙转道香港到达北平。5月18日，毛泽东在西山双清别墅会见李达，并握着李达的手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位客人你们就不要管了，今夜我们得好好谈谈喽。”李达先说了他这次北上的经过，说：“我离开岳麓山时，乘坐的还是国民党兵站的汽车呢！”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李达还不负程潜重托，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的政治形势，转达了程潜决心起义、走和平解放之路的意思，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向：湖南的和平解放，李达是立了大功的。
王：这是肯定的。李达与毛泽东会面，还说了大革命以后的情况，后悔自己没有跟他一道秋收起义，一道上井冈山，表示自己愧对党，愧对毛泽东，现在虽然已届花甲，身体也不大好，但一定要为建设新中国尽绵薄之力。
毛泽东听了，充分肯定了李达始终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但也批评了李达脱党的错误。毛泽东说；你早年离开了党组织是一个错误，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但是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思想上没有离开马列主义，这是有益的事嘛，党是了解你的。只要是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你可以重新入党，我愿意做你的历史证明人，你去找找刘少奇和李维汉，请他们做介绍人。随后，1949年12月，李达便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且不要候补期。
向：李达因此很感激毛泽东吗？
王：李达对毛泽东的关切，一再表示感谢。后来一说到这件事，他总是激动地说：这么多年了，毛主席没有忘记我，党没有忘记我。是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和鼓励，才使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
毛泽东还特地询问了王会悟。但因他早已与王会悟分手，所以对毛泽东的询问，他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王会悟母女在抗战胜利后，曾由李达写信请邵力子帮忙，搭乘民主人士乘坐的船只由重庆到达南京。此时女儿心怡正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上学，李达随后给她写信，要她们母女去找南京军管会主任柯庆施。柯庆施1920年同王会悟一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他热情地接待了王会悟母女，并于7月安排她们去北平，也住在北京饭店。虽然李、王二人同住北京饭店上下楼层，但他们既已分手，也就只能是朋友了。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每次去北京，都去看看王会悟。因为王会悟一直没有工作，也没有公费医疗。李达便将自己的收入分成三份，他和石曼华留两份，另一份给王会悟，直到李达“文革”遇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会悟终于有了一份固定津贴，享受公费医疗，颐养晚年。她1993年辞世，享年九十五岁，这是后话。
向：我在一个小报上看到，说那天李达和毛谈至深夜，毛就留他睡在自己的床上。有这种可能吗？
王：这是事实。李达那时因胃穿孔出院才不久，身体尚未完全恢复，谈着谈着就有点支持不住了。毛泽东看到他那疲惫的样子，便要他睡在自己床上，开始李达硬是不肯，要请秘书另外找个房间，在毛泽东一再坚持下，他才睡在毛的那张硬板床上。对于这份难得的殊荣，李达从双清别墅回来后，便向他的零陵小老乡唐棣华讲起了严光“加脚于帝肤”的故事——
东汉严光，字子陵，刘秀的好朋友。但刘秀做皇帝后，严光却隐居不见了。刘秀好不容易打听到了严光的去向，派人请他来朝。刘秀以皇帝之尊，白天陪他喝酒吃饭，晚上与他同榻睡觉。可是，严光为考验九五之尊的这位朋友，在龙床上睡不到一会儿，就把脚架到了刘秀的肚子上。刘秀自然很不舒服，但怕弄醒严光，就轻轻地把他的脚搬开。哪知过一会儿，严光一个翻身，脚又架到刘秀的肚子上了，弄的刘秀整个晚上都没睡好。严光如此跟刘秀睡了几个晚上，刘秀仍然没事一般。这就留下了严光“加脚于帝肤”的故事。
李达不无得意地对唐棣华说：“严子陵加脚于帝肤，忘其尊贵。我可没有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肤。因为我要秘书另外找房子，是毛主席自己不让。”
向：从此毛李开始了热恋。
王：也算是吧。 1949年6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李达任常委。6月15日至19日，李达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商讨成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6月26日，中国新法学研究会筹委会成立，李达任筹委会常委，随后任副会长。7月8日，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筹委会成立，李达任主席。7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筹委会成立，李达任副主席。8月，李达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一副校长和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副院长。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李达以无党派人士身份，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李达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和法制委员会委员。12月，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李达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湖南大学校长。
《新建设》杂志第一卷三至四期特辟“政协代表对于新建设读者要说的最重要的一两句话”专栏，李达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毛泽东旗帜之下，全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结成了巩固的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政协。这人民政协，已经制定了共同纲领，就要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这是中国人民真正历史的新开篇！数千年来人民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历史，从此结束了！今日以后，我们人民成了新国家的主人。我们要担负起保卫新国家、从事新建设的伟大使命！我们要加紧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遵守共同纲领，各站在各的岗位，竭尽一切智能，用自己的劳动，继续创造我们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
向：可见李达之虔诚。
王：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朱德宴请程潜，有26人作陪。10月26日，程潜离京回湘前夕，毛泽东又在中南海颐年堂设宴饯行，有二十人作陪。两次宴会作陪者中除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外，有各方面的负责人聂荣臻、董必武、林伯渠、李立三、陆定一，也有李达和章士钊两位湘籍人士。
向：那么，是什么时候毛开始对李达态度变了呢？
王：我也说不准。在我看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受李达的“马列主义”影响是很大的。毛泽东在延安收到李达所寄的《社会学大纲》后，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写信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毛在延安讲“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也讲“零陵出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作为“董事长”邀李达“速来参与经营”后，李达角色就自然转换了，就一直在学毛，崇拜毛。1951年，李达主编《社会发展史》，在书中李达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社会观”，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应用与扩张”，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的总路线”。在毛发起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李达认为：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问题不外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所谓思想改造，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武装起来，确立五大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劳动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组织观点 ，引者注），打垮这思想上的三大敌人，作一个光荣的劳动知识分子。”
向：李达配合是很积极的。
王：他是怀着一种虔诚而愉快的心情配合的。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毛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李达非常佩服这两篇文章，并决定解说这“两论”。1951年上半年，他写完了《〈实践论〉解说》。他是一边写作，一边在《新建设》杂志连载，当年7月三联书店出了单行本。这里还要说到，《〈实践论〉解说》曾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赞赏。这年3月，李达将部分打印稿寄给毛泽东审正，27日，毛即回信说：“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信的末尾还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11]1952年，李达又接着写了《〈矛盾论〉解说》。此文也同样得到了毛泽东写信支持。李达认为，《矛盾论》和《实践论》一样，“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宇宙观，是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1954年，为了宣传新宪法，李达撰写了《谈宪法》、《学习宪法，拥护宪法》、《热烈参加宪法草案的讨论》、《我国宪法是人民革命成果的保障和为社会主义斗争的旗帜》、《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等一系列文章。
向：我早知道李达解说这“两论”是非常有名的。
王：李达可以说是唯毛的“马首是瞻”。不幸的是，毛泽东建国后搬用政治斗争的方法，在思想文化界发动了一连串的批判和斗争，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梁漱溟政治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文艺思想批判等等，李达几乎都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作为一个李达研究者，我在感情上为他感到遗憾。
向：我倒觉得用不着遗憾。历史就是历史。现在我们研究历史人物是非，不是为了某个人，而是为了将来不重复历史。
王：我同意你的观点。
向：李达在这一连串批判中主要写了哪些文章。
王：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李达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武训是个反动派》及《再论武训是个反动派》。批判胡适时，他接连写了《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等六篇文章。他的胡适批判论著也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读了回信说，“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批判梁漱溟时，李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梁漱溟政治思想批判》；批判胡风时，他写了《提高警惕，认识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提高警惕，对一切反革命派作斗争》等文章。
向：在“反右”斗争中，李达的表现更是令人扼腕。他那时已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操守，如韦君宜所说，他连“良心”也牺牲了。
王：其实，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因1949年毛的胜利，李达就放弃了自我的价值判断。1957年“引蛇出洞”后，他则成为一名“反右”权威发言人。1957年7月4日，他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了《从右派分子的进攻看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改造》的专题发言，上纲上线，认为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的中心思想是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7年3月为止，是知识分子的严冬天气。在这段期间内，我国知识分子过着凄凄惨惨戚戚的生活，好容易才盼到了乍寒乍暖的早春天气”；费孝通的动机是向党进攻，大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甚至说，《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不是费孝通个人的抒情之作，而是章罗联盟的一个宣传文件”，“它的发表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12]他还主持过武大和湖北社会科学界的“反右”大会，发表了《批判马哲民的“实践与认识”》、《徐懋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整风运动的辩证法》等批判文章，打上了“李达哲学政治化”的鲜明印迹。
向：当时武大共打出了多少右派？
王：1957年武大右派总数占全校师生总人数的10%，为全国高校第一。其中中文系中三班27名学生，就有24名“右派”，中“右”2名，“左派”只有一人。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专家程千帆被打成“右派元帅”，中三班学生吴开岳则被打成“右派司令”。这当然有历史原因，但李达作为校长是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
向：读你的《李达评传》，我有一个印象：李达对毛在思想文化及政治上的一切运动，都是赞同的，包括毛的哲学政治化思想等等；但李达又毕竟是书生，搞了那么久教育，做了那么久的校长，他对毛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有保留的。他不是在这一点上存心反毛，而是觉得那样搞会破坏教育自身的规律。包括1958年的大跃进，尽管他写过《干劲加钻劲，科学大跃进》那样的文章，但他对大炼钢铁，以及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的提出，他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哲学家嘛。
王：你说得对。1958年前他一直很顺的，这从他的任职也可以看出。他1953年由湖南大学调任武汉大学校长后，还同时兼任了许多重要职务。1953年2月，他被任命为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自1954年起，他连续当选为全国一、二、三届人大代表。1955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哲学研究》编委；1956年当选党的八大代表和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并被推选担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1958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筹委会主任，接着任院长兼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等。
向：1958年他说了哪些不合时宜的话？
王：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肯定了武汉大学“教育革命”的成绩，而李达对这种“成绩”是持保留态度的。可当时的校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说：“过去的武大是一家腐朽不堪的大学，经过教育革命，要办成新型的武汉大学，要放卫星，要由武大师生员工办起现代化、正规化的新武大。”校党委书记刘真则提出，不按刘仰峤书记的意见办“就会犯历史性错误”。而李达见到的“教育革命”，就是“拔白旗，插红旗”；就是“政治挂帅，劳动上马”；就是让青年教师和学生“放卫星”编教材，与所谓资产阶级专家、教授“打擂台”。他产生了“不少疑问”：把教学改革提到“教育革命”的原则上是否合适？让先生、学生都参加生产劳动，是否会降低教学质量?是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搞什么“花生地里出哲学”，这简直是胡闹。“学生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他还说：“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倒的。”“搞革命不能靠空喊，要拿出东西来，要拿出有份量的成品，科学著作要拿到桌子上打得叮当叮当响！”
向：从你的书里，我看出李达和武大两位刘书记的合作是不太好的。
王：岂止是不好？后来矛盾公开化了。1959年1月，李达在学校党员代表大会上说：“全党干部和党员，都要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不但要大大提高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而且要使自己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这当然是说两位书记是外行。他还在一次全校教师大会上说：“你们要坐下来读书，要认真地读书。如果有人叫你开会，你就说两个字：‘不去’！”1960年11月，中央文教工作会议决定调整文化教育工作方针，提出“高等学校要把提高教学质量摆到第一位”。这时，李达似乎有了尚方宝剑，决心纠正“教育革命”的后果。翌年5月，他在武大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次重要讲话。这讲话后来还被指控是对1958年“教育革命的反攻倒算”。
向：他就说了这些？
王：他还多次说：“1958年教育革命搞得很糟，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损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学生给教授写大字报，批评教授，真是荒唐之极”。他还认为武大党委“不但不是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而且破坏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是书记一长制的结果”。
向：他这不是反对党领导学校吗。这些毛是否知道？
王：毛不一定都知道，但应该知道一些。因当时的武大党委书记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应该向毛有些汇报。我分析毛泽东后来疏远他的原因，一是毛泽东不像建国初那样谦和了，越来越变得帝王之气了；二是与王任重、陶铸他们的不断进言有一定关系。李达是学问家，可能对官场“潜规则”不是那么谙熟。如1963年湖北省委把武大调来两位党委副书记（此二人是1961年整风时调出的），李达坚决反对，见还是无效，他就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电报，请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杨秀峰是个资深的共产党人，第八届中央委员，解放前夕，曾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杨部长立即派人去武大调查李达请辞原因，然后给王任重打电话说：“请你们省委尊重李达同志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不要跟他过不去。”后来湖北省委才把那两位武大党委副书记的调令收回。第二年春节，王任重陪同陶铸来武大给李达拜年时还说：“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还请您老多加原谅。”
向：这些恐怕也是王任重和陶铸不喜欢李达的原因。我还猜想，这时的李达，可能还依仗和毛的关系，把毛当保护伞，其实毛心中的李达早已不是那个有用的李达了。[13]因为随着李达年龄的增大，“喇叭”的力度弱化了，而且很快出现了林彪那样的“喇叭高手”。尽管，1961年毛与李达相会于庐山，毛嘱他修订《社会学大纲》（即晚年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但此书对毛没有什么用了。也许，毛要其修订纯属一种客套。
王：李达在临死前几天，还请求他的“秘书”（其实这时是监督他的“特务”了）给毛送信。他信封上写着：“送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
向：信是怎么写的？
王：信就这几句：“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可毛泽东看到，已是8月10日了。毛当即便用他那特制的粗红铅笔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 八月十日”。[14]当天，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作批：“即送任重同志”。王任重后来说，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
向：这些都是后来的一面之词了。要是毛真的要救李达，只要将“酌处”改为“妥处”，李达不至于在十四天之后就含冤去世了。
王：正是这样。 李达死后第二天，遗体即被火化。当晚，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并宣读了中央批复的那份《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向：由李达之死，我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很有意思。
王：最后黄雀被人打下了，人被老虎吃掉了，老虎掉进陷阱里被土埋了。想想1949年后历次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这样。
向：你书中有一句话，说李达接受的是1930年代苏联的“哲学政治化”那一套，这给我启发很大，并由此让我想到李达整个学术的价值体系。有学者认为，二十世纪初中国本来有很多选择，但最后选择了苏俄式的革命道路，而放弃了欧美式的改良之路，以致中国一直是在走极端的一条路，好像是越左越革命，直到1978年才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王：前面已经说过了，1930年代是毛泽东学李达，建国后是李达学毛泽东，这是事实。当年毛泽东收到李达寄去的《社会学大纲》，评价极高。毛说他把《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并在自己的《读书日记》中记载了阅读此书的进度，书上还作了许多批注。毛还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郭化若说：“李达同志还寄给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15]这也可见，毛的马克思主义来源（或者说部分马克思主义来源）是从李达的阐释中得来的。建国后，李达学习毛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接连出版“解说两论”的两本小册子，称毛的《实践论》是“无产阶级实践的哲学”，是“中国革命行动的理论”，“是一个伟大的卓见”。还说毛是继列宁之后，把唯物辩证法推进到了“一个光辉的新阶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精辟的分析和光辉的补充”等等。
向：你在书中说到李达“文革”中质疑林彪的“顶峰论”。依我看，李达和林彪对毛泽东的谀词，其实也是一斤对八两——尽管他两的目的不一样。
王：那不能这样看吧。
向：1959年毛曾说要退居二线，以便专心读点马列的书，钻研理论问题，但事实上毛至死也没有退下来，一直忙乎着搞斗争，所以毛的马列主义，其实就是在延安“山沟里”学来的那些。李泽厚最近有一篇文章对毛的“内圣外王之道”分析得比较到位。他说，1949年“马克思主义在毛手里经由农民战争在中国创造出了新的圣王专政”，它“铺成了革命胜利后与传统王权相衔接的‘圣王政治’。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是‘阶级斗争’，‘秦始皇’是毛所理解的焚书坑儒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焚书坑儒’的真正含义在于统一思想、‘舆论一律’、心灵专政。它的途径是古今中外其他政党（包括苏共）所没有的‘思想改造’”。[16]李达可能就是“思想改造”最成功的典范。
王：有道理。不过，我要补充一点，毛的帝王之书也是读得很好的。
向：毛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伟人，而李达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匆匆过客，历史不一定记得他，而那些批武训、批胡适、批梁漱溟等文章，却被定格在历史的窗口。我读你的《李达评传》，才知道1980年代出有《李达文集》四卷，但我觉得他那些东西，是属于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的。近几年，中国社科等多家出版社纷纷出版“学人文库”等丛书，一套比一套出得精致，这些丛书中都没有“李达卷”也是正常的。
王：这是你的看法。
向：现在回过头来再谈谈陈独秀吧。李达1923年与陈独秀分手后，是不是在他后来的文章中说到陈独秀？
王：没有。倒是王会悟晚年回忆说：“陈独秀人很好，就是脾气很坏……”
向：我倒看到李达1959年3月27日写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李达说，“他（张国焘）是我的死对头”，“陈独秀也是我的死对头”。“陈独秀是个资产阶级左派，他不研究马列主义，只是文笔好，文章写得流利”。“他的领袖欲很强，恶霸作风，动辄拍桌子骂人……当时我说：你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陈独秀对社会主义认识并不清楚，有一次他跟我说：咱们上四川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算了。”[17]
王：是的，记起来了，我也看过这文章。
向：听着你的谈话，我在心里有趣地比较着陈独秀和李达这两个人的命运。陈独秀被开除共产党后，先是坐牢，后来在四川江津度过凄凉的晚年，但正是在这段落寞的日子，他反省了自己为之真诚追求过的马克思主义。而李达，那时正戴着“红色教授”的桂冠，在不知疲转的译著着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王：李达那时著译马克思主义论著自然是在继续他的理论贡献，问题是他根本还看不出斯大林的错误。陈独秀比李达高就高在这里，他在1930年代斯大林专制鼎盛时期就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18]
向：陈独秀那时是很清醒的。
王：陈独秀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自苏俄领导者“中途变节”，“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各国头脑清醒的人，乃日渐由怀疑而失望，直到现在，人民对于苏联虽然内心还怀有若干希望，而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陈独秀对苏联政府所作所为及其性质的认识，当时不仅中共和中国的托洛茨基派不能接受，连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认为有碍对苏邦交而禁其发表。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主任委员拟具第8432号公函，指责陈独秀的文章“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大公报》本来要刊载陈独秀的《再论世界大势》，即被禁止，开了一个天窗。[19]
陈独秀还尖锐地指出：“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20]
向：朱正先生说过，中共党史上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都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唯有陈独秀和毛泽东例外。陈独秀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不断否定自己。他中过秀才，后来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有人认为：戊戌变法时陈是“康党”，袁世凯时陈是乱党，后来陈是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要陈去共产国际，陈不去莫斯科出任东方部部长。之后陈独秀成了中国的托派领导人，坐牢几年，再后来又脱离托派。陈是第一个反省共产国际的人，也是第一个认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问题的人。陈独秀晚年叹道：“独裁制如一把利刀，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说实话，联想到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些悲剧人物，大抵是应了这话的。所以有人主张反思革命。
王：反思革命没错，但否定革命是不负责任的。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没有错，而是我们错读了马克思。如马克思讲人权，讲反专制，讲异化理论，可我们总认为这是马克思早期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这就是我们的错了。
向：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革命就是造反，是对现存制度不满的总爆发。你能说说陈独秀和毛泽东的异同吗？
王：那就恕我直说了。造反对于陈独秀来说，是贵族造反；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农民或者说是无产者造反。要翻身，要作主，是后者造反的目的；而前者造反，则是认为这个社会不合理，要去推翻它，是有理想的。这不是我的观点，而是西方哲人罗素的观点。
向：罗素的这段论述是在《西方哲学史》下卷里，我也读过。
王：陈独秀就是这么一个人。最后客住江津，谁的施舍都不要，宁愿卖文卖字，以致凄凉死去——就因为他的理想彻底破没了。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个悲壮的理想主义者，最后只能和着理想死去。?
向：陈独秀在江津致郑学稼的信中就说过：“列托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乃为一班‘俄迷’尤其是吃过莫斯科面包的朋友而发。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这是一针见血啊！
王：近年来关于陈独秀的书出得很多，陈独秀之所以成为热点，就因为他晚年有亮点。李达当年是看不起陈独秀的，大概他对陈独秀是不以为然的。晚年造反派批斗他“叛党”，他急了，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叛徒，是叛的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21]这也足可以看出他对陈独秀的态度。
注释： [1]王炯华《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一版，465页。
[2]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一版，283页。
[3]同上，282-283页。
[4]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一版，291页。
[5]见1949年《李达自传》。引自《李达评传》，89页。
[6]《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一版，108页。
[7]张国焘《我的回忆》，引自《李达评传》，89页。
[8]同上，89-90页。
[9]1949年《李达自传》，引自《李达评传》，127页。
[10]同上，128-129页。
[11]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一版，407-408页。
[12] 《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
[13]1965年李达曾将《唯物辩证法大纲》稿本送毛泽东审正，传说毛泽东对此有过批评：洋人古人和死人写得太多。但李达却舍不得割爱，只是在内容上作了部分删节，仍旧坚持这种完整而系统的历史追溯。（《李达评传》229页）假如李达加写了“今人”，也许他不至于被整死了。
[14]王炯华《李达评传》，481页。
[15]同上，252页。
{16]李泽厚《思想史的意义》，《读书》2004年第五期，53-55页。
[17] 《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一版，54页。
[18] 《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一版，560页。
[19]王思睿《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引自《书屋》2000年第4期。
[20]同上。
[21]王炯华《李达评传》，4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