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96周年纪念日，本刊特别刊发胡德平撰写的此文，作为对胡耀邦同志伟大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风范的敬仰与怀念。
一进藏区
胡耀邦同志第一次走进藏区，初识藏族僧俗群众，是在1935年的长征路上。那时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合，一度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没有成为石达开第二，还获得了长达三个月的行军、休整、走过茫茫草地的时间。
1935年8月，在红军草地行军间隙，彭雪枫、冯文彬、张爱萍和胡耀邦不期而遇。总政巡视员冯文彬来部队慰问视察工作，随身带来一口袋藏胞晒制的肉干，四人在一块干燥的高地上席地而坐，分享美食，仰望天空一轮明月，诗兴大发。张爱萍首吟一句：“牛羊肉干邀明月”；胡耀邦接道：“水乡泽国无酒喝” ；彭雪枫第三句：“该请老乡杜康来”；冯文彬收尾：“打倒老蒋醉弥陀”。四人吟罢，相视鼓掌大笑。该诗每人一句，脱口而出，不讲音韵，没有格律，面对死亡，竟如此豁达，有如此情趣。当时藏族同胞的一块肉干、一坨糌粑都可能救活一条生命，一饭之恩永记红军将士的心间。
余建亭同志曾为毛泽东和海伦·斯诺女士做过三次翻译，以后分别在抗大一大队、军委组织部、军委直属政治部和耀邦同志一起工作过。据他转述，耀邦同志在甘孜、阿坝藏族地区为红军筹集过军粮。解放初，邓小平同志曾告诫在西南工作的同志们：当时革命的重担压在这些地区的藏胞身上，他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又说：红军北上时，也有违反纪律的事情发生，饿慌了，为了生存，做了些对不起藏族同胞的事情。“文革”后，耀邦同志见到一些藏族同志及代表人士也说过类似的话：“对不起了，那时没有办法……”
1935年9月，红军走出草地。鉴于红军在甘孜、阿坝地区掉队的人员不少，一些年纪较大的同志和女同志也需要关照，彭德怀同志提议并指派耀邦同志做红军后卫部队收容队的工作。父亲的秘书李汉平同志给我转述过父亲的这段经历。我也有些记忆，父亲曾说过，杨至诚将军就在收容队里生活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月15日，十八兵团六十二军党委在广汉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贺龙、王维舟、周士第等军区领导和兵团领导都出席了会议。刘忠军长传达了向西康进军的战斗命令，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代表兵团党委在会上号召：
党把解放西康、建设西康的光荣任务，交给你们六十二军了，你们必须去！必须马上去！那里有三百五十万人民还呻吟在反动封建势力的统治之下，过着非人的生活，迫切要求我们去解救他们。西康有四十九个县、四十五万平方公里土地，它的面积等于三点七个福建省，四个半浙江省，比四川省还大四分之一，是祖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西康与西藏、云南同为祖国西南边疆重地，需要有一支坚强的边防军，保卫我们神圣的国防。那里有丰富的矿藏、广阔的草原和望不尽的原始森林，是我国未来的重要的工农业基地。……你们必须作长期打算，在解放全康之后，安下心来，既是一支光荣的边防军，又是建设西康的工作队，把荒凉落后的西康，变为文明美丽的西康。为了完成历史赋予你们的光荣任务，要有对我们事业无限的忠心和大无畏的勇敢，要准备进行长期的严重的斗争，共产党员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所有的干部要以身作则，随时随地团结带领群众，去创造为人民的光辉灿烂的史绩……
由于历史的机缘和共产党人的觉悟，耀邦同志对藏族人民充满着感情，对于祖国每一寸神圣领土都怀有一种无以言表的责任感。据亲历者当时的记忆，贺龙、王维舟、周士第和耀邦同志对六十二军官兵的动员 “像火一样的讲话，雷霆般的号召，燃烧和激励着每个战士的心”。
二进藏区
耀邦同志第二次接触藏族同胞，处理藏族事务，是在1950年。他当时在四川川北行署工作，当时无四川省，只有四个区行政公署和直辖市重庆。川北行署西部的平武县和青川县生活着藏族的黄羊、白熊、虎牙三大部落，四千余口人。今天的四川王朗熊猫自然保护区就在这里。藏胞的生活很苦，国民党政府又诱使他们铲除青稞、洋芋、荞麦，改种鸦片烟，不少藏胞也吸食起毒品来。
1950年5月30日，川北行署筹备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确定平武藏区两个代表名额。但藏胞思想顾虑很大，怕出远门，怕回不来，又怕到了外面吸不上烟土。耀邦同志听说以后，告诉平武县委：藏胞来开会，可以带烟土。他们吸食毒品是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和愚民政策的结果，今后我们共产党有责任帮他们把烟戒掉。
这次会议，行署决定免去藏胞三年公粮，贷粮30万斤用于发展藏区生产，同时告诫他们，藏区的烟毒一定要禁绝。耀邦同志还希望藏民从畜牧、粮食、养蜂、打猎、挖药五个方面发展经济。
行署的决定使平武藏区欢腾雀跃起来。往年短暂的夏季一过，很快就是满天飞雪的天气，无人从事生产。但今年这时却是另一番景象，妇女织麻布、毡子，小孩牧羊喂猪，青壮年男子上山打猎。平武藏区还办起了第一个牧场，有专门牧工放牧。一个建设平武新藏区的热潮萌动了。
1950年7月30日，川北行署成立了“平武县藏族自治区政府委员会”。1951年3月，川北召开首届劳模大会，耀邦同志还特别强调，在藏区建设上，一定要执行有关生产、贸易、卫生、禁毒、文教五项方针。会上四个藏族劳模情不自禁地跳起“锅庄舞”，边跳边唱：“麦芒左征（人民领袖）毛主席！牢青格（伟大的）朱总司令！协绕月登巴（聪明的）胡主任（胡耀邦）！”
当时，耀邦同志也不是没有可能进藏的，他所在的十八兵团下辖的六十二军就有进驻甘孜、阿坝藏区的任务。但一位领导干部说了些不利于汉藏人民团结的话，毛主席听到后，立即进行了严厉批评，并严禁他进藏卫边！耀邦同志牢记此事，每言及此，总感慨不已。他对不讲条件、带病工作的老战友张经武、张国华和谭冠三，以及他们领导的进藏十八军，充满敬意。
由于有这一段工作的经历，耀邦同志对兄弟民族的习俗、文化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了一定的了解。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就听他讲过一句趣话：“我们汉族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民族同志却说‘孟获七擒诸葛亮’。”他说话的口吻十分平等。我想他的意思可能是说，都是中国文化，各有各的荣誉感也不是什么坏事。他大有楚弓楚得的包容气度。
1973年，我从西藏征集文物回来，给他讲述了西藏一些风土人情，其中一例是藏南的门巴族妇女身后都背一张小牛皮。她们都自豪地说，这是文成公主送给她们睡觉御寒的。他听得津津有味。那时，我的两个弟弟还没结婚，他脱口一句：“若有个西藏儿媳妇，我也欢迎呀！”
那年，我和几位老师一直走到藏南的兼则马尼，该地区就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北侧一点。那里风景真好，就是阴雨绵绵,难见晴天，我军有一个加强营在那里驻守。战士们告诉我说，这里战备很紧，生活艰苦。但他们都记住了一位总后首长，他叫李雪三。因为他视察过这里，亲身感受到印度洋的湿气在这里形成的大量降雨，因此特批给这里的战士一人发一件雨衣。父亲认识李雪三，他除了称赞李雪三同志工作深入之外，还表示，一个人若有自己的工作，还能经常出差外地，丰富自己的知识，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呀！我理解他的心情，当时他还蛰居家中，没有任何工作可干。
耀邦同志二进藏区，严格说他并未直接去过平武县的藏族部落，但区行署的工作进了藏区，且时间不短，我想也可算作他一次走进藏区的记录吧。
三进藏区
耀邦同志第三次走进藏区是在1980年5月，他和万里、杨静仁等同志飞抵拉萨，落实中共中央批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当时的西藏和祖国其他地区一样，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烈破坏，其破坏程度还远过于内地。原因何在？对一个还处在封建农奴社会的西藏来说，我党或以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民主改革，或以革命暴力手段进行民主改革，历史的现实告诉我们，我党不得已采取了后一种方式。问题出在民主改革以后，国内形势要求西藏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完全采用内地的方法组织人民生产、生活，划分阶级，开展阶级斗争。这对一个刚刚摆脱了封建农奴社会的西藏来说，完全脱离了实际情况，所行政策处处碰壁。所以当时的西藏，人民生活仍然十分艰苦，政治形势非常紧张，宗教生活基本停止，整个社会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耀邦同志此次进藏，据我所知是有思想准备的。首先，他认为首都北京与西藏及全国各地的情况均有巨大的自身特殊性，尤其是西藏。其次，他认为汉藏人民没有民族矛盾，矛盾反映在干群关系上。第三，川北区党委民族工作的经验对他有帮助。第四，他认为对宗教应有不断的改革。1959年他就说，这种改革应叫“宗教还原”，“就是还原到宗教本来的面目上去”。第五，他相信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教导，“少数民族自己管自己的事”。第六，他同意邓小平同志的论断，“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谁也没有这个本事”。当然更重要的思想准备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取得的治党治国的共识。
胡耀邦、万里到西藏以后，为落实中央关于西藏座谈会精神做了大量工作。耀邦同志对西藏工作讲的六条意见和他来前的思想准备一脉相承。这就是西藏地方的自治权应该名符其实，必须放宽政策，与民休养生息，一切从实际出发。万里同志原计划还要亲到亚东边镇，向印度等国宣布开放边贸、边民自由往来的政府声明。
1984年，耀邦同志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号召全党对西藏问题要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他认为否定西藏和内地的同一性和其特殊性都不对，尤其是它的特殊性。别的不说，就是其自然地貌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此其一。其二，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的历史痕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其三，对历史悠久的藏族的民族心理要特别研究。其四，宗教信仰在藏民中有长期深远影响。其五，世界舆论关注此地，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势力总想插手其间。
耀邦同志生怕一些干部不能把中央的政策和西藏实际结合起来，思想被束缚禁锢不得解放，有无穷的担心和禁忌，心神不宁，总在嘀咕现在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是不是会削弱？宗教影响是不是愈来愈大？会不会出现新的叛乱呀？耀邦同志认为，如果把这些问题“孤立地加以强调，那就很难真正解放思想了，也就不可能认真思考另外一些本来应当更多思考的问题了。结果你们担心的那些问题，反倒不可能真正解决。”
知道耀邦同志到西藏之前的思想准备，及1984年他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针对西藏干部心中疑虑的解答，我认为有助于了解他1980年在西藏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四进藏区
耀邦同志第四次走进藏区，是1983年7月到青海的海南藏族自治州恰卜恰镇进行视察。他向海南自治州发出“站在四个前列”的号召：即在全国三十个自治州里，“站到民族团结的前列”，“站到发展经济、发展牧业经济的前列”，“站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前列”。他到了淌河公社甲乙生产大队，走进藏族牧民塔兴加的帐篷，详细询问了牧民的牲畜和生活情况。还特意问到藏族妇女身上的装饰品及藏刀、藏靴的供应问题。
在视察海北自治州时，耀邦同志对三十四岁的藏族县委书记桑杰的成长格外高兴。他希望以牧为主地区的县委书记、县长都要懂得牧业，什么叫冷冻精液？什么叫品种改良？他希望地方领导都要重视草场建设，固定草场使用权，对群众“一是指导生产，另一个是指导生活，指导少数民族群众真正过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怎么指导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呢？7月31日，他在西宁市的胜利饭店向省领导干部发表了“立下愚公志，开拓青海省”的讲话。他说：能源方面要向水能、风能、太阳能要能源。青海地方的房屋建筑要改进，那种薄顶、薄墙、单层窗的老式房屋，不适合青海这样的高寒地区。一定要利用好青海五亿亩的天然草场，并为从何处打开“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门路而筹谋出路。在青海，他第二次发表了这种见解：“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势必要转移到大西北来。”
从五月到八月，耀邦同志陆续考察了新疆、甘肃、青海三地。他看到地处祖国西部地区诸省、区各方面的工作都大有进展，连贫瘠、干旱、高寒、穷甲天下的西北都开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他深受感染，并对党的十二大提出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任务更加充满信心。在耀邦同志看来，大自然给人类的赐予无处不在，只要党的指导思想对头，那么一个“地尽其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繁荣昌盛的祖国并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1984年，他应青海同志的请求，为黄河源头题了字。
五进藏区
耀邦同志第五次到藏区，是在1985年9月底，在四川甘孜、阿坝藏区的视察。这个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这是在党的十二大与十三大之间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代表会议，是党内民主的一次具体体现。会后第三天，耀邦同志即来到四川甘孜、阿坝等地视察工作。
这是耀邦同志整整五十年后，第二次重返长征路。在进入甘孜州泸定县的大渡河渡口时，他欣然提笔写下：“飞身可夺天堑，健步定攀高峰”十二个大字！
在号称“遍地财宝”的甘孜州，耀邦同志建议有些黄金和其他小矿点可由当地群众开发。在九寨沟，他建议让藏民直接办旅游。这反映了他在“文革”以前就开始酝酿的一种思想：国家的资源应全民共享共用。怎么共享共用呢？“文革”之后兴起的经济体制改革才得以破题。耀邦同志在改革之初就提出，全民资源除国有企业享用之外，公社、生产队、联户、个体四个轮子一起转，都可以享用全民资源。他号召各级政府对此要加强领导，加强管理。他说：“加强领导，就是要提供技术，放宽政策，做好组织服务工作。”总之，其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发挥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群众尽快富裕起来。”现在一些藏区出现的问题是，当地农牧民开发资源的权益、利益被边缘化，被牺牲了。官商勾结的不法行为却大行其道，这决不是全民资源全民共享共用之道。
还有一个生动的事例发生在阿坝藏族自治州。解放后这里建立十六个国有林业企业，共采伐了四千多万立方米木材。因为采伐大大过量，有的山头已经变成了秃山，结果留下二万五千工人无事可做，形成国家的“包袱”。耀邦同志对此问题发表意见：“不是卸包袱的问题，要把包袱变成财富。”他认为：“林区的人民要富起来，只有四条出路：一是营林，二是加工，三是采矿，四是修建。”最后，他满怀信心地鼓动大家：“端正指导思想，满怀信心地引导群众充分认识和发挥高原、山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开辟多种劳动致富的新门路，这是繁荣山区经济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大家知道，我国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制时有20亿亩耕地，这一政策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全面的集体林权改革的决定，涉及的林地达到25亿亩。这又是一笔极其宏大的财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耀邦同志认为集体林地一定要承包管理使用才有效益，但当时条件不具备。他若能看到今天中央的决定，一定十分高兴。
1986年2月19日，在广西南宁，耀邦同志回顾他的第五次藏区之行时说：“有些森林区、荒山区，他们的劳动对象是什么？你要强迫他种粮食，你不仅剥夺人家的经营自主权，而且剥夺他的劳动对象。你把他劳动对象剥夺了，这是违反经济学起码的常识。”他又讲：“为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要分开，为什么要给人民以经营矿山、森林的权利，这要从经济学原理上讲清楚，讲到点子上。”
耀邦同志这一观点如何？恐怕不同观点和意见还是很多的，但他的最终目的非常明确，在这次重返长征路的考察中，针对我国的“七五计划”，他概括两条：“一是工农业总产值，一是人均纯收入，我看要把人民群众的富裕放在第一位。”
现在党中央指示，今后西藏的经济发展是跨越式的发展，我想也可以扩大到整个藏区。这种跨越式发展不应只是对内地发展模式的模仿，也不是GDP年均增长百分之十二的速度，而是跨越封建农奴社会多方面痕迹的残留，区别于祖国内地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一条以民族群众幸福指数为目标的发展道路。耀邦同志五进藏区，他在这方面的调研，及留下的许多极有价值的理性论述，还需后人不断总结、推进、提高，经受实践的检验。
六进藏区
耀邦同志最后一次走进藏区，是1986年8月下旬第二次访问海北藏族自治州，又南下来到黄河九曲十八湾的第一湾黄南藏族自治州。他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去玉树、果洛两个藏族自治州考察。为何呢？有一段“文革”刚刚结束时的《人民日报》发布的消息，给他记忆很深。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人民日报》登了一篇报道，说全国第一首富县是青海黄河上游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县。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消息，谁会想到一个高寒地区的民族县竟是全国的首富县呢！报道说这里人均牲畜100头。我记得父亲当时看完这条消息后，第一句话就是自己问自己的：人均牲畜100头，是存栏100头呢，还是出栏100头，商品、商品率是多少？我知道，他于1975年在中国科学院讲“新长征”时，就讲到商品粮、商品率。我对商品没有什么理性和感性的认识，只是奇怪，为什么父亲这么关心商品、商品率的问题。
1981年，中央党校开办了第二期中青年干部学习班，也叫第三梯队培训班，当时有143名厅局级干部参加学习。耀邦同志和学习班的同志有两次面对面的谈话交流，一次是在玉泉山，一次是在中南海。143个干部分为两班座谈，耀邦同志对照名单，逐一交谈。其中有位1946年出生的藏族干部名叫白玛，耀邦同志对他说：你是培训班中最年轻的一个，你到过玛多没有，为什么那里人均收入最高？白玛回答，那里只有六千人口，面积是两万平方公里，人均牲畜100多头，主要是牦牛，人均年收入500元左右。耀邦同志对玛多县又加深了一层了解。
1986年8月20日，耀邦同志在尹克升、宋瑞祥同志陪同下，离开西宁驱车海北藏族自治州。路经高原的达坂山口，这里海拔3800米，已下了大雪，积雪没膝，但山下的门源盆地仍然是青翠的夏日时装。耀邦同志兴奋了，高原地区不但有不同季节形成差异的气候，也有不同海拔而别的气候。山口虽然纷纷大雪，山下却是绿色粮仓。他执意停车，要欣赏一下这里的风光壮景，点上一支烟好好消遣一番，不想风大缺氧，只抽了两口烟就灭了。
考察海北自治州后，耀邦同志又到黄南藏族自治州，中途还要翻过那座海拔三千多米的达坂山口。在黄南自治州，他强烈表示要到果洛、玉树作一次考察。他在1981年和白玛同志的交谈中，还提到藏族老红军扎西旺徐同志，问：你认识扎西旺徐同志吗？熟悉吗？他是青海藏族同志中唯一健在的老红军了，他曾给小平同志写过一封信，反映的问题解决了吗？政策落实了吗？是否耀邦同志还想亲自去看看这些地区落实各项政策的情况，去看看黄河、长江的源头呢？但终因当时的交通和一些特殊原因，未能成行。最后，他把玉树、果洛州县的领导同志请到西宁，做了长时间的交谈。
在十二天的青海考察中，耀邦同志行程一千八百多公里，访问了农村、牧区、工矿区和寺庙，同省委、省政府及八州 (地、市)十七县各族负责同志进行了无拘无束的座谈。8月27日他在青海党政军会议上做了讲话。讲话中涉及到的经济问题主要内容有三点：
第一，青海要把畜牧业放到比现在更高、更重要的位置。要狠抓牲畜品种的改良、草原建设和畜产品加工三个环节，用比较经济的办法扩大草场面积。
第二，要瞄准青海的石油、天然气、湖盐、水电等突出的资源优势，有计划地上几项骨干工程。
第三，要更大胆地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一是对外省的开放，一是对外国的开放。
讲话中涉及到党的建设、政治问题的主要内容有三点：
第一，从省到县，各级领导班子都顺利完成了新老交替。新干部有开拓精神等优点，也会有缺点、失误！退居二线的老干部要帮助、支持年轻干部工作，不要重犯过去那种动不动就把人打倒的错误。一切在青海艰苦奋斗的老同志，在青海历史上都应记下他们的业绩，要很好照顾他们。
第二，我国改革事业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中央正在考虑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同志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第三，即将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议题之一是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希望青海结合通过了的决议，把民族团结工作，宗教工作，树立民主和法制观念的工作做好。
耀邦同志最后说，我们取得了很多成绩，有些成绩不能估计过高，我国现在不是家大业大，而是家大业小。所以大家仍要奋发图强，努力开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大有希望。
