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研究近代中国，就不得不研究曾国藩。而唐浩明早已是海内外著名的曾国藩研究专家了。
有人说：唐浩明是曾国藩百年之后的“红颜知已”。曾氏当时的内心世界，惟有唐浩明知道。我以为，说这话的人是认真读过唐氏文字的，无论是其三卷本历史小说《曾国藩》，还是《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等。记得十多年前，读到唐浩明的小说《曾国藩》时，我被怔住了——过去脸谱化的曾国藩竟成了鲜活的人物。后又读到《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等，更是服膺他对曾国藩的洞悉。
唐浩明说，“曾国藩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有值得借鉴之处”。“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在举世昏昏不明津渡的时候，他能提出向西方学习、徐图自强的构想，并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加以实施”，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20多年前，唐浩明就主持编辑出版了《曾国藩全集》，研读了曾氏的全部文字，对曾氏的功过是非自然了如指掌。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军时，杀降很多，是事实，但说曾国藩是“汉奸”，就很值得研究了。
早有学者指出，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军，一是清王朝统治得以维持；二是中国传统的孔孟文化得以保存和维系；三是打破了清王朝满族专制的格局，使汉民族掌握了一定的权利，加强了民族的融合，进而导致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的出现。难怪，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推崇他。毛泽东1917年给黎锦熙函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毛泽东早期文稿》 1990年7月湖南出版社，85页）著名史学家钱穆也说：“曾国藩在晚清，亦以文人参戎务。其讨平洪杨，先定一通盘之作战计划。治水师，造战船，自武汉而九江而安庆，沿江东下，卒克金陵……可谓其通文武兼才德而有之矣。”（钱穆《国史新论》，2001年6月三联版，344页）
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毛红军时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由曾氏湘军的《爱民歌》演变而来的。在对敌战略战术上，毛和曾氏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曾氏说，“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毋宁弗攻。守则必固，不然毋宁弗守。”毛则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曾氏主张“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毛则把“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为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有毛的研究者说，毛后来虽然一面倒，肯定太平天国，但在其著作中未见有贬损曾国藩的文字。
那么，是何时开始对曾国藩进行全面讨伐的呢？1930年代从上海大厦大学追寻革命到延安的杨第甫先生说：就在延安时代。据说当时的蒋介石曾以曾国藩自命，说明自己是正统；而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视为太平军一流。为了反对蒋介石，发动了对曾国藩的批判，产生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之类的文章，全盘否定曾国藩——这就是延安当年批判曾国藩的背景。在写这篇小文时，我又电话讨教朱正和钟叔河两位文史专家，他们都说，蒋介石是推崇曾国藩的，至于是否以曾国藩自居，未见诸文字。1949年后，对曾的批判沿袭至今。1980年代后，尽管学界有不少人提出异议，主张实事求是，重评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但一直未为主流话语所接受。
唐浩明是学者，他以自己的胆识，和现行的大中学历史课本唱了一个反调，第一个以文学形象正面表现了曾国藩，使曾国藩一下成了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著名近代史学者袁伟时曾撰文说，《曾国藩》“很可能和《三国演义》一样，成为千百年间广大中国人了解有关历史和人物的重要读本”（《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30页）。《曾国藩》也许不可能与《三国演义》相提并论，但出版十余年来，已印30多次，印数近百万套，这在当代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唐浩明对历史的贡献，似乎也不言而喻了。
二
文章写到这里，就要说到潘旭澜了。
潘旭澜是研究曾国藩的对手——洪秀全的。潘是上海复旦大学博导，正业是文学研究，但对历史也同样感兴趣，尤其是对太平天国的史料，年轻时便留心积累，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观点。1990年代以来，他开始发表关于太平天国的文史随笔，一篇篇见诸报刊，影响越来越大。200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让潘先生把此类文章集为《太平杂说》出版，立即在读书界引起轰动。记得此书上市时，一位老教授就极力向我推荐：“此书你一定要读。太平天国是个什么东西，读了你就知道一个大概了。”
对太平天国的研究，以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三家影响最大，流布最广。郭廷以曾编撰《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简又文认为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著述百万言；罗尔纲则咬定是“阶级斗争”，穷年皓首，著《太平天国史》，惶惶四大卷。罗尔纲称是持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但马克思1862年写的《中国记事》不知他是否读过。马克思在文章中说：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545-548页）我没读过罗氏的《太平天国史》，也不知他是如何自圆其说的。
对太平天国正面评价的始作俑者是谁呢？是孙中山。孙当时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借以激发民气，推翻清廷。孙还以“洪秀全第二”自居，褒称太平天国诸将领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1902年，他鼓励留日学生刘成禺搜集资料，写太平天国史。1904年成书，定名为《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作序，交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1906年，黄小配撰《洪秀全演义》，章太炎作序，序中希望“复有洪王作也”，此乃公然号召武装反清。革命党为宣传革命，尽量拔高太平天国和洪秀全，只取一点，不问其余，至于是否符合史实，当时根本不及考虑。但应该补说一句，此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也不是一律正面的，直到1949年后才定于一尊。
潘旭澜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是反叛的，自成一家。读过《太平杂说》的人都知道：洪秀全其实是一个科举的怪胎。冯云山是一个造神者，竭力包装这个“怪胎”；以致酿成了后来的太平军。潘旭澜说：“对于太平军造反，固然要看清引起造反的原因，同样要看清它的种种暴行，尤其是反人类、反文化的罪恶。”洪秀全用西方天主教的组织形式，宣扬拜上帝就可以升天国来蛊惑人民，其目的就是建立以自已“为领袖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实行彻底的军事管制和分配，完全剥夺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强制推行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
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天京”是怎样的呢？当时有一英国人曾作《中国战争叙述》，文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在南京时，我们住在忠王府，每日俱有鸡、鸡蛋等食品之供给，而不收我们的钱。看来他们几乎要废去一切货币之使用，而将全个社会回复到远古的家族制度，于其中一般人民之一切需要，只均有一个酋长供给，而人民均在其旗下服役者，这办法正是在南京实行的。此处现有王爷十一位，凡人必附属于一王，其名则在该王府注册，各人每日之食品均从该王府领用。现在食料甚少，而衣料则极多，盖有破苏州后所得者。有几次我们以金钱私行赏给为我们抬行李的工人——皆贫乏，困苦，饿到半死的苦力——但虽无头目在场 ，他们均不接受，盖恐一被察觉将受死刑也。城内各店铺均不准开设。惟在城外荒凉曾受兵燹之区间有一二冷淡市场，每日有少少鱼菜出售。”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也可看出当时的南京是个什么样子。
看来，太平军溃灭实在是中国历史的幸运。如果太平军造反成功，取代了清王朝，那中国的历史就将倒退到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了。
潘旭澜研究太平天国的方法是：以史料为依据，先从其制度入手，然后到人，如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洪大全、萧朝贵等等，说人说事，直面历史，夹以议论，入木三分。唐浩明的曾国藩研究较之有不同，他以历史小说手法，再现历史风云，把曾国藩及其家族将领以及同道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彭玉麟、李鸿章等等，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行文至此，唐浩明和潘旭澜二先生是否相识，尚不得而知。但我想，相识未必曾相逢。他们把一百多年前的生死“对手”搬出来，做着同样的研究，只是一个偏重于感性，一个偏重于理性。他们路径不同，但目的一致，好像开凿一条穿山隧道，一个从南面掘进，一个从北面掘进。如今隧道已经打通，庆典却遥遥无期……
我们常说要尊重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说起来容易，真正去做就不容易了。验验还告诉我们，要颠覆权威话语，马克思说了，也还有“国情不同”等因素；但唐浩明和潘旭澜的学术良知和道德勇气是值得称道的。
写于2003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