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衣柜前寻找什么的中年男子转过身来，五短身材，四肢粗壮，赤着的脚上满是泥巴，裤脚卷到膝盖。一双严厉的眼睛发出的冷光落在7岁的唐翼明身上，眼睛上面是紧皱的眉毛，再上面是光头。他不吭一声，仿佛见到了什么不情愿的东西。过了几秒钟，又转过头去继续做自己的事。他是伯父。即使六十多年后，唐翼明也常想起这让自己满身冒寒气的一刹那，“它预示了我未来的某种命运。”
这是1949年春天，国共两党局势越来越紧张，唐振楚——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任机要秘书——把3个孩子塞进湖南衡阳乡下老家来的两顶轿子里，摇晃一百多里送到了金溪庙哥哥家。7岁的小少爷唐翼明带着6岁多的妹妹、两岁多的弟弟唐浩明，开始了一生颠沛。
在台湾，唐振楚官位高升，担任过总统府副秘书长、考选部部长、台湾联合国劳工局局长等，却三十多年不得见骨肉。而唐翼明几经沉浮，成为新中国第一位研究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唐浩明成为写出《曾国藩》的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曾经同样聪慧的妹妹，却在8岁时跌落马桶，死于痢疾。
好像是我把她叫死的
“那里还有什么好回去呢？”年届古稀的唐翼明已经58年没有踏上金溪庙的土地。他记得那条蜿蜒的小河金溪，开启了他对河流最初的喜爱，这种喜爱以后陪伴他走过了许多地方。他还记得，在那里他失去妹妹，远离弟弟，寄人篱下，被伯父的无数耳光打掉了右耳听力。
被父母留在大陆是一场赌博。“父母觉得到了台湾，跟蒋介石关系很近的这一批人很可能要跟着跳海，要是我们3个小孩子也跟着跳海就太可怜了。如果国民党还有可能反攻大陆，最多几年。抗日战争也才8年，总不至于比抗战还长。伯父主动说，兵荒马乱的，他可以帮带孩子。正好两顶轿子从乡下来城里送人，会空着回去，就载着我们走了。”唐翼明说。
这一百多里的距离让唐振楚和妻子王德蕙后悔一生。
离开大陆时，唐振楚担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已两年多。王德蕙曾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之前的1945年，唐振楚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研究生部获得硕士学位，赴湖南省蓝山县任县长，年仅31岁，正年富力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县政整顿。裁撤冗余机关、修水利、重教育，亲自骑马走路行遍全县七乡一镇。在他的治理下，南山县以“无盗窃、无牌赌、无摊派”闻名全省。因政绩斐然，边远地区的县长唐振楚，连越几级成为蒋介石机要秘书。
这位大眼睛的瘦削官员长得更像书生，也被下属说过像时尚青年。常西装革履，手持文明棍。身高约一米七，明显高于他的两个儿子——这也是那个年代的营养不良刻在唐翼明、唐浩明兄弟身上的印迹。
赴台湾时，王德蕙已年近四旬，很难再生孩子，后来在台湾领养了一个女儿。因牵念3个儿女，大陆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扯动着他们的神经。唐翼明说：“父母后来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很大原因是要减轻精神压力。一切都交给主来担当。”
天性顽劣的唐翼明，幼时洗澡都会从盆里跳出来三四次，蹭一身泥灰，害得保姆次次上演追赶戏。到了伯父家，7岁的孩子自觉地收起顽劣，低眉顺眼。
伯父是农民，非常勤劳，农忙种地，农闲读书，还会请来老师，和自己轮换着教家里的孩子们读古文。唐翼明最早的古文教育就从这里开始，至今感激。家里糊窗户的纸有时还是父亲唐振楚小时候临帖留下的字纸，张黑女碑，从容疏雅。
睡懒觉会挨打，背书不好会挨打……唐翼明感觉得到“伯父对我们的待遇跟对自己孩子是有明显区别的”。但如果不是后来的土改，日子也不算那么糟糕。
1951年，土改工作队入村，唱歌、喊口号、舞红旗……9岁的唐翼明觉得好玩，拉着皮尺帮他们量土地。
深秋的一天，唐翼明抬水回家，惊慌发现大门上斜贴了白纸条，厨房开着，屋里没人。原来，伯父被划成地主，关押起来打，听说十指都钉进竹钉，还自杀未遂。伯父的田地被分掉，8间房只剩下两间。
唐翼明兄妹3人被划出去独立成一户，算作贫农，每人分到9分土地，住进伯父家被分出去的最破一间房里。9岁的唐翼明，就此成为一户之主。长大一些他才明白其中原因：按当地标准，平均每人有20亩以上土地才算地主。伯父家有八十多亩土地，一家7口，平均下来只算中农。可有人眼馋伯父的土地和财产，就想出办法，把唐翼明兄妹3人独立划出来。伯父的土地除以4，刚够地主标准。
3岁多的唐浩明被介绍去衡阳城里给一家理发匠作养子，改名邓云生。唐翼明和妹妹住在透光透风的土砖房里，睡在潮乎乎的稻草床上。一口锅，没有灶，煮饭的时候兄妹要轮流把脸贴在地上吹火，满屋都是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煮出的饭还是半生不熟。没有菜，就撒上点盐囫囵吞下去。
常和唐翼明考试争第一的妹妹开始拉肚子，从一天两三次到四五次、十几次、三十几次。没有钱买痢疾药，唐翼明只有每天扶妹妹去坐马桶。一天，妹妹把屎拉到地上，砍柴回来的唐翼明依乡下习惯，随口骂了句：“死鬼，你怎么还不死！”
第二天，唐翼明砍柴回来，妹妹已经从马桶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死了。
“好像是我把她叫死的。”这成了唐翼明心头永远的伤。
落榜的全省第二名
1954年，唐翼明考上初中，是全村惟一的一个。
他根本没想过会有钱去上学。失去弟弟妹妹后，他再去伯父家，更被嫌弃。此时，父母给伯父的赡养费又寄不进来了。
一天，乡长把唐翼明叫去，问他：“你想去念书吗？你妈妈在香港，你可以让她寄钱来，我们政府允许这个。你现在相当于是个孤儿，你妈妈寄钱还可以减轻我们国家负担。”
唐翼明从不知道妈妈在香港。7岁前的记忆许多都模糊了，只剩下些许片断：父亲抱着一堆金黄的芝麻烧饼从楼梯走下来，圆形的是甜的，椭圆形的是咸的，特别好吃；坐在漂亮的小汽车里去一位曹伯伯家做客，上车时唐翼明扣衣服扣子，下车时还没有扣完。后来躺在乡下草地上放牛时，唐翼明回想起来，有点笑自己：怎么会扣这么久？是夸张了么？几十年后他才从妈妈那儿确认，他没记错，曹伯伯家坐车真的只要两三分钟。
在香港的其实是妈妈的一个朋友。当时大陆可以寄信到香港，不能寄到台湾。有家属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官员，大都会想办法找一个香港朋友，帮忙转信、转钱。
妈妈给伯父寄过钱和信，唐翼明并不知道。土改期间，乡里扣下了妈妈的信。此时，乡长从柜子里翻出信，让唐翼明抄下地址。果然很快联系上了妈妈，也收到了上学的钱。
接下来的难题是如何去110里以外的新民中学，唐翼明听说那个叫呆鹰岭的地方离衡阳城很近，却没有人能告诉他怎么走。12岁的唐翼明天没亮就守在村子的石板路边，等待做小生意的挑夫路过，希望跟着他们去城里。
来了一个挑担子的汉子。唐翼明迈着小步子跟在后面，赶不上只好小跑。8月，太阳似火，他很快流起鼻血，连呼吸都困难起来。那汉子停下来，用井水浇唐翼明止血，请他吃了饭，分开的时候说：“不要怕，你这个奶仔（孩子）有出息，将来中了状元不要忘了我啊。”一直走到太阳下山，唐翼明终于到了学校，第二天腿肿得很大。
新民中学离衡阳城有10里路，唐浩明就在那里。唐翼明已经3年多没见弟弟了，他很怕真的丢了这个惟一的弟弟。
唐翼明摸索到衡阳二中理发匠邓家，也不敢说是亲哥，只说是表哥。唐浩明的养父母并不希望捅破这层关系。唐翼明每月去看望一两次，每次看完，给妈妈写封信汇报弟弟情况。
唐浩明在邓家没有兄弟姐妹。第一次记住这个哥哥，已经是1957年，他11岁。此时，唐翼明以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当时公认的湖北最好的中学——武昌实验中学。
唐翼明常感激生命中那些幸运的节点，此时就是关键的一个：“那时候开始反右，我正好在初高中交替的假期。依我的出身，如果早一年读书已经进了高中，很可能被打成右派。如果迟一年读书还在初中，很可能不让我考高中了。那以后读研究生什么的，都不可能有了。”
走在布满夹竹桃的红石大道上，唐翼明踌躇满志。他在任何考试和比赛中都所向披靡，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即使因为出身不好，不能入团，不能当班长，也可以当技术干部课代表。这让他几乎快忘记自己的身份——“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
高考后，唐翼明信心十足地报了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他已经不屑北大、清华，他一心学科学，理想是拿诺贝尔奖。可放榜时，连专科名单上都没有他。更绝望的是，后来他知道，自己的成绩是全湖北省第二名。
他躺在床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一切的努力都失去方向了。
校长何为留下了他，教初中俄文。18岁的唐翼明给十三四岁的学生们上课，开始了中学教师生涯。
学理科比较安全
唐翼明再一次见到弟弟，已是5年后了。
1962年，正是饥饿引发逃港浪潮时。“我妈妈听到消息说，通香港的口政府会放开一个礼拜，赶紧写信让我去广州。她立刻从台湾赶到香港等我，让我趁这个机会过去，什么都不要带。”
唐翼明向学校申请的理由是妈妈害了重病，在香港开刀，需要亲人签字。学校坚决不肯放行。唐翼明又申请说那让我到广州，至少可以和妈妈通电话。那时，广州有电话可以直接拨通香港，武汉没有。学校终于批准。
赶到广州时，“那个口已经关掉了。我不会讲广东话，不可能自己走到边境，因为很快就会被人识破，只好先找个旅馆，住了半个月。妈妈很着急地想办法，最后说要弄个假护照。可弄到手时，我已经回武汉了。妈妈气得晕倒。”
回武汉前，唐翼明路过衡阳看望弟弟。客厅里搭一块木板床，准备让唐翼明睡。唐浩明记得清楚，正坐在外面聊天，突然派出所的人出现，要查证件，以前从来没见过。“可能校方把我的事情报告给公安局了，他们来核实，我是不是来衡阳了。”唐翼明说。
唐浩明隐约知道了些自己的身世，毕竟父母是衡阳名人，不时有风言风语传入耳朵，但他并不多问。他从小是听话的孩子，也像哥哥一样得演讲比赛奖、作文比赛奖，但他拿得最多的奖却是哥哥从来没有得过的“三好学生”。
这大概决定了两人将来研究方向的差异。喜欢飞扬跳脱的唐翼明研究飘逸潇洒的魏晋文学，倾向沉稳温和的唐浩明研究最守规矩的曾国藩。
1965年，唐浩明考大学。这也是一个幸运的节点，如果再迟一年，就会再等10年。考前一年，哥哥跑到衡阳，劝这个从小喜欢文史的弟弟考理工科。许多年前，母亲就在信里说，要科学报国，文史太虚，理工更接近国计民生。没说出来的话是，意识形态很危险，应该远离，学个一技之长。
唐浩明也知道，考文科的政治条件要求比较高，理工科宽松一点。“我很想上大学，学文还是学理是第二位了。”
填满的二十几个志愿里，南京的华东水利学院录取了他。
1967年寒假，唐浩明从学校回衡阳，在武汉停了一晚，第一次去看望哥哥，谈了半夜。兄弟俩把关系几乎说开了，却还是没敢捅破那层纸。“文革”的危险气息近在眼前，两人约好不再见面、写信、打电话。唐浩明说：“这件事10年以后才能说。”后来再见，果然相隔近十年。
养父亲口告诉唐浩明他的身世。针对养父的大字报很快贴了出来，罪名是收养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儿子，追查国民党高官是不是交给养父什么任务。还好他们连面都没见过，调查不出来什么，也就算过去了。
唐翼明则没这么好运。一天，教学大楼、过道、操场墙壁上半个小时内突然贴满了《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唐翼明》的大字报，唐翼明3个字用红圈圈起来，再加上一个大红叉。爱夸奖他的校长换成一张冷脸，平时的好朋友、老师成了喊“打倒”的领头人。20岁时唐翼明组织的文学诗社此时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他被无数次押上小桌批斗，学生们的拳脚、石头、棍棒招呼上来，重重的大牌子挂在脖子上，一点点嵌进肉里。唐翼明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把脚踏上他的背，踩了8个小时。
他想起了在伯父家受的冷眼，想起了读高中时是同学们眼中的外乡人和乡下人，想起了高考莫名落榜……他总是热切地想融入某个团体，却从不被接纳。
美国的博士
唐翼明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978年。
中央将要招收第一批研究生，但只限理工科。兴奋的唐翼明写信给弟弟，劝他去考。唐浩明放弃了，他1965年入学至1966年“文革”，只读了一年大学，没学到什么东西，考研究生肯定不够。何况他喜欢文科。
不久，教育部补发了通知，说文科也招生。报考最高年限36岁，正是唐翼明的年龄。他仔细读着邓小平的两项指示：一、不计较学历，有同等学力即可；二、不纠缠考生家庭出身，只要本人没有犯过大错误。他相信这次机会真的来了。
边上班边准备，3个月后，唐翼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胡国瑞，同学六七人，里面有后来的知名学者易中天。
唐翼明立刻打电话给弟弟，唐浩明高兴得不得了，立即跑到武汉见哥哥，说我明年也要考。
此时的唐浩明，连念书带工作，在水利部门已经待了14年。作技术干部，经常去乡下查勘水库、渠道、渡槽、涵洞。他并不喜欢这些，更愿意闲了去单位图书馆翻文史书，看看市面上罕有的《二十四史》。除了唐浩明，没人借这个，每本都是崭新的。
第二年，唐浩明考上华中师范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兄弟俩终于团聚。
唐翼明第一次有了被接纳的感觉。武大的樱花、桂子、荷叶、梧桐，在他面前展开了两年半最有归属感的生活。这甚至吸引着他三十多年后决定回国定居，留在武汉。
1979年1月，中美建交。但文科生尤其是中文系学生赴美留学还是不可能。唐翼明向武汉大学保卫部提出申请，要去美国探望父母。半年后，保卫部才傲慢地回复：“不要想去什么美国，公安厅不批准。”唐翼明的倔脾气一下子上来，大声说：“告诉你的上级，我唐翼明不接受这个决定！”砰地摔门走人。
此时，唐振楚是台湾考选部部长。初中后一直跟妈妈通信的唐翼明从来没有跟爸爸通过信。妈妈说他们离婚了，唐翼明的心里有了恨意。其实，那是妈妈说的谎言，他们怕仍在国民党里做官的爸爸会给大陆的兄弟俩带来灾难。
唐翼明决定给中央写一封信，把不让探亲的事捅到最高层。托朋友找武汉“文革”前老市长刘惠农的女婿帮忙代转。现在刘惠农和许多在北京的老战友一样，官复原职了。不久，保卫部通知唐翼明去北京，公安部副部长要亲自接见。
正是冬天，北京下着鹅毛雪，唐翼明裹着厚棉衣，跨进这辈子从未见过的最森严的衙门，只觉得有股热烘烘的暖气扑来。真热，唐翼明的汗沿着脖子往下流，却不敢脱了棉衣。副部长开口了，语气竟十分和蔼：“唐翼明，公安部决定批准你去美国，你们一家人都去。希望你去了美国以后，不要骂共产党，为祖国统一多做贡献……”然后当面拿起电话就打给湖北省公安厅，转头跟唐翼明说：“你明天回武汉就可以拿到全家人的护照。”果然，唐翼明回武汉就拿到了全家人的护照，不过去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时，只批了他一个人，怕有移民嫌疑。
为了赶在签证1981年3月过期前到美国，唐翼明申请了提前毕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拿到文凭的硕士研究生，答辩规模几乎空前绝后，考一个硕士，请来9位教授（实到8位）。学校大礼堂里挤满三百多人，太多人想看看研究生答辩该怎么进行。此后的读书和教书生涯里，唐翼明再未见过这样规模的答辩。
1981年，唐翼明进入父亲就读过的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师从著名学者夏志清。10年后，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同班的近三十个人里，只有5人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包括作家查建英，但她后来没写论文，放弃了博士学位。最终只有3人拿到学位，唐翼明又是第一个。
钻研曾国藩
哥哥花10年时间读博士时，弟弟也用10年时间做了一件事：研究和书写曾国藩。
1982年，唐浩明毕业后进入岳麓书社做编辑，一年多后开始担当《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曾国藩生前留下的大量批牍、奏稿、家书、公文等，一直封存在当时的湖南中山图书馆里，满屋厚厚灰尘。年代久远，资料已经纸脆卷黄，甚至被蛀虫咬得支离破碎，每翻开一页都得小心。图书馆不同意出借。唐浩明就把社里惟一的复印机用板车拖到图书馆，一页页地复印了近半年。连图书管理员都感叹：“从来没有看到有哪个人这样做死地搞事。”
唐浩明无数次跑向所有可能有相关资料的科研院所，搜罗的资料与后来全集实际成书的1500万字，比例大约是10：1。《曾国藩全集》1984年推出第一本，到1994年出齐，共30卷。
一字一句啃读的笨拙读书方式让唐浩明看到了太多历史的细枝末节，这是历史学家们常常忽视的。他写起了曾国藩研究论文，曾国藩不是后来所说的汉奸和历史罪人，也不是先前所说的“一代完人”、“千古楷模”。读着曾国藩留下的文字，唐浩明感受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抑郁悲凉，那种理想和所处时代之间巨大的矛盾。
1986年，唐浩明开始动手写小说《曾国藩》。为了有更多时间，他辞掉了副总编的职位。白天编全集，晚上写小说，忘记了休息日和过节。他也不确定能不能出版，更没指望会有多少稿费，“我有工资的。”
4年后，1990年8月，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第一部先在台湾出版，因为大陆这边出版社迟迟不定能不能接受这种史观。3个月后，湖南文艺出版社以《血祭》为名也出版了这本书。随后两年，出版了第二、三部。
小说受到的欢迎出乎唐浩明意料，几乎整个华人世界都在谈论它。正版总印量超过一百万册。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将它列为20世纪华文小说百强之一。2003年，获得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2006年，《财经时报》推出的“中国作家富豪榜”上，唐浩明以820万的收入名列第六。至今哥哥唐翼明还记得：易中天是第七，余秋雨是第一。
“还是他猾，我们都花10年做一件事。他写完小说名满天下，我念完博士没人知道呀！”唐翼明哈哈大笑说。
特权与清廉
唐翼明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样子是1979年，武汉大学图书馆里。
那个专门的图书室只有教师和研究生可以进去，里面摆放着香港台湾出版的书籍，锁在玻璃柜里。有充分的理由才可以跟图书管理员借阅，不能带出去。
唐翼明看到一本《中华民国名人录》，猜想父亲应该在里面。他向图书管理员声称自己在研究胡适，借出了这本书。
他很快翻到了父亲，2寸的小小照片。第一感觉是“很瘦，哪里像什么大官”。完全不像反复想象过的样子。
唐翼明告诉了弟弟，这本书名刻进了唐浩明脑子，他在自己的学校没有找到。毕业去了出版社后，总算查到了这本书。
博士毕业后，为陪侍父母，唐翼明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任教，成为大陆去台湾的第一个教授，至今也是大陆去的教授中惟一由台湾教育部正式认定的。
“因为其他教授都不可能像我一样有中华民国户籍。那时我父亲是中央委员，提案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公民地位，蒋经国亲自特批。”本来按照台湾法律，只有年满70岁，或者不满16岁，有直系亲属在台湾，才可以投靠入籍。唐翼明笑着说：“因为那时候还是国民党一党专制，现在马英九都不能批，要不然会被民进党骂。”
这是唐翼明难得享用的父亲特权。谨慎细心的唐振楚一向循规蹈矩。“他比较内向，不喜欢交际，可能因为这种性格，才会做蒋介石秘书。我们两兄弟有时候想让他多讲点蒋介石的事情，劝他晚年写回忆录，他都不写、不谈。”
有时候客人来拜访父亲，父亲接待一下，就进去读书了，留下母亲跟客人谈话。母亲是唐翼明这辈子见过的最能干女性之一，她可以把二十几人聚会中的每个人都招呼得很好，让每个人觉得受到重视，宾至如归。
“妈妈的性格大多遗传给了我，爸爸的性格就遗传给了弟弟。”唐翼明说。
唐翼明从未见过喜欢交际的母亲有任何首饰。她的衣服只有几件比较好的旗袍，其他大都是在路边摊两三百块台币买的，不到人民币一百块钱。妹妹告诉他，小时候去爸爸的办公室玩，想拿点纸和铅笔回来写字，就被骂一顿，说公家的东西怎么可以拿。
父亲的老司机告诉唐翼明一个笑话。有一天老司机有事过不来，父亲坐计程车去上班。父亲记得清楚，在离总统府还有一两百米的地方停下，计程车会少跳一次表，少几块钱。到地方父亲让司机停，司机不明白什么意思，还是把他拉到门口，结果跳了表，父亲带的钱不够了。父亲怪他不停，司机把他说了一顿：你这么大个官还差这几块钱，没钱就不要坐。弄得父亲很不好意思，还得从同事那里借钱付款。
“我父亲相当清廉，比较起来我浪费太多。在我看来，国民党那批老的大官普遍还好的。我父亲做部长的时候有秘书和专车，后来做总统府的国策顾问时，也还拿工资的，就没有秘书和专车了。不会当一次部长，一辈子都有这些。”唐翼明说。
1999年7月，父亲突然去世，享年85岁。2003年10月，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96岁。
年过花甲的唐翼明忧郁症复发。一切看似照旧，却像有一张无形的膜把他和世间隔开了，他对膜外的事情一件件失去了兴趣，常常想到死。
药物治疗渐渐控制住了病情。唐翼明想到回家，回武汉。2007年，飞机在香港落地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突然感到一阵轻松，一阵狂喜，说起来很难相信，我一下子觉得忧郁症没有了。”
永远的边缘人
8月，上海，新书《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在书展举行发布会。唐浩明从长沙飞来助阵，兄弟俩一年能这样见上两三面。同来捧场的还有唐翼明的同学易中天。
眉飞色舞说话的总是唐翼明，唐浩明静静坐在旁边，听哥哥讲到记不清的年代或专有名词时，会斩钉截铁地插话。唐翼明就会点点头：“对，还是你记得清楚。”
又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杨度》和《张之洞》后，唐浩明封笔不再创作小说。他又回到曾国藩研究，开始点评曾国藩家书、奏折等。近三十年研究同一人，唐浩明说这是古话“一经通”：“如果你真正弄懂一部经书，其他的都会融会贯通。曾国藩是中国文化集大成者，你弄通这段历史，也会弄懂中国的学问。”
唐翼明住在了武汉。四十多平方米的大阳台面朝他最喜欢的长江，唐翼明亲切地称它阅江楼。
他常觉得自己是边缘人。童年少年不必说，在美国时，即使拿了护照，也处处感到不融和。“我的老师夏志清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地位那么高，基本是头号人物，但在美国还是边缘。搞人文的就是这样，余英时那么厉害，学术成就还是需要本民族确认。如果这个国家整个社会国际地位低，你在外边就被边缘化。”有时在街上看到夏志清戴着帽子，提着塑料袋走在雪中赶回家，唐翼明就觉得看到两个字——寂寞。“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
到了台湾，唐翼明仍然是外人。他是台湾学界眼中的大陆学者，而大陆学界又早已把他称为台湾学者。他的《魏晋清谈》入选台湾出版物金鼎奖时，一位评选委员轻轻说：“作者是刚从大陆来的。”就立马落选了。
回到家乡，尴尬的事情还是会来。在百家讲坛讲解《颜氏家训》，录到10讲中的5讲，突然被支吾着告知不能再录了。原来换了新领导，顾虑到唐翼明的台湾背景，暂时停录。同时停录的，还有另一个台湾的教授。
“这就是你的宿命。”他在自传散文集《宁作我》里引《世说新语》里的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2012年元旦，正逢唐翼明70岁生日，儿女和妻子都在美国。唐浩明怕他孤单，专门从长沙赶来陪伴，聊天、吃饭，包了个一万元的大红包。
那个觉得自己“永远在家里，又永远寄人篱下”的唐翼明，知道自己正享受此刻，也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